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1日星期四

忠义计划/PFG-1飞弹巡防舰



前言

从抗战结束乃至于国府迁台以来,中华民国海军以租借或军事援助等名义,陆续自美国接收大批各型二次大战时代建造、战后裁汰的二手舰艇,种类包括驱逐舰、护航驱逐舰、巡逻舰、快速运输舰、两栖登陆舰等等,是亚洲地区接收最多美援舰艇的国家。这些帐面数量庞大的二手舰艇虽然一度使中华民国海军拥有傲视台湾海峡乃至于南海的力量,然而她们毕竟都是二次大战时代设计建造的舰艇,本身已有年纪,技术上也还停留在舰炮对轰的层次;而二战之后飞弹与电子科技蓬勃发展,这些老旧美援舰艇很快便落于时代之后。1978年2月16日中美断交,次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失效,中华民国遂面临空前险恶的政治外交环境。由于中美不再是邦交国,想自美方获得精良武器系统简直是难上加难,而美军不再协防台海也使 台湾必须自食其力来抵抗中共的庞大威胁。

自力造舰的起源

在1974年10月,中华民国海军总部提出"海军驱逐舰武器系统革新方案"报告,打算大幅更新24艘阳字号驱逐舰的作战与武器系统,以因应中短期的需求;而负责执行更新海军驱逐舰武器系统的"光武小组"也在1975年10月13日进一步提出"驱逐舰武器系统革新专案研究报告"。阳字号驱逐舰的提升大致分为"飞弹化"与"战系化"两大阶段,第一阶段飞弹化(但尚未形成现代化战系)称为"精装计划",装备雄风一型反舰飞弹等新武器,接下来的"战系化"则分为"武进一/二/三号"等三个阶段,逐步换装新型作战系统、电子设备与武器,尤其是最终阶段的武进三型的防空作战系统和武器装备已经大致奠定了二代舰的基础。

由于阳字号的载台毕竟已经老旧,即便经过大幅度改良,其原始设计也往往无法配合现代化海战所需的各种装备系统;包括新一代武器系统的安装与射界、电子装备的电磁兼容性与功率消耗,都非这些二战时代建造的老舰艇所能负担。因此,台湾海军终将必须取得新舰来取代现役旧型舰艇。在中美断交前夕,台湾海军认为随着美国与中共越走越近,短期内很难自美国获得更先进的新造或二手舰艇;而美国在二次大战时期建造了太多船舰,战争结束后一段时间内根本没有新造舰需求,因而留下一段造舰空窗期,所以在短时间内也没有较新型的多余船舰可以移交 台湾。在1977年1月11日 ,中华民国海军总部提出第二代军舰的"作业能力需求意见书",这是"二代舰"构想首次出现在海军总部的正式文件之中。

在中美断交的前一年的1978年,台湾海军正式成立"二代舰筹建专案小组"(又称"自强作业组",开始进行二代舰艇的先期规划作业,并尽可能在西方世界搜寻一切的舰艇资讯。同年,政府也成立"联合船舶设计发展中心"来建立国内船舶设计建造能量,草创初期还向海军与中船借调人员支援,包括 自强作业组的成员王琴生等(尔后王琴生也在忠义计划小组赴美培训之列)。当时海军内部对于新一代舰艇取得有两派意见:一种主张直接外购,或自国外取得成熟设计在国内建造,能降低风险与成本;而另一派则主张 台湾应从无到有建立自行设计与造舰的能力,如此可以完全针对自己的需求建造各式舰艇,真正达到不受制于人的国防自主,但是此举的风险与成本都高得多,而且需要厚实的相关产业基础(包括电机、电子、钢铁等等),以及当政者有远见地长期大力支持。当时的参谋总长宋长志(海军出身)、海军总司令邹坚以及海军军令副总司令林蛰生对于培养国内自力设计/造舰能力均十分执着。 由于当时国际环境对台湾日趋不利,即使在国际市场上找到完全符合海总需求的现成设计,也不见得能克服政治阻力加以取得,因此实际上,最为可行的方案仍是在具有经验的国外设计公司协助下,为台湾海军建立设计与造舰能量,以及发展满足海总需求的舰艇设计。

在海军总部初期的造舰研究之中,将二代舰分为取代阳字号的一级舰──飞弹巡逻舰(PFG),以及用来取代山字号、关字号的二级舰──近海巡逻舰(PCEG,后来改称为飞弹护航巡逻舰)。在1978年初,海总的PCEG方案排水量 大约是600至800吨级,而PFG则有1000吨级与2000吨级等考量。海总希望PFG具备区域防空作战能力,其对空侦测较强,装备区域防空飞弹,射控系统与资料链都较为完善,此外还有舰载直升机来延伸船舰的侦测与反潜距离;而PCEG的规格较低,只要求具备点防空能力,使用的侦测、射控系统与防空飞弹都比PFG低档。由于PFG太贵(每艘估计至少6000万美元),海军总部还在1978年3月评估将PFG与PCEG合并为单一舰种 ,排水量限制在1000吨级以内,但由于两者任务需求与装备都有颇大的差异,硬要合并显得不切实际,所以最后仍分别处理。在1978年5月初,海总正式向国防部提交PFG一级舰与PCEG二级舰的方案,并提议先进行PFG。同时,海总也开始挑选协助设计的国外厂商,前来简报的包括美国J.J. Mcmullen、Gibbs and Cox(与RCA合作)、Hydronautics、Tacoma以及西德HDW等;海总也委托中船评估可能合作的外国厂商的能力,以及国际市场上可供参考的现成设计。考量到PFG一级舰必须作为舰队作战主力,并应付数量庞大的解放军潜舰,反潜声纳与作战装备都不能马虎(最好能搭配直升机),同时能在风浪恶劣的台湾海峡有效巡逻值勤,1000吨级的舰体不可能满足这些需求,因此将PFG的吨位基准放大到2000吨级以上 。海总希望先执行技术复杂度较高的PFG,完成战斗系统等核心建置工作(由于当时国际环境对台湾军购日趋不利,海总希望尽快获得技术层次较高的PFG核心系统,以免将来横生枝节);之后建置PCEG时,可运用阳字号驱逐舰的精装、武进等改良计划的技术,以达到节省成本的目的。然而,国防部认为PFG耗资过高,而现役阳字号驱逐舰由于进行 精装、武进等各项升级计划,还能继续在第一线维持至少10到15年,因此在1978年7月下旬指示海总优先进行吨位较小、成本较为低廉的PCEG。

虽然如此,海总仍继续争取研发建造PFG,在1979年1月初向国防部提出研建一艘PFG原型舰的预算与计划期程概估,报告中的PFG排水量约2100吨,配备舰炮、防空飞弹、反舰飞弹、反潜鱼雷与直升机,最大航速36节,巡航速率20节,编制130名人员,包含设计、建造、装备(不含弹药与直升机)、人员培训以及二年份零组件的总价约1.11亿美元(40.155亿新台币);如果在1979年选定设计与顾问公司并展开设计与研发工作,首舰可望在1981年开始建造工作,1982年完成建造与系统安装整合,1983年进行各项测试评估。在这份概估中的PFG设计主要是参考J.J. Mcmullen公司的一种2100吨级多功能巡防舰草案,配备一座MK-45 5寸舰炮、8枚容纳于固定式发射箱的SM-1防空飞弹(类似后来武进三型阳字号的设计)、两组四联装鱼叉反舰飞弹发射器、两座双联装30mm机炮以及一架反潜直升机。海总这份PFG原型舰概估报告在1979年上半年经过国防工业基金会审查,并在5月23日获得国防部批准进行PFG的筹备工作。"国防工业基金"设立于1979年1月中美断交之后,资金来源就是中美断交之际、全台人民与海外华侨踊跃捐献的捐款(在1979年内的捐款便超过32亿新台币),其他主要用途包括购置空军"自强中队"以及陆军"自强战车连",如此便不会对既有国防预算额度造成排挤。紧接着在1979年6月,联合船舶设计发展中心向海总推荐美国籍的五人专家小组,来台协助计划定义阶段的顾问工作,为时两周。

在1979年第四十一次军事会谈中,蒋经国总统指示"利用中船设备发展海军造舰能力"。同年7月17日,海总向蒋经国总统简报"制造发展飞弹巡逻舰(PFG)方案",获得蒋经国总统批准;至此,海总终于如愿展开PFG的研制工作,并且名为"忠义计划",成为中华民国海军第一个自力设计/造舰计划。在提报中,忠义计划的估计经费规模为47亿3000万新台币(比1979年初交由国防工业基金会审查的提案大约增加了7亿台币),前13亿先由"国防工业基金"支付,后续34亿再从国防预算中逐年编列;这个经费规模包含整个设计能量的建立、设计施工以及首舰的建造费用。

忠义计划由林蛰生一肩扛起,主要具体目标有三项:第一是派员赴美学习军舰的设计建造,并且现学现卖,一面完成台湾新一代主战舰艇的研发。第二个目标是与美国官方交涉,以取得新型舰载武器、战斗系统与轮机装备的输出许可,以便用于 台湾各型新一代舰艇(除忠义计划外,还包括当时先锋计划的飞弹快艇)。第三个任务是培养国内军舰设计人才并取得新的技术资料,不仅学习设计军舰、取得蓝图与技术资料,更重要的是学习舰艇设计的"know how",也就是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根据台湾海军的需求,忠义计划的目标为一种排水量在3000ton以内的巡防舰,以反潜为主要任务,同时也要兼具防空与水面作战能力,作战半径约500海里。当时 台湾海军预计建造24艘这种飞弹巡防舰,以一对一的方式汰换原有24艘阳字号驱逐舰。


选定承包商

在1980年4月,联合船舶中心与美国国际船舶顾问公司签署忠义计划顾问合约,该公司系由联合船舶中心首任董事长厉汝尚博士引介,其成员包括退役美国海军少将杭辛格(Honsinger)父子以及退役的台湾海军技术军官曲奋斗。国际船舶顾问公司的工作包括完成造舰设计与武器系统厂商的选商、为台湾海军训练出专案管理与设计造舰人员,并协助忠义小组完成初始设计,再交由中船建造 ,而此案在美方的代号为PFG-1(Patrol Frigate Guided-I,飞弹巡逻舰)。根据这份邀标书,台湾海军的原始需求包括:排水量在3000吨以下、最高速率30节、作战半径500海里、正常航行的续航力4000海里,以反潜作战为主要任务,同时具备防空、反水面作战与电子战的能力。

海军在杭辛格等人的协助下完成邀标书,一共向12家美国厂商邀标,六家造船厂商六家武器系统供应商,其中船舶厂商包括Gibbs & Coxs、罗臣拔(Rosenblatt & Sons)、JJMA,系统厂商包括西屋(Westinghouse)、联合系统(Unisys)等等;其中Gibbs & Coxs是美国著名的军舰设计公司(先前该公司为美国设计了派里级巡防舰),原本是台湾海军最心仪的对象,但由于冷战时期国防工业生意兴隆,该公司对忠义计划这种"小菜"兴趣缺缺;而JIMA同时也在协助 韩国设计蔚山级巡防舰,该公司来投标忠义计划的提案便以蔚山级类似。除了决定厂商外,杭辛格也安排张罗训练事宜,由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为台湾受训学员开设第一阶段的造舰先期训练班,总共有两梯次,分别在1980年下半与1981年上半授课。台湾方面派遣受训人员皆为 当时台湾最优秀的相关人材,来源包括海军、联合船舶设计中心与中国造船厂练。

在1981年2月,海军选择西屋作为忠义计划的主承包商,并负责舰上主要系统整合,而次承包商则为罗臣拔,负责舰体的设计与建造。一般的造舰案通常由船舰设计者来担任主承包商,但考量到台湾艰辛的政治状况, 台湾遂以较具规模与知名度的西屋作为主承包商,在游说美国相关部门对台出口相关科技、系统时较为有力,这也是杭辛格的建议。在1981年7月1日,台湾海军与西屋、罗臣拔签署"海军总司令部与美国西屋海外服务公司签订飞弹巡防舰方案合约",这就是忠义计划的执行依据。此一合约为期两年,包括可行性评估、标准制订、初步需求与备选系统评估、构想设计、初步设计、合约设计、采购事宜等阶段,成本1100万美元,外加50至100万的利润费。显然地,此一合约只定义了忠义计划的初步设计阶段,至于后续发展则定义在其中一个条款之内:当此合约完成后,买卖双方将视条件与价款,定义之后的后续行动,包括制订专案计划程序、细部设计与建造工程、完成舰上作战装备的采购与最终细部设计、设备安装、初步安装与结合测试、正式出海测试等。此一"两阶段"方式等于是为忠义计划预留退路,将初步分析设计与后续细部设计、建造、测试托勾;万一第一阶段合约完成初步纸上设计之后,海军再视设计方案以及当时的政策、财力,决定是否要实际付诸建造。如此,万一纸上计划出问题,或者之后财力无法负担乃至决策转向,海军就能取消计划,从中抽身。

在此合约之中,除了西屋之外,还有一个次合约颁给史培屈公司(Spectrum Associates, Inc.),该公司由美国海军退役情报人员开设,先前这些人员在美国海军搜集苏联、欧洲船舰的造船资料进行进行分析,累积不少宝贵的经验与资料库,因此就可以接受造舰大厂的转包业务,提供各种储存在电脑资料库中的船型资料来协助客户定义船型。

赴美受训与初步设计


在与西屋签约的同时,海军也成立"忠义计划驻美设计督导室"(以下简称忠义小组),由当时的计划署副署长雷学明担任主任;这个临时性的编组将在美国接受厂商相关设计、专案管理训练之后,便在美国厂商的协助下完成忠义计划的设计。1981年10月8日,"忠义计划驻美设计督导室"第一批29名人员正式启程前往美国,而最后"忠义计划驻美设计督导室"总共有52人赴美参与受训与设计。第一批受训人员抵达美国之后,首先是根据海军的原始需求来挑选适合的设计母型。史培屈公司负责协助忠义小组进行这件工作,在电脑中输入台湾方面的需求参数(包括排水量、成本、自持力天数、作战能力的优先顺序等等),然后从资料库中挑选合适的母船型;忠义小组在五十几个需求相近的船型之中,接选出10个成本、性能各有不同的设计,最后再从中选出五个。最后的评比结果出炉时,根据忠义小组输入参数的最适合母型,是义大利的狼级(Lupo)巡防舰,这是一种满载排水量2500吨级的舰艇,复合燃气涡轮、柴油机推进,最大航速可达35节,武装包括127mm舰炮、40mm防空快炮、短程防空飞弹、反舰飞弹、反潜鱼雷,可搭载一架反潜直升机。由于在1970年代后期,中共海军还是以速度快、反水面火力强的中小型舰艇为主力,而且 台湾空军则握有整个台湾海峡的空优,当时中共空军与潜舰对台湾水面舰艇的威胁也仍不明显,因此当年 台湾海军认为未来两岸海上对决仍是延续1950、60年代的型态,以双方船舰在台湾海峡进行水面交战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快速灵敏、反舰战力强大、具一定水准反潜能力、仅有点防空自卫能力的狼级会雀屏中选,也就没那么让人意外。

在史陪屈公司的协助下,忠义小组在1981年4月完成了设计标准(Design criteria),随后便开始具体分析船舰载台与作战系统的规格;期间 ,台湾海军内部总共进行八次设计研讨,其中三至四次在台湾举行,并刻意排除美国包商,完全由台湾海军内部决定。值得一提的是,忠义计划整个专案执行程序,从一开始的顶层需求(Top Level Requirements)到威胁(Threat)、战术操作需求(Tactical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以及作战系统需求(Combat Systems Requirements)等,都完全依照美国海军标准造舰流程执行,以台湾海军的需求拟定出所有的规范。

在1982年初,忠义小组从史陪屈公司的资料库中挑选了五十几个与需求相近的船型,接着从中选出10个成本、性能各有不同的设计,最后再从中选出五个。1982年4月忠义计划小组回台向邹坚总司令简报时,确定此型舰排水量为2750吨,使用燃气涡轮与柴油机复合动力系统,作战中枢则为美国与中科院为武进三号研发的H-930MCS全分散式作战系统。忠义案一开始时,海军希望将船舰排水量设定在2500吨以控制成本 (在忠义计划之前,最初PFG的排水量设定是更低的2100吨),然而原始需求的各项性能装备却需要三千吨以上的舰体才能达成;经过数次争论之后,海军总司令邹坚遂决定了2750吨这个折衷的数字。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初步方案之后,忠义计划小组随即前往承包商西屋与罗臣拔,展开具体的见习与方案设计工作;其中负责设计舰体、轮机的机舰系统组在华盛顿水晶城的罗臣拔公司上课见习,武器系统组则在巴尔的摩的西屋公司见习。由于忠义计划的目标不仅是完成船舰方案的设计,还包括让受训人员知道如何设计与建造军舰,所以 台湾海军一再要求两家美国厂商务必重视教学工作。

一开始,训练这部分出了点问题,因为美国有些工程师本事虽高,但只会自己做而不太会教;后来学员的学习上了轨道,有时甚至会偷偷将一些美国本身设计/测试的资料带回自己公司,例如某位学员就拿走当时仍在规划的柏克级飞弹驱逐舰的船模测试资料。当然,美国对这些台湾来的学员也有所防备,西屋与罗臣拔公司特别为忠义计划小组限定一个工作区域,工作不能随便进入其他区域,更不能带走任何资料。 另一件趣闻则是,罗臣拔公司所在的办公楼层的上一层就是JIMA公司,而JIMA在此时正协助韩国海军设计韩国第一种国产水面舰艇,就是后来的蔚山级巡防舰。忠义计划小组在罗臣拔公司受训时,正好遇到 韩国海军派在JIMA的团队,双方 对有不少照面的机会;日后忠义计划小组也间接从JIMA公司侧面打听到一些关于蔚山级的资讯。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西屋公司聘请两位美国海军上将做为顾问,一位是小艾札克.纪德(Adm. Isaac Campbell Kidd, Jr.),他同名的父亲就是1941年珍珠事件中于战斗舰亚利桑纳号上阵亡的纪德少将(Rear Adm. Isaac Campbell Kidd),是美国海军著名的将军父子档,父子两人名字相同;而另一位顾问则是曾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马里欧.魏斯纳( Maurice Weisner)。纪德上将的专长是水面作战,而魏斯纳则是海军航空作战专家。忠义计划学员表示当年开设计会议时,两位将军常各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俨然是二战之前"海航派"与"大舰巨炮派"论战再现。例如当时美制舰炮有两种选择,一种是MK-45型5寸(127mm)舰炮,另一种则是OTO授权美国生产的MK-75 3寸(76mm)快炮。理论上76mm快炮的功能较为广泛,不仅能射击水面目标,防空能力也优于5寸炮;但"大舰巨炮"派的纪德上将显然看不上76mm炮这种"小玩具",坚持一定要使用比较雄壮威武的5寸炮;而"海航派"的魏斯纳对什么舰炮比较没兴趣,但要求舰上一定要有反潜直升机,才符合未来的反潜作战需求。

除了建立设计、专案管理能力并完成船舰设计之外,当时雷学明与驻美代表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美国国务院争取忠义计划所用的关键系统(包括主机、电子装备、武器系统)的输出许可。在1982年8月17日,雷根政府与中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签订了著名的八一七公报,其中包含对台湾军售的质量将逐年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后停止,此举对台湾无疑是沈重的打击。因此往后这段期间向美国争取台湾防卫武器系统的出口,便成为驻美代表钱复等人的重头戏。对忠义计划而言,由于使用的装备与船舰细部设计息息相关,出口许可又需要数月甚至二、三年的评估,因此必须尽快在先期作业阶段得知美国愿意提供哪些装备。当时忠义计划欲申请的装备包括标准SM-1MR防空飞弹、MK-13飞弹发射器、MK-42 五寸舰炮、方阵近迫武器系统、鱼叉反舰飞弹、LM-2500燃气涡轮等在1982年10月底,美国国务院回覆台湾的军购需求清单,其中100多项获得许可,17项被否决;关于忠义计划部分,美国拒绝出售带有攻击性质的鱼叉反舰飞弹以及MK-42 五寸舰炮,其余项目都同意放行。除了实体的装备出口之外,当时美国又提供台湾名为"美国海军技术支援军售案"(TW-P-GEA)的技术谘询管道,台湾便能透过此一管道向美国海军要求技术谘询、提供机密资料,或请求美国海军进行一些测试评估。台湾在GEA案先期支付20万美金,往后依照谘询次数以及资料价值分别计算成本,每年结算一次。1983年忠义小组回台后,GEA的时效又延长至1986年;直到日后光华一号计划时,台湾海军还是继续透过GEA来取得美国海军的机密测试报告。

福岛战争的教训

当忠义计划小组在美国设计时,正逢1982年4月2日英阿福克兰群岛战争(Falkland Conflict)爆发。由于二战结束之后大部分国家的海军都没有遂行现代海战的经验,这段期间发展的武器也缺乏实战机会,因此各国军方莫不 密切观察这场战役,并从中获得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果然,该年5月4日便发生了一件大事──英国海军引以为傲的Type-42飞弹驱逐舰首舰雪菲尔号(HMS Sheffield D-80)被阿根廷军机发射的飞鱼飞弹击中,由于无法控制飞弹引发的大火,导致英国海军无法拖救该舰,只好以自沈收场。雪菲尔号沉没给英美乃至于全球造舰界极大的震撼,不仅在于雪菲尔号没能有效侦测并抵抗飞鱼这种掠海飞行的第二代反舰飞弹,更由于 该舰消防消防系统只因一击就失去作用(当时舰上供电中断),加上舰 内装潢、电缆外皮助长火势且产生浓密毒烟,导致火势与浓烟一发不可收拾,使一艘在当时堪称先进的飞弹驱逐舰被一枚中小型反舰飞弹收拾掉。各国对此的因应除了更重视近迫武器系统以及防空侦测能力之外,更对舰体建材与损管设计投与极大的重视,具体措施包括:舰体上层结构舍弃以往惯用但易燃易融的轻质铝合金,改用较沈重但燃点、融点高的钢材,并以不易燃烧的材料作为舰内设施与装潢;此外,舰体划分更多损管区域,消防系统采取独立与重复配置,使其蒙受战损时不容易全面瘫痪,能将灾害局限在一定范围内。许多1980年代规划中的舰艇都充分吸收了雪菲尔号事件的教训,在舰艇存活方面大幅着墨。由于美国与英国的友好,故能迅速掌握较多第一手的情报,透过这扇方便门,正在进行的忠义计划遂成为西方世界首种纳入福岛战争经验的舰艇。为了充分吸收福岛战役的教训,当时忠义计划的设计工作一度喊停,西屋和罗臣拔公司特别举办了一个三天的研讨会,根据美国搜集的海战资讯,对忠义计划的舰艇存活性进行改善,尤其是损害管制和防火等方面。此外,当时有一艘在战争中受创的英国军舰拖到美国巴尔的摩军港维修,忠义计划小组也特地登上该舰,实地考察受损情形。

PFG-1面貌





另外两张PFG-1模型的照片,其舰型似乎较为细长。

在1982年8月,忠义小组在美国举行设计构想总检讨,并进入初步设计阶段;由于此时可以获得的装备已经大致明朗,接着小组便根据这些装备来评估舰体大小与设计布局,然后设计出舰体结构,进行水槽船模实验,同时也展开战斗、武器系统与舰体结合的设计工作。

基本规格

依照此初步设计,PFG-1的标准排水量2750吨,满载排水量3300吨,最大航速30节。舰炮方面,如同前述,一开始PFG-1曾考量纪德上将大力坚持的MK-45 5寸舰炮──根据日后模型显示,PFG-1曾有并装MK-45 5寸炮与MK-75 76mm炮的构想。但是当时美国不愿意出售具有一定岸轰能力的五寸舰炮,怕台湾拿来轰击中国大陆海岸;而台湾海军透过GEA取得的美国海军的舰炮测试资料,显示76mm快炮的防空能力优于五寸舰炮,因此忠义计划遂正式选定了76mm快炮。此外,台湾海军也试图向美国购买当时推出不久的鱼叉反舰飞弹,但美国也以太具攻击力为由 而拒绝。不过当时居中牵线的西屋公司仍然发挥了相当可观的游说能力,使美国政府同意出售MK-13防空飞弹发射器、标准SM-1区域防空飞弹、MK-15方阵近迫武器系统、LM-2500燃气涡轮等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十分新颖的装备。

如同前述,PFG-1由于体型小、装备多,故舰体设计力求紧致,舰上武装安排紧密,几乎没有剩余空间,而上层结构也尽量缩小,以节省重量并降低航行中摇晃的情况 。忠义计划小组在设计中还考量到降低雷达截面积,例如首艛正面向后倾斜十几度,格子桅也做成倾斜状,观念在当时堪称前卫。动力方面,PFG-1预计采用复合燃气涡轮或柴油机(CODOG)配置,高速航行时仰赖两具LM-2500燃气涡轮,巡航主机则为两具德国MTU柴油机,采双轴螺旋桨推进,最大航速30节 ;据说为了防止LM-2500燃气涡轮的出口许可生变,忠义计划小组还在PFG-1的设计中预留了换装蒸汽涡轮推进系统的余裕。

武装方面,PFG-1的舰首设有一门MK-75 76mm快炮,其后为一具搭载标准SM-1防空飞弹的MK-13单臂飞弹发射器,烟囱与后船艛之间设有一具MK-112八联装ASROC反潜火箭发射器,舰体两侧各有一座MK-32 324mm轻型鱼雷发射器,直升机库上方装有一门MK-15方阵近迫武器,机库两侧则各有一门当时用于改良阳字号的波佛斯(Bofos) 350PX 40mm 70倍径快炮;反舰飞弹方面,PFG-1先由八枚国造雄风一型垫档,分置于机库构造两侧,未来则打算换装当时仍规划中、性能与鱼叉飞弹同级的雄风二型反舰飞弹。侦测方面,PFG-1拥有一具荷兰Signnal的DA-08 S波段二维对空搜索雷达 ,最大输出功率145KW,能在170km外截获雷达截面积2平方公尺的目标,搜索天线顶部另有一个长条型的敌我识别天线;近距离目标追踪与射控辅助由一具 美国西屋(Westhouse)的W-160 X波段 追踪/射控雷达负责 ,此雷达衍生自F-16战斗机的AN/APG-66空用雷达,天线设置在球型保护罩里,使用X波段,最大输出功率16KW,有效侦测范围20~75km,能在45km外截获雷达截面积1平方公尺的目标,并自动计算火炮射程、前置量与误差等必要资讯, 具有每分钟15、20、25转等三种转速,其中进行低角度目标搜索时,使用最低的15转/分转速。此外,舰桥上方与后桅杆上各装一具Signnal STIR 180照明雷达,用导引标准防空飞弹与OTO 76mm快炮,使用X/Ku波段,天线直径1.8m,最大输出功率220KW, 有效工作距离约60km。舰桥顶端还设有一具Signnal 的LIDO光电射控仪 ,整合有日间电视摄影机以及一个钕钇石榴石(YAG)雷射测距仪,在天候良好时能追踪10km以外的目标,并控制火炮进行射击,而操作人员则是在战情中心的15寸萤幕显控台进行作业;反潜侦测方面,舰首下方可能装设SQS-56之类的中频舰体声纳。 舰上的中枢是中科院与美国汉纬(Honey Well)合作开发的H-930 MCS战斗系统(另有专文介绍),这是全球第一种全分散架构水面舰战斗系统,除PFG-1之外也用于阳字号武进三型改良计划之中。 忠义计划的战系开发完成依照美国海军的军规DOD-STD-1679A流程(神盾系统也是依照此种流程研发完成)。

直升机的争论

直升机则是忠义计划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争议。忠义小组之中的反潜组,主要工作就是选择适合的反潜直升机种,以及配合此机种来制订船舰相关设备、直升机甲板与机库规格、直升机与母舰间的资料传递处理方式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PFG-1的设计。此一专案被海军称为"神鹰",最初有五个选项,其中美国海军现役机型有三种,分别是凯曼航太生产SH-2F海妖反潜直直升机、赛考斯基的SH-3海王反潜直升机与S-70C直升机(美国海军自用型号为SH-60B/F),此外还有美国贝尔(Bell)的Model 214通用直升机,以及法国航太(Aerospatiale)的超级美洲山狮(Super Puma),其中法国直升机拟由法国航太透过印尼诺塔尼奥飞机公司(Nurtanio Aircraft Industry)授权生产。当时台湾与印尼有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早先台湾向荷兰购买潜舰时,便透过印尼获得德制鱼雷,而印尼总统哈比比 (B.Habibie)就是诺塔尼奥飞机公司的董事长。考虑到政治因素与日后的后勤供应稳定性,神鹰案自然优先考量美制反潜直升机。

当时雷学明意属的反潜直升机型为凯曼的SH-2F海妖反潜直升机,其作战能力比台湾海军先前购买的500MD轻型直升机强得多,相对较小的机体(六吨级)又利于降低船舰甲板与机库尺寸,这对于忠义计划的成本控制十分重要。然而,忠义计划反潜组的许多年轻军官却力挺更大的十吨级以上的直升机方案(即S-70C与SH-3),因为海妖是1950年代的老旧设计,较小的机体筹载限制了性能。当时忠义计划反潜组坚持反潜直升机需要吊放式声纳,然而这并不是海妖原始设计的一部份;如果海妖要加装,考量到筹载限制,加装吊放声纳之后就不能携带声纳浮标值勤。此外,S-70C与SH-3都有约四小时的滞空能力,SH-2F却只有三小时。而SH-2F的造价也达到SH-70的八成,整体性价比根本不划算。而SH-3也很快遭到排除,因为此型机也的设计也已经不新颖,进入美军服役有十年之久,赛考斯基原厂早已停产,此时只剩获得授权的义大利奥古斯塔直升机公司在生产,无论是设计或采购程序都不上算,赛考斯基厂只能获得转包奥古斯塔的手续费,对买卖双方都没有好处。除了海军内部的声音之外,当时台湾军方也在进行空军救难直升机的招标,高层遂希望两者能采用共通的机型,以利于日后的后勤维护作业。当时无论是空军与海军忠义小组成员,最中意的对象都是最为新颖、筹载能力较大的S-70C(空军救难用S-70C日后即编成海鸥部队),郝柏村在1983年6月29日的日记也记载"S-70C统一用于反潜于救难",至此神鹰案正式决定以S-70C作为采购标的。

在1983年2月,忠义小组与海总在台湾召开"期中设计总检讨",会议中决定以十吨级反潜直升机作为标的;为此,罗臣拔公司估计PFG-1舰体全长需增加5m。此时PFG-1的初步构型设计与相关船模测试已经完成,如果要变更需求,许多设计工作都得重来:根据美国海军的经验,舰体长度增加超过3.6m,就必须重做船模实验;此外,相关直升机设施、甲板强度等配套项目,都有重新修改的必要。前述修改设计与重做船模实验,意味着原订期程的拖延,成本也会水涨船高,这对每一个专案而言都是恶梦。当时忠义计划小组有两个选择:加长舰体或者采用伸缩式机库。当时忠义小组的工程师以及美国海军均反对使用伸缩式机库,因为舰体上层在台湾周边海域烈日下曝晒,温度可达摄氏40、50度以上,水线以下却泡在冰冷海水中,热涨冷缩会导致舰体形变,很可能连带影响伸缩机库的滑轨而造成卡死,让直升机在关键时刻无法使用。当然,其他外力因素,例如作战时武器的爆震,也可能让伸缩机库的机械变形卡住。这个机库问题当时在忠义计划团队中掀起一场大论战,最后罗臣拔提议将舰体增长3m,将增加的排水量控制在100ton内,其他所需的2m长度就靠着修改细部设计一点一点榨挤出来,这个方案被专案小组接受。于是忠义小组从1983年3月开始变更设计,舰体长度增加3m,排水量增加到2800ton。

小结

总而言之,PFG-1是一艘兼具反潜、防空与反舰能力的"万能舰"。由此一帐面数据不难发现PFG-1的最大隐忧──打算在一个不到三千吨的舰体上,安装比美国派里级飞弹巡防舰还要强大的武装 (PFG-1的舰体规模小于派里级,但却打算囊括派里级所有的武器,再外加ASROC、反舰飞弹发射器与两门Bofors 40mm快炮)。在造舰史上,要勉强一艘舰艇搭载超量装备往往都没有好的结果,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在二次大战时代建造的许多巡洋舰与驱逐舰,不仅牺牲燃料装载与人员适居性,甚至严重危及舰体稳定性与舰身强度,曾发生在风浪中翻覆的惨案 。PFG-1舰体容积饱和,预备浮力极低,意味着舰体几乎没有承受战损进水或后续改装提升的本钱。在1979年海总提交的PFG初步提案中,排水量仅仅是2100吨,稍后忠义计划展开后虽然一路上升到2750吨,但忠义小组 还是很难在这样的舰体上实现所有的需求,遂玩起数字游戏钻模糊地带,将2750吨解释为"标准排水量"(这个数字与早期型的派里级相近),满载排水量则超过3200吨。当刘和谦在忠义计划小组的返台报告获知此事后,还质疑小组成员超越授权额度。但实际上即便是3200吨的满载排水量,要搭载前述武装而成为 全能舰艇,依旧显得勉强。

计划喊停

当忠义计划小组在美国努力不懈时,国内的大环境却逐渐险恶。在1981年忠义计划派员赴美之时,原参谋总长宋长志转为国防部长,其位置由陆军的郝柏村上将接任 ;而根据郝柏村 日后出版的回忆录"八年参谋总长日记"的记载,郝始终存在"反大舰主义"倾向。在郝柏村的建军思维之中,由于海战已经飞弹化,加上考量开战后台湾空军将无法掌握台湾海峡的绝对空优,此时大型舰艇只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活靶而已;再加上大量大型舰艇将耗费钜资并吸收庞大人力,经过资源分配的通盘考量后,郝柏村的建军构想主张优先以制空权的掌握来争夺海权,其次以陆基兵力(如岸防飞弹)来捍卫领海,最后才是海军舰艇来夺取制海权。因此,郝柏村优先以取得高性能战斗机、防空飞弹与反舰飞弹为优先(包括IDF战机、天弓防空飞弹与雄风二型反舰飞弹等计划),至于海军则以"近海海军"的格局来建设,以飞弹、快艇、潜舰与扫布雷作战为主,以上的建军思想显然深受1965年国共三大海战中国军大舰屡遭中共快艇击沈,以及1973年以阿赎罪日战争与1982年英阿福岛战争所影响。因此,对于 海军忠义计划打算大量建造满载排水量三千吨以上的PFG-1,郝柏村自然不以为然,他认为海军不该维持数量如此之多的大型舰艇。值得玩味的是,根据郝柏村的回忆录记载,已转任国防部长的宋长志对于郝柏村检讨"大舰主义"的思想表示认同,甚至在1983年1月10日向郝表示"比起第二代大型水面舰,宁可再建造两艘潜舰" (当时台湾向荷兰采购的两艘海龙级柴电攻击潜舰正在建造,并准备追加订购四艘),显示不光是郝柏村,整个国防高层对于国防资源分配的思维可能都开始有了转变。 虽然如此,靠着邹坚与林蛰生的力挺,忠义计划仍得以 持续。

在1983年5月,一向力挺忠义计划的海军总司令邹坚任期届满并调任副参谋总长,由海军副司令刘和谦接任海军总司令,而比刘和谦大五个年班的林蛰生则打报告申请退伍。新上任的海军总司令刘和谦 虽然也十分支持忠义计划,但郝柏村取消忠义计划的心意也日益明显。1983年中,忠义计划初步设计接近完成,接下来应该进行由中船参与的细部设计阶段;但由于承包商评估PFG-1首舰将达到5亿美元(相当于180亿新台币) ,在当时十分昂贵,再者中船也从未进行过舰艇细部设计、建造与测试工作,更何况这还是国人舰艇设计的处女作,决策高层遂对忠义计划抱持相当大的怀疑。根据2002年监察院尹清枫命案和拉法叶舰军购弊案调查报告附录,专案小组约询刘和谦时, 刘和谦表示他在1983年就任海军总司令后,参谋总长郝柏村旋即在该年下半指示:"忠义案停止执行,因为新设计之军舰未经验证,风险很大,耗资多又拖时间"。当时刘和谦曾为忠义计划请命,表示忠义案进行了两年,已从构想设计进入细部设计,如停止是否太可惜?但"郝总长说已报告蒋总统经国先生核准不做了" ,所以刘和谦根本没有机会向上级力争。此外,郝柏村同时进一步指示刘和谦,"即刻去找全世界已在服勤并适合我用之舰种,购买或仿造,新舰可造廿四艘,八大十六小,大者三千吨以上,比照阳字号为一级舰,小者二至一千吨为二级舰",这就是后来光华一/二号二代舰计划的肇始,从原本"自立设计建造"的层级降成"购买或仿照现成设计"。刘和谦表示:"我本有意见申述,但一想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建造太多新军舰,……,于是未再说话,遵照办理"。 在2001年春季国防部出版的国防政策评论(第一卷、第三期)有一篇对刘和谦的专访,其中刘和谦也有提到对忠义计划的惋惜。

根据郝柏村在1983年6月22日的日记记载,"忠义计划投资大、风险大、效益未定,应于设计完成后停止造舰"。在6月27日 ,海总接获国防部的命令,"以现况结案,暂缓投资建造,由海军并同其他可行备案报部"。忠义计划结案后,海军旋即成立光华计划小组,就是所谓的"备案" ,改为寻求国际市场现成设计。即便如此,由于此时合约仍未执行完毕,忠义小组仍然继续作业,在8月22日于美国与两家美国厂商进行"合约设计检讨会",全面分析战斗系统功能、成本效益分析与料件采购规格。在11月15至19日,忠义小组在国防部举行"全案最终设计检讨"。至此,忠义小组在美国期间总计支出1300万美元,全数由国防工业基金支付;如果要进行后续细部设计、建造与测试评估,细部设计估计要花费一年半至两年时间,细部设计进入第十个月时(完成画施工图、规划船厂、采购物料与施工机具、人员训练、布置船厂生产线等)能展开建造。由于此时国防部已经喊停忠义计划,因此这个最终方案也只能束之高阁。在12月19日,完成最终设计总检讨后,忠义计划便正式落幕。不过在1985年11月美国高层原则同意提供台湾派里级巡防舰之前,忠义计划仍被当作一个备案,因此例行性的简报依旧存在,不过此时忠义计划已经不可能有生机。 令人难过的是,1981年10月8日忠义计划小组启程赴美之际,海军副总司令林蛰生还在台北大直海军总部对首批29名学员做临别讲话,其中提到光绪三年清朝派员出洋学习造舰、 回国后却投闲置散、未使中国由弱转强的历史,勉励学员要确实发展自力造舰的能力,不要重蹈清末的覆辙;孰料他的临别讲话竟一语成谶,不幸言中忠义计划的下场。林蛰生将军在副参谋总长任内退伍,两年后因病过世,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 总计忠义计划从开始到结束,共花费6.24亿新台币,其中5.2亿支付给协助的国外设计公司与顾问,总计完成了128份合约指导蓝图、合约规范与设计文件等616项,而相关资料与资料图件则有3300多项。

虽然忠义计划并未成真,但仍有若干收获。首先,忠义计划虽告取消,但海军并未放弃新一代舰艇筹获的努力,退求其次寻找能取得输出许可的国外现有成熟设计,设法购买或转移技术至中船建造,结果获得美国的派里级飞弹巡防舰(即成功级);此时忠义计划小组赴美受训的成果便派上用场,虽然不是自行设计,但还是能执行评估与监造等工作。当海军光华一号(成功级)造舰计划进行时,许多相关人员如驻美联络官、海军武获室主任、监造处执行官等都是当年忠义计划的学员。此外,成功级的许多装备如MK-13飞弹发射器、LM-2500燃气涡轮、76mm快炮、方阵进迫武器系统等关键装备在忠义计划时代已经从美国国务院获得出口许可,再申请时便节省许多宝贵时间 (阳字号武进三型改良计划中,也用上了标准SM-1、方阵快炮等装备);而原本作为忠义计划一环的"神鹰"反潜直升机案则继续执行,日后便购得一批S-70C(M)2反潜直升机,成为与二代舰配套的新一代反潜主力。

纵使忠义计划获致相当的间接成果,但毕竟没有达成原始目标,这些学员日后各自升迁调职,就没有机会实际运用所学;同样地,民间的中船与联合设计中心等参与忠义计划的民间单位,在缺乏实作经验下也很难保存所学的技术。

结语

直到今日,许多当年参与忠义计划的人员还是对此计划的夭折感到扼腕,认为海军本身不坚持是忠义案胎死腹中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当时就算因为预算因素而暂时延后,也得力谋克服做下去,因为相较于美国 在1970年代推出的派里级飞弹巡防舰,1980年代设计的忠义计划显然比较新颖,例如融入福岛战争带来的教训,这是派里级所无的。不过如同前述,如果硬要落实PFG-1的建造,以其不足的舰体规模欲容纳超额装备,只怕 就算造出来也会变成一艘"晴天战舰"(除非在细部设计阶段增加舰体尺寸规模,但这也意味成本将进一步攀升),与日后同样夭折的"先进战系"案(小神盾舰)如出一辙。 何况台湾的资源经费有限,战备需求却倍力多分,既然要优先花费钜资获得高性能战机来维系空防,自然很难同时再去负担所谓的"国舰国造"。

讽刺的是,大约在忠义计划进行的同一时间,韩国也循类似的模式,派员前往美国JJMA船厂学习如何设计/建造军舰,随后便推出蔚山级、东海级、浦韩级等中小型水面作战巡防舰。于是,台湾与 韩国同时起跑,台湾在三年之后退回原点,韩国却大步跃进,在1988年甚至一度打算将蔚山级销售给台湾,看在忠义计划成员眼里真是情何以堪 。当时蔚山级犹被国人瞧不起,打为粗制滥造的韩国水货,但到了1990年代,韩国日益茁壮的造舰产业 稳健地循序发展,先后推出精益求精的、209/214潜舰、KDX系列驱逐舰、新一代大型两栖突击舰甚至航空母舰等计划,立志追赶日本;反观台湾在退求其次、获得美国授权在台装配成功级飞弹巡防舰之后 ,自行造舰的政策反而烟消云散,目前看来在中短期以内已无承造主战舰艇的能力与机会,更遑论研发与整合。以韩国重工业背景、政治环境、技术来源与资源挹注等重要客观条件都非 台湾可比,但如果当时台湾国舰国造政策能持之以恒,成就必不仅止于今日之萎糜状况,更不会与韩国有如此天壤之别。如今台湾无论在财力、技术基础、大环境等方面,似乎都已无重振造舰工业的契机,回顾当年忠义计划的雄心壮志,今昔对照,怎能不令人心生感慨、对已成事实的历史徒呼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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