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旁听穆斯林兄弟会会议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现有8000名成员,其中有100多名基督徒,还有1000多名妇女,甚至连副会长都是由一名基督教徒担任的。”

穆斯林兄弟会

埃及的革命源于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今年1月25日这天,上万名年轻人在解放广场示威游行,抗议政府贪污腐败,要求穆巴拉克下台。此后埃及各地均爆发了抗议活动,游行的人群遭到埃及警察的暴力镇压。根据埃及官方的统计,全国一共有800多人被警察打死,超过2000人受伤。示威群众坚持了18天之后,也就是2月11日,穆巴拉克宣布下台,结束了长达30年的统治。

当我在今年5月中旬到达开罗的时候,发现市中心地区已经看不到暴乱的痕迹了。只有位于广场西侧的埃及执政党民族民主党(NDP)总部大楼依然保留着被烧过的痕迹,就连楼前院子里被烧毁的小汽车依然没有被移走。可惜楼门口有持枪军人把守,外人不得入内。我后来意识到,开罗大街上已经看不见警察了,重要的地方全都由现役军人把守。

为了了解埃及革命的现状,我通过关系找到了半岛电视台驻开罗记者达伍德·哈桑(Dawood Hassan),他告诉我目前埃及虽然表面平静,但其实暗流涌动,很多旧政府的官员暗中捣乱,希望把埃及局势引向混乱,以便逃脱罪责,或者从中牟利。

“埃及革命前有135万名警察,军队人数只有40多万。革命的结果就是警察成了众矢之的,彻底失去了作用。可是你要知道,埃及过去全靠秘密警察在维持秩序,突然一下子把他们全撤掉,肯定会出一些乱子。”哈桑对我说,“再加上目前仍有53名前国会议员没有下台,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前科,生怕革命者揭了他们的老底,特别希望埃及局势越乱越好。还有不少商人也在秘密谋反,其中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加莫尔(Mohammed Ibrahim Kamel)的商人前几天刚刚被抓起来了,有证据显示他就是‘骆驼之战’的幕后黑手。”

哈桑所说的“骆驼之战”发生在2月2日,前一天晚上穆巴拉克刚刚发表了电视讲话,公开向民众服软,保证9月份下台,不再谋求连任。据说很多埃及老百姓听了他的讲话都动了恻隐之心,不想再游行了,谁知穆巴拉克钦定的接班人、他的小儿子贾迈勒·穆巴拉克(Gamal Mubarak)不甘心失败,指使他的密友、商人加莫尔出钱雇佣了一批打手,于2月2日这天骑着骆驼(就是在吉萨金字塔招徕游客的骆驼),拿着铁棍和步枪冲进解放广场,对游行者大开杀戒,当场打死了几十人。此时埃及军队继续保持中立,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如果那天游行队伍被冲散,埃及革命很可能功亏一篑。好在负责广场保安的穆斯林兄弟会迅速动员了大批成员前来助战,和骆驼队展开了殊死搏斗。兄弟会的人没有武器,只能从地上撬起砖头和对方打斗。事后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一事件是埃及革命最重要的转折点,穆斯林兄弟会的行动保住了游行队伍的士气,各地的游行示威终于得以继续下去,直到穆巴拉克宣布下台为止。

“很多西方媒体都说穆斯林兄弟会是这次埃及革命的幕后推手,是这样吗?”我问。

“这个说法不正确。起码在革命的开始阶段,没有任何组织或者党派在幕后指挥,这场革命完全是群众的自发行为。”哈桑肯定地说,“革命后期确实有不少政党出来说话,但没有一个有能力左右局势。穆斯林兄弟会之所以能起那么大作用,只是因为这是革命前埃及唯一一个有组织的党派,只有它有能力动员那么多人。”

“我还看到不少报道称,埃及民主化最大的担忧就是穆斯林兄弟会掌权,把埃及导向专制,有这种可能吗?”我接着问。

“如果现在立刻举行大选,穆斯林兄弟会确实最有可能获胜。但是这个组织并不像西方媒体说的那么极端,它的领导人在很多公开场合都表示,他们的宗旨是打倒‘独裁统治’,支持结社和言论自由,倡导建立民主制度,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地表达意见,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哈桑说。

这个宗旨听上去和全世界任何一个自由派政党几乎没有区别,让人很难把它和穆斯林兄弟会联系起来。资料显示,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发起人是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一名工人,名叫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该组织成立之初的宗旨是: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础,在现代社会复兴伊斯兰教,实施伊斯兰教法,以哈里发为统一象征,建立一个不分民族、不受地域限制的穆斯林世界社团,最终在全世界建立一大批纯粹的伊斯兰国家。

读完这个宗旨,我们不难想象西方基督教国家对这个组织的反应。那么,如今的穆斯林兄弟会真的改变初衷,与时俱进了吗?

“现在的穆斯林兄弟会跟过去已经很不一样了。比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现有8000名成员,其中有100多名基督徒,还有1000多名妇女,甚至连副会长都是由一名基督教徒担任的。”哈桑对我说。

“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恐怖组织呢?”

“穆斯林兄弟会一直和穆巴拉克作对,所以一直被穆巴拉克政府打压。在穆巴拉克时代,任何一个党派,只要反对他,都会被定性为恐怖组织。”哈桑解释说,“更重要的是,穆巴拉克需要树立这样一个对手,好证明他的集权统治是合法的、有必要的,也可以通过这个组织的存在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支持。”

“我正好明天要去参加一个由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秘密会议,你可以来旁听。”哈桑见我将信将疑,便向我发出了邀请,我立刻答应了下来。

埃及革命的“幕后推手”

第二天我准时到达会议地点。这是一个中产阶级小区,会议就在一幢居民楼内的一间公寓里召开,为我们开门的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年轻人,光头而且没有蓄须。他自我介绍说他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保安,这间三室一厅的公寓是兄弟会租下的一个秘密办公室。进屋一看,客厅里除了一张班纳的画像之外没有任何装饰物,主卧室被改装成了会议室,另外两间卧室几乎是空的。

与会者陆续到达,都是男人,年纪不等,衣着风格各异。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塔曼(Mohamed Taman)的年轻人告诉我,这个会议的参加者都是埃及革命的幕后组织者,这个组织每周都要聚会一两次,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原来你们就是埃及革命的幕后推手啊!”我惊叹到。

“推手可算不上,我们只是一帮各有专长的人,从革命一开始就一直默默地承担着游行的各种组织和后勤工作。比如有人懂印刷,就负责印海报,有人懂演出,就负责为演讲人提供舞台和扩音设备。我是个艺术家,懂摄像,专门负责记录。”塔曼解释说,“事实上大家以前互相并不认识,都是在开罗广场游行时认识的。我们的政治观点其实很不同,对于埃及革命应采取的手段和策略看法不一,比如有人认为必须全盘推翻旧体制,有人认为应该循序渐进等等。但是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大家都想让埃及变得更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这个组织,组织内部实行民主式管理,大家共同担负起革命的组织和后勤工作。”

“老百姓知道你们吗?听你们的指挥吗?如今革命胜利了,你们打算去参加竞选,然后从政吗?”我又问了几个问题。

“老百姓知道有这么个组织存在,但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并不想从政,据我所知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打算参加选举。至于说我们的威信,在革命期间还是很高的,我们有权决定第二天去哪里示威,打出什么样的口号。但是现在有些不同了,革命胜利后老百姓的民主意识高涨,都想去解放广场表达意见,我们已经有些控制不了局势的感觉。比如我们不认为现在的埃及还需要上街游行,但有不少人对改革的进程太慢感到不满意,便在网上号召大家在5月27日这天去解放广场游行,声称这将是埃及的‘二次革命’。对于此事我们事先完全不知道,直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到底是哪个组织在背后指使,今天开会的目的就是商讨对策。”

说话间陆陆续续来了10多人,哈桑向我一一介绍他们的背景和来历。除了大学教授、商人和艺术家之外,居然还包括几个蓝领。他们分别隶属于10个不同的政党和组织,但都属于伊斯兰教派,没有基督教或者无党派人士参加。穆斯林兄弟会虽然提供了场地,却只有一名代表出席。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哈桑外,现场还有一位半岛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据我观察,这位名叫阿迈德·曼绍尔(Ahmed Mansaur)的主持人威信很高,他的话最多,听他讲话时大家都很认真。

虽然我被允许旁听,但我听不懂阿拉伯语,待了一会儿就出来和保安聊天。他的英语只有小学水平,但不妨碍我俩做些简单的交流。他今年22岁,白天在一家小公司上班,帮人修电脑,晚上给穆斯林兄弟会当保安,每个月能挣900埃镑。他喜欢健身,靠当健身教练挣了不少外快。他喜欢看好莱坞电影,喜欢听流行音乐,他的理想是学好英语,多挣点钱,找个漂亮的女朋友。总之,与很多国家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

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散会后大家依然争论不休。我抓住一位身穿西装的中年人要求采访,他名叫阿卜杜拉·舍哈塔·卡塔波(Abdallah Shehata Khattab),是开罗大学经济系的教授。“革命发生之后埃及已经损失了80亿美元,这个国家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卡塔波教授开门见山地说,“埃及最重要的外汇来源是旅游业,受革命影响损失惨重。来自国外的投资几乎完全停止,目前国家急需外汇,急需稳定埃镑,而要想做到这一切,必须立即稳定局势,所以我认为埃及现在的首要问题是维护治安,不是再搞一次革命。”

不过,他认为埃及革命和经济问题关系不大,肯定不是引发革命的首要目的和原因。“埃及革命最先是从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开始的,起码在革命前期参加游行的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的是‘独裁’和腐败,不是贫穷。”

正说着,客厅里传来了诵经的声音。“对不起我要去晚祷了,我们以后再聊。”卡塔波教授起身走到客厅,把皮鞋脱掉,跪在一张地毯上,与另外几位与会者一起冲着麦加的方向磕头祈祷。

为了多听听各方人士的意见,第二天我又去找《今日中国》杂志中东分社的副主编侯赛因·伊斯梅尔(Hussein Ismail)聊天,他曾经作为外国专家在北京居住多年,对埃及和中国的情况都非常熟悉。他告诉我,埃及革命的背后确实有不少政党在活动,但没有一个能称之为主谋,埃及革命几乎可以肯定是老百姓自发的行为。“革命前的埃及贫富分化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10%的埃及富人拥有90%的财富,这让很多埃及老百姓非常不满。”他说,“但埃及人普遍认为穆巴拉克本人不坏,他只是人老了,糊涂了,被身边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利用了。”

伊斯梅尔还告诉我,穆巴拉克刚上台时很不错,实行过不少改革开放的措施。但近年来埃及出现了很多一夜暴富的人,对埃及的社会稳定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我觉得埃及政府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没有像中国那样开放投资市场,而是只把消费市场放开了,于是大量外国商品涌了进来,而埃及本国的生产力却没有相应提高。”他继续说道,“另外,埃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太厉害了,导致很多公共设施建不起来,这一点也是埃及和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

《今日中国》的主编王复则认为,埃及的现状很像“文革”时的中国,没人敢对革命说一个“不”字,不少人打着揭露腐败的旗号,对旧官员实施清算,见一个抓一个,导致国家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地方不得不实行宵禁。

伊斯梅尔对这个观点持有不同的看法:“‘独裁’确实有‘独裁’的好处,比如法治严格等等,但这种法治不是老百姓自愿的,终究会出问题。”

伊斯梅尔还介绍我认识了埃及华夫托党(Al-Wafd)的党报主编阿代尔·萨博理(Adel Sabry)。这个党是埃及最重要的反对党,属于自由派,该党党报的日发行量约为30万份,官方网站的日点击量为200万次,在埃及新闻类网站中排名第三。根据他的观察,这次埃及革命源于埃及的新一代年轻人缺乏社会经验,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后屡屡遭挫,对前途失去信心。不过革命的后半程情况发生了变化,全社会广泛参与,各个党派也公开表示支持,最终导致政府不得不下台。“现在埃及的情况很乱,不过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法国大革命之后比现在的埃及乱多了,这是任何一场革命都必须付出的代价。”他说,“埃及人民必须慢慢学习民主,大家必须明白,获得自由的同时也需要承担责任,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你觉得为什么这一轮革命大都发生在阿拉伯国家呢?”我问了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很多阿拉伯国家都是‘独裁’统治,早晚会被推翻的。”他回答。

此时又到了晚祷的时间,他和同事们躲进一间小屋跪地祈祷,大约10分钟后出来接着跟我谈他的理想。

“我觉得阿拉伯世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那就是伊斯兰教很重视互相照顾,不像基督教那么提倡个人奋斗,那么崇拜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我希望埃及人民能够依靠这一点来消解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在埃及闯出一条中间路线,用爱国主义和泛阿拉伯大一统的理想来纠正西方自由思想的偏差。”

不过他也承认,这个理想还太过遥远,短期内是无法变成现实的。“现在关键就看埃及军队下一步如何行动了,这是目前能够左右埃及局势的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他最后说,“我相信埃及的局势还会乱很长一段时间,大概3年后才能看出这场革命的结果到底是好是坏。”

不管专家们持有何种态度,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老百姓对现状很不满意。5月27日星期五的下午,一场事先大肆张扬的“二次革命”终于如期而至。

“二次革命”

5月27日这天,我和旅途中认识的一位埃及朋友在解放广场附近的一家高档餐厅见了面,我们约好一起去参加游行。这位朋友名叫穆罕默德·古达(Mohamed Gooda),曾经在美国留过学,回国后开了家旅馆。他是个极端的自由派,讨厌伊斯兰教,却又反对美国的中东政策。“穆巴拉克其实和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伙的,他给兄弟会一个存在的空间,就是为了让美国人相信埃及有恐怖组织,从而寻求美国的支持。”他说,“埃及军队也不是好东西,很多军官手里都有人命,因此他们希望埃及尽快稳定下来,不希望人民了解真相。所以我支持‘二次革命’,一定要继续造官老爷们的反!”

那天在场的还有他的几个朋友,他们都属于埃及的“富二代”,在开罗的美国学校上学,毕业后留学英美等西方国家,学成后回国当老板,或者进入文艺圈。他们每个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甚至相互间也用英语交流。

酒足饭饱之后,我们一行人朝着解放广场的方向走去。路上还遇到一位埃及著名演员,大家称兄道弟,显得非常熟悉。广场入口处有临时建起的栏杆,要想进入广场必先接受民间纠察队的搜身检查。

此时的广场已经被抗议的人群挤满了,但我连一个警察都没见到。场内至少搭建了6个舞台,每个舞台都有自己的扩音设备,有的在发表演讲,有的在呼喊口号,还有一个舞台上有一支正在表演的乐队,场面乱哄哄的。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除了少数像我们这样的旁观者外,大多数人真的是来抗议的,他们积极响应舞台的号召,一起跟着喊口号,情绪非常激动。还有不少人举着标语牌,我见到一个六口之家每人举着一个写满抗议文字的标语在广场一角静坐示威。

现场的记录者也很多,几乎有一半的人都拿着手机在拍照,还有好几个来自西方国家的人扛着专业摄影机在做现场采访。广场旁边有一座高档旅馆,面朝广场的高层阳台上布满了摄像机,看上去都是各大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直播。

“今天的游行示威很像第一次革命的后期,来的人以穷人居多。”古达对我说,“当时有人造谣说,凡是去游行的每人发一份免费肯德基套餐,于是好多人都来看热闹了。”

果然,从人们的衣着打扮来看,确实穷人较多,但大家的表情都非常投入,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激情。我觉得,不管专家学者们事后如何分析,也不管埃及是否会变得更好,有一点谁也无法否认,那就是这场革命赢得了大多数埃及老百姓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注定将会发生的变革,我们所能做的,不是谈论它是否正确,而是如何去适应它,期盼它向好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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