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华 | 从认同到共识：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维度（1949-1976）

高中华 | 从认同到共识：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维度（194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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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作者简介：高中华，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导。文章原刊：《晋阳学刊》 2018年第3期。感谢杂志社授权发布。因微信排版的限制，注释删除，如需查看，请阅原刊。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参加了红十字国际组织，并经过斗争恢复了合法席位，与许多国家的红十字会建立了联系，开展外交活动，成为中国开展人民外交的一条重要渠道。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国际组织中政治性与中立性、学术性的关系问题。围绕所谓“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移木接花，配合其制造“两个中国”活动，虽几度混淆视听并影响到国际统一战线的斗争，但国际社会逐渐认同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合法地位，对什么是中国、怎么是中国、为什么是中国等达成了共识，从而多个维度向世界说明了中国，向中国说明了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为了提高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就需要拓展国际渠道，参加国际组织就成为重要渠道之一。中国红十字会参加了红十字国际组织，并经过努力恢复了国际合法地位，与许多国家的红十字会建立了联系，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成为中国政府参与国际交往的一条重要渠道。中国红十字会曾将其参与的国际活动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通过国际讲坛，阐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主张，广交朋友；进行国际救济，支援各国人民，增进友谊；借鉴外国红十字会的先进业务技术和好的经验。 广交朋友、增进友谊与借鉴经验就基本概括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等组织的主要工作方向。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红十字会交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从融入、冲突到交流几个时段。既有恢复中国在国际组织合法席位的斗争，也有反对美国在国际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的斗争。本文从历史的维度、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组织关系等维度，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政策的来龙去脉，认识国际组织标榜的中立性及学术性的实质及影响。这些均具有很强的历史借鉴价值。

一、先驱后进:承接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重视在国际组织上的合法席位问题，因为其事关中国主权问题。中国政府通过多方努力，积极争取恢复在多个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地位，驱逐国民党代表在国际组织中的席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经过斗争，并得到苏联等国红十字会的支持，在1952年7月第18届国际红十字会大会上经过斗争恢复了在国际上应有的合法席位，从而成为在国际组织中恢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这是外交史上的一大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十分关注自己能否代替国民党政权进入联合国和安理会。为此，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否认台湾在联合国代表中国人民出席第4届联合国大会的资格。11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Trygve Lie)和第四届联大主席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P．Romulo)郑重声明：国民党残余政府业已基本灭亡，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绝对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赖伊在接电三天后才回电中国政府，以电码有误需要复核为借口来拖延时间，他称中国的要求“并非来自联合国会员国”，只能列在非政府组织和非会员国的表册中备查。这就提出了非政府组织的问题。罗慕洛认为，中国的要求必须经过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的审查，才能决定是否列入联大议程。中国政府的正义要求得到了苏联、波兰等国的支持。经苏联、波兰等国的交涉，直到11月22日，联合国秘书处才将中国政府的两项电文作为正式文件发给会员国。11月23日，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团以中国政府“尚未为美国和其他许多联合国会员国所承认”为理由加以反对，英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也附和美国。以此为起点，开启了中国政府在安理会等国际组织争取合法席位的斗争，前后长达22年，终于在1971年10月25日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政府否定“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地位，从学理上和实践上都采取了一系列斗争行动，涉及到联合国秘书长提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代表中国参加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许多全国性人民团体，虽然不是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名称中常冠有“中国”、“全国”、“中华”、“中华民国”等词，“富有政治涵义，而且与政府之间存在或暗或明的紧密联系”，因此，中国政府及其相应人民团体就必须否定它们代表中国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格。为此，周恩来专门作出指示：我们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方针是，必须在对方断绝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后才能入会履行会员义务。这就是所谓“先驱后进”的方针，这一方针，成为中国外交方针的一部分，也指导了中国的外交走向。

中国红十字会为了恢复在国际组织合法地位，开始与国际红十字会联系。红十字会进行改组时就明确提出了“加强国际合作”的任务。红十字会总会制定的1950年9月至12月工作计划大纲中，规定了两条具体内容：第一条就是推举代表团出席本年十月间在摩纳哥举行的红十字会国际协会第21届理事会会议，并密切联合苏联红十字及红新月联合会与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红十字会，加强保卫世界和平力量；第二条则是代表团开会顺道访问日内瓦红十字会国际协会及国际委员会两个组织机构，以便加强联络并顺道访问苏联红十字会及红新月联合会与东欧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红十字会，学习他们的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红十字会开展的国际工作就是围绕这两条任务来展开的。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苏联方面也十分关注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问题。1950年3月20日、23日，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史白夫两次拜会了周恩来。史白夫告知国际红十字会将于5月2日至12日召开例行会议，国民党红十字会是其成员之一，国民党代表还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执行委员，他询问中国政府对国民党红十字会的意见。周恩来说，由于红十字会是社会组织，表面上不属于政府，要先把国民党分子清理出这一组织，然后再委托新的协会理事会挑选合适的人选进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并提出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国际组织。 这也就是此前周恩来提出的“先驱后进”的战略。史白夫向苏联政府汇报时称，“按照周恩来的说法，这个问题在今年4月10日之前解决。”从3月23日到4月10日，也仅有10余天，可以看出，解决台湾国民党代表在国际组织中的身份问题，已是迫在眉睫。周恩来专门安排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研究此事。从1950年4月开始，一场驱逐台湾国民党代表在国际组织中的身份问题的斗争即将展开。

对于国际组织召开的会议，中国政府发出了积极参加的号召。4月，中国政府获悉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所属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将于5月16日在曼谷召开全体委员会会议。为此，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告知中国政府将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台湾国民党代表没有参加该委员会会议的资格，须从该委员会驱逐出去。并通知泰国政府对中国代表给予入境签证，另将会议议程及有关会议通知寄来。”这就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将承接与一些国际组织的关系，而台湾方面则不能代表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深知恢复红十字会在国际组织中合法席位的重要性。4月28日，周恩来分别致电国际红十字协会秘书长鲁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秘书长杜旭沙，向红十字会国际组织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取消国民党集团在国际红十字组织中的代表资格，要求把台湾国民党代表“请即将其从国际红十字协会开除出去，并转知国际红十字协会各机构及有关各国红十字会。”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红十字会秘书长胡兰生致电鲁希及杜旭沙，告以中国红十字会机构改组完毕后即将派遣代表参加以上国际组织，并出席国际组织的各项会议。周恩来的照会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动加入国际组织的积极姿态。苏联、波兰等国代表团在国际红十字协会对中国给予了支援。5月10日，国际红十字协会国际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欲继续保留台湾方面在该国际组织中的资格，受到苏联、波兰等国代表的抵制，苏联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政府，抗议该国际委员会继续保留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决定拒绝出席会议。苏联红十字会代表科尔尤金提议把台湾“代表”开除出该国际委员会，他称：“如果不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国际委员会，则苏联红十字会就将不参加国际委员会会议，亦不承认该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为合法”。红十字协会国际委员会会议主席奥康纳不顾会议程序，试图阻止苏联代表发表声明，在阻止未果后，不把该声明付诸其他代表讨论。苏联代表团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波兰和捷克等国代表团抗议台湾“代表”继续停留在协会，拒绝出席执行委员会。

与此同时，万国邮政联盟大会将在瑞士蒙特罗举行。在中国政府的争取下，万国邮政联盟同意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秘书长赫斯，告以中国将派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为代表出席蒙特罗会议，并要求驱逐台湾“代表”出会。根据苏联、瑞士代表的建议，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以秘密投票方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为中国出席会议的唯一合法代表，已到会的台湾“代表”被逐出会议。中国代表苏幼农、徐传贤、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戈宝权出席了大会，这是中国政府参加的首次世界性会议。为此，苏幼农代表中国政府肯定“万国邮政联盟是在这方向推进了一步的第一个国际组织。” 当会议讨论《万国邮政公约》时，中国代表提议将公约中的“中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三国代表团的支持，但遭到其他7国的反对，最后以10票反对、3票赞成，提议被否决。显然，他们还想容许台湾方面存在于该组织中。1951年3月，在美国的挟持下，该联盟又非法剥夺了中国代表的合法席位。至1953年，台湾仍占据该组织的席位，中国遂与该联盟断绝往来。

为了争取在国际社会的主动性，周恩来先后在1950年5月8日、5月12日、5月30日、6月5日、6月19日分别致电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国际委员会，要求驱逐以上国际组织中的国民党代表，从而形成了强烈的国际舆论。然而，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国民党“代表”仍留在联合国各个机构之内。为此，8月26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时至今日，联合国仍容留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在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之内”，“这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而且漠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正义要求”。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抗议。

就在此时，中国政府获悉国际红十字会将于10月在摩纳哥首都蒙特卡罗召开国际会议，周恩来决定派代表出席。9月5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电告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协会，中国将派代表参加国际红十字会协会第21届理事会，并要求恢复中国红十字会的合法席位。经过斗争，中国红十字会被邀请参加国际红十字协会第21届理事会。

10月16日至18日，国际红十字会协会在蒙特卡罗举行第21届国际红十字协会与红新月会理事会，共68个会员国代表出席。中国派出五人代表团出席，包括李德全、伍云甫、纪锋、陈翘、阎明智。这是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国际红十字会，也是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第二次出席世界性会议。

中国代表团于10月3日由北京动身，准时到会，在会上发表谈话并散发报告，宣传了新中国建国的各种成就及中国红十字会的方针计划。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揭露了大量关于美国侵略者滥炸朝鲜平民以及扫射中国东北的罪行，经过争取，通过了关于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及其他大量屠杀人类的武器的提案，在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方面发挥了作用。经过投票，大会选出了中国等12个国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中国当选为协会执行理事。在理事会上，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取消了中国旧政府系统即台湾方面红十字会的合法席位。因为按照红十字会的原则，一国一会，且参加国的势力范围必须达到其国土的一半以上。中国红十字会在这次会议上的斗争基本上是成功的。这一成功主要表现在：冲破协会内外各方面反对力量的阻挠和留难，如协会秘书处对承认新中国红十字会的迟疑和拖延，和法国政府对中方代表护照的签证的刁难。经过斗争，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了协会，并把台湾“代表”驱逐出去。

虽然，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参加万国邮政联盟和国际红十字会议，但没有获取合法席位。但在国际红十字会国际会议上获得了合法席位，这就迈出了争取合法席位的第一步，这是中国人民力量的表现，也是国际和平民主力量壮大的结果，实现了中国外交“先驱后进”的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得到了苏联等国家及红十字会的支持,表明了国际统一战线的力量。

二、守住阵地：“有你无我”的斗争

(一)首次参加国际红十字会大会并开展斗争

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大会并恢复合法席位后，经常参加国际红十字会的例行会议。李德全先后率团参加了1951年 5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红十字协会第21届理事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和12月红十字会协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在1952年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强势参加，增加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对阵的气氛。

1952年7月26日至8月7日，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这次大会规模较大，共有70余国的代表团参会。中国组成了政府代表团和红十字会代表团共18人参加，两个代表团团长分别为民政部副部长苏井观、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与参加第17届国际红十字会议时相比，代表团的人数增加了，阵势也更加强大了。

大会正式开会之前，国际红十字大会常设委员会决定邀请台湾“代表”出席本届大会，理由是中国及台湾代表“均在各当地实际行使职权”，故两方政府代表以“同等”地位被选举参加本届大会，还诈称“仅因台湾红十字正式申请承认为全国性红会，故以观察员资格列席大会。”台湾参会人员也将享有与中国政府同样的“平等”地位。显然这是根本违反国际红十字运动章程和国际惯例的。为此，7月25日，中国代表团发出书面抗议，反对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非法准许“代表”参加国际红十字大会，并指出，“无论在事实上或在法理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它获得了全中国人民的一致支持。”为此严正申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有权代表中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包括国际红十字大会在内。被中国人民打倒了的国民党残余分子早已丧失了参加任何国际会议代表的资格。容许这些人参与国际红十字大会，不但违反了国际红十字会的规章和国际惯例，而且是对大会的一个合法成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对中国人民的一种不友好的表示。” 中国代表团把书面抗议交给常设委员会主席，要求发给与会代表。但该主席推诿责任，压下抗议书不发给大会。经中方屡次抗议，始行发出。中国代表团决定由李德全在全体会议上发言公开抗议国际红十字会邀请台湾“代表”出席大会。

7月26日，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苏井观、李德全发表抗议书和联合声明，要求把台湾“代表”逐出大会。大会主席企图阻止中国代表团发言。经过激烈争论，中国代表团争取到发言的资格。李德全公开抗议常设委员会的非法决议，提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才有权代表出席各种国际会议，提议将台湾“代表”逐出大会。在7月28日的会议上，苏井观再次发言坚持这一正义要求。苏联、捷克、罗马尼亚等国代表发言支持中国代表团的提议。7月31日，大会表决,结果认定台湾当局无权代表中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唯一合法的代表。在各方的压力下，台湾“代表”被迫退出本届大会。经过斗争，大会承认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组织。这是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恢复合法席位后开展的一场外交斗争。

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组织上的斗争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作为大会东道主的加拿大多伦多报纸《地球邮报》评论：这次大会“欺骗世界人民和在我方地区进行特务活动的工具了，反动集团在大会上虽慌忙地通过了对它的《信任案》，但反动报纸已发出哀叹道：‘当它已被这么多的儿女（朝鲜、新民主主义国家红会）所拒斥，当它已被世界上一大片土地以及居住其上的巨大人口所拒斥时，它怎还能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母体’团体？’” 

 (二) 在国际红十字大会上的斗争

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之后，台湾“代表”被逐出了国际红十字会。英、美支持和鼓励台湾方面不断试图进入中国政府已加入的5个国际组织：国际奥会、国际田径联合会、国际足球联合会、大型电子系统国际会议和联合国促进协会世界联合会，企图达到混淆视听的效果。为此，《人民日报》评论，一些国际组织已由“组织的纯洁旗帜变成它违反人道罪行的掩饰物。”

1953年初，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向中国施压，作出了“放蒋出笼”的决定。3月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过世后，苏联新领导集体为缓和国际局势开始调整外交政策努力，从而使国际斗争呈现出新的特点，也影响到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国际组织。1955年后，美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在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加以实施，阻碍着中国与国际组织建立正常关系。

对此，中国坚决不能接受“两个中国”的提法。3月5日，毛泽东复信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提出“不能承认‘两个中国’”。 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就缓和台湾地区局势问题，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愿意就台湾问题同美国进行谈判。 这就亮明了中国外交的底牌。

因将于1957年10月召开第十九届国际红十字会大会，美国以变换名称的方式提出了台湾参会的问题。1955年9月，国际红十字总会年会在日内瓦召开，在常设委员会讨论邀请出席第十九届大会名单时，以印英瑞士瑞典等为主的中间派主张以“福摩萨”的名义邀请台湾“代表”参加，“他们实质上不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美国不坚决反对以“福摩萨”名义邀请，苏联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够明朗，未能坚决反对，中方自1955年到开大会前曾向常委会提出几次抗议。”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提议，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台湾只是一个省。大会上表决通过了这项决议。这次国际红十字会总会年会上要增补一名中国代表参加国际红十字会的常务理事会，代表团团长伍云甫同志推荐秘书长彭炎就任。 1956年5月，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协会第75次执委会在日内瓦召开时，彭炎等参加。

第19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将于1957年10月28日到11月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美国在会前就要求大会“按照各自的正式名称”邀请各组织的代表团参加会议，这实际上是想使台湾能以所谓“中华民国代表团”的名义出席会议，以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显然，美国的这种做法是违背国际红十字章程的。因为按照规定，任何国家的地方当局和地方红十字组织是不能参加国际红十字大会的。

中国红十字会从苏联新红月协会主席处得知台湾被邀请出席大会。周恩来即让红十字会负责人核实情况，如台湾有代表出席，就等于国际社会承认了“两个中国”的存在。经调查情况属实后，周恩来致信大会东道主——印度红十字会主席、国际红十字会执委考尔，请她考虑是否应拒绝台湾“代表”参会。考尔回函表示遗憾，她只是执行决议，但无法抵制。 周恩来遂致信印度总理尼赫鲁，希望他主持正义，坚持万隆会议精神，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24个，国际地位正是上升趋势，周恩来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很大。印度政府还比较友好。尼赫鲁即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抗议，但也碰了壁。他给周恩来回信深表遗憾，并表示一定让考尔公主抵制台湾“代表”进入会场。中国红十字会从许多国家处获悉：“考尔公主深表为难，所以她建议让台湾以‘福摩萨’代表出席会议。她认为这是良策，没有承认两个中国。”苏联也同意这个建议，认为“福摩萨”代表不含“两个中国”的含义。美国代表的态度十分强硬，它控制了国际红十字会执委会，提出一定要邀请台湾方面出席。

针对这些情况，周恩来安排外交部及红十字会的一些同志组织了一次讨论会。伍云甫、吴兰生、彭炎、纪锋等参加了讨论，外交部也有许多同志参加。他分析了双方斗争的局势。认为自二次大战后，许多国家还没独立，要依附于美国才能生存，也只能敷衍于美国。国际红十字会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之一，有不到100个国家参加了该组织，预计印度大会将有89个国家参加，如斗争起来的话，支持中方的估计最多就是24个建交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国际红十字会被台湾打开这个缺口，中国的外交政策就会失败。国际司司长龚普生介绍了国际红十字会的历史情况、考尔公主的特点、本届执委会几位代表人物的基本态度，甚至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代表们的态度。她对这些了如指掌，介绍得细致详尽。因为她曾担任中国红十字协会的常任理事，也将参加这次红十字大会。她说：“为宣传国际人道主义、世界和平，进行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一旦发生战争，不分国界线可以进行救死扶伤的抢救等等，于1929年在日内瓦订立了公约，那时是国民党政府出席日内瓦大会的。可是自1949年日内瓦公约之后，由中国外交部去参加的，国际公约上已承认中国。而今已1957年，美国怎可把中国从地球上赶出去，违背国际红十字会日内瓦公约?”  这些分析很有启迪作用。她还说，斗争时应理直气壮，美国再猖狂，许多国家再怕他也无用，因为有国际公约保障了中国的合法权益。周恩来还分析说，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许多人有糊涂观点，认为美国已经让步了，“福摩萨”已不代表政府，中国也应让步。这个观点显然是荒谬的。为此，他决定大会中国还是出席，可以利用这个国际讲台阐明中国的观点，争取许多国家的同情。由于斗争形势复杂，故要派出两个代表团，一个是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另一个是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国政府代表团由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和龚普生负责；红十字会代表团由李德全、伍云甫、彭炎、倪斐君、纪锋等组成，冀朝铸为代表团翻译。 大家都佩服总理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同意这些看法，认为决不能让步，如果让台湾用“福摩萨”代表名义参加这个会，也就是承认了两个中国。 这次讨论会，解放了大家的思想，统一了认识。

10月25日至26日，国际红十字会总会常设委员会上，美国代表团企图改变常委会原来的决议，以“中华民国”名义把台湾合法地搞来开会，中国代表团通过苏联代表团宣传了自己的立场和道理，争取了多数，维持了原有的决议。10月28日，大会开幕，中国代表团发现有三名台湾“代表”闯入会场，就宣布退出会场。 与中国建交的苏联、波兰等21个国家的代表团也宣布退出会场。在这种声势下，叙利亚红十字会代表团也宣布退出会场，支持中国的正义行动。考尔公主带领印度红十字会也表示退出。印度政府代表团表示不便退出，以免大会无法进行下去。考尔公主宣称：“印度政府不退出，我也得退席!这是主持正义的大事!”  这次集体退场行动，表明了苏联等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的支持和态度。

10月29日，国际红十字会大会上，李德全发言揭露了美国操纵国际红十字会并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她再次重申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中国红十字代表团才有权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出席这个会议。“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在那里行使管辖权的当局，只能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当局之一，在对外关系上它没有任何代表权。那里的红十字组织也只能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地方组织，因此也没有任何资格可以出席这个会议。”针对佛朗索瓦·庞赛所说的“蒋介石集团是日内瓦公约的一个签字国”的说法，李德全指出“这种说法尤其荒谬绝伦。”当时，有人“把中国政府和它的台湾省之间的关系同东德和西德、北朝鲜和南朝鲜、北越和南越之间的关系相提并论”的说法，李德全认为，这“也是荒谬可笑的”，揭露“美国在幕后指示佛朗索瓦·庞赛先生滥用他的职位拍电报给所谓‘中华民国外交部’，叫蒋介石集团参加这次会议”，她严正声明，“这样的行动不仅是对中国的民族尊严的侮辱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而且也是目的在于破坏这次会议的行动”。听了李德全的发言后，美国代表团一再声称他们参加大会是非政治性的。其实，他们掩耳盗铃的行径已公开了自己搞的就是政治活动。此时，中美处于鲜明的对立态势。

大会期间，酝酿出中、美、瑞士、瑞典四个提案。中国代表团的提案是：一是决议中国台湾省行使权力的当局和当地的红十字组织不得以任何名义出席第十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二是反对把美国提出的把台湾称作福摩萨的提案提交国际红十字大会常设委员会在将来发送请柬时加以考虑。美国代表提出，把台湾称作“福摩萨”的提案提交国际红十字大会常设委员会在将来发送请柬时加以考虑。 而瑞士、瑞典则是持中间立场，也没获通过。

中国红十字会坚决抵制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11月5日的会议上，潘自力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新中国急于取得美国的承认，而是美国政府力图使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容许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代表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蒋介石集团分子坐在一起开会，而美国代表却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蒋介石集团代表弄进本届大会同中国代表团坐在一起开会的缘由。”他严正声明，这不过是美国代表团的一厢情愿。中方考虑，如通过美提案，中方按照既定方针退会。 美国为制造“两个中国”费尽了心机，其提案在交付大会表决时，在135票的总票数中仅得62票，以失败告终。潘自力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中国人民反对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但是一点也不稀罕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其实美国采取这样的政策丝毫也损害不了新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受到损害的倒是美国自己。” 

中国代表团回国后，向周恩来作了专门汇报。周恩来指示红十字会和外交部国际司起草一个文件上报中央。中国代表团在总结报告中指出，这次大会的收获是彻底揭露了美国利用大会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团结争取了中间派（特别印度起着关键作用）；教育了群众，包括兄弟国家代表；学会了国际会议斗争经验。但也指出了斗争中的不足，如会外活动直接与非兄弟国家接触不够，不能进行随机应变，对会议程序和惯例不熟悉。 

毛泽东十分关注红十字会的发展及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情况。他在红十字会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把这种斗争精神传达到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斗争观念。他庄严声明：“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 几天后，毛泽东到苏联访问，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谈时到了国际红十字会会议这件事：“中国代表坚决声明，在蒋介石集团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将不参加这个组织的会议。在澳大利亚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对此，他指出，这样认识和评价美国人的情绪是正确的。” 

在第19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中国红十字会据理力争，坚决抵制了美国等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从而维护了中国在国际红十字组织中的合法地位。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斗争得到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然而，由于美国的参与，中国大陆与台湾方面围绕红十字会合法席位的斗争仍在持续，不仅在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中争论不断，在会外也积极活动，让台湾“驻日大使馆”积极策划破坏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计划。后来，红十字会在总结中指出：1952年第十八届大会是第一次斗争。那时不是“两个中国”的问题，是台湾方面“有你无我”。十八届大会的有关决议仍然肯定了邀请台湾人员，为第十九届大会“种下了根”。并称目前是我们“有你无我”。自第十九届国际红十字会大会之后，中国红十字会维护国家主权、反对“两个中国”的活动，成为其在国际十字会组织中开展工作的一大主题。

三、在国际组织中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50年代后期以后，美国加紧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试图将中国从已参加的国际组织和会议上“驱逐”出去，而不满足于将中国和台湾均保留在国际组织中。从1957年到1963年，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发展到更大的国际范围。

（一）50年代末期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

1957年国际红十字会第十九届大会之后，美国为了报复中国，加紧在国际大会上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并唆使台湾发表声明加入一些中国业已加入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乒乓球联盟、国际排球联盟、国际自行车联盟、天文学国际联盟、大型电子系统国际大会，等等。当中国参加了世界能源大会和联合国促进协会世界联盟之后，美国唆使台湾方面声明加入这两个国际组织。在美国的压力下，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向所有中国已成为其会员的国际组织发出了要求加入的申请。他们在申请加入国际组织时使用“台湾政府”或“民国政府”等称谓，是想使自己在国际上与中国享有平等待遇。美国想借此来蒙蔽一些中间地带(中立)国家，而真正目的则是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1958年5、6月份，中国外交部召集在京的驻外使节开会议，会上对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问题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和讨论。7月，龚普生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进行了会谈，会谈主题就是一些国际组织中存在着“两个中国”的问题。她向苏联方面详细地谈了中国对各种可能导致“两个中国”情况发生现象的态度。她说，近期美国加紧实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众所周知，中国一直都对“两个中国”持反对态度。美国人运用一切非正式的渠道“暗中”极力企图将“两个中国”的思想强加于人，他们避免以正式声明的方式来涉及这一问题，而主要是通过各种社会机构和其他非正式国际组织开展活动。国际组织成为中美较量的一大战场。

10月21日，中国驻苏大使刘晓与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茹科夫会谈，重点交谈“中国同志在参加个别国际组织时如何应对的问题”，分析了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及中国参加国际组织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之间的关系。刘晓说，“它将使许多目前身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士改变对中国的态度”，针对“美国人赞成中国代表与台湾代表同时参与各种国际组织的工作”的问题，“一些亚、非国家却已陷入了美国人的圈套——他们甚至在联合国表示支持美国提出的所谓关于在台湾海峡停止武力的建议。而这无异于承认‘两个中国’的局面”。中国向这些国家的政府解释了中国对“两个中国”问题的态度，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关于“两个中国”问题与万隆会议的决议相抵触的，从而使这些亚、非国家的政府才放弃了准备支持美国建议的已有打算。

中国政府严正表明对外原则与立场。周恩来1959年4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任何割裂中国领土、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根据这个原则，一切愿意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就必须断绝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外交关系”。“凡是有可能出现所谓‘两个中国’局面的国际活动，我们决不参加。”事实上，蒋介石十分明了美国提出“两个中国”的真实目的，明晰美国是在拿台湾当马前卒和牺牲品。蒋介石对美国干涉台湾的政策的心情十分复杂，表示出了反感。1959年1月13日，《芝加哥太阳时报》刊出一篇“蒋总统访问记”。蒋介石说：“本人愿强调指出，我们并不希望美国子弟为我们作战，我们将自行负责。”他称：“我希望你能说明我政府并不预期——事实上也并不要——美国军队相助，这纯是中国的事情”，他说，运用中华民国以外的任何军队，也将为中共“最好的宣传借口。”主编问蒋介石对于有人曾经提出的所谓“两个中国”有何意见时，在座的宋美龄插话说：“那完全是谈不到的”，这种建议决不能被所接受。此项方式，中共“可能也不会接受。我们对此当然是决不接受的。” 毛泽东在同巴西、阿根廷等17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曾经说过：“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在9月召开的国际十字会协会第25届理事会上，国际红十字协会在“世界红十字地图”上制造“两个中国”的问题，中国代表团进行了抗议。

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于1960年公布了第19届国际红十字大会的报告，指出该报告颠倒是非，混淆视听。该报告书一方面对中国代表团团长潘自力大使的发言任意删除，掩盖抹掉了对美国搞“两个中国”活动的谴责，另一方面全文刊登了美国政府代表攻击中国的诳语谰言，刊载美国强使大会通过的破坏国际红十字章程、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所谓的“第三十六项”决议。该报告书甚至把美国代表非法带入会场的台湾人员名单同中国代表的名单并列。针对这些不实之举，李德全向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主席发出抗议信，要求将潘自力大使每次发言的全文正确无误的刊登在大会报告书上，同时必须将台湾人员的名单和所谓“第三十六项”非法决议从报告书中删去。并指出，如果国际红十字大会继续破坏国际合作的准则，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势必危害中国红十字会同国际红十字组织的合作关系，进而也会影响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参加国际红十字大会的可能。

（二）所谓的“中国代表权的问题”

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同盟关系的解体，中国红十字会除了开展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斗争外，还在国际红十字会大会上联合朝、阿等国代表，反对苏联三国条约，致使苏联代表吹捧的三国条约失败。中、苏红十字会之间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随之展开。所以，这一阶段斗争的复杂性远超以往。

1961年7月，中国红十字会向外交部报告“关于第20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召开地点的请示”，指出第20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原定于今年在日内瓦召开，但由于瑞士不愿在会上再次出现“两个中国”’的纠纷，以致影响到红十字百周年庆祝活动，常设委员会决定延期到1965年召开。为此，中国红十字会考虑邀请各国代表来中国开会，并提出两种处理方法：一是争取主动，提出邀请，如不接受，可表明我友好态度和关心红十字工作；如万一接受，在我国开的好处也是主要的，可以宣传我政策，扩大我影响，并争取在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中获得更有利的结果。报告指出，“虽然会议不会通过好的结果并有不少具体困难，例如主持大会的人选，人力和经验，以及敌对国家（美、南朝鲜、南越）和联合国机构（列席）代表的签证问题等，但还有两年时间，这些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二是不邀请，对来信不做答复，我们倾向于第一种办法。” 9月，中国红十字会请示有选择地参加一些国际红十字会召开的专业座谈会，外交部同意参加活动，同时强调掌握分寸。

10月31日，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主席弗朗索瓦·庞赛提出延期两年召开国际红十字大会，把延期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代表权的问题”，称是因为“中国代表权的问题有可能导致对红十字的普遍性和团结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的发生。”“这种事件将使人感到更加遗憾的是，这种事件发生在日内瓦和全世界庄严地庆祝红十字会成立百周年纪念的时刻”， 为此，常设委员会才认为，“它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维护红十字的人道主义的和非政治的特征。”并指出，“拟议中的任何一项大会议程都不具有迫切的性质而不宜推迟到晚些时候，再由各国政府加以审议的。” 外交部国际司也收到了庞赛同样内容的信件。显然，信中是在隐晦地指责“我挑起政治问题”。庞赛的言论是违背客观事实的。

针对第20届国际红十字会的延期及归结为中国的问题，李德全复函弗朗索瓦·庞赛，明确表明中国态度：大会不存在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及其追随者强加政治于大会。针对庞赛提出的“中国代表权的问题有可能导致对红十字的普遍性和团结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的发生”的问题，李德全指出，在国际红十字大会上并不存在所谓“中国代表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是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政府；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 “当然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才有权派遣代表参加国际红十字大会。”

针对“究竟是什么问题‘有可能导致对红十字的普遍性和团结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的发生’？”李德全指出：“第十九届国际大会的经过已经清楚地说明，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及其追随者在大会上推行制造‘两个中国’的政治阴谋，硬要把台湾蒋介石集团分子塞进大会，从而破坏了第十九国际红十字大会。”同时指出：“你的来信未能把问题的真相说明，反而提出了甚么‘中国代表权问题’，这种混淆是非的作法是非常不公正的。”为此，严正要求：“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美国政府在国际红十字大会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她认为，“大会延期主要是我坚持不懈地反对美国制造‘两个美国’的结果，同时由于瑞士害怕在明年庆祝红十字成立百周年的会议上出席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从而影响庆祝活动，才作出延期决定。”为此，她要求“将这封信抄送给常设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红十字会协会、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和各国红十字会”。

关于具体有哪些情况可能被敌对势力利用以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龚普生曾做过分析。他指出，对于一些国际机构，既承认中国，也承认台湾。曾参加过这些机构并一直要求将台驱逐出去。如果这些机构不接收中国的要求，中国将退出其所召集的代表大会，不作为其成员国，不参加其举办的国际性会议。中国赞成国际合作，但也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应对措施。也会经常性地要求苏、朝等国家以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反对台湾参加任何国际组织，不论其打着什么旗号，如“中华民国”、“福萨摩政府”，等等。

在1961年国际红十字协会第26届理事会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发表备忘录：不允许再次发生召开上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所发生的事件，制定避免同类事件重演的正确方法，以制止美国在国际红十字大会中重复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对中国来说，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问题，在国际组织中并非个案。一些国际组织受到美国等压力，难以做到隔岸观火，有的组织只得采取延缓开会的策略。如国际排球联盟反对接受台湾为自己的会员，只是其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以抗衡西方的压力及其所推行的用来孤立中国的“铁丝网”策略。该联盟应按计划于1959年举行大会。如果召集大会，就很难回避讨论关于台湾资格问题，于是该联盟领导层决定取消来年即将召开的大会。

（三）筹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百周年纪念活动

此时，国际红十字的队伍已发展壮大，全世界已经成立了102个红十字会，拥有个人会员1.7亿，在成立100周年时，1963年8月下旬将在瑞士举行四个专业性会议：世界教育者会议、红十字国际急救员会议、红十字会国际护理工作研究中心、在武装冲突、国内骚乱或者国际紧张局势中举行红十字工作座谈会。1963年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百周年，在筹办纪念活动时，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再次到了新的时期。

1962年1月4日，中国红十字会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是否参加为庆祝红十字会成立百周年纪念而举办的专业会议的请示”，中国红十字会只收到了世界教育者会议和急救员会议两个专业性会议的邀请信。经过考虑，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出席国际红十字代表会，建议由代表团指定人员参加世界教育者会议；如时间合适，可派人参加有关武装冲突的会议；而“急救和护理两个会议均系研究具体问题，且要求专业人员出席，拟不参加；但如时间合适，拟去参观急救表演。”“关于营火晚会和游行等活动，建议由代表团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要参加。” 针对美国欲邀请台湾“代表”出席纪念活动、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红十字会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常设委员会将中国的抗议书抄送给各国红十字会。国际红十字会常设委员会秘书斯洛伯给中国红十字会复信，称“已分送给常设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但是（常设委员会）无意将该信抄送给各国红十字会、红新月会和红狮与太阳会”，还称“如果中国红十字会愿意抄送的话，该会可以自行抄送。”为此，彭炎批示：“当时我要求常设委员会抄送给各国红会，虽是一种姿态，但为了使各国再次了解我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拟将我抗议信抄送给各国。”中国即将抗议信寄给各国红十字会。

2月28日，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协会和瑞士红十字会联名邀请中国红十字会参加“国际红十字百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并告知会议的重要议程有：平民保护问题（如免受盲目战争的危险的法律保护、民防工作人员的地位、非军事医务和护理人员）、非国际性冲突受难者的保护、红十字标志使用规则、和平提案以及有关红十字会在卫生、社会工作、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方面的问题，以及协会理事会的主要议程有：禁止核武器试验、改组协会机构、技术援助、修订会费标准、改选执委会半数委员等。 中国红十字会认为，为了占住红十字会阵地，继续利用红十字会进行工作，采取积极态度，届时派遣代表团出席。 

中国发出抗议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抗议信后，苏联、越南表态支持中国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外交立场。苏联就国际红十字会搞“两个中国”问题发表照会。瑞士政府发表复文及公报，复文中说，国民党曾作为日内瓦公约参与国出席过48年以来历届国际红十字会大会，关于国家关系中“承认的准则”不适用于国际红十字会一节，诡称只要“自行宣布为政府，并在公约上签字”即可成为会员国，声称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中国是国际法承认的国家”，并认为，“剥夺其国家性质也是对国际红会的一个令人遗憾的误解”，希望中苏“不要把国际红（十字）会作为政治讨论的讲坛”。为此，半官方报纸《联邦报》指出，“两个中国”的分歧仍将威胁着第20届大会，实际上暗示着国际红十字会仍要搞“两个中国”。越南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陈氏来电支持中国发表的抗议信，“我会完全同意该信所分析的充分的理由，并且再次表示我们越南红十字会和全体越南人民对美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坚决反对到底的态度。”最后，直接表明，“我们确信伟大中国的领土台湾迟早一定将归属于中国人民。”  当时，大部分国际红十字会成员国收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抗议书。也有一些国家将信退了回来。如中国红十字会给塞拉勒窝和尼日利亚的信退了回来，理由查无此人，对此，中国红十字会分析“大概是由于人员变动的缘故，就不再另寄”。 

中国红十字会在向外办主任廖承志作的工作汇报中，对当时形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在国际阶级斗争激烈、三尼合流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会议的中心是纪念红十字成立百周年，“估计将大肆宣传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世界主义及和平主义”。美国也会借机大肆推行其假和平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并进一步挑拨中苏分歧；苏联方面借机宣传其“和平共处”总路线及人道、福利社会等主张；他们都会利用印度反动派在印俘问题和华侨问题上大做文章，“污蔑我违反日内瓦公约，孤立打击我国”；在和平裁军、禁止核武器试验等问题上做出反动的决议；敢于“两个中国”的问题，会议已做保证不邀请台湾人员，但也可能在决定召开第20届大会问题上，或在联合国列席的代表中塞进台湾人员，玩弄手法进行反华。在红十字国际组织中，除阿、朝外会支持中国，所以，可以预测到“会内外斗争将是尖锐激烈、复杂的。” 廖承志肯定了这一分析，并同意红十字会代表参会。

6月19日，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主席庞塞致函李德全征询中国红十字会对第20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举办地点的意见。他说：“目前发生的问题是会议召开的地点。现在不便要求举办今年代表大会的瑞士在两年以后再次举办。常设委员会现在尚未收到任何邀请。但是，无疑地有些红十字会将乐于担任大会的东道主。”如果你认为贵会和贵国准备提出愿意作东道主的建议，请在7月底以前通知我，以便预定在9月初开会的代表会能就此作出决定。” 中国外交部及红十字会商议认为，“不拟提出邀请，也不复函”，进一步研究具体对策。 中国红十字给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上报“关于确定第20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地点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提出：“我们考虑：我会可以提出邀请，估计被接受的可能性不大。如不接受，可做个廉价人情，表示我关心国际红十字的工作；如万一接受，在我国开，也可避免大会出现‘两个中国’，宣传我国建设，扩大我影响，但也要考虑到对有些国家如美国、联合国代表（列席）等要发签证问题，以及有人潜入搞敌特活动等，但这些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因此，拟表示个姿态，提出邀请。至于其他国家提出邀请，除美国、南朝鲜、南越、南斯拉夫、我表示反对外，别的国家都可考虑同意或弃权。”  姬鹏飞要求重新完善此报告。实际上表示了反对意见。

根据廖承志及陈毅的要求，外交部与红十字会对出席国际红十字会百周年纪念代表大会进行了研究。中国红十字会分析了斗争的形势，“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在国际阶级斗争激烈，三尼合流（美国总统肯尼迪；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这是一个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国家操纵的组织。”所以，“总起来看，会议将适应帝、修、反的需要，尽量散布反动影响，同时利用红十字会的原则、规章、制度限制我活动。因此会内外的斗争将是激烈、尖锐、复杂的。”接着，谈到中方出席会议的方针和任务：“巩固我在国际红十字会的阵地，加强同各国红十字会的联系；正面宣传我对外政策以反对帝修的反动观点；支持亚、非、拉的合理主张；后发制人，反击一切针对我国的污蔑和攻击，坚持原则，不怕孤立；积极开展会外活动，利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以我为主，团结左派和亚非拉国家，为在国际红十字组织中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创造条件，并为今后红十字会国际往来开辟道路。”报告列举了会议上可能遇到的问题，如继续反对“两个中国”阴谋的斗争、中印边界冲突、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和平裁军问题、交纳会费问题、改组协会机构问题等，同时准备了相应的对策。

8月28日到9月10日，国际红十字会百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在日内瓦举行，彭炎率中国代表团参会。这次会议的斗争仍然有有传统的斗争焦点，如是否给予台湾方面的会籍问题，对此，大部分国家的红十字会代表团都反对给予台湾的会籍问题。正如国际红十字会委员毛奴瓦指出的，中国红十字会并非新设，而是继承；台湾当局的红十字会活动范围仅限于台湾，同一国家与领土之内不能有两个全国性红十字会。 可以看出，在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会唯一合法会员的问题上，国际社会已形成了基本共识。

在代表大会上，日本红十字会代表团提出禁止核试验的提案，国际红十字会协会理事会组织讨论。在苏联代表团的授意下，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提议把“红十字会组织对于三国条约应表示很大满意”的字句塞进提案里。南斯拉夫代表团也声称三国条约在禁止核试验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阿尔巴尼亚红十字会代表持反对意见，认为三国条约不过是个烟幕，其目的在于蒙蔽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的世界人民。中国代表彭炎指出，部分禁止核试验不能解决使人类得到安宁和安全的问题。最后，在交付表决时，日本提案未加入颂扬三国条约的内容。苏联代表团的计划未能得逞。

在国际红十字代表会议讨论“红十字（会）作为和平的因素”的议程上，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吹捧三国条约的“宣言”。该草案公开要求会议祝贺“莫斯科条约的签字”，说这个条约“消除了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放射性物质对于空气和水的染”，企图使与会代表们接受苏联政府。对此，为了指明禁止核武器的正确途径，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提案，号召各国红十字会推动本国政府承担义务，逐步履行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且动员各国红十字会全体会员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防止核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经过中国、朝鲜和阿尔巴尼亚三国代表团的坚决斗争，也有其他代表团表示了反对，苏联代表团企图把颂扬三国条约的内容塞进“红十字会作为和平因素”的议程又没有得逞。接着，苏联又联合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印度五国提出了一项提案，其中删去了有关吹捧莫斯科三国条约的内容，笼统地和孤立地鼓吹禁止核试验。在表决时，中、朝、阿代表团投了弃权票。

在讨论国际红十字会在1962年古巴危机期间的表现及定调时，引发了会议代表的争吵。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提出讨论驶往古巴的船只可以由联合国代表或中立国家或国际红十字会代表采取某种办法，来确认来到古巴的船只并未装载武器。苏联代表同意，但是古巴代表反对。美国则愿意将联合国这一机构置于一边，它是希望从速解决苏美在古巴问题上的对立。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提议组成一支大约三十名的监察人员，对开往古巴的所有船只进行检查，以确保不向古巴运送任何远程核武器，得到了美国、苏联和古巴的同意，也得到了停留在古巴港口船只的所有海上大国的同意，对它们的船只进行检查。结果，还没有用得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介入，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了。对于国际红十字会即将能发挥但未发挥的作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员布瓦西埃感叹说：“当战争在各国间制造悲剧性的隔阂的时候，红十字成了最后的纽带。”

在这次国际红十字会大会上，苏联暗示一些国家赞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古巴危机”中应发挥作用。作为当事国的古巴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塞万提斯，对会议通过赞扬加勒比危机时的“国际视察”的提案表示了坚决反对。然而事情并没有因古巴的反对而停止。匈牙利、法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接二连三地向会议提出提案，赞扬国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古巴危机”中的表现，意在扩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活动范围，以便为少数大国的政治意图服务。在讨论法国提案时，古巴代表塞万提斯严正指出：在加勒比危机中，虽然苏联和美国同意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视察”，但是作为主要当事国的古巴，当时并未接受。古巴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因此古巴不能同意法国提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李寿葆发言支持古巴代表团。他指出，在考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活动时必须首先确定两个决定性条件：第一，这个委员会应当随时提防不致被人用来为少数大国的政治目的服务；第二，有关国家的主权必须得到完全的尊重。朝鲜代表团团长崔昌锡也发言支持古巴代表团的立场。在法国提案交付表决时，古巴、中国、朝鲜投了反对票，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等国的代表团投了赞成票。阵营十分鲜明。 而且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有力工作”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里没有提及“古巴危机”，而只是言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实有欲盖弥彰之嫌。红十字会获此“殊誉”，也是多方欲掩盖其难言之衷。其实，在古巴危机的解决上，没有利用红十字会，并非苏联或西方的缘故，而是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说服苏联放弃了这种方法。   

美国继续在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中国政府一再表示抗议。1965年，第20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将在维也纳召开。台湾方面因无正式会籍本不能参会，在美国支持下，派出了所谓的“政府”代表团参会。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不顾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邀请台湾派代表团出席大会，并企图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政府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大会，并且同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断绝一切关系。1967年4月7日，国际红十字会协会邀请中国红十字会参加在海牙召开的第29届理事会。中国红十字会复电表示不出席第29届理事会。中国没有参加这次国际红十字会大会，但始终关注着红十字国际会议的动向。5月，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在日内瓦发表声明提到了所谓东南亚紧张局势和越南战争的问题。美国自1965年以来就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一些领导人一再提出关于越南问题的提案和声明，并且把西贡红十字会代表拉进国际会议，试图制造“两个越南”。其实，问题的实质就是美国对越南进行着一场空前野蛮的侵略战争，而越南人民则进行着一场神圣的、自卫的反侵略战争。苏联红十字会也积极参与国际红十字领导人的行动，出卖越南利益。当时，毛泽东指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其他美国帮凶将也是这样”。针对国际红十字会的行径，中国红十字会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战争，愤怒谴责美国在越南犯下的滔天罪行，坚决支持越南政府的四项主张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五项声明，美军必须立即、全部从越南撤走。并指出“这是解决越南问题，恢复东南亚和平的唯一途径，也是所有主持正义的红十字会的共同要求”。

9月，在海牙举行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代表会。根据这次会议的议程，将讨论所谓“国际红十字大会机构、组织和程序”等问题，美国等企图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中国红十字会严正声明不出席海牙会议，也不再担任协会执行委员。 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红十字会协会为主体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一些领导人不顾中国红十字会的多次抗议，一方面在国际红十字大会上和一些红十字出版物中继续制造“两个中国”。另一方面秉承美国的意旨把台湾人员拉进第20届国际红十字大会。

1969年9月，土耳其将承办第2l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大会东道国——土耳其红新月会会长理查·杰尔切尔请中国红十字会参会。中国红十字会复信抗议国际红十字会常设委员会在美国操纵下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拒绝参加这次大会，对于大会通过的一切决议，中国红十字会将不受约束，也不承担任何义务。美国邀请台湾出席了第这次大会，中国红十字会表示了强烈抗议。

自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中国红十字会等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局面有了新的变化。1972年4月13日，万国邮政联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该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国与该组织的关系开始正常。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红十字会的关系也开始恢复正常。1973年11月，在德黑兰召开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协会第32届理事会和第22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出席，并重新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74年10月，红十字会协会第90次执委会在日内瓦召开，中国红十字代表团参会。197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协会第33届理事会在日内瓦召开，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参会。

总之，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红十字会的外交斗争与国际外交局势密切相关。在第18届国际红十字会大会上，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恢复了在国际组织上合法席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合法席位的第一个组织。但是，美国推行 “两个中国”的政策，“台湾会籍”问题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推行的排华政策，是与中国主权相悖的，同时，围绕不同阶段出现的朝鲜问题、越南等问题，中国红十字会与之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国际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发挥了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 

四、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中国外交方针明确了定位，即“对已建交的国家要以政府外交为主，民间外交为辅，对未建交的国家，则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努力推进改善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关系。 在求同存异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中国政府积极参加一系列国际组织，并通过斗争恢复了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会中的合法席位，开始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同时，利用国际讲台等，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政府的原则与立场，并对中国的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逐渐达成了共识。以1960年、1966和1977年三年为例，中国拥有会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分别为30个、58个和71个。

中国红十字会加强与各国红十字会之间的友好交往。当时，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红十字会，参加红十字国际组织的有80多个国家。苏联、东欧各国、朝鲜、蒙古和越南等是最先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至1956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以印度、越南为代表的邻国和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共27个。西方国家之中，只有英国和荷兰两个国家承认了中国。 中国红十字会主要加强了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红十字会的联络，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同时，与瑞士、瑞典等一度持中间立场的红十字会加强沟通，互相援助，联系范围不断增大，这些工作，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互助与合作，也有利于反对侵略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动力源泉所在。

中国红十字会开展的外交工作，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十字会在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开展国际交往，服从并服务于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开展了反对美国等制造的“两个中国”的阴谋，在打破西方封锁、维护国家主权、树立国家形象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这就是中国红十字会开展工作的内在规律。李德全在1961年10月红十字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工作报告中对国际方面的工作做了总结。她说：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组织的成员，目前并担任红十字会协会的执行委员，也是国际灾害救济咨询委员会和红十字青少年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在历次红十字国际会议上，红十字会代表团曾多次发言，阐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暴行，支持社会主义和其他国家关于维护和平、发展各国人民间友好合作的主张，并对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这就概括了中国红十字会自恢复国际合法席位后在外交上开展的工作。中国的对外关系采取了苏“一边倒”的方针与许多国家未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第19届国际红十字会大会上，中国红十字会开展了反对“两个中国”问题的斗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处于道义对中国在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上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给予了支持。

在实际的运行机制中，中国的外交方针也曾长期不未大多数国际组织所接受。这些国际组织自称具有非政府间、非政治性以及纯职业性的组织性质，称应从“两岸分治”的客观事实出发，采行“双重承认”(“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会籍政策，不愿介入两岸在代表会籍问题上的争议。中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跌宕起伏，为了维护主权，多次退出国际会议，或退出了相关国际组织。

客观而言，中国一直持赞成国际合作的立场，认为加入国际组织，有利于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也有利于开展国际交往，扩大中国的影响。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龚普生曾明确指出，“中国同志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甚至也会参加由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居统治地位的那些组织，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样的组织毕竟能对我们有一定的好处(虽然这样的好处并不太大)。”通过参加国际技术等会议，“可以终究能为我们的科技和科学部门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而利用这些组织也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等等。同时强调了中国的独立自主政策，在参加类似组织和会议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因为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就盲目从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类似这样的组织和会议上是不可能得到真正有价值和真正带有某种机密的东西的。她坦言，“参加了这些国际性组织总是会有一定的好处的，而不参加各种国际性组织也不会对我们有多大的伤害。”她引用了一句中国格言“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来说明，“我们不能因为要参加某个国际组织而为敌对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留下可乘之机。正因为这样，只是会参加个别的国际性组织，而这都是在我们判断其会对自己有一定好处并不会对中国的威望造成损害的前提下进行的。” 这就明确告知国际社会中国参加国际组织是以维护中国主权为政治前提的。

当时，中国之所以不参加一些国际组织，也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就如龚普生指出的，“美国正是‘两个中国’谬论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推动者。”她说，中国“并不害怕参加各种国际性组织。”因为“相信一点，即终究会有一天这些曾经反对中国参加国际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会反过来要求中国参与国际生活。“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实力，相信中国将在各个领域都取得迅速的发展，相信中国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在许多方面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她还指出，“的确，中国有一些知名人物只会盲目地相信所有外国人，而不相信自己和中国人民，他们要求不加区别地参加所有国际性组织。此类人可能包括中国民主党派中的一些活动家及一定数量的各领域科技老专家。”  她明指出，“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国际组织政治性与中立性、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认识不清。

一些人对国际红十字会中立性的认识就存有误解。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员布瓦西埃就过度强调了该组织的中立性。他认为，这个组织之所以能被允许在交战国的领土上活动，“唯一的理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一个小国的没有政治野心的公民……因此各国政府可以充分相信他们是不偏不倚的。” 实际上，从国际红十字会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态度，以及受制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行为来看，这种所谓的中立性是服从于政治性的，没有做到他说的“不偏不倚”。龚普生指出，那种中立性、学术性，都是“一种稍微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有人会貌似公正地宣称：体育和科技都是属于政治之外的人类活动，不应受到政治的限制。” 

以1952年7月到8月的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为例，这是一次中国外交上的成功事件。红十字会在大会上的斗争精神，使国人倍感自豪。1952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维护人道主义原则与国际红十字运动传统精神而斗争到底》社论：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故意没有派遣正式代表参加这次大会，而只派了所谓‘观察员代表团’进行幕后活动”，它们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因为不敢与真理和事实做对证，另一方面则是企图躲在所谓‘不谈政治问题’的遮羞布的后面，操纵并破坏大会”；美国政府派遣的“观察员代表团”首席观察员马舍尔把中国、苏联、朝鲜代表对美国进行细菌战及破坏日内瓦公约虐杀战俘的罪行所提出的谴责，一概说是“政治宣传”，并指使阻止中国及苏联等国代表的发言，或者强使会议中断举行。大会主席马考莱、常设委员会主席法朗索阿·庞赛以及红十字会协会21届理事会主席桑兹特朗，都是按照美国的命令行事的。他们“把持会议，喋喋不休地向美国人学舌，以所谓‘避免提出政治问题’、禁止从事‘涉及政治’的讨论为理由”，阻挠大会对任何谴责美国以及维护人道主义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社论指出：“美国的破坏活动严重地伤害了国际红十字运动及其传统精神”。“不谈政治问题”也成为“美国逃避正义谴责的避难所了”。

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应维护人道与和平的传统精神。一些国家强调包括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应“淡化政治”或“不谈政治”，而实际上这些组织或多或少地倾向于“两个中国”的说法。这些组织存在着这样的情绪：“如果由于中国的抗议而导致蒋介石分子不能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那么他们将把中国从其组织中除名。”美国及台湾方面推波助澜，助长这种情绪的漫延。在国际冷战的环境下，有诸如此类的情绪难以避免的，政治问题本身也难以回避。中国政府的立场就是：反对一切为了自身目的而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批准和接受“两个中国”的情况，拒绝与任何台湾成为其会员或被邀请加入的国际组织或会议合作，中国更愿意不参加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以便不为美国实现制造“两个中国”留下可乘之机。只有在这一原则和立场的基础之上，“中国才将建构自己与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关系。” 

一些人对国际组织的学术性问题也存有误解。当时有学者认为，不参加国际组织，不利于走出国门，是“闭关自守”。其实，学术与政治是有着紧密关联的。20实际50年代，苏联在一些国际组织及国际会议上曾了中国政府以不少支持和帮助，同时也有一些模糊认识，并最终出于自身利益与中国出现了严重分歧。这里引有一段中、苏两国著名学者的对话，亦折射出中苏两国学者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不同见解。

1958年10月27日，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与到访中国的苏联科学院两位院士阿里汉诺夫、维诺格拉多方进行了交谈。苏联院士问钱三强“为何中国学者很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钱三强说，中国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首先要先接到邀清；其次“要看该会议是否符合国家在政治方面的需要”。苏联院不同意这个观点，称“为了科学和尽快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中国学者)应当参加任何学术会议，况且许多学术会议也根本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钱三强向他们解释说，科学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国际学术会议——既没有学术目的，也不追求任何政治目的。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当有美国人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他还指出，“美国人极力企图拉目前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而此类会议均与美国反动派的“两个中国”思想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学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而苏联院士认为，“中国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立场是错误的”，理由就是如果学者不参加任何国际(学术)会议，那就会错过许多学习有益知识的机会，从而不利于国家科学的发展。对于苏联院士的傲慢态度，钱三强以极其严厉的方式进行了否决，他说：“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者们，从来没有在任何国际会议上通报过任何不利于其主子——帝国主义者们的上述所谓的有益信息。”他继续道：美国“故意忽视我们伟大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真正的学者——祖国的爱国者，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后，我们都不会去参加任何一个蒋介石分子也接到与会邀请的国际会议。” 苏联两位院士仍坚持己见，并举了苏联国内所进行的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运动所造成的危害的例子。钱三强批驳说，他并不知道帝国主义分子们是否曾经提出过关于建立两个俄国的思想，但如今他们却正极力使自己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成为现实。

二战后，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的章程中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反对政治干涉，另一方面却依然依照政治方式来行动，一次次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1949年到1976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并表明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在台湾问题上“有你无我”的利益之争中，在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层面，反对美国“有你无我”的国家利益观，坚持真正的人道主义原则及国际红十字会的传统精神，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