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永不和解”

如果从19世纪中期到“二战”英国对中东外交政策和战略进行一次历史回顾,中东问题延续至今的纷争和战乱绝不是一种文明的冲突,而是大英帝国以地缘政治和制衡政策为工具精心播种的结果,只是最终收获的果实有些出乎事先的预料。

柏林—巴格达铁路:被英国拒绝的橄榄枝

19世纪末,普法战争后高速发展的德国基本完成了国内庞大的铁路网建设。这个了不起的建设成就极大推动了德

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也给大国夹缝中(东有俄罗斯,西有法国)的德国谋划两线作战理论带来了实施的可行性。“一战”中,德国的“史蒂芬计划”的基础,就是要动用国内的铁路网,迅速将西线“获胜”的德国火速调往东线,以击败动员稍慢的俄军。然而当时“一战”尚远,倒是德国人一个新计划引起了英国的极度紧张。

德国人计划修建一条连接柏林和巴格达的铁路。当时的巴格达还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里拥有一种令全世界都开始瞩目,并日益依赖且难以自拔的东西:石油。

德国人的战略不言自明。尽管德国和英国展开造舰竞赛,但面对当时英国在海上的优势,尤其是遍布全球的海外基地,寻找一条连接柏林和中东的安全通道更为迫切。

1898年,酷爱游历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访问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他此行可谓兴师动众。在耶路撒冷,为了让他骑马入城,不得不消凿雅法城门。威廉二世一生虽然不受法国待见从而不得巴黎之门而入,土耳其此行的成就却可弥补与法国结盟不成的遗憾。

1889年,从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那里,德国得到建设从柏林到奥斯曼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横穿小亚细亚的铁路特许权,这就是著名的“柏林—巴格达”铁路。它的起点是柏林,终点则是摩苏尔,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如果这条铁路得以建成,德意志帝国的力量将从欧洲大陆延伸到中东,进而直指东方。蛰伏在中欧一隅的德国将获得空前的力量延伸。

1912年,德国石油销售量的91%被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控制,显然,鲁尔区的煤矿已经不能像40年前那样保证德意志的未来。于是作为附加条款,德意志银行在与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谈判中,为巴格达铁路公司赢得了铁路两边20公里范围内石油和矿产开采权。威廉二世的外交努力几乎已经要修补好德国贫油这个阿喀琉斯之踵。

然而对于英国而言,中东乃是一个决不能让他国染指的地域。

1801年,英国和奥斯曼土耳其联军从法国手里夺回了3年前被拿破仑攻占的埃及。1882年,英国以整顿治安为借口实际占领了埃及。虽然在法律上,埃及和邻国苏丹仍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但英国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这个日益衰败帝国的政治和领土遗产——整个中东地区。

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埃及成为衔接欧亚非三大洲、沟通英国和“皇冠上明珠”印度的交通要道,从这里可以阻止俄罗斯南下进入到温暖水域,更何况,这里还有刚刚成为战略物资的石油。如此,怎能让英国在欧洲新近最大的对手德国人染指?

与英国人自始至终充满敌意的警惕相反,德国其实从一开始就希望和英国人共同投资这一计划。金融领域远不如英国的德国做了极大努力以寻求英国的加入,以便为这个长达2500公里的庞大工程提供资金。那位要求获得“阳光下的地盘”的威廉二世也认为,如果没有英国的支持,这条铁路的修建不但将遇到金融问题,它还将驶过一条危机四伏的道路。

为此,威廉二世1899年在温莎城堡会见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再次邀请英国参与巴格达铁路工程。然而,结局却完全走向了德国人设想的反面。

遏制德国:大英帝国权力均衡政策的经济土壤

如果威廉二世深刻了解了他舅父以及他舅父领导的国家,他本应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试图与英国人合作修建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不过是“爱的徒劳”。德国人显然没有理解英国人所谓“岛民心态”背后实际奉行的权力均衡政策,以及导致这个政策产生的大英帝国的经济运营土壤。

1843年,一本名为《经济学人》的杂志在伦敦创立。创办这本杂志的苏格兰商人詹姆斯·威尔逊认为,虽然国家的财富和资本一直在飞速增长,科学和艺术也“创造了惊人的奇迹”,但整个社会各阶层民众“都被打上了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印迹”。

威尔逊的解决办法是“自由”。他赋予《经济学人》杂志这样一个责任,那就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玉米法》,也反对试图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与他国的个人与阶层之间制造“交流壁垒、猜疑、仇恨和妒忌”的行径。

那正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年代,大英帝国在海外领地的总面积比本土面积大100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治下领土总面积和人口达到了全世界的1/4。

“北美和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和西亚是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及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就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洋洋得意、充满信心,极为愉快地注视着帝国的威风……”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这段自豪的描述正是《经济学人》创立半个世纪后的实际写照。它也是该杂志为首倡议并实施的殖民地自由贸易经济模式的客观条件。殖民地让英国人有工作,进而让他们在维多利亚时代全球争霸战争中压倒了为国王而战的法国人。大英帝国几乎所有军事占领,其目的都是为了维系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捍卫帝国的海外航线——那正是为帝国覆盖半个地球的庞大躯体输送血液的血管。

随着英国新兴商业和金融业阶层的崛起,詹姆斯·威尔逊的观点正好反映出国家的主要利益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场主。

大英帝国既然已经拥有了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和廉价的劳动力,可以从全世界获得廉价的农产品,传统的工业和农业已经不像工业革命时期那么重要。投资开始流向贸易和放贷,而不是投入到工业制造业。进行贸易和金融贷款的金融资产者(而不是国内农业主)的利益自然成为头等大事。

1846年《玉米法》废除,帝国的金融商业急剧发展。然而大英帝国赖以崛起的工业技术却因投资的转向,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衰退。一个新的工业后起之秀却在此时挟科技和工业之利迅速崛起,这就是采纳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理论的德国。

在俾斯麦领导下,德国开始建立庞大的铁路网,给国内的工农业发展施加关税保护。从1850到191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加了250%。与英国依赖贸易不同,德国的迅速发展建立在工业技术进步和教育、职业培训基础上。在产煤量、钢铁产量这些过去英国引以为自豪的指数上,德国迅速超越英国。而德国的化工、电力及工业设备制造领域则让英国汗颜。

然而英国人崇尚的自由贸易并不是如詹姆斯·威尔逊宣称的那样,反对在国与国之间制造“交流壁垒、猜疑、仇恨和妒忌”。

日不落帝国的自由贸易基础既然是庞大的殖民地,以及银行、航运、工业和政治军事一体化的庞大网络系统,那么英国的外交必须且只能维护垄断者的地位——所谓“霸权”。这让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永远不是合作,而是制衡。

只是,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另外半个地球给德意志帝国了——德国并没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更缺乏英国所拥有的制海权。所有的工业发展,让德国人开始为了寻找资源而焦躁不安。

俾斯麦曾经告诫他的后继者,德国要以陆上力量为满足。“俾斯麦所追求的目标,看得清楚,且志在必得。”然而他的后继者,包括野心勃勃的德皇威廉二世,则抱怨世人没有给予德国应有的尊敬,宣称需要“阳光下的地盘”。

威廉二世对意大利国王说:“我在位多少年来,欧洲的那些君主,总是把我的话当做耳旁风。要不了多久,有伟大的海军做后盾,我的话就会有人洗耳恭听了。”

美国历史学家讥讽威廉和他的臣民们是“尼采和特赖奇克之道哺育起来的”,他们的目标是“在整个地球上为德国的民族性和德国的精神赢得崇敬”,动力则是“或成为世界强权,或是没落”的“历史使命”原则。

为此英国人惊讶地看到,相对于已经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被削弱的法国,德国迅速建立了一支独立的、现代化的商船队,以及足以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公海舰队。

1870年德国商船队总吨位仅有64万吨,名列世界第五。但是到了1901年,德国已经拥有5.2万艘船只,总吨位达到900万吨。到1909年,德国商船队已经达到1300万吨,实现了德国70%的贸易运输,总吨位已经是世界第二。

在海军舰艇方面,德国海军上将冯·提皮茨在1897年宣布了第一个舰艇建造计划。在1900年,德国再次宣布,计划建造两倍于当时的舰艇数量。数百年来独霸海洋的英国受到了无可回避的挑战。作为回应,1906年英国首次建成全新的“无畏号”战列舰,意图以更强大的火力,更厚重的装甲和更快的巡航速度重新统治海洋,然而此举却导致新兴的工业强国德国开始和英国展开规模庞大的海上军备竞赛。

英国人意识到,他们必须制止德国的崛起,就像当年遏止拿破仑那样。柏林至巴格达铁路的合作或许会让英德共赢,但出现两个势均力敌的强国却会让传统陆权强国德国独霸欧洲大陆,而欧洲出现任何一个陆上霸权国家都是英国人要竭力避免的,为此不惜发动战争。他们怎么会接受威廉二世伸过来的那根橄榄枝呢?对于英国人来说,那简直是一柄直指命门的利剑。1815年的滑铁卢,对俄罗斯的小亚细亚战争和此后的“一战”、“二战”无不反映了英国人的政策思想。

1897年,赫尔弗里希伤感地记述了俾斯麦宣言的精髓:“只有一种情况能促进英德之间关系的改善,那就是勒住我们经济发展的缰绳。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绝不能让德国人的铁路抵达”:中东石油争夺的开始

石油这种黏稠的黑色液体虽然被发现很久,但其主要作用长时间停留在照明用途。当年成立的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还主要开发煤油灯市场。内燃机已经被发明,却还没有成熟,尽管在同一年,里海上的俄罗斯轮船开始使用这种黏稠的黑色油作为燃料,也没有引起世界过多的注意。

直到1882年9月,英国海军上校费舍尔开始宣传使用燃油作为舰艇动力较之煤炭的巨大优越性:内燃机只产生很少的黑烟,而燃煤内燃机的煤烟不但会把舰艇油漆和甲板弄得乌黑,耗费水手大量时间刷洗,更重要的是,它会带来长长的浓烟,在几十公里之外就能被发现。

显然,采用内燃机为动力的舰艇比烧煤炭的蒸汽机航行更快,战术行动更为自由。蒸汽机从启动到达到最大马力需要4~9个小时,但内燃机只需要5分钟;达到同样动力,燃油的消耗量只有燃煤的1/4,这带来直接的优势就是采用燃油的舰艇,其作战半径几乎是燃煤舰艇的4倍。给战舰提供油料,只需要12个人工作12个小时,而提供同样能量的煤炭则需要500人工作5天——还有谁能比德国海军“格本号”上的官兵更了解这后面需要付出的代价?

1914年8月,德国海军“格本号”战列巡洋舰在进入地中海后,受到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围追堵截。为了逃过这次令双方都精疲力竭的追击,“格本号”不得不将时速维持在24节高速。

在高温和煤灰飞扬的环境下,司炉不得不持续工作以至累死4人。此后在意大利墨西拿补充燃煤时,因受中立国意大利只能停留24小时之限,“格本号”上的德国海军上将祖雄不得不强令所有船员参加铲煤,甚至动用额外啤酒、军乐队的演奏和军官的爱国演讲来打气。但即便最后“水兵们在8月的高温下由于劳累过度而一个接一个地昏了过去,最后船上到处躺着浑身乌黑、浸透汗水的人,就像无数具尸体”,装好的1500吨煤还不够从墨西拿开到达达尼尔海峡的。

费舍尔的思想实在是超前,因为直到1885年,德国人戴姆勒才发明了第一个使用燃油的引擎。而直到1905年,英国情报部门和英国政府才意识到这种新燃料的战略价值。

富有远见的英国人在1909年开始实施费舍尔的燃油引擎改造计划,1911年温斯顿·丘吉尔接替他担任第一海军大臣后,更是开始鼓吹将军舰的燃料改为石油。石油,开始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出现在英德法等所有强国争夺的核心。

当年为了制造具有强大杀伤力的长弓,英国人大量进口紫杉木并将其囤积为战略物资,此后为了建立海上霸权而建造风帆战舰舰队,英国人几乎砍光了全英格兰的巨大林木以制造桅杆。但英国人发现,他们的国土并没有石油(北海油田是20世纪中期发现的)。出产石油的波斯(今天的伊朗)却不是英国的殖民地,阿拉伯世界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地盘,它正是德国在“一战”时的盟国,而德国人的铁路正在向那里延伸。

为了独霸世界海上贸易线路,英国阻止一切得以连通欧亚大陆内部的交通枢纽,为此他们曾试图阻止另外一条铁路的建设。

1891年,俄国启动了一个铁路建设项目,这条铁路全长5400英里,横跨西伯利亚,把俄国西部和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连接起来,它的建成将改变整个俄国经济。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项目。对此英国也曾极力阻挠。

跨西伯利亚铁路项目开始不久,英国评论员科奎姆表达了英国外交部和伦敦金融城的主流观点。那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资助者是英国的老对手法国)最终将巴黎、莫斯科和海参崴连成一线,成为俄国人手中的政治武器。因为该铁路会使俄国以外的一个国家不再需要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或苏伊士运河,实现经济独立。

然而随着西伯利亚铁路1916年全线通车,英国人的阻挠失败了。德国人却并没有俄国人那样幸运,因为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程都在俄国国土之内,英国人的军事和外交对此无能为力。柏林至巴格达铁路却穿越了十几个国家。更可悲的是,从1875年塞尔维亚、黑山等国宣布退出帝国开始,作为铁路主要通过国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版图正像一块春天的浮冰,正在令人心惊胆战的轰然声中加速分崩离析。

这是英国人竭力获得的结果。在英国看来,“如果柏林至巴格达铁路建成,这块生产数不尽的经济财富、海上军事力量根本攻击不到的巨大内陆疆土将统一在德国的周围。俄国与他的西方朋友——英国和法国,将会被这一屏障隔开”。

事实上,无论俄国还是法国都不是英国的朋友。英国需要联合土耳其卡住博斯普鲁斯海峡,以遏制俄国人进入地中海和温暖的印度洋。在苏丹的法绍达,英国人曾经后来居上占了便宜。在埃及,英国人最终在苏伊士运河窃取了法国人的果实。自1882年英国军队“暂时”占领埃及后,英国公务员为“保护”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利益事实上管理着埃及政府。最后,英国人又在法国人的眼皮底下悄悄地窃取了埃及。

于是,英国人在“一战”爆发前迟迟不给予威廉二世一个明确的答复,反而在1901年动用武力,迫使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将阿拉伯河下游的海湾地区港口划为“英国领地”。这块当时由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控制的地区,就是后来的科威特和伊拉克,正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

英国人此举已经从政治地理上阻止了柏林至巴格达铁路未来向东方延伸的可能。1907年,萨巴赫酋长签署了一项协定,把土地永久地出租给“尊贵的英帝国政府”,并且承诺不会把这块土地上的石油开采权授予任何人。

英国人的地缘政治理念既然是要制衡,那么这条关系到中东这个在地缘和能源上都居于核心地位的土地,就绝不能让德国人的铁路抵达。正如1892年英国寇松勋爵(后来的印度总督)说的:“任何国家向俄罗斯开放波斯湾沿岸的港口,我都视之为对英国的蓄意辱慢,对现状的肆意破坏,是一种战争挑衅行为。”

于是,在柏林—巴格达铁路的另一端,英国人秘密支持了1912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宣战,导致土耳其失去了它在欧洲的大部分土地。柏林—巴格达铁路不再全程无忧了,巴尔干国家成为铁路线上随时爆发的火药桶。更悲剧的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8月4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仅8天之后,英国对德宣战。这条铁路承载的合作和竞争,对中东和它的石油的期待和梦想都成为一场梦。

排斥和侵蚀:用战争和外交进行的重新洗牌

1918年11月21日,就在“一战”停战协定签字10天后的一次庆功晚宴上,时任战时石油委员会主任的法国参议员亨利·贝任格说,石油就是“胜利的血液,德国过于夸大它在钢铁和煤炭方面的优势,而对我们在石油方面的优势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实在冯·麦肯森元帅的率领下,德国进攻罗马尼亚的主要考虑就是为了罗马尼亚在黑海的油田。这是战争中唯一能够保证德军石油供应的地方。而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同样也是为了确保来自俄国巴库的石油供给。

“一战”结束时,40%的英国海军舰队是以石油作为燃料。英、法、美在最后的西线进攻中每天消耗的石油达到了出乎人们想象的1.2万桶。1913年,在英国第一海军大臣丘吉尔要求下,英国政府秘密购买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的多数股份,英国从此得到了第一个可控制的石油资源。而这个公司正是今日BP,也就是著名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石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战”的争夺对象,而“一战”本身又让所有的强权意识到石油的价值。

“一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德国人对于中东的染指。重新分配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让中东石油地理版图发生巨变。谁能征服奥斯曼帝国及其埃及等属地,谁就由此控制通往东方的极为重要的通道,谁就成为地中海、黑海、红海的主宰者。英法如愿以偿,将奥斯曼帝国过去的领土、全球最大石油产地中东,收入囊中。

根据“赛克斯-皮科特协议”,英法分得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中东的几乎一切领土(那些未来将布满井架的沙漠和绿洲)。另外,英国还控制着海法和阿克等港口。在石油资源争夺中,英国再次大获全胜。就连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也认识到,他们的英国盟友十分巧妙地把他们排除在外。

这个秘密协议让英国首开随意划分领土的先例,这让今日的中东地图边界多平直如线,状若拼图。在中东,几乎赢得英德、英法博弈全胜的英国唯有一个失算,那就是忽视了沙特阿拉伯,当时那不过是一个布满黄沙,还没有勘探出石油的游牧人的沙漠

“一战”的失败者其实还不只是德国。通过“一战”,英国人还巧妙地窃取了盟友和竞争对手法国在中东曾经的利益。

此前在中东,法国是所有列强中输出资本最多的国家,也是奥斯曼土耳其最大的债主。然而1916年“一战”正酣时,法国和德国正将一代青年送入“凡尔登绞肉机”,英国却把超过140万人的庞大军队投入到了东方战场,准确说,是地中海东部和波斯湾。

英国对此的公开解释是,确保俄军对抗同盟国的同时,又能保障俄国的粮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运进急需粮食的西欧。但到1919年,英国在中东依旧保持了上百万军队。“一战”让德意志第二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让法兰西共和国成为残废(法国牺牲了将近150万士兵,并有260万士兵受重伤),而波斯湾却在1919年变成了“英国湖”。

战争毁灭了奥斯曼帝国,过去的合同废弃了。此时被大战极度削弱的法国却无力大规模染指中东。过去的利益只能在英国这个强有力的胜利者的控制下重新分配。

大英帝国对阿拉伯人的欺骗

“一战”之后中东本来有另外一个胜利者,那就是和英法并肩作战,从奥斯曼帝国独立的阿拉伯人。他们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做获得解放的机会,最后却换来殖民主义者的“委任统治”。

1918年10月30日,海军大臣劳夫率领的奥斯曼政府代表团在摩德洛斯港外的英国军舰上与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定,曾经占据中东、控制欧亚非三洲要道的奥斯曼帝国终结了它的历史。

然而除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少数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相继摆脱了西方大国的控制成为主权国家外,从摩苏尔到波斯湾、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巴勒斯坦海滨,还有埃及、中东地区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相继被英国和法国纳入其殖民体系。到了上世纪30年代,大英帝国成为中东的真正统治者。法国仅仅控制着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叙利亚西部地区。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治下阿拉伯人的命运,其实早在战争结束前就已经被决定了。

“一战”最激烈的1916年4月,英国外交官赛克斯与法国驻黎巴嫩贝鲁特总领事皮柯秘密商谈,如何在战后划分阿拉伯领土。这个最终由英、法、意、俄四国秘密签署的“赛克斯-皮科特协议”阿拉伯人却一无所知,如果不是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列宁领导下退出“一战”,并将在沙皇外交部档案里发现的这份协议曝光,列强在大战期间签订的秘密分割奥斯曼帝国的协议可能还不为人知。

“赛克斯-皮科特协议”的细节被意外公布,让英国处境十分尴尬。

“一战”主战场虽然在欧洲大陆,但英国人却在中东得到了阿拉伯人全方位的支持。这份支持不是无条件的。为了确保阿拉伯人在“一战”中对抗和德国结盟的土耳其,英国人向阿拉伯军队保证,战后将给予整个阿拉伯以主权和独立。这支阿拉伯盟军在英国人劳伦斯的指挥之下。劳伦斯正是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的好友,也一直被怀疑是英国的情报人员。

英国人的保证虽然没有正式的协定,却不乏白纸黑字的确凿证明。英国时任埃及最高长官的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给麦加的统治者、自称阿拉伯领袖的谢里夫·侯赛因的一封信中有过明述。许诺“除位于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以西地区的叙利亚部分以外”,所有土耳其帝国中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区将获得独立。

对于英国人欺骗阿拉伯人的手腕,劳伦斯在多年之后的回忆录中表达了无用的忏悔:“我甘冒欺骗之不义,是因为我确信,要想以低廉的代价迅速取得东部的胜利,就必须得到阿拉伯人的帮助,而胜利加欺骗总比失败来得要好……阿拉伯人的士气是我们赢得东部战争的主要手段。因此,我向他们保证,英国将信守诺言。在这样的许诺之下,他们干得十分漂亮;当然,除了为我们共同成就的大业感到自豪外,我还时常感到深深的愧疚。”

委任统治,即确立了中东主要国家之间的疆域划分,但委任统治下的阿拉伯国家没有独立主权,边界是按照英国和法国的意愿划定的,遗留下这些国家后来众多有关领土和边界的争端。显然,当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突然崩裂,演变成多达40多个主要由单一主体民族组成的国家时,他们过去在帝国内部尚可被控制的民族、宗教和领土方面的矛盾,将变成日后难以解决和控制的国家纷争。

即便是英国内部也不是所有人都主张占领和瓦解奥斯曼帝国。整个19世纪都有英国人坚持认为,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对英国有利。丘吉尔就曾表示,“一战”后对奥斯曼帝国的肢解是一个错误。

麦金德理论下中东的地理战略价值和挑战

英国历史学者伯纳德·路易斯曾说:“中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从拿破仑的远征军在18世纪来到埃及后,就深深地受到欧洲列强的利益、野心和行动所影响,而在其陷入危机之际,更是受到欧洲列强的利益、野心和行动所主导。不只是英国、德国和法国,几乎所有欧洲列强和美国,无不参与到大中东的争夺中。”

如果说中东是大英帝国仅次于本土最重要的领地,美索不达米亚(后来的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是中东石油的仓库,那么埃及和巴勒斯坦则是中东地理位置上的命门。

“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岛屿,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如果把阿拉伯半岛看成从欧洲到印度、从北部腹地到南部腹地的走廊,是世界岛屿的中心,那么,在当今世界,耶路撒冷这个山地城堡的战略地位,与在中世纪或者在古代巴比伦和古埃及时期,同等重要。”

这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描述的情景,他的地缘政治理论深刻影响了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他的这个论点也并不过时。巴勒斯坦既是英国连接埃及和印度的“大陆桥”,也是连接英国的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链条,也是从地中海往波斯湾运兵的通道。“在苏伊士运河上,成千上万的船只穿梭于印度和欧洲之间,这些船只处于巴勒斯坦驻军的有效打击距离之内,而且穿越雅法附近海岸的铁路干线一直在修建,通过这条铁路干线可以将南部腹地和北部腹地连接起来。”

英国官方理论认为,如果“把它(中东)无条件地交给外国去控制,对英国在近东的地位将产生令人极度灰心丧志的影响。那就不可避免地招致埃及被入侵,巴勒斯坦被占领,同时会使英国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心目中威信扫地”。

中东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地理战略价值,那就是阻止麦金德理论中的核心国家俄罗斯势力的南下。

彼得大帝曾在其遗嘱中说,不论谁继承他的位置,“都应该向南推进到君士坦丁堡和印度,因为谁在那里统治,谁就真正统治了世界”。

从俄国的观点看,君士坦丁堡、大不里士,这些地方都如同出鞘的利刃,锋尖全部触及俄国柔软的“下腹”——乌克兰的麦田、顿涅茨盆地的矿砂和工业,还有高加索的油田(事实证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这些地区都曾遭受到进犯和占领)。

而来自南面中东基地英美海空的打击同样致命。为此俄国一次又一次地与土耳其作战,目的正是为了夺取中东和中亚的油田,让舰队能够进入到印度洋温暖的水域,这个梦想和战略一直到苏联时期都没有任何改变。

对于大英帝国,中东的挑战者接踵而至,却无一不被降服。法国人在法绍达妥协,俄国人被阻止在达达尼尔海峡,奥斯曼土耳其被肢解,“一战”后德国的血液几乎被榨干——还是假法国人之手。然而,“一战”后新的闯入者又来了,他们是意大利、纳粹德国和美国。

虽然被嘲讽为“牙齿是虫蛀的,胃口却不小”,墨索里尼却常抱怨意大利在地中海是“囚犯”。他认为,意大利只有砸开监牢的两把锁——直布罗陀和亚历山大港,才能获得自由。

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并于次年5月9日宣布兼并埃塞俄比亚,将其与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合并成为意属东非。在占领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后,意大利继续觊觎英国控制的埃及和红海的东岸地区,成为英国在中东利益新的威胁。显然,有了地中海和东非的基地,整个中东核心地区都不再那么安全。

德国驻土耳其大使冯·巴本也曾指出,轴心国必须设法重新取得土耳其的信任,因为要击败英国,就必须拥有“到印度去的陆上桥梁,即叙利亚—巴勒斯坦—摩苏尔的通道”。

德国人认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行进到1939年5月底之后,沙特阿拉伯好像是在未来欧洲战争中为英国制造麻烦的最合适的一个点。”于是,德国 “将4000支步枪和高射炮运送到沙特阿拉伯”,以期借沙特阿拉伯人之手来反对英国。

纳粹德国当时几乎要将英国人赶出中东。他们在苏联南方战线已经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直指高加索的油田。在北方,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已经攻克班加西和的黎波里,直指开罗。如果不是希特勒的战略失误和被忽视的马耳他,或许德国人的两线军队将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会师。

然而,当时地中海的东西两个出口——苏伊士运河和直布罗陀海峡都控制在英国人手里。虽然意大利和隆美尔一度导致运河航线在3年之内被迫绕过好望角,但终于在1942年的阿拉曼,英国人再度于中东稳执牛耳。

一颗让阿拉伯世界永远痛苦的钉子

“二战”的胜利却是英国被迫退出中东的开始,这一切却是他们自己种下的果子。

出于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的贪婪,英国人做局肢解了土耳其,推倒了日后引发中东乱局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马上他们还将在中东棋盘布下第二张妙棋,然而从长远看,他们这极度自私和不负责任的一招,将给中东未来带来迄今都看不到结局的纷争和战乱。

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的代表瓦尔特勋爵罗斯切尔德写了一封信,这个已呈至英国内阁并获批准的声明表示:“英国政府赞同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国家,并将尽一切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一战”后英法两国获得了土耳其帝国的领土遗产,英国此时开始重新划分中东的政治地理格局。贝尔福这封信构成了1919年后国际联盟授权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基础。

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全面掀起反对犹太人的浪潮。为了尽快清除国内的犹太人,纳粹德国曾想尽各种办法将犹太人赶出德国。与此同时,为了给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制造麻烦,激化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纳粹德国主动组织、引导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

在上世纪30年代,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史无前例地猛增。1935年约有6.2万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是1931年的15倍。到1936年,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数量已经达到40万,这加重了阿拉伯人对失去他们主体地位的忧虑。

然而在纳粹德国通过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后,不但欧洲教会没有发出任何反对的声音,欧洲各国政府也没有尽力救助被迫害的犹太人,以英国为首的英、法、美等国却关闭了犹太人移居的大门。

在欧洲长期受到各国压迫的犹太人的复国愿望无可厚非,然而客观现实是,当时的地球没有一块已知的可以让他们支配的土地。1917年的巴勒斯坦,99%的居民都是阿拉伯人。据说当时非洲的乌干达是一个选择,从生存环境和政治环境看,这其实是比巴勒斯坦好得多的选择。但英国人还是同意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于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要求。

当时的英国和犹太人的联系非常复杂,许多犹太人在英国生活,就连英国前首相迪斯累利也是犹太人。当贝尔福在1906年第一次见到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会长、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时,问他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的中心议题是巴勒斯坦而不是别处。

魏茨曼回答:“贝尔福先生,这就像拿走您的伦敦,换成巴黎一样,您会同意吗?”贝尔福反驳说:“魏茨曼博士,可伦敦已经是我们的了。”魏茨曼回答:“那倒是。不过在伦敦还是一片沼泽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了。”

虽然魏茨曼本人甚至犹太民族面临生存危机,但按照这个逻辑,在曼哈顿还是一片沼泽的时候,北美就是印第安人的了。不过贝尔福很喜欢魏茨曼,英国人“慷慨”地拿阿拉伯人的土地做了人情,将巴勒斯坦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地点,在巴勒斯坦安置了一颗让阿拉伯世界永远痛苦的钉子。

日后回顾这个举措,与其说是英国人的一个失误,不如说是英国人的政治预谋。

1917年的英国急于赢得“一战”的胜利。在对阿拉伯人许下了支持其战后独立的诺言后,英国人再次许诺,将巴勒斯坦这块他们尚未征服的土地给予犹太人。这一招,手段不可谓不狡猾。

犹太复国主义者需要一个家,英国人则需要一个苏伊士运河北方的海岸防卫点。早在1914年,土耳其军队就曾穿过巴勒斯坦进军苏伊士运河,对于英国来说,巴勒斯坦虽然狭窄,但对于苏伊士、埃及的安全利益实在太重要了。

犹太人的另一个可靠之处在于他们绝对不会站在英国的对手德国人那一边。最让英国政府满意的是,安置犹太移民所建立的新移民点全部由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资助。在日益上涨的土地市场上,他们向心甘情愿的阿拉伯卖主(在最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并不反对犹太人移民)购买土地,而不需要花费英国纳税人的一便士。

最初的情况看似不错。侯赛因·舍利夫领导阿拉伯人在战争中站在英国人一边;他的儿子费萨尔·埃米尔1919年1月在伦敦会见了魏茨曼,双方都认为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能改善阿拉伯居民的境况。而魏茨曼本人甚至曾身着阿拉伯服装和前者合影以示友好。

如此一来,英国人不费一文,既可以阻止他们内心不喜欢的犹太人进入到伦敦,又可以得到犹太人的感激,让全世界的犹太人在经济上支持协约国,离间同盟国政府及其治下的犹太群体。而抵达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会在苏伊士运河北岸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安全据点,他们还会竭力将英国人统治下的中东这样一个落后的地区迅速建设得丰饶、文明(在看到繁荣发展的犹太人定居点后,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大为感动),还有什么政策比“贝尔福宣言”对大英帝国在中东的利益更有利?

以埃及和巴勒斯坦为核心的中东对英国的重要性,英国外交大臣麦克唐纳曾这样对内阁说明:“从防卫的观点看,我们既不能与帝国内的穆斯林也不能与近东的阿拉伯各王国对抗。这其中关键就在于通往印度的道路和石油。因此通往印度的道路必须保持畅通便于船只经过苏伊士运河,飞机可借道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并且确保各种陆上和海底电报的通畅。”

为了帝国在中东的安全,虽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自己的“盟友”,那么在他们之间维系一种类似英德之间的制衡同样重要。

“英国的一只手扶持了两个哈希姆的国王:伊拉克国王费萨尔和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英国的两只脚,一只脚踏着红海和地中海地区。一只踏着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既可以监视法国在中东的活动,又可以监视犹太复国主义。”

然而在希特勒的清洗下,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速度开始失控,巴勒斯坦阿以民族人口对比开始迅速转变。在这片并非流着奶和蜜的土地上,对土地和资源的争夺引发了阿以民族争端。而英国被迫限制犹太人的流入又遭致了犹太极端组织疯狂的报复。英国人设计的巴勒斯坦方案终于失控了。

突然撤离留下的灾祸

以色列前总理梅厄曾说:“我们一直听到这样的理由,‘阿拉伯人能制造很多麻烦’。”为了让英国人放弃对巴勒斯坦犹太移民的数量限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1945年10月31日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恐怖行动,在巴勒斯坦各地制造了几百起爆炸事件,造成了150多处铁路网中断。英国人开始到处受到血腥的袭击,英国时任首相艾德礼于是开始考虑离开整个中东地区。但他很快被告知,如果英国撤离中东,苏联向南扩张时将不再有来自中东的后顾之忧。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迫使英国最终撤离中东,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纷争旋即以战争形式开始了。

在打断殖民地历史进程并引发战乱后,帝国主义突然甩手不管,往往成为那些希望进入现代文明又缺乏基础条件的民族长期动乱的另一个根源。英国历史学家(也是英国官方政策机构人员)汤因比曾经嘲讽中东的民族主义者根本没有能力去实现他们希望的独立:那些受过西方民主洗礼的“知识分子”饱受令人醉心的民族主义熏陶,然后被扔进一个落后的经济体系中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连让他们维持生存的薪金都难以支付。他们醉心政治,但又难有机会钻进那个壁垒森严的圈子。

英国人支持了埃及苏丹、伊拉克的侯赛因,美国人支持了沙特的酋长、波斯的国王。为了石油,西方不惜推翻伊朗世俗政权的首相,扶植巴列维国王进行复辟,此后又在他倒台后弃他而去,让伊朗回归为政教合一的国家。是否独裁、采用何种政体,其实从来不是西方大国在中东的核心诉求。阿拉伯人在战争中和英国的合作,以及战后的被抛弃至少对文明冲突论有一个强烈的历史质疑。但用英国人的观点——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利益。

(部分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战时中东》 乔治·柯克;《石油战争》 威廉·恩道尔;《八月炮火》 芭芭拉·塔奇曼;《帝国斜阳》 布莱恩·拉平;《论一战对中东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车效梅、徐继承;《奥斯曼政府参战的后果与中东地缘政治的变局》 王三义;《1936~1939年欧洲局势变动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张峰;《一战初期英国的中东政策——基于〈德纳森报告书〉的考察》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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