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末世摄政王载沣的角色

新政,是清王朝最后、投入最大、牵涉层面最为深刻的现代化改革,是在清廷统治者权威合法性急剧流失,越发陷入信任危机的情况下急剧推进的,由于其手中式微的权力和资源都不足以支持如此规模和广度的改革,从而积聚了更加强烈的社会不满,进而导致了它的覆亡。作为晚清最后一代权力中枢,被历史选择的载沣最终推动了这个迟暮王朝覆灭的命运。

谦抑与谨慎的奕譞

1908年11月14日,日暮夕阳的晚清帝国再次遭遇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在不到24小时内,74岁的慈禧太后和37岁的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庞大的帝国朝野上下和西方列强都迅速把目光聚焦在了一位年仅25岁的满族亲王身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摄政王载沣不仅能赢得那些维新派人士中明智派的支持,而且那些能够成功帮助满清度过最后10年艰难国运的臣子也会支持他。”当时驻北京著名英国时务评论家、历史学家埃德蒙德·巴克斯特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专栏评论中这样说。与其他拘谨、陈腐的老一辈清朝皇族亲贵不同,载沣时常出现在各国驻京公使馆的聚会上,以其风度和谈吐折服了许多人。“他长得很端正,两目炯炯有神,常常紧闭着嘴巴,不多说话,走路时身体挺直,浑身上下却透露出一个亲王的气度。”《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的作者、美国传教士I.T.赫德兰这样形容年轻的载沣。

确实,这位临危受命的监国摄政王身为光绪皇帝的胞弟,享有同情改革和维新的声誉;其岳父荣禄是袁世凯的老上司兼靠山,又是慈禧的宠臣,同时又与张之洞等洋务地方大员私交颇厚,可以说是左右逢源,人脉丰厚。然而,与表面上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实则乱象横生的清帝国一样,对于这位生于王府深宫,一路顺风顺水的青年醇王而言,其风度下掩盖的才干与性格缺陷,却实在令人担忧。

载沣与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同为上代醇王侧福晋刘佳氏所生,1882年2月12日(光绪九年正月初五)出生于北京西南太平湖的旧醇王府。载沣生父奕譞为道光帝第七子,其四兄奕詝登基时,被封为醇郡王,同治三年再被加封为醇亲王,同治十三年,次子载湉被慈禧下诏入宫嗣位后,更被赐以世袭罔替亲王待遇。奕譞的福晋是慈禧的妹妹。在晚清激扬动荡、风云诡谲的政局中,奕譞用超乎寻常的谦抑与谨慎,得以长期身处权力中枢却安然无恙。“慈禧赐他夫妇坐杏黄轿,他一次没敢坐进去。这种诚惶诚恐的心理,不仅表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中,连家里的陈设上也带着痕迹。”载沣之弟载涛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回忆说,“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为‘思谦堂’,命名书斋为‘退省斋’。书斋里条几上摆着一件盛水半满则稳定不动,满水则倾覆倒下的周代欹器,刻着自己手书的‘满招损、谦受益’六字铭言。”当光绪皇帝于光绪十三年年满16岁,依照祖制应当亲政之时,他为了向慈禧表示恭顺,以“宫廷政治内外并重”为理由,两次上折,专请慈禧依旧“训政数年”。

有了这样一位父亲,较之其他侄辈亲贵如载泽、载瀛,慈禧自然对载沣青眼有加。1885年正月初五日载沣两岁时,因适逢慈禧50岁整寿,遂被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年满16岁后的载沣历任内廷行走、阅兵大臣、正蓝旗总族长、正白旗汉军都统、健锐营统带、正红旗满洲都统等尊缺、要缺,然而真正改变他命运的,则是之前一次以屈辱为标志的外交致歉访问。

赴德致歉之行

1901年1月,正当被列强铁蹄踏破的北京城仍然硝烟未尽,因“庚子国变”而仓皇“西狩”的慈禧太后一行在西安惊魂未定时,各国谈判使团向清廷全权谈判大臣庆亲王奕匡和李鸿章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第一条即是“戕害德使(克林德勋爵)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代表皇帝致惭悔之意,并于被害处树立铭志之碑”。在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廷看来,此举简直是不可接受。慈禧先于西安电旨奕匡、李鸿章,令其向德方询问,是否可以派遣驻德、荷两国大使吕海寰代为赴德谢罪,然而德方丝毫不肯让步。无奈中,西安小朝廷只能妥协退让,1901年4月28日,尚停留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授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与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副都统荫昌一同前往德国,为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专行致歉。

为何在诸多亲王贝勒中,年仅18岁的载沣要承担如此重任?联军司令瓦德西1901年1月20日的日记似乎给出了答案:“今日主要之事,大部分为余与中国亲王周旋。最初在我们使馆之内,来此者计有当今皇帝之兄弟三人,以及堂兄弟一人。彼等系骑马而来,随带无数侍从;此四者皆系极为温雅之少年,举止优美,面貌聪俊。彼等穿得齐齐整整,其毛辫之美丽,尤特别惹人注目。彼等表示一种极有训练之礼貌。彼等极喜欢钢琴音乐,尤其是联军军乐。因其中年纪最长者,亦不过十有八岁之故,所以实际上只算是一种儿童时会。其中年纪最长之一人,似将被派为前往柏林谢罪大臣。余相信彼必为吾皇所喜悦。”

然而,强横的德国政府并不仅仅满足于载沣远渡重洋,前来谢罪。7月6日,载沣一行乘邮轮到达波塞之时,德国政府方面才傲慢地告知清廷驻德、荷两国公使吕海寰,会见礼仪为德皇“在白厅坐见醇亲王,行三鞠躬礼,参赞随员如见须叩首,彼云此是谢过,非常时觐见”。这场突如其来的觐见礼仪风波,使载沣一行不得不驻留于瑞士巴塞尔,进退两难。在北京主持和议,与列强各国折冲樽俎、唇角舌燥的李鸿章在7月10日致电吕海寰,拒绝德国关于要求醇亲王随员向德皇叩首之要求,并不惜以暂时拒绝在条款已经拟定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为杀手锏。军机处也于7月13日致电全权大臣吕海寰,强调:“今德国于各项礼节,出立御座,并于纳陛上赐座,此中国非常异数……务望设法电达德外部,切实力争为要。”最终,德方终于做出了象征性让步:递交国书时醇亲王只带荫昌一人为随行翻译,两人俱向德皇行鞠躬之礼。

7月21日,载沣一行抵达波茨坦,德皇并没有安排载沣一行下榻于欧洲各国君主贵族来访时惯常下榻的奥楞哲丽行宫,而是安排其暂住于规格略低,曾作为普法战争中被俘法皇拿破仑三世寓所的奥莲格理行宫。次日,在冷漠与充满敌意的气氛中,载沣一行谒见威廉二世,载沣和荫昌向德皇行三鞠躬礼,威廉二世则坐受国书,致答词时也未站立,态度相当傲慢。尽管清朝的国书中,对克林德之死已经表示了极尽的“惭悔之意”,甚至将联军出兵理由称为“劳师远涉,戢匪安民”,威廉二世在答词中还有“断不能因贵亲王来道歉之忱,遂谓前愆尽释”之语。

尽管德国之行给载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屈辱记忆,却为长于北京王府禁地的他创造了难得机会,走出北京和清帝国,去亲眼目睹万里之外光鲜陆离的景象。在斯德汀的伏尔铿造船厂,他参观了正在建造中的排水量达3万吨的巨型商业邮轮“威廉二世号”。8月13日,在随行洋员李希德、赫芬尼陪同下,他乘坐专列前往埃森克虏伯军工厂参观炼钢厂。在日记中,他形容工厂:“生产过程分工明细,每一新式钢板炼轧成后,先以巨炮轰击,以观其成效何如……熔炉厂内有大炉四十座,未炼之钢入炉须九时之久,其炉火热度高至两千度而后方可浇铸。”

当时,年轻的载沣所表现的风度,确实给德国王室和西方媒体留下了深刻印象。“上午11点左右,一个身着中国贵族华贵丝绸服装、头戴清朝最高品紫红色顶戴花翎、羞怯而略带孩子气的少年,在香港登陆。在码头上他受到了总督亨利·布莱克爵士的欢迎,然而原本大多数正式和隆重的仪式,却按照亲王本人的意愿取消了,没有英军仪仗队的敬礼致意,没有轰鸣的礼炮,因为他此行肩负着一项屈辱的使命,在完成之前,他宁愿不讲任何排场。”这是载沣乘坐邮轮抵达香港时,《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在波茨坦会见后两天,威廉二世前往他下榻处回拜,授予他红鹰大十字宝星。《申报》于是这样赞赏他:“以天潢贵胄之身,不畏重洋多阻,风波险恶,使于四方,不辱使命。”此行无疑为他日后的地位与前途加上一枚重重的砝码,正如《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曲折的行程后,太后(慈禧)一定会为这位喜爱的侄子在未来安排一个显赫的位置,以补偿他为朝廷尊严所做出的牺牲,和奖励他表现出的勇气。”

内忧与外患

1902年1月3日,从开封回鸾北京,暂时驻跸保定的慈禧颁布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谕旨,为刚刚结束使德远行不到两个月的载沣指婚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慈禧安排的这桩政治婚姻可谓一石二鸟,一则感激了荣禄在庚子国变期间的保全之功,二则延揽载沣为日后臂膀,避免庆王奕劻、载振父子日后专擅军机处。根据光绪乙未(1894)进士、历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广东道监察御史胡思敬在《孝钦临危定策》中的记载,慈禧病危之际,张之洞等重臣齐集内廷,担忧储君年纪过幼,政局不稳,因而集体上奏,声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然而慈禧的回答却是:“不为穆宗(光绪)立后,终以无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也。”

然而,载沣能否在如此复杂局面中把控清帝国这艘庞大航船的航向?答案是否定的。“我父亲(载沣)谦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大抵与祖父(奕譞)相似,不过对于待人接物的深谋远虑,却远不及祖父。”溥杰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回忆说,甚至连王府中的太监也是更畏惧福晋瓜尔佳氏;某日瓜尔佳氏离府外出,当值的散差太监居然懈怠至黄昏时,连各房间玻璃窗上的木框纸面外窗都没有上,然而载沣也只得无奈地大喊一声:“我还在府哪,上窗户!”

这种柔弱内敛的性格,使得载沣虽贵为摄政王,但丝毫不能发挥应有的中枢作用,更遑论负担起在内外交困中推进“新政”这场晚清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至深的现代化运动了。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监国(载沣)性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事,一切不敢自专,躁进之徒谒王府献策,亦欣然受之……内惧隆裕,外畏福晋。”1910年初,其弟载洵贝勒自欧美游历归来,廷议中主张大举国债,建设海陆军,惹得朝野大哗,载沣也不便贸然支持这位刚刚当上筹办海军大臣加郡王衔的弟弟。载涛情急之下,居然搬出宠爱自己的生母刘佳氏,试图将军国政事解决于醇王府私宅内堂之中,弄得身为堂堂监国摄政王的载沣,居然只得“避居三所,兼旬不敢还家”。

在载沣淳淳无争性格的另一面,则是他自以为“遇大事有静气”的迟缓拖沓,这对于晚清内政外交同时危机迭出,急需一位雷厉风行、当机立断领导者的局面来说,完全是致命伤。1909年1月,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徴因日俄两国同时陈兵在边,危及东三省边疆之事急报中枢,觐见载沣,但“召对时只有寻常慰劳,无他语”。瑞徴试图再次陈情,载沣索性来了一句:“汝痰疾尚未愈乎?”几月后,考察宪政大臣汪大燮自日本归来,数次上奏,密陈日本桂太郎内阁积极经略朝鲜,图谋东三省,然而奏折皆被留中不发。最终,汪氏终于得以面见载沣,痛说厉害之后,载沣仍然只是默然无言,旋即自怀中取出西洋怀表言:“已十钟矣。”遂端茶送客。

“丙午改制”与“丁未政潮”

从今日眼光看,宣统朝政的败坏并非单纯源于载沣之性格,而是巴林顿·摩尔所谓“制度性危机”,其深刻矛盾深植于晚清现代化的宏大目标与推进者本身利益与职能有限性之间。1906年初,清廷宣布着手中央官制改革,以为宪政铺垫,史称“丙午改制”。为了避免触动皇权与满洲贵族已有特权,慈禧发布上谕,提出官制改革中,军机处、内务府、八旗等5个传统部门不得触动,史称“五不议”。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对这场改革的评价是:将传统的六部扩大为11个具有一些现代化功能的部门,在立宪政体表象背后,做出了一次倒退的机构重整:“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以及练兵处,刑部改为法部,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工商部,并增设邮传部专管铁路邮船电政事务,以及资政院与审计部,其余各衙门毋庸更改。”

尽管“丙午改制”在某些方面使得晚清中央政府获取了一些现代化职能,提高了其行政效率,但引发的震荡与矛盾却远出乎清廷中枢的意料。首先是改制引发的袁世凯北洋洋务集团与中央清流瞿鸿禨、宗室铁良等派系之间全新一轮的权力纷争。在为丙午官制改革而特设的“编纂官制馆”中,出身北洋集团袁世凯麾下的新型洋务官僚人数极多,袁氏遂谋划成立责任内阁,其如意算盘即是遥奉内廷靠山庆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自己阴掌实权,由此引发瞿氏一派直接上奏慈禧,以皇权旁落、太阿倒持为由,迫使慈禧退而求其次,放弃了“一步到位”的内阁制,采取了军机处与各部并存,以权力制衡而非效率优先的“二元混合制结构”。

不仅如此,作为“丙午改制”的余震,1907年4月的“丁未政潮”也引发了一次大洗牌:庆王奕劻、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端方,而瞿鸿禨则引庚子护驾有功,深得慈禧宠信的新贵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奥援,双方足足互相攻讦4月之久,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岑、瞿二人被先后开缺,袁氏也于9月被明升暗降——他和张之洞都被北京朝廷调回首都担任军机大臣——“虽然这个职位因能够对皇帝本人提供直接的政治咨询服务而享有崇高的声誉,但再也不能直接统领军队,这两个统率中华帝国最强大军队的人,就这样被体面地剥夺了权力。”而慈禧此举的背后推力,实则是对汉族地方督抚大员和中枢廷臣的派系斗争与整体坐大之势深恶痛绝,而唯一出路似乎就是进一步将权力收归到满洲亲贵手中。丁未政潮前后一系列重大的人事变动,使得清廷中前期在官员任命上一直坚持的“满汉平分”的原则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一方面是汉族重臣瞿鸿禨、岑春煊等人因与奕劻等皇族权贵不睦而被罢官,林绍年等出枢;另一方面却是铁良、溥颋、载振等紫禁城内廷亲支近派接连把持了陆军、度支、农工商部等要缺,造成了“满人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的局面。

这种激烈的震荡,标志着咸同以来形成的清廷中央权力结构的骤然断裂,危局随着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传统洋务派地方督抚,以及荣禄等传统充当前者与朝廷中枢间链接纽带的满族官僚的去世,更为明显。就在这危机四伏、风雨飘零的乱局中,毫无政治阅历和心理准备的载沣就被突然推上了晚清政治舞台的中央——1907年6月19日,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免3天后,一道圣旨被快马送至醇王府:年仅24岁的他受命成为军机大臣。

1908年11月20日,在这个北京有史以来最为寒冷、狂风凛冽的冬日里,载沣首次以摄政王的身份召见了军机处以及政务处各大臣。为了表示谦抑与低调,他将会议地址选在了相对偏僻的文华殿,商定即日起,“凡发布谕旨,皆由摄政王钤章,军机大臣署名”。然而很快,载沣便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按照预想中的状态纵横捭阖,执掌朝政。首先一股阻力来自隆裕皇太后,慈禧为自己这位内侄女,特意在自己的遗诏末尾留有一条伏笔,宣布“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隆裕)皇太后懿旨,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惠亲王奕祥长子、贝勒载润回忆说,隆裕皇太后对政事本无定见常识,只是一心想效法慈禧,垂帘听政,所以动辄与载沣在朝事官制安排上争吵不休:宣统二年,载沣想调宗室毓朗为军机大臣,隆裕皇太后意欲以袁世凯之密党徐世昌代之,载沣无奈下只好宣布毓、徐两人共名列班中。更有甚者,1911年4月底,当清廷已经处于全国朝野上下要求速设责任内阁,召开国会的高压之下时,隆裕依然以“选派功勋老臣”为由,要求载沣指派早已不孚人望的庆王任内阁首揆。

作为载沣等少壮亲贵最为憎恶的目标之一,晚清政坛上著名的“不倒翁”庆王奕劻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完全依靠他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的作风。侍读学士国史馆总纂恽毓鼎之子、陆军部主事、秘书科长恽宝惠在回忆中说:“辛丑之变,西太后由西安回鸾之后,近支皇族一部分因支持拳匪,迫于列强压力而被罢斥、贬官,其他多数年甫及壮,未经大事,所以在她眼里只有庆王堪用。他一则对外交结袁世凯北洋集团为奥援,二则在庚子之变后,北京谈判中与列强极力争取,保住了太后与皇上的地位,所以慈禧对他荣宠有加。”

为了同时应付传统式的王朝衰败危机,以及将推行10年的“新政”继续下去,清廷都必须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自上而下地推行中央政令,然而它却尴尬地发现,地方立宪派绅商士大夫与汉族督抚大员已经离心离德;除了一班趾高气扬,毫无经验的少壮皇族亲贵,自己手中已经无人可用。1909年10月,慈禧在遗折中劝诫载沣“所有因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后,最后一位对晚清王朝保持传统忠诚的重量级洋务大员张之洞辞世。载沣只好饮鸩止渴,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满族近支亲贵身上。1908年12月,在成为监国摄政王后仅十几天,载沣就赏自己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加郡王衔;两年后,载沣授载洵为参与政务大臣、毓朗为军机大臣。1911年再调资政院总裁溥伦为农工商部尚书,载沣还规定在官制改革中,为宗室人员的安置予以特别的关照,从而被世人视为“其弊视魏晋九品中正殆有甚焉”。

自然,这批亲贵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只能用令人失望来形容。1909年10月,顶着筹办海军大臣头衔的载洵出访欧洲,考察海军。载洵的作风,可谓与其兄载沣截然相反,他在德国之行中颐指气使,大耍亲贵纨绔脾气,当德方皇叔出面,为其举办送别宴会时,他忽然以晚饭已吃饱为由,拒绝前往,急得中国驻德公使荫昌只能以辞职相威胁,才将其硬拖至波茨坦皇宫。其后,载洵看到德国皇室名流显贵齐集一堂,舞会上名媛淑女竞相前来邀舞,态度转怒为喜,又在觥筹交错间大醉失态。1910年8月,载洵、萨镇冰两人再度出访美日等国,在纽约考察时,轻率地订购了2600吨级巡洋舰“飞鸿号”。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认为载洵不仅腐化,而且对海军事务茫然无知,“美国维克尔和马克西姆造船厂仅仅通过施放一组能在空中展示载洵身穿军礼服形象的焰火,就赢得了订单”。

深谙晚清朝事玄机的胡思敬在《退庐全集》中说,由于慈禧逝世,最高权威与协调力量缺失,所以,宣统朝满人亲贵争权之激烈,派系之多,前所未有:“载洵把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领军咨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沟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阴结议员为一党……庆王则独立诸党之外。”从传统政治道德讲,不能因公废私的载沣既不能做到“正己”,也就无道德优势廓清中枢以“正人”。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是这样一个狭隘的小群体,载沣也不能完全信任,不时贬抑疏远其中自以为对己不忠者。陆军部大臣铁良,本是载沣集团抓取军权,抗衡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急先锋,然而铁良在积极筹办军咨处独立后,也逐渐不为载沣信任。“铁良对于练兵、军事既有经验,也有办法,但载沣嫌他受庆王提拔,而庆王又是袁世凯的内援,于是一并扳倒,外放铁良为江宁将军。”恽宝惠回忆说,“而恭亲王溥伟虽然精明能干,但因为曾经一度被朝野传为光绪继承人,所以载沣仅仅给了一个禁烟大臣的头衔,以示敷衍。”日渐失势的铁良,在训练禁卫军的职责被解除后,于1910年2月托病辞去陆军部尚书职务。载沣立即以尚在德国、私交甚厚的荫昌代之。载沣对自己这一小儿科级别的政治手腕十分满意,认为荫昌虽与袁氏以及北洋军人走得稍近,但一则毕竟是满人宗室,二非庆王一党,假以时日,肯定能将北洋诸军统御之权延揽到手,为一己所用。殊不知荫昌与铁良虽同为满人,但丝毫没有当时内廷亲贵心中“排汉兴满”的意识,后最终成为袁氏亲信,在民国,乃至洪宪帝制期间仍然身居要职。

有鉴于此,无怪乎仅仅在载沣监国一年后,曾经一度乐观的《泰晤士报》迅速就改变了论调。“年轻而无经验的满洲贵族以权谋私,狭隘冲动,摄政王缺乏坚定的性格和政治才华,隆裕皇太后则忙于享受新地位带来的尊荣与享受。”埃德蒙德·巴克斯特写道,“这个古老帝国的命运已经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

排袁与制军——徒劳的努力

近人史家论及晚清之败亡,多以载沣上台伊始,不能彻底清算袁世凯为憾事。然而此举所需之时机,人选与手段,清廷皆无从掌握。光绪与西太后去世时,梁启超正留居于日本兵库县须磨村“怡和别庄”,1908年11月23日至25日,梁启超向同情改良运动的清廷宗室、北京外务部主事长福发去数封密函,力促清廷诛杀袁世凯,声称光绪皇帝殡天“为天下人所同疑……奸贼犹逍遥法外”,希望载沣、肃亲王善耆等亲贵实权派“定奇谋,成奇勋”,载沣身边一些亲贵如毓朗、肃亲王善耆等,也搬出其父老醇王12岁即手擒肃顺的典故,极力劝说载沣剪除袁氏,然而载沣却始终犹豫不定。正如载涛在晚年回忆录中评论其兄时,直言“他遇事优柔寡断,为人忠厚,内廷当差谨慎小心,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但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最终,下诏罢免袁世凯的,是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们对载沣说,内外军政诸机构单位,全是袁的党羽,太后一死,袁氏失去了唯一的钳制,他日坐大,除去更为不易,便迅速用蓝笔(国丧期间,不能动朱笔)拟定了一道谕旨,请庆亲王裁可。早与袁氏勾结甚密、老奸巨猾的庆王模棱两可地说:“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而另一位满足亲贵倚重的汉人督抚张之洞则直接明了地表示反对,声称:“倘初政即戮先朝最倚重之大臣,吾惧其手滑而蹈明末覆辙也。”

在这种情况下,缺乏魄力的载沣只好修改谕旨,言辞前紧后松,变成责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

尽管袁世凯的罢黜,带给清廷更多的是权力真空与人心思背,但在载沣等皇族亲贵眼中,它却意味着拔掉汉族实力派在中央政府的最后一根柱石。他们随即开始不遗余力地剪除袁党,贬斥汉族地方军政督抚大员。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生于深宫妇人之手,缺乏政治阅历与权术手腕的载沣亲贵集团完全没有慈禧老到巨谲,圆融机变。后者处处慎重,明升暗降,分化瓦解,各种手段交替使用,而载沣则只有正面打击、罢斥贬官一条途径。1909年2月,载沣以开支靡费、有负委任,将邮传部尚书陈璧交部严议,随即革职,并永不叙用。江苏巡抚陈启泰病卒,以满人瑞澄接任。不久,曾一手创办南开大学,对省内新式教育贡献良多的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因与袁氏关系密切,被迫“乞休”。接着,载沣将徐世昌由东三省总督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以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任后,严参北洋骨干,首先抓住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贪污案,将其即行革职,并勒追赃款。3月23日,清廷中枢又借京查的机会,迫使袁的心腹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休致,使得北京的警务大权转到满洲亲贵手中。6月28日,杨士骧病死,载沣即命端方继任直隶总督。1910年1月,唐绍仪被迫以病开缺;2月,号称北洋财神的铁路局局长梁士诒被撤职,名列北洋三杰之首的江北提督王士珍见状不妙,也以病自请开缺,正中下怀的载沣与隆裕皇太后乐得顺水推舟,即刻发布上谕照准。

与此同时,载沣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大刀阔斧地改组军事机构,以军咨处、陆军部、海军处等组织,将军权一步步从地方督抚手中集中到中央的陆军部,再由陆军部集中到以自己为核心的皇族亲贵手中。载涛在回忆录中说,载沣受德国军国主义影响极深,“因为他早年在德国目睹德皇族从幼年时起,就身受极严格军事训练,所以国势那样强盛,早就有心效法”。在德国的见闻,使载沣认识到:“欲使皇室强盛,必先集中兵权;欲使国家富强,必须重视武备。”

载沣上台后掌握君权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宣布裁撤近畿省份的练兵处,将其新编陆军直接划归中央陆军部指挥。1908年12月25日,刚刚接过摄政王权柄不过40天的载沣下令成立专归自己统辖的禁卫军,由北洋陆军第一镇满兵中抽调组成,以其弟贝勒载涛、贝勒毓朗、陆军部尚书铁良为训练大臣。这支部队不仅装备先进,而且待遇优渥:“悉着呢衣革履,一切领章帽记,制造均属优良,以示判别面而壮军容。”次年初,载沣谕令撤销各省督抚所兼陆军部尚书或侍郎衔,预备彻底剥夺地方督抚手中的兵权。

为了从制度上保障满洲亲贵对兵权的绝对掌握,载沣于1909年7月15日,连下三道上谕,分别下令筹办海军处,并将陆军部中的军咨处分离出来,分割了原本归陆军部所有的一些重要权力,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专职军事顾问与指挥调度机构独立机关:“凡关于规划筹防用兵及重要事件,均由军咨处缜密酌拟,呈请陆军部堂官复核,会同军机大臣具奏请旨遵行。”新独立的军咨处在建制和职能上仿照日本参谋本部,目的是要成为“赞佐摄政王统率陆海军的总参谋部规模”。这个新机构被载沣交给皇族毓朗以及其弟载涛管理。为了进一步将军权揽于己手,与陆军部相对抗,载沣又于1911年改组“皇族内阁”之时,正式将军咨处改为凌驾于陆军部之上的军咨府。

对于海军这个曾经在甲午战争后一度被清廷忽视的军种,载沣也坚定不移地试图将其完全纳入自己彀中。1909年2月,载沣下诏,令肃亲王善耆、度支部尚书载泽,海军提督萨镇冰等负责妥慎筹划海军事宜。5个月后,载沣以宪政编查馆奏定宪法大纲内有关条款,发布上谕,宣布皇帝为大清国陆海军大元帅,未亲政前由监国摄政王代理。并命六弟载洵、提督萨镇冰出任筹划海军大臣。10月,载、萨两人受命出访欧洲,乘坐客轮穿越苏伊士运河,首先游历意大利、奥匈帝国,参观军港船厂,分别订购了两艘400吨级驱逐舰“鲸波号”与“龙湍号”,旋即前往德国这个晚清军工技术采购引进最为频繁的欧洲工业后期强国。两人先后考察访问基尔军港、伏尔铿造船厂,以及毛瑟兵工厂等地,并一次性订购了三艘驱逐舰与两艘内河炮舰。

载沣的另一个心腹大患,就是北洋六镇。虽然袁氏已经贬官回乡,但北洋六镇精兵仍然为其遥制。在1906年11月丙午官制改革启动后,慈禧与陆军部长铁良就迫使袁世凯主动奏请将第一、三、五、六镇“均拟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无庸由臣督练”,并在袁氏就任军机后,解除其剩余两镇的指挥权。1910年12月,陆军部长荫昌在载沣的授意下,宣布解除了直隶总督对北洋第二、四镇的指挥权,并将东北袁氏嫡系徐世昌麾下的北洋第五镇调至山东,将掌握近畿北洋第一镇兵权的段祺瑞外放为江北提督。为了进一步打破北洋系军人在新军中盘根错节的势力,载沣、荫昌等清廷少壮亲贵开始倚重不为袁氏所看好的日本留学士官生,作为制衡乃至替换袁氏北洋系军人的筹码。1907年,在日本的军事留学生总人数已经达到520人,此后人数更是螺旋上升。留日学生中最出类拔萃的“士官三杰”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均被任命为清军高级指挥官。吴禄贞取代段祺瑞出任第六镇统制,蓝天蔚出任第二混成协协统,张绍曾出任第二十镇统制。在清政府于辛亥革命前编成的十四镇(师)十八混成协(旅)四标新军中,留日士官生出身的统制(师长)就达5人。在载沣等满族亲贵视为命脉的军咨府和禁卫军中,军咨副使哈汉章以及第一至第五厅厅长几乎都是留日士官生;禁卫军管带蒋百里被良弼、载涛与毓朗“奉之若师”。

然而为载沣忽略的是,袁氏之所以拒绝在北洋军中任用日本留学生,并非是因为其军事素养不如段祺瑞等留德系军人,而是前者与海外革命激进团体越来越近的联系,留日士官生多数来自直隶、湖北、湖南、浙江等省份,然而其中的几个沿海南方省份却以立宪地方主义和激烈的排满传统著称,而日本为同盟会等革命团体之海外大本营。出生于绍兴,后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黄郛就是其中的显著代表,1904年加入浙江武备学堂后,黄氏就被选为官费留学生进入日本振武学堂留学,其间参加了同盟会与黄兴组建的激进革命团体“铁血丈夫团”,每至放假回国期间,就偷偷将同盟会印发的激进传单与读物偷偷带回,在浙江新军同袍中散发,极力宣传排满兴汉,建立民国。

有鉴于此,载沣很快就发现,自己苦心经营、倚仗的军事力量,其实恰是一座被自己踩在脚下,时刻会喷发的活火山。1910年1月,当载洵结束欧美海军考察,取道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乘坐火车回国时,曾担任安徽新军混成协马营和炮兵队官的革命党人熊成基曾布置暗杀任务,事泄被捕。审讯中熊氏大义凛然,历数清廷罪状,第一条就是海陆军权不予汉人。他质问说,近年来创设海陆军,若真有自强御侮之意,中国之大,岂无人才,为何偏要假手载涛、载洵等近支亲贵?再过一年后,正是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正式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长江南北的新军迅速随之起事。北洋新编第二十镇陆军,第六镇也在吴禄贞等新军革命党领导下于滦州、石家庄起事兵谏,正式成为清王朝覆灭的直接掘墓人。

最后契机的破灭

1911年5月8日,清廷发表上谕,宣布成立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这既是载沣皇族集权政策臻于顶峰的产物,也是晚清北京朝廷丧失几乎所有社会阶层政治势力认可与支持,其权威与合法性的实质性终结点。早在此前一月,上海《民立报》便以辛辣讥讽的文字预测了必将出现“贵族内阁”的前景,1911年4月27日的《泰晤士报》,也称即将就任总理大臣的庆王是“一个优柔寡断、诡计多端、腐败无能的老朽,其贪婪堪比纽卡斯尔公爵(19世纪早期英国贵族,曾借助贿赂地方七选区以参选国会)”。

为何一向对立宪抱有积极态度,从而使“中外咸望其有所作为”的载沣在这件堪称晚清政治改革头等大事上做出如此选择,从而亲手钉上了大清王朝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其原因从小处讲,缘于其不能超越其自身历史角色与政治意识,大处则要归咎于清末立宪运动的各方推动者,其最终诉求实则南辕北辙。早在1905年6月初期,在张謇等国内立宪派的推动下,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北京,敦请推行立宪政体。同月,袁氏又奏请清廷核准派遣朝廷大员出洋,考察各国宪法,以求资鉴变通实行。次年8月25日,端方等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与袁世凯会衔上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然而由于利益与意识形态的截然不同,“立宪”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慈禧本人将立宪看做安抚公众而不需真正损害其自身权力的工具,满族亲贵把它看做是重新实行集权和将汉族官僚排挤出权力核心的机会,而地方实权督抚和士绅知识分子则把它看做一条参与中央政治决策的新途径。”

对于立宪与国会之功能效用,载沣虽然绝对不是宣统朝满族亲贵中最为愚顽保守者,但其见识也不能超乎其总体水平之外。1909年载沣在接见各地咨议局代表时,曾大度地表示:“(国会)下通民情,畅通言路,使朝廷知民生,本王感觉并无不可。”此番言论听起来貌似进步,但实则仍然把国会看做是中国传统政治中“言官”的改良与放大,对于其功效,其认知水平也只是在重弹3年前载泽关于立宪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的老调。次年9月,由于日俄密约,日本吞并韩国,中国东三省岌岌可危,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激、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等18名地方督抚大员于9月23日联名上奏,主张责任内阁与国会同时并进,所谓“舍此则主脑不立,宪政别无着手之方”,恳请“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10月5日,直隶各界人士1000多人在全国学界请愿会会长温世霖等人率领下,列队前往直隶总督署请愿,迫使直隶总督陈夔龙允为代奏。17日,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整队出发时,奉天在京学生牛广生、赵振清等17人突然来到,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表示“国家瓜分在即,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随即,牛广生和赵振清两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迹”。经过请愿代表苦劝,两人趁人不备,分别持刀自臂上与腿部割肉一块,涂抹鲜血于请愿书上,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忍痛踉跄而去。10月22日,在民选议员的强烈要求下,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案,随后具折上奏。

在此种压力下,载沣游移不决,只能与政务处亲支王公大臣会商对策。根据《宣统政记》的记载,在与会王公大臣的言论中,“速开国会”此时已成必然之势,所争论之核心只是一个具体时间问题。然而这些缺乏政治阀阅,长于宫闱之间的少壮亲贵,只知局势已经危若累卵,却无法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对地方立宪派舆情稍微有些了解的资政院总裁、农工商大臣溥伦提出,《钦定宪法大纲》中所允诺的“九年筹备国会”已显不合时宜,至少要提前3年,对此载沣只能是“默然无对”。在载沣的心目中,最大的顾虑则是,若速开国会,则清廷中枢权力将处处受到掣肘,且“地方民情舆论无所制”。更令他挠头的是,庆王奕劻也借助这股政治风潮,伺机浑水摸鱼:10月15日,直隶总督陈夔龙与陕西巡抚恩寿按照庆王授意,分别单衔具奏北京朝廷,要求先设内阁后设国会。很明显,责任内阁一旦设立,在朝野中经营多年,贵为首席军机大臣的奕劻将是首届总理大臣的不二人选,毓朗、载泽等亲载沣的少壮满洲亲贵则针锋相对,主张“责任内阁可立,政务、军机两处亦不可裁”。

11月3日,在载沣主持下,军机大臣、政务处亲王大臣于紫禁城文华殿再次召开御前会议,毓朗的一番发言,似乎给踌躇无端、内外交困的载沣开出了一剂良药。他首先以“时事危迫”为由,主张速开国会,但同时主张,“不明定国是,则政府与国民遇事争执,必不免纷扰。故必先设新内阁……则庶君权不至为民权所抑”。具体步骤安排是,“应明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既不阻绝人民之愿,而乘此二年工夫,可以确定各项要政办法,并须立降明谕,成立新内阁”。载沣对这种徐图缓进、分步筹设的方案深以为然,遂于次日以宣统皇帝名义发布上谕,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次年(1911年)设立责任内阁。

消息一出,虽然少部分温和地方立宪派,如江苏咨议局表示“请愿有效,天恩高厚”,但更多的激进宪政团体反应剧烈: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致电各省谙议局及各团体称:“国会仅缩短三年,人心失望。”同样,亟待希望用责任内阁限制载沣与庆王中枢权力的地方督抚对此结果也表示不满。江苏巡抚程德全、云贵总督李经羲等尽管接到北京朝廷谕旨申斥,但仍然再次要求速定内阁人选,以免“昏笔老臣势居要津,新近得幸之臣独掌禄位”,可谓矛头直指庆、醇两王。终于,11月22日,北京资政院召开全体会议时,陶榕、罗杰、易宗夔等议员即席抗议“云南盐斤加价案”和“广西巡警学堂限制外籍学生案”两件议案不交资政院审定,直接交办盐政、民政两处,并发动全体投票,弹劾全体军机大臣。

美国著名中国史学家周锡瑞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地区》中分析说,立宪派所代表的地方主义与利益,已经与清末“新政”所代表的中央政策南辕北辙。立宪派的主体——在晚清洋务运动后期逐渐形成的新式绅商群体成为传统社会力量向近代社会阶级力量过渡的“承载物”和“中转站”。较之他们耽于科举功名和土地收益的前辈,“这些新兴绅商对于现代性地方事务和经济利益有着更高的热忱和参与冲动,这些冲动因西方列强商业特权在通商口岸的壮大,和晚清中央权力在地方的扩张企图而变得格外强烈,并占据、侵蚀原属晚清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政、经济与其他公共事务方面的权力”。

“新政”中的各项现代化举措,使得清廷中央财政开支激增,在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预算中,陆海军费合计13734.75万两,占据清政府当年总开支的36%以上,派驻各国外交使节费用,宣统初年突破300万两。1906年开设学部后,兴办新式各级学堂费用开支也达到每年350万两。1895至1911年,清廷先后投资兴建沪宁、正太、吉长等12条支干线铁路,工程费用银35499.7万元。如此浩繁开支,只能寄希望于厘金、烟酒税项、丁漕田房契等本属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从而引发了地方立宪派绅商的激烈反弹。1910年初,湖南省咨议局召开首届常会,然而在巡抚衙门交议抽取房铺捐税,以为增设新式巡警经费提案时,咨议局以“骤增人民负担”为理由,断然拒绝,并通过《湘路限年赶修案》,强烈要求湖南铁路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以保利权”。1910年,鉴于湖南省财政赤字已经达到600万元,新任巡抚杨文鼎在内外交困之际,决计效法安徽、奉天两省,匆忙在未将议案征询咨议局意见的情况下,宣布以常宁县水口山龙王两银矿为抵押,发行120万元地方公债。结果,咨议局全体成员在议长谭延闿的带动下,公开声称,“此案并未先期照章交议,速行奏准,有违定章”,纷纷反对,并上奏北京资政院抗议,对支持巡抚杨文鼎的北京中枢军机处进行弹劾。对地方立宪派如此前所未有之汹汹举动,无怪乎湖南道监察御史欧家廉在一篇奏稿中慨叹:“昔日之乱在匪,而今日之乱在学生、在军队、在咨议局议员。”

在如此风云激荡的大背景下,面对朝野上下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抗议,载沣和清廷中枢不得不加紧考虑如何使责任内阁出台。然而这无疑使晚清北京政局中本来已经剑拔弩张的权力之争趋于白热化,亟待取代庆王把持下军机处的载沣等少壮亲贵主张以溥伦或载泽为内阁总理,速立内阁;而庆王奕劻则倚仗隆裕皇太后和在野袁世凯之支持,利用自己在军机处和政务处的长年经营,不断营造“国家不可一日无庆邸”的舆论,最终将这个最令人垂涎的头衔揽到了自己头上。

1911年5月8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内阁成立:总理大臣为庆王奕劻(兼管外务部),协理大臣为那桐、徐世昌;各部大臣分别是:外务部梁敦彦、民政部善耆、度支部载泽、学务唐景崇、陆军部荫昌、海军部载洵、司法部绍昌、农工商部溥伦、邮传部盛宣怀、理藩部寿耆。这一名单完全是将军机处与各部尚书直接移植而来,成员中满洲贵族9人,皇族竟达7人。在与庆王博弈中落得下风的载沣只得通过荫昌和载洵、载泽掌握了陆海两军部以及掌握财政预算审计大权的度支部。载沣自认这一手玩得十分漂亮,因为按照拟定的内阁官制第十四条,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有自行向皇帝/摄政王具奏事件,不用通过内阁管辖的权力,届时通过军权限制内阁,指日可待。

尽管权力之争仍然在暗中较劲,但“皇族内阁”诸位大员的表面做戏仍是冠冕堂皇。奕劻、那桐、徐世昌受命后,即各自上折恳请收回成命,另选贤能。而隆裕皇太后则以“时事多艰,又当创设内阁试办之初,一切事宜均关紧要”为由,责令这批“老成重臣”务必“竭力赞襄,用资辅弼,即遵昨旨到阁办事”。

消息一出,举国哗然。立宪派领袖张謇形容其景象为“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百倍,可惧也”。

届时适逢直隶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二届会议召开,咨议局遂于6月10日、7月4日,两次上书都察院抗议“直言皇族不得充当内阁总理”,在紫禁城无动于衷的情况下,直隶省咨议局全体议员向全国公开发布“通告各团体书”,直言“必去皇族内阁,始有责任内阁,而后有良美之政治”。紧接着,两广总督张鸣岐等领衔数省地方大员上奏,声称“确定内阁之责任,不以政权私之鼓亲之手”。然而载沣仍然试图通过将奏折留住不发,弹压这股督抚抗议风潮。7月15日,各省资政院议员再次上书,试图挽回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为载沣和北京朝廷留下了余地,言称“议员自入都以来,闻诸朝中士夫多谓皇族组织内阁,原非朝廷本意,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许多史家慨叹,假如清廷满洲中枢大员此时即刻改弦更张,更换内阁首揆与阁员名单,也许还能多苟延残喘几日,然而在自觉已经对立宪派让步颇多、视君权为至高无上的载沣眼中,资政院此番举动已经忍无可忍。虽然他在日后曾对四子溥任说,曾有过以资政院众议院公认“温良睿智”的载泽取代庆王的念头,但还是于次日下了一道极为严厉的谕旨:“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尔臣民等均当禀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这也许是载沣一生中少有的坚定果断时刻,然而却是亲手为长达286年的清王朝敲响了丧钟。正如崔瑞德在《剑桥晚清史》中的论断:“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地立宪派团结起来。它们虽然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接受革命。”仅仅3个月后,武昌新军起义,各省迅速呼应,载沣一面仓皇下诏,自认“懿亲执政与立宪各国通例不符”,下诏解散皇族内阁,一边只得恭请军机大臣徐世昌前往洹上村,乞求那个当初必欲剪除而后快的袁世凯出山力挽狂澜,届时距离袁氏正式入京组阁,将自己夺权归藩,只有不到短短10天。

塞缪尔·亨廷顿曾说:“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变成最真诚的改革者,对于改革的真诚,源自他们对保住权力的真诚。”新政,是清王朝最后、投入最大、牵涉层面最为深刻的现代化改革,是在清廷统治者权威合法性急剧流失,越发陷入信任危机的情况下急剧推进的,由于其手中式微的权力和资源都不足以支持如此规模和广度的改革,从而积聚了更加强烈的社会不满,进而导致了它的覆亡。作为晚清最后一代权力中枢,被历史选择的载沣最终推动了这个迟暮王朝覆灭的命运。1911年10月16日,清廷宣布委派袁世凯组阁,载沣以醇亲王归藩,不予政事。根据嫡福晋瓜尔佳氏的回忆,当日载沣回府后,依旧神情淡定,更衣,入座用茶,只是对她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下可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2个月零2天后,隆裕皇太后偕宣统皇帝溥仪御驾养心殿,最后一次会见群臣,并宣布接受民国临时政府拟定的优待条件,宣布退位。较之被迫在晚清政局激流中转圜了一辈子的父亲奕譞,能够及早卸下这副本不应属自己的历史重担的载沣,无疑是幸运的。尽管民国初年时局纷乱,不但政府更迭频繁,前往醇王府和紫禁城请安的遗老遗少也在他面前不断提起复辟之“大计”,但载沣对政治,始终兴味阑珊。1917年张勋复辟后,众多王公宗室上门请安,求官,载沣一律挡驾;1931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他也只是短暂地在长春居住了一个月,便返回天津寓所,闭门不出。甚至1912年9月10日,当时已经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挂着“全国铁路督办”头衔的孙中山登门拜访,载沣也只是在日记中以“孙中山来晤谈,江大金吾(原汉阳镇总兵江朝宗)在座”12个字一笔带过,每天以在书房宝瀚堂里读书、听唱片为乐,怡然自得。溥任回忆说,自从他回府后,就刻了两枚图章随身携带,一枚为“闲园”,一枚为“天许作闲人”,每日临帖书写完毕,即拿出用以钤章,内心如释重负的解脱之态,可见一斑。

【部分参考文献:《剑桥中国晚清史》,(英)崔瑞德主编;《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美)周锡瑞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澳)冯兆基著;《中国近代史》,(美)徐中约著;《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美)I.T.赫德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美)李约翰著;《中国的现代化》,(美)吉尔伯特·罗兹曼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美)巴林顿·摩尔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苏同炳著;《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载沣辛丑使德日记》,载沣著;《爱新觉罗·载沣——清末监国摄政王》,凌冰著;《中国的大转型》,萧功秦著;《清末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高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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