刘锐绍：公函治港的四大弊病

【明报文章】中央首次以公开公函形式要求特首就民族党一事提交报告，有4点值得注意。

其一，这种方式的实质就是落指示、下命令，客观效果就是进一步践踏「两制」。公函內提及的3点，表面上都没有伤害港府的自主权。第一点是北京「支持港府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令人感到禁止民族党运作是港府的原意和行动，北京只是「支持」而已。但看中国的政治，必须看其实质，还要把各种言行放在中共的政治文化之中考量，不能抽离现实。大量事例和政治现实已告诉大家，中国的其中一种管治模式，就是「精神感召」式的管治。所谓「精神」，就是中央的要求，但不以命令形式下达而已。

交报告的含义：按上级命令行动后交代

在政治问题上，谁都明白，禁止任何不利於北京的事情（就像今次的民族党事件），以及有利於北京的事情（例如早前的移交疑犯建议），主要原意都是来自北京，然后地方政府领会，继而行动。换言之，林郑月娥说「中央政府没有给过我任何指示，没有提过任何要求」，效果只是欲盖弥彰。她的角色就是「白手套」，说得不好听，就是「打龙通」而已。

公函要求港府提交报告，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上级要求下级提交报告，其含义和实质就是：「你要按上级的命令行动，然后给我一个执行命令之后的交代。」港府和建制人士说这不是命令或指令，只是掩耳盗铃而已。

京「適时出手」施压 无可避免伤港法制

其二，公函直接或间接驾驭或影响了法庭，是另一种破坏「两制」。港府消息说，中央在这个时候发出公函是「適当的时间」。何解？因为在保安局和行政会议禁止民族党活动的行政程序结束之后，在民族党申请司法覆核之前，这就是一个空档期。在这个时候北京没有具体行动，那么法庭会否接受司法覆核，以至假如接受之后如何判决，將有较大的自由度；否则北京在事后才表態或释法，那就被动了。所以，早点计算力度，「適时出手」，是北京认为的「上策」。

可是，这就像过去那样，先释法（甚至恶法）以符合北京的利益，加大政治压力，无可避免地伤了包括法制在內的「两制」。宣誓案就是典型例子。

其三，港府已是全方位配合北京的要求，保护「两制」的意愿和能力彻底消失。在董建华和曾荫权年代，港府官员（包括还未任特首的林郑月娥在內），或多或少都会衡量「一国」和「两制」的关係，有时还会「擦边球」（例如应付国民教育、法轮功、《基本法》第23条等压力）。但在梁振英和林郑年代，为了保护「两制」而「擦边球」的事情已不多见，意愿也愈来愈弱，因为他们都要向权力来源负责。

近期的移交疑犯建议，表面是因为台湾命案而修补法律上的漏洞；但实际效果就是一种借势的政治操作：把决定移交的权力交到特首手上，而特首已是全盘服从或感应北京的指示。虽然当事人可以上诉，由法院「把关」，但港府如何操作？拿出（或创造）什么证据？已引起市民很大疑虑。这次取缔民族党，效果有可能是另一次利用法庭为行政决定以至政治目而进行的「无奈护航」。

处理港独 毋须处处动用公权力

其四，禁止民族党活动的长远效果，將会增加中国封建王朝歷史重复的可能性。为什么北京如此害怕民族党的活动，不是因为民族党强大（事实上可以用「人丁单薄」来形容），而是因为中共担心当年国民党被它推翻的歷史重新发生在它身上。那时候，中共成立时也是人丁单薄，但国民党让它有一线言论和活动的空间，有利於它逐步壮大。所以，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於萌芽状態，是中共执政后专政的不二法门。

可是，眼前这种遏制方法的效果只会有4点：一是为民族党宣传（就像美国为华为宣传一样）；二是不同意民族党理念但同情民族党命运的人將会增加；三是表面上被压下去的反抗意识（包括「独立」、「自主自决」）將继续在地下发酵，大部分人不是赞成「港独」，而是对高压反感；四是为外国提供更多攻击中国的子弹。

所以，处理类似民族党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民间对民间；官方偶尔表態「坚决反对」就行了，毋须处处动用公权力。我非常有信心，如果让民间自由討论「港独」，不赞成的声音將会佔绝对优势。奈何官方实在太虚弱了，民族党和「外部势力」也许应该连声感谢吧！

作者是时事评论员

[刘锐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