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共和的尝试与反动袁世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拉开序幕。

1912年2月12日,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宣统皇帝下诏退位。千年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瓦解。

仅仅4个月零2天,历史转折。这当然是伟大的时刻。

重要的历史时刻,是由那些重要的人物创造出来的。本刊辛亥革命100周年系列报道,即着意去寻找并发现那些创造历史,并影响至今的人物。

显然,袁世凯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关键人物。

多数史料记载,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以镇压武昌起义之际,袁提出六款要求: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武昌起义诸人;四、解除党禁;五、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给予充足的军费。——虽然,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袁是否真的提出这六款要求尚有争议,但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保留清廷,君主立宪。

但是,这不是革命党的选择,更不是另外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目标。袁世凯派出的议和谈判代表唐绍仪密电北京: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是辛亥革命后可能完全不同的走向。在当时中国南北对峙处于战争的境况下,它最可能发展的方向是“以战而定制度”。但凡袁世凯效仿他的前辈曾国藩而一意捍卫清廷,制度选择最终将付出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才是真正的国家的悲剧。无论我们最终如何评价袁世凯,但是他设法避免了战争,避免了制度更张时刻人民生命与社会财富的损失,最终以平和的方式,迫使清帝逊位。

只是,袁世凯后来权欲过于膨胀,竟重新称帝。反差之下,我们容易忽视他当时的价值。

如何理解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100年过后,或许我们可以建立更具容量的现代化中国发生史的坐标来重新审视。在这个结构下,袁世凯及他那个时代杰出之士的贤与不肖,我们将可以将其放诸现代化复杂的中国进程来观照。

简言,清政府在经历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两场战争后,财政已经破产,国家运转的维系竟只能畸形地靠举借外债。清亡已是事实,只是它需要一个契机而已。武昌起义,正是推倒清廷的决定性时刻。清亡之后,中国往何处去?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尤其是精英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未来将会选择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刻不容缓。但是,我们需知,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看,政治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也只是现代化首当其冲的一个链环而已。并非政制但变,社会即刻昌盛。

清亡,共和。我们的制度选择迅速,而新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却需时日。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时刻中国整体的政治格局,并未发生决定性变化。曾经是清政府举债度日,而后来无论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政府,仍须一秉前规,举债维系。国家与社会整体性的进步,远不会如政制选择那么单纯,只是它更容易被忽略。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现代化走向确实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它需要杰出之士,更需要时间成本。

有100年的时间,足够可以拉开时间与空间距离,让我们更公允地回看那段历史。中国如何另开新面,是100年前那代人的挑战,同样是当代人的挑战。

所以,知史需有襟怀,如此方可鉴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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