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一个家族的国家危机

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其社会秩序和混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与否。所谓乱治之间的转换,皆赖此端。在每一次大乱之后都会有许多人死亡,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但经过一段和平时期,所谓“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由此又进入“乱世”,如此循环往复。土地与人口之关系,实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王朝轮回”的历史自然之演进。

1908年11月15日,慈禧辞世,73岁。

据说,她最后时刻说了这样一段话:“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当年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与汉学家白克好司,在其所著传记《慈禧外纪》里记录了这段临终告诫。只是,今人读之,对应我们记忆里慈禧的刻板印象,不免恍惚,须细加捉摸。

那个时刻,3天时间,立新君、光绪去世、慈禧再卒,事事毕至,一切宿怨迅速了断。这些事件,对于王朝而言,皆为大事,动静不小,因而稗史笔记所刊流言甚多。相对各种传言,其事实之本,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沣的“现场”日记:

十九日(阴历,阳历为1908年11月12日)。上朝。致庆邸急函一件……

二十日(11月13日)。上疾大渐。上朝。奉旨派载沣恭代批折,钦此。庆王到京,午刻同诣□□□仪鸾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着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钦遵于申刻由府携溥□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交在□□皇后宫中教养,钦此。即谨退出,往谒庆邸。

二十一日(11月14日)。癸酉酉刻,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亥刻,小臣同庆王、世相、鹿协揆、张相、袁尚书、增大臣崇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见。面承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着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钦此。又面承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即同治)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即光绪)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钦此。又面承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钦此。是日往西苑军机处。

王朝更替的人事安排,迅速落定。

同治与光绪都没有子女,所以新皇帝溥仪,既承继同治之嗣,同时亦兼承光绪;溥仪父亲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但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慈禧)之训示裁度施行”。慈禧依旧把持权柄,这是制度安排的前提。

只是,人算不及天算。第二天,11月15日,慈禧吃过午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醒来后,慈禧立即召集各色关键权臣,再下旨: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谕,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秉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现予病势危急,自知不起,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

主政48年后,慈禧成为过去时。清朝进入载沣与溥仪时代,亦进入倾覆的倒计时。

历史现场

载沣是谁?光绪皇帝的亲弟弟。

定了新皇帝,当然得通知光绪,这时光绪还清醒。他说:“立一长君,岂不更好,但不必疑惑,太后主意不错。”随后知道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帝极喜悦”。

但是,当慈禧决定立溥仪并令载沣为摄政王之际,载沣极想推脱,“叩辞至再”。从旁人的记录来看,这倒并非虚言。除了必需的礼节而“叩辞”之外,载沣一家亦有真实的恐惧。从载沣的角度看,先是他哥哥载湉(即光绪)被慈禧选中当皇帝,现在又是自己的儿子被选中。对这家人,顷刻间,福祸难以明察……当年,慈禧选择光绪入宫,继承同治之皇位,载沣的父亲奕譞着实被吓着了,“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致触犯旧有肝病,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帝成皇帝(道光)留一庸钝无才之子……”这是《清史稿》里的记录。当然也是载沣的记忆。从后来光绪的命运看,奕譞的害怕,不完全是虚伪。只是,慈禧定了溥仪,岂容更改,而且要马上入宫。此时此刻,载沣一家何种反应,自是各色人等的兴趣所在。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反应最激烈,《清鉴纲目》记录下她两句著名怨言: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杀人家的孙子!给个皇帝的虚名,实际上等于终身监禁!

一家连出两位皇帝,喜惧之间,情绪震荡巨大。只是,这一家人,无论是皇帝光绪,还是即将成为皇帝的溥仪,在慈禧面前,其命运皆如微蚁,遑论情绪起伏。

家族政治,更残酷。相对于王朝制度运转,当事人的喜怒哀乐,不足以道。王朝更替时刻,如何自处才是关键,往往,生死逆转即在此刻。

光绪病重,在当时对皇宫里诸如载沣这样的近臣而言,不是秘密,大家都清楚。光绪没有孩子,谁能成为下一代国君,这远比光绪之病更让人关注。王朝故事,这个时候,最出阴谋论。按溥仪《我的前半生》里描述,载沣一家想象并设定的政治对手是庆王奕匡。奕匡因与李鸿章办理义和团善后谈判,而真正成为当时清廷最重之权臣。“当时人们议论起王公们的政治本钱时,说某王有德国后台,某公有日本后台……都只不过各有一国后台而已,一说到庆王,都认为他的后台谁也不能比,计有八国之多。”慈禧选择“接班人”,不得不考虑庆王因素。当时的危险何在?溥仪叙述:“这时又忽然听到惊人消息: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匡的儿子载振为皇帝。”——查寻当时各方材料,溥仪这一郑重其事的说法,其实只是孤证,并无旁证。宫廷之事,常常只是传言,绝少确实。只是,如果阴谋成立,载沣这一家,亦即醇王这一支皇族,失去光绪尤其是失去慈禧的依傍,未来未必光明。

当然,慈禧也听闻了这种阴谋传言。

这一年,慈禧73岁(11月3日)的庆寿会上,多了一个新节目,西藏达赖喇嘛来到北京,率属员向太后叩祝。后来又有传言,当时见过达赖喇嘛的庄士敦记录:“慈禧去世后,大家纷纷说,一城容不下两个活佛,因为会相克。”不过,在当时,“老佛爷”慈禧因有西藏“活佛”来拜,还是极其高兴的。刚刚过完寿会,慈禧就病了。达赖喇嘛知道后,呈上佛像一尊,说应即刻送往太后陵寝,可镇压不祥,而且圣寿当增。慈禧于是命令庆王奕匡迅速办理此事……送佛像去陵寝,犯得着用庆王之尊?宫廷故事,从不简单。

这个时候,慈禧“接班人”的人选已定,需要创造条件实施。庆王刚走,慈禧即将北洋军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段部,系袁世凯嫡系,当然也是庆王的军队。调走段祺瑞所部,又调来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接防北京。卫戍部队安排妥当,所有步调走顺,庆王回京,慈禧宣布了她的人事安排——载沣为摄政王,当然,作为一种平衡,慈禧亦将“亲王世袭罔替”的光荣给了庆王奕匡。

无论庆王奕匡先前是否有过阴谋,新皇帝已由慈禧择定,他对此无可置疑。不过,奕匡仍扳回一城。当时慈禧属意溥仪只是承继同治皇帝,如此一来,宫廷政治里极其重要的一支后宫力量,比如光绪的皇后以及妃子,将如弃履。奕匡的建议是,光绪亦无后,溥仪在承继同治同时,也应兼承光绪。慈禧同意了这一选择。同治皇后已死,而光绪皇后隆裕尚在,如果兼承光绪,则内宫里,隆裕未来将上位,而这又是有赖奕匡的执言。奕匡当然是政治高手,迅速在王朝更替时刻,找到了自己未来的安全自处之道。从结果看,众人厌恶的奕匡得以善终,当可理解他对利弊判断的准确与选择的机敏。对于属臣,宫廷政治,选择靠山是核心要义。

反过来,对于所有属臣的主宰慈禧而言,权力如何制衡,则为关键。

当慈禧自知不起之际,她的最后一道懿旨明言:“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前一天刚刚由奕劻仗言,才得到未来内宫权力的皇后隆裕,由此获得制度性的权力安排。这一制度意味着,摄政王载沣的权力将受隆裕的制衡。

宫廷政治,看似漫无头绪,处处阴谋,实则亦有其一般规律。当年咸丰辞世之际,任命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而同时,又将“御赏”之印与“同道堂”之印分授慈安与慈禧,“赞襄”大臣所拟圣旨,须“御赏”之印起首,“同道堂”之印盖于末尾,才算合法。这同样是权力制衡机制,仅仅凭这一微弱的制衡制度,慈禧夺八大臣之权,由此上位。而在慈禧临终时刻,她同样安排了这一制衡制度。那么,如果世事承平,而隆裕又够强,未来未必不可以如慈禧那般夺权上位,成为清朝新一代“女主”。

国家责任与个人情感,当然并不一定和谐与融洽。

家族规则

慈禧为什么会选择溥仪?历史现场的纷乱,都是现实利益,自无可靠答案,必须拉开基本的时空距离,才可能略有所得。

独裁政制,最重大的挑战是继承人的问题,中国自秦以来,这样的故事延绵不绝。这一问题延续到清雍正皇帝,他创造了“密建制度”——皇帝密写立储谕旨封于匣内,死后开启。这一制度基本上算解决了皇子争位的动荡。由雍正而至同治,一切正常。但是,问题也出在同治时代——辞世时刻,同治没有子女。

皇帝无后,在中国历史里,也无稀奇,只是问题在于谁来挑选承继者。或者,更直接地看,当时谁是清朝的主政者。这个人当然是慈禧。

慈禧如何上位?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城,咸丰皇帝逃至热河,当时的说法叫“巡幸木兰(今承德)”。一年时间,咸丰亦不起、将辞世。临终之前,咸丰安排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位“赞襄政务王臣”,以辅助他唯一的5岁儿子载淳(同治皇帝)。但是,这一人事安排,未兼顾权力平衡:咸丰的两个弟弟,六弟奕訢与七弟奕譞,以及同治的生母慈禧与皇后慈安,均与权力无涉。所幸,咸丰给两位皇后留下了“御赏”与“同道堂”之印。当时,八大臣认定,这两印只是走个过场形式而已,八大臣之一的载垣甚至说得直接:“臣等是赞襄幼主,不能听命于皇太后,请皇太后看折亦为多事。”但是,未料慈安、慈禧坚决,必须看折,有印在手,不给看不盖印。女人情绪,在政治里,虽为不按规则出牌,但是强悍。不过,政治断不是如此闹情绪,慈禧之谋是联合皇弟奕訢与奕譞,将肃顺等八大臣收监或斩首。于是,慈安、慈禧垂帘听政。慈安当然比不过慈禧嗜权,慈禧由此开始执掌清之权柄。

清史著者一般将同治在位的13年称为:同治中兴。但是,这13年,同治基本还是个孩子,正式执政仅两年,就去世。那么,这一中兴,究竟功可归谁?如果完全忽视慈禧之价值,恐怕不智;转由慈禧的角度观察,这些年的垂帘听政,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心理与信心呢?答案将在为同治选择继承人时产生。

当时,摆在慈禧与所有皇族面前的,有两个现实。其一,同治皇后已有身孕,是否需要等待这个孩子出生再定?如果是儿子,当然一切问题全将解决;其二,咸丰是以皇四子身份承位,他这一支无后,按一般家族原则,则当由咸丰的哥哥,亦即皇太子那一支的后人继位。这是其时舆论的主流。

如何选择?《慈禧外纪》很精彩地记录了这一有25位皇族与权臣参与的讨论过程:

慈禧首发言曰:“皇后虽已身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恭王抗言曰:“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丧。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新帝不迟也。”其余大臣,似亦以此议为然。慈禧曰:“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军机处大臣及各大员中有3位汉人,极以太后此言为然。谓南方乱事未定,如皇位久悬,其势实不稳固。此时慈安太后发言曰:“据我之意,恭王之子可以承袭大统。”恭王在下闻之,叩头言不敢,又曰:“依承袭之正序,应立溥伦(即皇太子那一支后人)为大行皇帝之嗣子。”溥伦之父载淇,亦叩头言不敢。……(慈禧)转谓慈安太后曰:“据我之意,可以立奕譞之子载湉(即后来光绪),宜即决定,不可耽延时候。”恭王闻之,怒谓其弟曰:“立长一层,可以全然弃置不顾吗?”慈禧曰:“可以投名法定之。”慈安太后无异言。其结果则是醇王投溥伦,有3人投恭王之子,而众人皆如慈禧意,投醇王子,于是大位遂定。盖慈禧志意既坚,而众人皆向戴慈禧为中国之主者,故多遵慈禧意,投醇王子。慈安太后则向主谦退,遂一听慈禧之所为。

这段极具戏剧性的叙述,证之其他史料,并无可证实的证据。尤其“票决”,几无可能。但此刻选择嗣皇帝,竞争之剧烈却是事实。如此残酷竞争,最后醇王之子载湉胜出,奕譞内心的恐惧,当然真切。这时的载湉、后来的光绪皇帝年仅4岁。那么,再度垂帘听政,自当必须。如果说,当年联合咸丰之弟奕訢与奕譞,扳倒肃顺等顾命大臣,权力意识尚为初步,现在,经此嗣皇帝的选择,慈禧已是意志坚定,她要掌控国家。皇太后主政,制度尤其继承制度安排将与往常迥异,这是前提,失去对此的体察,将可无得窥慈禧后来的种种安排,特别是对溥仪的选择。

皇帝主政,他的寿命多长,权柄即把握多久——乾隆皇帝不愿意比他爷爷康熙在位时间长,所以执政到60年的时候,就自己退位当了“太上皇”,但是权柄仍在手里。按清朝祖制,女人主政没有合法性,权力机会与条件只能是皇帝系幼主,这时才是制度之外的权力真空期。

但是,无论幼主多幼,终究会长大主政,这更是女主的挑战。慈禧如何选择?

没有意外,慈禧的选择在血缘与姻缘两端。

载湉(光绪)是谁的孩子?当然是醇王奕譞的儿子。但是,我们不可忘了他的母亲系慈禧的妹妹。女人的机巧,岂可轻视。有意思的是,慈禧的这个妹妹,倒是与她的性格反差甚大,极刻板。《爱新觉罗·载沣》一书所述:据说咸丰去世后不久,慈禧请来妹妹看戏,坐在前排的这位妹妹双眼紧闭,不着一声。慈禧很奇怪,问她为什么。她说:现在是国丧期间,不可娱乐。慈禧莫奈她何。虽此,她俩毕竟是亲姐妹。慈禧后来为光绪选的谁家女儿做皇后呢?她弟弟的女儿成为光绪的隆裕皇后。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全系慈禧家的直系亲属,有血缘关系然后由婚姻结合,这种关系构成的清宫图景,自然需要细细辨识。稍后,载沣亦长大成人,慈禧又废掉他家所定的那门亲事,自己的近支已无可许配之人,便将宠臣荣禄的女儿嫁给载沣,而溥仪就是这位瓜尔佳氏所生。——如此重重关系下缔结的婚姻,当可保慈禧之权柄而不失?相信,这至少是当事人的愿望。

为什么会选择才3岁的溥仪入宫,答案在此。慈禧需要这段体制外的权力真空期,也希望凭借血缘与姻缘来控制权力。王朝的姻缘关系,尤其是皇族与权臣,多数基于权力与利益的结合——研究一下袁世凯儿女们的婚姻,其对象皆为疆臣与皇裔,从无例外。只是,慈禧主政,皇权社会的家族规则,被她发挥到了极致。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权力之于慈禧,她是主动的。称其嗜权,并无失当。那么,这对清朝后期之走向意味着什么呢?换言,更深刻的问题是,清一代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清朝中国

后世读中国历史,无可绕开的是家族传奇。中国历史,在一定程度上确如梁启超所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但是,如果不深入家族史亦即“家谱”,我们又如何得识中国历史之真相?问题只是,读史与述史者,有无穿越家族传奇与恩怨之能力。由人事纠缠进至制度结构,继而进入环境变迁,由三者之关联尤其是相互作用而稍得史识。

治清史者,一般将1861年慈安、慈禧垂帘听政论为慈禧主政的开端。那么,如果欲究慈禧对清一朝意味着什么,我们须再度拉开时空距离,来认识清一朝君主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权力。

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论及中国各朝:“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朝,则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显然,明清两朝,才是专制权力真正形成并实施之际。而过去的皇权时代,是何权力结构?“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劄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到了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是皇帝秘书。”但是,细究明朝,君权虽然开始集中,但漏隙仍多,钱穆论述:皇帝不懂之事,要咨询大学士(秘书)的意见,于是大学士有了“条旨”,即“票拟”,写出自己的意见,由皇帝细阅决定。皇帝偷懒,则将直接以“票拟”发出,由此大学士可弄权;之后皇帝再懒,跟内阁也不见面,则由太监联络内阁与皇帝,继而太监也有了擅权的机会。皇帝之权,旁落他人之手。这是明亡之内因之一,清人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清一朝,聪明强悍的康熙执政61年,权力已高度集中;而继任者、精力极其旺盛的雍正皇帝又创造出了只是服务皇上的秘书班子“军机处”,权力已不容旁落。其制度设计: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亲封,由皇帝亲拆,皇帝批阅后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由皇帝批准后下发。——如此制度,皇帝若不及时发下奏章,政务中枢即梗塞。皇帝无法倦政。而皇帝批阅奏章的专用朱笔,太监谁也动不得,动则杀头。

由秦始皇开始的“一切皆决于上”,至雍正终于真正完成其制度结构安排。由此,清一朝君权臻至顶点,是真正的专制时代;但同时,又对皇帝的能力与精力提出巨大挑战。康熙在位61年,其“勤政、爱民、崇正学”(萧一山《清代史》评论),为其子孙做出了表率。清代这一“朕即国家”的高度集权体制,即使康熙也感叹:“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

这种体制之下,君主的贤与不肖,对国家的决定性作用,自然超过先前历朝。后代皇帝,无论咸丰,还是女主慈禧,拥有此等权力,其功其咎,自无可遁。

雍正创立“军机处”,始自1726年准备对西北厄鲁特人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发动征讨,因其事务机密,所以成立军机处处理相关事宜。传统中国之结构性矛盾,拉铁摩尔在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里创造性地提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内陆边疆的争夺,才是中国历朝之核心性挑战。而若以“塞防”与“海防”论,当然中国历史上对外问题,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论:“均起于塞北,东南海疆大致安谧无事。”只是,至清朝中叶,塞防这一国家的核心性挑战,或曰母题,开始转向“海防”。

清人以关外满族身份入主中原,其塞防问题,已削减许多。传统中国的茶马贸易,以茶易马,至清康熙初年,即渐衰微,很简单,过去的边疆,现在已为清朝的内地,清政府已有条件自己组织养马,而无须依赖交易得马。但是,西域厄鲁特尤其是准噶尔部却一直是清朝的挑战。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至1759年,乾隆平定整个东突厥斯坦,随后实行了军事占领,并正式将西域定名为新疆……中国统治伸展到中亚心脏塔里木盆地。乾隆时代的中国,其版图大于汉朝和唐朝,仅次于13世纪的蒙古帝国。

杰出的皇帝配之前无古人的高度集权制度,仅三朝历史,清朝即达高峰。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里评论:“清朝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的兴起,仅次于元代,并为这个国家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这种太平盛世加速了人口史无前例的增长,从1650年的1.5亿增至1850年的4.3亿。因此疆域与人口这两份清代遗产,奠定了今日中国国力的基石。”

偶尔,后代读史者,不免感叹,专制主义尤其高度集权相当长时间内,几乎被论为中国传统之恶疾,亦为中国衰落之关键因素。但是,传统中国被称道的盛世由何而来?杰出人物若无专制制度之保障,恐怕也难。多读而深思中国历史,人事与制度之外,对于清一朝,更关键的因素是环境变迁,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量的出现,曾经已至高峰的权力制度,不免崩坏。断而言之,环境之价值,历史学家郭廷以论:“任何民族的命运,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

无上的权力以及辽阔的疆域,前辈皇帝已经创造出来,后代国君,无论咸丰皇帝,还是女主慈禧,将会如何作为?探究此道,我们必须从人事与制度关系,跃进至环境变迁的观察。

王朝轮回

那个被无数戏剧反复演义的人物和珅,确实可以被视为清王朝的妖孽,他的出现标志清朝开始了由盛而衰的转折。

65岁时,乾隆皇帝看上了只有25岁的和珅,和珅当时只是御前一侍卫,不过人长得英俊潇洒。此后,和珅一路飙升,两年后,即获得在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权,而这一权力过去只是赐予那些年迈走不动路的极品勋臣的。从1775年被青睐,到24年后乾隆去世,和珅积聚了高达8亿两的家产,而乾隆一朝的每年岁入(财政收入)只在4300万~4800万两。

乾隆去世后,嘉庆皇帝处决了和珅,对于被没收的和珅财富,民间的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历史学家萧一山记录和珅的家产清单里的一些项目,极具趣味:金碗碟288件、银唾盂600个、金面盆119个、黄金580万两、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银号42座本银4000万两、田地80万亩估银800万两……比之当下,也是创纪录。

仅仅将和珅看做一个腐败的故事,格局将小。从传统中国朝代演变来看,乾隆一朝达至顶点后,无论爱新觉罗家族,还是这个国家,其前进的动力亦渐消退,享乐成为潮流,以乾隆下江南为表征,也恰在其时,和珅出现。清朝一秉明朝旧例,官员的薪俸定制较低,正从一品文官的岁俸仅为180两,而正九品则低至33两。如此低薪,当然难以生活;为此,清政府又向官员们支付“养廉费”,历史学家萧一山统计:其数目往往是正规薪金的100倍。如此薪俸安排,使官员寻找“体制外”的收入,没有了心理障碍。加之和珅的示范,徐中约描述:“和珅的行径如同靛青溶水一样四散扩展,无论在京内或外省,无论是文臣或武将,也无论官阶高低,一时间贪污成风。旗人变得放荡不羁、玩物丧志,完全不能再充任行军打仗之职。汉军绿营也备受种种不当举措的困扰,从而大大丧失了以往的锐气,边关军务被漠然置之。追求享乐和挥霍浪费的习性导致了道德沦落和王朝的普遍衰败。”

在乾隆退位的倒数第三年(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晋见了他。这个故事常常被用来说明两个文明的碰撞,因而马戛尔尼的中国观察则被忽视。即使是访客,即使不懂汉语,马戛尔尼还是明确意识到中国官场贪腐严重,他的证据是:英国的使团,清廷批准的是每天1500两津贴,这哪里用得完?他的结论是:“东洋孔夫子之孙与西洋财神之后裔同其为不肖。”他的预言相当犀利:“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150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的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问题是,哪一位清朝皇帝才是马戛尔尼所称——才不敷用的掌舵人呢?

仍用中国传统朝代更替之“王朝轮回”的方法论观察,清在乾隆晚期,衰兆已现。很简单,王朝前期高速推进的成本,此刻已经显现,并且持续恶化。

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其社会秩序和混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与否。所谓乱治之间的转换,皆赖此端。在每一次大乱之后都会有许多人死亡,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但经过一段和平时期,所谓“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由此又进入“乱世”,如此循环往复。土地与人口之关系,实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王朝轮回”的历史自然之演进。

按此逻辑,经三朝而至乾隆盛世之后,其成本是什么?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统计:166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在1亿至1.5亿之间,到1800年上升到3亿。但是,可耕地却没有相应增加,1661年时全国有5.49亿亩耕地,1812年时仍只有7.91亿亩。耕地增长不到50%,而人口增长却超过100%。许多农民被挤出土地,背井离乡,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稍稍放开时间尺度,罗尔纲在《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里,提供了更具参考价值的数据:清代人口1741年为1.43亿,1850年则达到4.3亿,增长了200%。而耕地则从1661年5.49亿亩,增加到1833年的7.37亿亩,仅增长35%。人口与土地增长之间的落差导致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更糟的是,在1812到1833年间,由于自然灾害的因素,耕地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从7.91亿亩减少到7.37亿亩,而此间人口却由3.61亿增加到3.98亿,这使得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到1.86亩。

问题是,土地与人口的矛盾越冲突,土地的集中度越高。统计表明:清代初年一亩地一般值一二两,而到清中期就涨到七八两了。据此计算,彭泽益在《太平天国革命思潮》里估计:60%~90%的人完全没有土地。无地农民必须将产出的50%用于支付地租,而由于地租通常不是用实物支付而是转换成货币,这个过程又要被多刮走地租的30%。若以一亩产出3石论,两项相加,最后耕种者只能剩下1.05石,不可能养家糊口。

社会动荡,箭在弦上。乾隆之后嘉庆、道光与咸丰三朝60多年,由此进入乱世。

外部挤压

现代化的中国发生史,在其初期,绝无浪漫可言。

仍回到“王朝轮回”逻辑,在土地人口已经矛盾尖锐时刻,鸦片却开始大量输入,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里计算:19世纪初年,中西的正规贸易,中国大致尚为出超,1812年进口货物1270万两,出口1510万两;1813年进口约1260万两,出口约1290万两。这是根据行商的贸易出入货簿。但鸦片为违禁品,不入货簿,如将鸦片合计,出入已不能平衡,成为入超。1818年进口总额约1880万两,出口约1400万两,相差约400万两,加上300万两的鸦片售价,合计入超已达700万两。这意味着中国白银无可阻止地外流,由银漏而银荒。

历史学家李守孔分析:1两银子在18世纪时兑换1000文铜钱,而在1845年,其市价超过了2000文。兑换率增长一倍,实际就减少了人们一半的收入,因为,尽管银两和铜钱都是中国通用货币,但充当市场上基本交换媒介的是铜钱,买米用铜钱,付薪水也用铜钱。1石米以前卖3000文,按1000比1的老兑换率值3两,但在1845年,根据上扬了的2000比1之兑换率,1石米只能换到1.5两。实际上,这意味着农民的地租负担重了一倍。

农业社会的中国,所有压力皆由广大而分散的小农承担,如此格局,理解太平天国起事,乃至捻军、云南与西北回民起义,当无意外。王朝之治乱,顷刻转换。

中国现实内部压力之下,西方列强亦在此刻急迫地进入中国,所谓现代化因素,由此又成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要素。

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里,开篇即论:“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为什么他又要以“万历十五年”为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书呢?“1587年(万历十五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西欧由地理大发现开始,继而殖民扩张,工业化以及现代化,实则也为人类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亦无可独善其身,不得不被迫挟裹其间。由此而观,清一朝最为核心的结构性矛盾,即为现代化的挑战。不幸的是,王朝自身的轮回转折恰与列强进入中国的冲突形成时刻不期而遇。

清朝皇帝已在制度上完成了绝对的集权,那么,他们有能力来面对这一挑战?还是如马戛尔尼所预言那样,成为悲剧的、“才不敷用的掌舵人”?

嘉庆、道光与咸丰三朝细数下来,咸丰一朝(1850~1861年)最为悲苦。

1854年,新出任英国驻华公使的包令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鸦片战争后,清朝与列强各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中美望厦条约》里约定:“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这是英公使提出修约的基础。英国既已提出,那么,相应享受最惠国待遇的美国与法国也有权提出要求。当时叶名琛应对之策,现代人看起来颇为难解:一、拒绝见面;二、所有西方外交文书,迅速答复,但各种要求则一律拒绝。包令的修约照会,叶名琛依然如此办理。之后,双方又在见面地点——“广州城内两广总督衙署,还是城外仁信栈房”,进行了极其耗时的纠缠。包令烦了。他准备到上海和天津,绕开叶名琛,另辟与清朝交涉的渠道。叶名琛当然知道包令的动向,咸丰皇帝也知道包令的选择,只是办洋务的叶名琛都不把修约当回事,咸丰皇帝何须操心,他仍指示一切由叶名琛办理……没有意外,双方冲突必然。

3年后,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1857年12月28日,英法攻城;此时叶名琛镇静自若,炮火之下,仍在总督府内寻检文件……之前他曾扶乩,相信过了30日,便一切可以了结。城破后,叶名琛还是从容不迫,告诫士绅说:过了1月9日,便可结束。这个时候,实际情况是他已经被联军俘虏。最表面地看,联军轻取广州,主要是叶名琛没有做任何城防措施,当时清官场对他的描述极准确:“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堂堂清朝之总督,竟如此愚顽?读史至此,疑惑其实多过愤怒。细看叶名琛之历史,26岁中进士,也算得上天才少年;之后,38岁即官升广东巡抚,一方边疆大吏,咸丰皇帝的宠臣,当然断非无能之人。若究其有违常识之举的原因,当须由咸丰的谕旨破题。简言,历史学家茅海建在其《苦命天子》里总结,咸丰的全部指示,概括起来就是两条:既不要引起大战,又不准对英方做出任何让步。——不可让步,才是关键。

皇权在清一朝,已至顶点,咸丰有此定论,叶名琛如何自处?“不战不和”种种,恰恰是此种制度之下最“理性”的选择。叶名琛太特殊,所有治清史者,无不论及。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议论最公:“叶名琛并非是人们想象中那样的傻瓜,他是一个颇有心计的政治家,他的执拗是内心之不安全感的伪装。叶名琛知道军事上中国无法抵抗,如果他动武而挑起一场灾害性的战争,他将会像林则徐那样以流放结局;相反,如果他执行一项抚靖政策,他又将招来皇帝的不悦、公众的谴责,颜面丢尽甚至于被流放,就像琦善和耆英的命运。身处两难境地的他便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姿态,同时板起一副对洋人冷淡、傲慢且极度藐视的面孔。在私下里,他却指望这些唯利是图的蛮夷不会以牺牲其商务为代价而延长这种动荡局势。”

后来,带着一本《吕祖经》的叶名琛被英军带走,这位自称“海上苏武”的清朝疆臣,3个月后死于印度加尔各答。悲剧的一幕再度揭开,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暴戾的列强

清朝的疆臣,进退皆得咎,原因何在?简单地看,外部因素,或者说现代化的力量进入中国,在嘉庆、道光与咸丰三朝,是一种陌生而缓进乃至突变的过程。由外交礼仪的中西不适为开端,继以鸦片交易追逐利润,这两个一隐一显的因素,略有冲突即酿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如此,由叶名琛而启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样如此。这一时刻,已到突变阶段。所以,咸丰一朝,不是官员进退无章,而是咸丰举措无当。

咸丰就果然是那个“才不敷用的掌舵人”?以清朝皇帝所拥有的权力,他当然必须担当责任;只是,如果退半步而观,便可知简单论世论人,亦将失当。中国此刻正处于一种国家结构性矛盾转换之际,认清它,尚需时日,因为人类的理性有限度。

轻取广州的英法联军去到天津谈判,他们的要求是:在北京常驻公使、开放长江沿岸的新口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以及赔偿。而且,“常驻使节”是核心问题。73岁的清朝谈判者桂良,没有能力拒绝——英国人直接而蛮横,“不接受,即进军北京”。于是桂良转而使用全部手段来说服坚决反对在北京“常驻使节”的咸丰,甚至用出这种卑劣的说辞:“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需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条约)即可作为废纸。”咸丰的属臣,真是不易。

签订了《天津条约》,咸丰又想出废约之法,即向英国人提议免除其商品的全部关税,而使条约废止。免税!咸丰才是真正的愚顽之人?以后世读史者所具备的世界知识判断,当然!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呢?

传统中国的国家意识,分三个层次: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国。中国皇帝当然是“天下共主”。按此逻辑,英国、法国,其地位只应相当于中国一个省,如何能与“天朝”平等?看起来,表现为礼仪之争的叩拜与否,实则是涉及“天朝”的政治性原则问题。咸丰的拒绝,在茅海建看来:“咸丰帝此时并不是被个人情感所左右,他考虑的是另一种‘国家利益’。只是他心中的‘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完全不能吻合。”被动地而非内生性地进入近代,进入现代化,其苦痛过程当然有人承担。只是,后世评论,否定批判,过于轻率。

在攻取广州后,战争未能停止。英法联军1860年攻入北京城,并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难,并在此辞世。

经此一变,列强由贸易交往,果然成为后来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政治性力量。甚至慈禧联合皇弟奕訢所发动的宫廷政变斩肃顺等人,亦有赖这种力量的介入。当时恭王奕訢在咸丰逃难去承德后,留守北京谈判,结果给英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奕訢在朝廷正式权力之外,获得了另种制约性权力,即洋人的支持。英国公使布鲁斯在写给伦敦的一份报告里,透露了英国在这场事件里所扮演的角色:“在过去12个月里,我们培植了一个倾向并相信作友善交往之可能性的派别,且有效地帮助了这个派别掌权,这决非是细小的成功。我们业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并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的顾问。”

由此开始,王朝政治,大至政策确定,小到人事变动,列强作为一种制约性力量,已经深深渗透其间。

所谓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史,两次鸦片战争对王朝最重大的启示是,传统的塞防,由乾隆一朝平定之后,现在已让位于海防。稍后的买船造船,以及建立北洋、南洋海军,皆由此而出。但是,塞防的新问题,此刻也同时出现。

俄国探险者、冒险家在16世纪中叶即已穿越西伯利亚而抵达乌拉尔山脉,明末清初,这是中国王朝在塞防上必须面对的一股新型力量。1689年,康熙皇帝决定与俄国人缔约,签订《尼布楚条约》。这项条约是中国与一个“西方”国家之间的第一项协议,这种平等的条约,对清朝而言,相当罕见。历史学家分析,主要原因是康熙皇帝认为俄国的中立对中国巩固其北部和西北部边界至关重要。签订此约后,康熙以及后来雍正、乾隆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西域的厄鲁特人。

郭廷以认为“遏止了俄人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保全了完整的东北达160年”的《尼布楚条约》,在二次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战争开始之后,俄人图谋改变。而结果,郭廷以描述:“1858年5月至1860年11月,两年半时间,英、法、美在中国获得的权利,俄国几乎一一坐享。英、法用兵4年,固已满足其所欲,俄国不费一刀一枪,独自取得了4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面积较现在的东北尚大。从此完整的东北成了残余的东北,海岸线大半见夺,北太平洋成为俄国的地中海,海参崴成为俄国在东亚的海军基地,残余的东北陷于俄国的两面包围。”东北之外的西北,“1869至1870年,斋桑湖一带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亦为俄所有。原属中国的塔什干、撒马儿罕、布哈尔、浩罕,先后悉遭并灭。总计西见夺于俄国的领土并不小于东北”。

1860年,欧美海权国家从广州向北推进至上海再至北京,而陆上国家俄国则从西伯利亚—满洲边界向南推进到北京。徐中约评论:“中华文明古国被西方彻底打败并羞辱了。”

失衡的结构

在承德去世之前,咸丰皇帝看到了解决英、法问题的条约,外患似乎告一段落。但占据南京,并自立新朝的太平天国,此刻仍无决定性意义的消息传来。

一般历史规则是,外患将至,国家力量将因此而被凝聚。但是,咸丰一朝颇悲,早在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之前,太平天国即起义,如旋风般掠过半个中国。更不幸的是,这一符合王朝更迭模式的农民起义,所秉之本:反对满洲异族统治。清人入关,即被高度重视并屡屡施之高压解决的民族矛盾,被洪秀全轻轻点破,并张目为本。后来,孙中山先生在其自述里,即将洪秀全的起义,视为启蒙他的改变中国的关键要素。而且,孙中山所秉旗帜,同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如果说现代化是清一朝所面临的历史挑战,那么,民族矛盾则为与之并列、同属国家结构性矛盾。当然,乐观来看,将这两者视为国家动力,亦未尝不可。

咸丰现实的麻烦是,他没有足够强大的军队,同时他也没有钱。

咸丰临朝,立即需要知道的是国库还有多少钱。管理户部事务的大学士卓秉恬报告说,存银仅800万两,而且,“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太平天国事发,战争启动,兵款从何而来?咸丰为朝廷计,当然不计成本。茅海建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兵部尚书桂良奏称,内务府存有金钟三口,重两千余斤,值银数十万两,请销熔以补军费。这跟后来袁世凯驱剿武昌起义,上奏要求“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没有分别,只是后来能卖的是旧存瓷,而非咸丰朝的大金钟。咸丰立即命令销熔,结果这3口在乾隆年间由宫廷工匠精制,镌有乾隆帝御制铭文,分别重800斤、700斤、580斤的世界超级工艺品,被熔为金条、金块共计2.7万两(金钟内质成色是金三、银五、铜二)。

多方筹款3年,至1853年7月,总共筹集近3000万两银子供应前线。这个时候,户部存银仅29万两,就连京官京兵的俸饷也都发不出来了。而前线战事呢?太平天国定都南京。

战争的情势之下,由中央控制财政,已无可能。而此时,咸丰又采用了饮鸩止渴之策:一、官兵减俸减饷;二、开捐例,卖官鬻爵;三、铸大钱、发银票、制宝钞。由户部监督的官银钱号,竟有面额高达一万千文的。这当然是愚人愚己的玩法,于事无补。也在此时,去扬州办理筹饷事务的刑部侍郎的幕僚想出了一个“厘金”之策,即派官兵到各水陆要冲去设关卡,对通过的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另对开店销货的各商人按销售额强行派捐。当然,作为回报,对这些交纳者亦同其他捐纳者一样,领到捐得何种功名的部照。在当时,这事实上是强行的捐例。但是,从现代商业角度看,这相当于商品的过境税与商业税。

咸丰同意了厘金制度,于是在清朝国家财政税收网络之外,另辟新的税收体系。虽是战争的特殊时刻,但王朝的中央集权的关键部门,财政税收体制,有了分权之实。

与厘金制度几乎同时,是曾国藩湘军的崛起。这同样是中央集权之下国家控制军队体制,转由地方控制军队,亦一分权现实。传统的“兵为国有”的根本制度,由此而“兵为将有”。后世北洋政府的连年混战,源头在此。

1854年,曾国藩在经历了甚至让他自杀未遂的失败后,否极泰来,将太平军赶出湖南境内,并在当年10月攻克被太平军占领16个月的重镇武昌。这是咸丰临政以来极其难得的胜利,他迅速授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曾国藩以及他的湘军的危险性,迅速被注意,有军机大臣提醒咸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种警惕当然有理。事实上,这种地方乡勇形成的武装制度,而且兵为将有,后来确实祸乱中国。

但是,战争毕竟特殊,胜利才是关键。

“署理”,虽为暂时代理之意。但咸丰明白其间危险之后,又迅速收回成命,而改任曾国藩为兵部侍郎衔,专办军务。之后,在职务上,咸丰一意坚持,不予曾国藩任何任命。直至1860年,属于国家军队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灭,不得不借曾国藩之力,才在曾国藩练兵并开战8年之后,加其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不久改为实授,并任命其为钦差大臣。

1864年,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攻入南京,当年6月1日,自说“古来哪有皇帝做囚徒”的洪秀全自尽。战争结束。这时,离咸丰去世已有3年。

通阅清史,后来所有变化的结构性因素,皆由咸丰一朝出现,毫无含糊、极其分明。11年的执政时间,咸丰皇帝承担了先祖们所有辉煌的成本。国家之根本,财政与军队,在此朝中央与地方两分,完全失衡。那么,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以及民族矛盾的压力,应对之策,则又徒添困境。若究辛亥革命之原因,则必须回溯至此,方可洞悉其源。

那么,知此格局,不免疑问,这一国家危机,真可由爱新觉罗一个家族来承担,并将国家顺利地导引至现代社会?

权人慈禧

面对太平天国与英法联军两场战争的咸丰皇帝,内心会有什么样的念头?自然,这非正史所可载内容。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里所录一段,看起来,还是可信。咸丰曾对他的老师杜受田的儿子杜翰感叹:

“天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在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

按此记录,咸丰自认自己这朝,虽不应当亡国,而必定会亡国了。确实悲感。也因此压力,咸丰在野史作者的观察里,“咸丰季节,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咸丰)以醇酒妇人自戕”。据说,咸丰每饮必醉,醉则大怒。同时,私生活也开始放荡。清廷为了保持血统的纯粹,制定宫内不许有汉女——这一规定被咸丰所破,许指严《十一野闻》记录:咸丰所喜汉女中,以“四春”最为著名,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但是,与此四春并列的满族姑娘则是:天地一家春。而这“天地一家春”,即为慈禧。

在咸丰眼里,或许慈禧以美艳而宠。以美艳名世,这是她所期待的自己的人生吗?在她26岁的时候,咸丰去世了。答案迅速揭晓,她更热爱权力。

清一朝至咸丰年间,其危势,确实亡国边缘,汉人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拯救了王朝。按功行赏,这是定例。清王朝为着统治,在关键权力岗位上,尤其是总督与巡抚这样的疆吏位置,一般以汉满两族平分其位置。清一朝整体而言,57%的总督和48.4%巡抚为满族人,相对应,则43%的总督与51.6%的巡抚是汉族人,基本平均。但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情势变化,以咸丰临政而开始的1851至1911年——整个晚清,65.4%的总督与77.8%巡抚都是汉人。关键岗位上的汉族官员,人数已相当占强。这自是另种矛盾,稍后当引发严重局面。

太平天国、捻军以及云南、西北的回民等全国性与局部性变乱,在晚清历经28年(1850~1877),有估计1851至1865年,中国人口之死于战乱者,至少为2000万或5000万。官方统计,1851年江苏人口约为4430万,浙江约为3000万;而及至1874年,江苏约为2000万不足,浙江约为1100万不足。而这一统计如凿实,则仅两省就减少4000万人……战争当然祸国祸民,只是相对冷酷而以治乱的王朝轮回观视之,清历经咸丰一朝而未亡,当或进入治世才对。土地与人口之剧烈冲突性关系,相信此际已相对缓和;民众的民族仇恨情绪,开始让位于权力集团的满汉对立。

慈禧能带领这个国家,迎接挑战,进入现代社会吗?这个问题,其实辛亥革命已经给出答案,无法假装不知而重新设问。所以,真实的问题则是,究竟慈禧是延缓了清朝的覆亡,还是加速了它的覆亡?

阅读慈禧,是一个情感复杂的过程。慈禧当权初期,相助最力的当为恭王奕訢。作为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此前清廷规定皇族不可进入军机处,至奕訢而变,可见他权势之炽——奕訢自然不免骄横。平定太平天国第二年,慈禧决定惩罚他,招来各色权臣,要给恭亲王定收受贿赂、任人唯亲、窃取权力、组党结派和专横跋扈等罪名。然而,这些官员不敢卷入在他们看来主要是皇叔嫂之间的家庭纠纷之中,便请求两位皇太后自行决断。于是,愤怒的慈禧亲自起草了一道懿旨,解除了恭王所有的职位。历史学家也不免八卦,多数述此事件,会补充写道:“这条懿旨以错别字连篇而著称。”稍后,在其他皇族的请求下,加之恭王也来忏悔,慈禧恢复了奕訢大部分职务,但“议政王”之衔,再未授予。所以,清朝早期的摄政王多尔衮的故事,慈禧时代,在奕訢身上不可能发生。

一般史论清朝自1861开始的“同治中兴”,以及由此延续至1895年的自强运动,主要是恭王奕訢与李鸿章的贡献,但是,如果我们由那条错别字连篇的懿旨来看,能控制奕訢的是慈禧,如果失去她的支持,如何中兴与自强?

嗜权的基础是有驾驭属臣之能力,显然,如果真的失去奕訢,相信慈禧自己运转朝廷断无可能。奕訢如此显赫,弟弟奕譞未必能够一直心如止水。对于主持对外的恭王奕訢,身为醇王的奕譞不满而直言:“办夷务之臣即秉政大臣,诸事有可无否所致。……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朝廷势不得不允。此等跋扈情形,实盛世不宜有者。”奕譞情绪,颇为激烈,“欲尽君臣大义,有伤兄弟私情,欲循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大义”。制衡奕訢之力,慈禧找到了奕譞。后来种种姻缘结合,奕譞似乎尽占其利。但现实权柄,奕譞于1889年出来管理海军,甚至还挪用海军军费来逢迎慈禧,但发现与皇嫂慈禧共事,远不如想象的容易,未及一年,忧愤成疾而逝。

所以,权力逻辑才是能够理解并解释慈禧的方法论,失败的“百日维新”;后来酿成大祸,使慈禧再次西去避难的“义和团运动”,细究起来,无不有慈禧感受权力受到侵占,即将丧失的危险,而做出的激烈反应。这真是悲哀之局,嗜权而有卓越驭人之术的慈禧,为能持权而间接使清朝维系48年而不坠;但是,除了权力,慈禧眼里并无国家,更无世界。

妇人慈禧为什么竟能在权力巅峰稳居达48年?徐中约的结论是:“答案可能部分地在于她炉火纯青的权术伎俩。”但是,制度性的皇权保障已由雍正皇帝创造出来,而那个时代,各种压力并至的年代,正是需要一位伟大的帝王来带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可惜,最需要的时候,只有权人慈禧,却没有强人皇帝。这当然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悲剧,何尝又不是中国的悲剧。只是,历史的逻辑向来无情,大浪淘沙,才会见千古英雄。

清亡时刻

慈禧最后时刻的权力制衡安排,对于载沣与隆裕,实算公平。如果载沣强大,则有机会成为多尔衮那样一朝之顶峰摄政王,即使不济,也可如恭王奕訢一般,成为一代权臣;反之,隆裕如果聪明坚韧,慈禧即为她的榜样。

只是,末世尽出不肖子孙。

载沣一上任即任命自己的弟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弟弟管理军咨处。肥水不流外人田。而由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而形成的满汉权力集团冲突,也终于让载沣引爆。1911年春,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满人得了8个(其中皇族占了5个),蒙古旗人1个。如此安排,一时舆论大哗,“皇族内阁”如何可能拯救清廷于万一?作为一种标志,“皇族内阁”的出现,意味着清廷已到完结的临界点。细研载沣摄政3年的作为,唯一称得上果敢的只有一件,即将袁世凯开缺。但是,即使这件事,原本载沣的初衷,却是希望将袁世凯处决。《爱新觉新·载沣》一书称,后来,载沣最为后悔的就是这件事。因为,袁世凯窃走了他们的大清国。

甚至,作为父亲,载沣未能得到儿子溥仪的敬重——《我的前半生》里,溥仪对父亲载沣之不屑,甚至无法掩饰;作为丈夫,载沣亦未能得到妻子的认可,据说载沣辞去摄政王回家,很轻松,说现在可以在家抱孩子了,他的福晋(妻子)痛哭不已。

1911年12月6日,载沣向隆裕缴还监国摄政王之印,奏请退位。制衡的权力结构,一方退出,绝对的机会。没有任何犹豫,当天隆裕即下懿旨同意。清廷权力,又进入皇太后弄权时刻?当然。也仅仅只是两个月时间,隆裕携小皇帝溥仪,将国家权力拱手让给袁世凯。清亡之责,隆裕能脱其咎?野史所记,之后,她终日以泪洗面。国由她亡。

退位后一年,隆裕辞世。弥留之际,对过去的军机大臣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之荒凉,不知魂归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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