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香港主體與延續的殖民管治

游靜觀點：消失的香港主體與延續的殖民管治

【编按】本文依据香港大学名誉教授游静于7月15日“香港回归20年：往何处去？”论坛当日的发言内容整理而成，题目、标题与图片为编辑所加。她的发言从香港日常的问题延伸到体制层面与殖民历史，对于殖民文化下的香港主体问题、殖民管治与“一国两制”的关系、香港最严重的土地与住房问题、香港人从殖民到回归后的心理情感状态、香港与中国大陆如何看待“自由”的不同，提出精辟的观察。她最后期许，中港应努力疏理自己的历史经验，从中形成共通的语言、相互对话。

一、被消失的香港主体

我听大家讲了很多，今天在台湾谈香港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的脉络其实蛮不一样 。虽然我们都曾被殖民，以至形成今天相当洋化的华人社会，所以有时候年轻人会有一种想像，好像我们看起来是差不多，也是在一种反共的、反中的逻辑中运作，所以会有一种幻想中的类似性，可是这种幻想有时候也制造了不少误解。

2014年6月13日立法会前抗议新界东北发展计划。（资料照，《新国际》提供）

谈香港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像张翠容刚刚也讲了一点，我们被殖的文化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香港不可以有主体性。整个150年下来，香港这个主体不能出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头，直到1990年代初，在小中大学都是没有香港文学香港文化香港艺术等的课程，这制造了一百多年在香港居住的人，他们基本上不会以香港作为论述主体及思考对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洗脑过程，这跟台湾轨迹不一样。所以现在要脉络化、历史化地理解所谓中港矛盾，对于香港人来讲非常不容易，对外人来讲就更不容易，因为你没有活过那段历史。香港人是一开头就被教育成你不能讲香港，香港不是一个值得论述跟讨论的话题，所以最近这个主体性的被强调也是一种对这洗脑暴力过程的反弹。

要把今天的中港矛盾放到这个脉络里面来看，才能看到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一些学生，会倾向于各种抗争。当有人长期跟你讲你是不存在的，你是不应该有主体性的，你不应该去讨论你的文化跟社会的，因为你没有文化、你没有历史。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年轻人，他觉得我就是要本土，全世界包括中国都不重要，我只要谈香港，你要有点理性的去跟他讨论、跟他思考，他当然知道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是一种反理性的论述方式，可是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唯一能够看见香港的方法。在这样的脉络下，今天回看，97回归时讲的民主回归，是个伪议题，因为当大家在用民主这两个字的时候，在社会主义中国讲的民主、在香港殖民地讲的民主，跟英国殖民宗主国在讲的民主，都不一样，所以要讲民主回归，一定是不可能，是个幻想。当你3个涉事方界定的民主都不一样的时候，一定没办法用这个方法来融合的。

150年下来，香港这个主体不能出现在教育体制里头，直到1990年代初，在小中大学都是没有香港文学香港文化香港艺术等的课程，造成了在香港居住的人不会以香港作为论述主体及思考对象。（资料照，中新网）

二、延续殖民体制的一国两制：以“高地价”政策为例

1981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时候讲的一国两制本身是试图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想像。这个想像其实是蛮不合理的，对于阶级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在这个地方造成的伤害，非常有意识的不去看这些，而只求延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个所谓的50年不变，其中的一种涵义是阶级压迫的延续，或者是一种资本殖民主义。具体一点来讲，香港的房屋政策，近年催生了很多土地抗争运动， 为什么今天很多年轻人会进行关于土地的抗争，然后又错置到中港矛盾上？好像是97以后20年的回归让香港变成一个不宜居住的社会，连最基本的农业都不支持、或是很多小市民的生活都被干扰了，非常暴力的被干扰了。

可是，香港这个非常暴力的土地政策是1841年港英政府创立的时候­­就发明了，叫“高地价政策”。英国殖民政府抢了香港所有的土地，然后说这是“官地”，只有英国政府可以改变土地用途，他说你是农地你就是农地，你是屋地就是屋地，农地有个价，屋地有个价。如果你要用这块地的话，你要跟港英政府买使用权。港英政府为了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赚到最大利益，这个“高地价政策”是非常厉害、也非常毒的，每一年用最高的价钱像挤牙膏一样拍卖土地，不管你是谁，谁最有钱就能买土地，而且保证一定是供不应求的，寡头垄断。港英政府估计社会今年需要3公顷的土地的话，只会卖一公顷，价格一定会非常非常高。长远来讲，只有买得起赚透透的商人能越买越多，让那几个超大发展企业不断囤积，反正供不应求，让地价不断翻天，一开头买不起的小商人永远不能进场就会被淘汰了。今天很多小市民的生活觉得被干扰了，其实祸根来自1841年。

中英谈判的时候，中国政府特别保证延续“高地价政策”。中国政府基本上非常知道这是让他能够持续管治香港的其中一个有效方法，确保他能够在香港赚到最多的钱，而且也确保这些非常非常小数（五大地产商）但手握大权的香港最大持份者地产商­­，确保他们不把资金撤走，能够持续保皇、支持政权易手，这是中国决定接管香港的方法。当中，究竟英国扮演了甚么角色。英国在这段历史上光荣撤退，又保障了英国在港的既有利益。作为对社会主义研究有兴趣的学者与学生要非常清楚，这不是一种社会主义上的统治方法，历史上来看其实非常像英国殖民者统治香港的方法，中国政府延续了殖民化的过程而且更激化了。怎样激化？九七后董建华向他的商界同僚放风，早已囤地的地产商可以自己收地，收完才向政府补地价，暗示他们可以用最贱的价钱收地，也节省政府开销及赔偿议价的麻烦。于是，地产商用尽各种没人性的手段, 例如请黑社会入农村、污染农地、出律师信吓走村民等等。如果你有像我一样看陆剧的习惯，像《人民的名义》、《中国式关系》中强烈批评官商勾结导致工人无厂老人无房的状况，就是今天香港的写照。

港英政府创立时发明了“高地价政策”，每一年用最高的价钱像挤牙膏一样拍卖土地，不管你是谁，谁最有钱就能买土地，而且保证是供不应求的。中英谈判的时候，中国政府特别保证延续此政策。（资料照，美联社）

三、香港文明优越的情感

我在香港大学教书的10几20年里，我看到香港年轻人越来越激化，对于中港矛盾，越来越没有办法接受中共政权。不是一开始就不能接受，90年代的时候没有现在这样不能接受，为什么20年回归以后会不能接受？我觉得应该要从香港人每天的生活去想一想。

学生从小学、中学的教育中，已经听说母语广东话是一种非常边缘的土话、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语言，最有意义的语言当然是英文。97以后又慢慢出现了第2个有意义的语言，叫做普通话。本来是第2公民，英文、西方人、白人在头顶，香港人永远是第二公民，你可能透过学习英文，在社会阶层上爬升一点点，可是因为你的肤色，你永远都是第2公民。突然在这20年发展下来，不只是第2公民，变成第3公民了，因为中间突然冲进来了一个肤色跟你一样，有时候文化、语言都跟你类近，可是只因为他们是从那里来的，因为他们的经济资本比你多很多，因为他们操作的普通话的文化资本也比你多很多。香港的广东话文化，刚才阿肥老师讲的市井文化，20年来被更加的边缘化，年轻人没有西方的文化资本，他一辈子都不能成为第1种人，然后他们也没有第2种经济资本的时候，他们就永远只是第3等。这种第3等公民的心灵跟感情为今天中港矛盾制造了一个现成的背景。

可是，我完全支持他们吗？也不。当然我跟90后成长的年轻人脉络有点不一样。我非常同意刚刚几位老师说的，在香港那个被殖民化的过程、洗脑的过程其中一个大问题，是制造了香港人一种庞大的文化优越感，这样讲好像是一个悖论，为什么香港人明明是二等公民可是又同时有一种优越感？这也是我觉得英国殖民香港最厉害的地方。他一方面能让这个殖民地在各方面都承受了庞大的压迫，但同时让殖民地安然的接受作为一个殖民地，还觉得蛮骄傲的，我能够被殖、我能够作为香港人，觉得蛮骄傲的。这种骄傲不是偶然的。在培植这种骄傲上面，英国政府做了庞大的功­­––这个功我今天没有时间讲­­––7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做了很多的工作让香港人长大的过程中，觉得他们优于中国人、他们就是最优秀的中国人，这是从1970年到1990年代都一直非常庞大的工作。这跟香港人觉得他比较接近西方文化、资本文化这些都有关，并被灌输、被教育成他们比较接近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这个文化优越感的核心组成部份。回归后香港人在经济及文化上的挫败感很容易就错置到幻想的敌人身上，这种文化优越感非常容易的被挪用来作为一个桥梁，让他去幻想一个假想敌，这个假想敌可能是新移民或者是大陆人。

四、什么样的“自由”

我们想一想，所谓的普世价值里头香港究竟享有多少，所谓平等真的平等吗？我们阶级平等吗？种族平等吗？性别性向平等吗？我问我的年轻学生，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比大陆人优秀呢？你爸妈或祖父母辈不就是从大陆来的吗？我爸妈也是大陆来的啊，作为第2或第3代，刚刚好生在香港，为什么能够觉得优越？他立刻会跟你讲，因为我们生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很多香港人会跟你讲，这就是我们跟中共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很多的言论自由。

我特别想讲这一点，跑国内的时候会想，是的、没错，我一过了边境就少了google、少了facebook。记得雨伞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在youtube上流行的一个小片段，一个外国记者拿着麦克风到处在问雨伞运动的参与者，你为什么在这里啊，其中有一个人很大声的说，因为我要有持续的上facebook的自由。所以facebook、gmail、google这些好像就变成了言论自由的代表。

可是，我每一次去大陆不同的城市，会看到很多的公共空间，而且使用公共空间的方法都是在香港不容许的。比方说，我们很流行嘲笑他们的广场大妈，在香港所有的公园都是不准跳舞、唱歌的，所以香港的大妈都不在广场。香港只有一条街，在旺角闹市中央、在晚上开一个小时段，所有的广场大妈都会挤在那里。香港人恨死她们了，觉得她们真丑真土，跳的都是国语歌。很少人会问，要是他们比较没那么集中、要是他们能够白天在不同的大公园里头唱歌跳舞，像在国内的城市这样，他们就不会骚扰到其他人的生活。香港人不问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我们在公园里头不可以做的事情，比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多很多。

我记得我80年代开始跑大陆不同城市的时候，看到他们在公园里头可以唱歌跳舞可以放风筝可以踩滑板可以下棋可以打球可以写书法可以踢毽可以溜狗可以野餐热起来可以在公园里的湖上或喷泉内游泳戏水。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些在香港都是不能想像的，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不被看成是言论自由的一部份。这些也是表达，也是表达自己的爱好、快感、欢乐的活动。香港的所谓自由跟大陆所容许的自由蛮不一样的。在大陆可以有的自由，在香港很多是没有的。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北京来香港念书的研究生，她跟我讲在国内念书的时候，可以穿着睡衣在楼下吃个早点，吃完回家换衣服再去上学。在香港，她穿着睡衣半夜从女生宿舍房间走道走到同楼的厕所，立刻隔壁的女同学投诉到舍监，舍监问她妳怎么可以穿这么少在公共空间走来走去啊？所以换个角度来看，可能在香港我们有的所谓的言论自由，其实是非常受限制的，甚至是非常虚伪的。

回到刚刚讲到的土地问题，有一则新闻如下：

“位于广州大道中和中山一路交界处的杨箕村曾是广州著名城中村。2009年，杨箕村被纳入广州全面改造的城中村之一，1496栋房屋要全部拆迁，历经7年，从动员、拆迁、遇阻、问题解决，杨箕村终于在今年完成改造。今年5月，首批复建房交付使用，杨箕村民陆续领到回迁房的钥匙。

据了解，杨箕村1496栋被拆迁房屋的回迁人共分配到4032套安置房，面积从32平方米到 118平方米不等，平均每栋（户）房屋的回迁人分配到4套安置房。有村民说，有的人家里原来居住面积比较大，回迁改造后分了10多套回迁房。据杨箕村公布的官方信息显示，回迁房总分配面积为278544平方米，平均每栋（户）分得186.1平方米的回迁面积。

与杨箕小区同一区域的富力东山新天地，售价已达每平方米5.6万元，如果按这个价格来估算，杨箕村的村民户均坐拥1000万的资产了。

简单来说，这个新闻就是一条城中村被拆迁了，每一个被赶走的村民获得赔偿，按照他们被拿走的土地面积比例分新房子。新房子盖好后，他们回到原地来住，因为平均每户分配到几套房，房价升了，所以村民因为被收了地反而发达了，每个人的财产突然变了有一千多万。这段是来自《香港01》于2016年10月的网站新闻报导，当然有粉饰太平及炫富的效果，但对于在香港不断眼巴巴看着政商为了抢地而置人于死地的我们，亦有提示的作用。其实这种报导蛮多的。我每次看到都哭笑不得，因为你可以看到，在国内那种据说蛮压迫人民的政治制度下，人民能够享受的土地权与住房权，正是香港人民难以获得的。百多年来，香港人为了土地权与住房权被迫不断抗争又不断失败，从未停止。这是两地之间庞大的落差。

我们需要问：如果目前香港政府效法国内一些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方法，学习一下中央对奸商的监控，而不是沿用港英时代的颁旨封屋拆迁、无原地安置加最小补偿的殖民强抢式发展，像利东街、菜园村、新界东北抗争的结局是否会很不一样？年轻人对现在这个在香港代表中央施政的管治班子，会否有不一样的看法？

2014年6月13日立法会前抗议新界东北发展计划。（资料照，《新国际》提供）

五、结论

香港社会深受高度资本主义化的伤害，全球资本主义逻辑在香港制造了庞大的政治、社会、民生问题，这些都还未被足够论述被分析。要了解这些被殖民、高度资本主义化的问题跟创伤，我们才能好好地跟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话，不然其实根本完全没有共通语言去展开对话，鸡同鸭讲。然后要是我们能够好好认识高度资本主义化的被殖民后遗症，可能也比较能看到包括台湾、中国现在都非常羡慕西方资本主义的这种诡谲，以及大家可能会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与方向。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一个很大的特例，他们经历了庞大的创伤，在历史进程中他们引进的社会主义与中国情境出现了庞大的矛盾，那些很不幸地也还没有开始被好好整理、爬梳、论述。Until这些创伤这些矛盾被好好整理出来，目前很难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与一些非常仰慕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有对话的平台，我觉得两方面都需要作出庞大的努力。

＊作者为香港大学名誉教授，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新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