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袁世凯

“我能感觉到他身上残酷无情的力量,名义上是共和国元首,内心却是专制君主:他把清朝全部耀眼的旧服饰都保存下来,甚至那位派来迎接我的侍从武官荫昌将军也是满洲人。”

1913年11月7日,刚上任的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在中南海受到了袁世凯的接见,芮恩施在日记中回忆说,民国政府和清廷一样,有讲求外表和喜欢炫耀的习气,接自己前往总统府的马车车身上涂有描绘着金饰的蓝珐琅,总之,一个军事独裁者继承了旧皇朝。

芮恩施描述,这位中华民国大总统身材矮胖,但面部表情丰富,粗脖子,圆脑袋,看起来精力充沛。他经常带着机警的表情,锐利地盯着每个来访的客人,却不显露敌意,能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我能感觉到他身上残酷无情的力量,名义上是共和国元首,内心却是专制君主:他把清朝全部耀眼的旧服饰都保存下来,甚至那位派来迎接我的侍从武官荫昌将军也是满洲人。”

“我的反对派对我毫不讲信义,他们要推翻我的政府。”芮恩施这样记录袁世凯当时的观点,他不厌其烦地解释说,“这个国会并不好,它大部分是由缺乏经验的理论家和年轻的政客组成的,他们要干涉政府,使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立法手续……我们的事情非常复杂,和西方不同,我们不能稳妥地运用你们抽象的政策观念。”芮恩施在日记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袁世凯在1912年底决定要就任民国大总统时,就把辫子剪掉了。当时他询问自己的顾问海军将领蔡廷干,当整个国家都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时,是否要在外表上也表示一下?蔡廷干表示赞同,他就叫人拿来一把大剪刀敦促他动手。“蔡将军用力一剪,就使这位晚清朝廷中最有权势的人物进入了现代——但显而易见的是,他的内心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芮恩施这样记录。

崛起山东

仿佛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次危机都能成为袁世凯的机遇。1899年11月,40岁的袁世凯首次得到了独当一面,出任地方大员的机会——接替毓贤为山东巡抚。这片位于渤海之滨,接壤直隶京畿之地的重镇在当时10年内,已经成为清廷越发担忧的祸乱根源: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于欧洲强国之林的德国,亟待寻求自己“阳光下的地盘”。1897年,深受马汉海权理论影响的阿尔弗莱德·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出任德国海军大臣,从而迫使威廉二世皇帝深信,德国在远东的经济与殖民权益必须得到毫不含糊的扩张与保护——一个适当的深海不冻港口能同时成为德国海军的补给基地和贸易拓展前哨。1897年11月爆发的“巨野教案”,终于使德国有借口强占了胶州湾,并引发了另一波列强在中国境内攫取租借地和其他权益的狂潮。

不仅如此,由于暴戾的黄河横穿而过,使得整个山东都饱受洪涝之苦。而同时,因为春季天气骤然转暖,土地水分蒸发量大,东南季风及其雨带却姗姗来迟,农民们又不得不忍受频繁的旱灾。自然灾害和饥荒,连同列强在这一地区的扩张,都使难民、盗匪数量激增,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同燎原烈火一般蔓延。在地方士绅与官府势力相对薄弱的鲁西,以大刀会和民间宗教结社为基础,旨在“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蓬勃发展。根据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的统计,1899年5月至12月,山东全省就发生了529起“教案”,造成413名教民与43名普通民众丧生。

袁世凯一上任,首先就要面对在山东大肆扩张的德国。凭借1898年3月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德国迅速在租借地强行征收,测量土地,派出地质勘探人员寻找煤、铁等可开发的矿藏,并着手铺设胶济铁路。1899年,坚信铁路与火车将破坏地气的村民与铺路工人发生了冲突,德国海军陆战队竟开枪伤人。在这样背景下上任的袁世凯,命令麾下部队“弹压”,;一边与青岛德国领事馆交涉,恳请撤回已开拔至高密的海军陆战队,一边电令武卫右军分统副将王来魁迅速布置防务。自1900年1月起,袁世凯与叶世克、德国驻华武官布德乐以及山东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在青岛开始谈判,最终签署了交涉章程7款,铁路与煤矿开发修筑章程各28款。

1899年底,英国传教士卜克斯于肥城县张家店被杀。袁世凯将主犯孟光汶处死,同案犯吴方城拟绞监候,同案犯吴经明监押两年,杖责八十,因“保护不力”的肥城县知县金猷大,县汛千总邱扶盛应被革职。然而前来山东交涉的英国驻上海副领事甘伯乐显然对此并不满足,要求将凶犯从重治罪,巡抚会同观审,将泰安府知府以及肥城平阴两县知县革职,永不叙用,以及在凶案发生地由清政府出资建立教堂等苛刻条件。袁世凯始终坚持己见,不断以“讲求约章”针锋相对,最终使甘氏“无法要求”,只能离开山东返沪。

对于义和团,手握新式军队7000人的袁世凯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方针。然而,暂时的平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间歇:1900年五六月间,尽管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等地方大员由于担心列强借口义和团运动而公开武装干涉,数次上表要求采取强硬政策——届时已经有24艘西方列强军舰聚集在大沽口外——清廷内部仍然决定对山东、直隶两省境内声势逐渐浩大的义和团由剿转抚。最终使刚毅、赵舒翘等北京顽固派官员占据上风的事件,就是6月初,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的2000联军从天津出发,试图前往北京保卫使馆时,遭遇了铁路沿线义和团民的不断袭扰,在付出274人的伤亡后最终仓皇撤回天津。6月21日,清廷针对列强发布了一个模糊的宣战诏书,并称义和团为“义民”,由军机大臣刚毅负责统带;张之洞等地方实权督抚拿出的策略则是“东南互保”,在盛宣怀的牵线下,各国驻上海领事与这些洋务派汉族官僚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身为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和闽浙总督许应骙、两广总督李鸿章一起加入了这个对抗朝廷旨意方案的设计。袁世凯一方面婉拒了东南各督抚关于带兵进京,扫除顽固派,“清君侧”的要求,同时秉承北京中枢要求各地拳民进京“勤王”的旨意,宣布任何滞留在山东境内的义和团都将“照土匪章程惩办,如遇拒捕,格杀勿论”。并派遣军队保护教堂,护送大部分传教士至烟台和青岛的安全地带。但另一方面,袁世凯又效法1860年庚申之变中的官场前辈曾国藩,以一个“拖”字诀,巧妙地抵制了北京朝廷关于调遣其武卫右军急速驰援天津、直隶的命令。最终,率部驰援的山东登州镇总兵夏辛酉还在路上,天津已告沦陷,袁世凯遂做出一副以大局为重的姿态,命令夏部“改道北上,驰入京畿”听候荣禄调遣。当八国联军于8月攻陷北京,慈禧与光绪皇帝仓皇“西狩”,颠沛流离至太原时,袁世凯立即输送现银30万两,绸缎200匹,以及原本为年度中秋贡品的“恩面”(山东恩县龙须面)、风尾菜等珍馔,并慷慨地表示“此系由臣报效,不敢动支正款”,大得落难小朝廷的欢心,所谓“各省饷银未到,山左首先解来,可称济急,索带物品尤为得用,两宫大为嘉许”。

事实是,袁世凯在这场灾难中升到了个人政治声望的新高峰:属下7000名新军士兵毫无折损,他对义和团的铁腕镇压赢得了山东本地和外埠避难士绅官员的交口称赞,列强也对袁世凯的处置颇为赞许。很快,远在西安的朝廷就对这种政绩做出了报偿:1901年11月,袁氏受命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属下共有超过200名文武官员得以升迁。正如《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的作者拉尔夫·鲍威尔所说:“义和团叛乱和德国人对山东的侵略,使得袁世凯获得了增加他军事和政治势力的责任和机会,这一力量的成长,又成为他和整个北洋集团获取晚

清中枢权力的重要一步。”

雄踞北洋

1901年11月,袁世凯正式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义和团“庚子拳变”和随后的联军入侵几乎彻底毁坏了天津这个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与工业中心城市。尽管如此,袁世凯仍然雄心勃勃地在近乎废墟的天津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改革,并坚信这将成为自己的下一笔重大政治资本:就在10个月前,尚在匆忙“西狩”流亡途中的慈禧,终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上谕,“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统汇之区”,4天后,敏感的袁世凯就向朝廷递交了著名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修号令”、“崇实学”、“开民智”、“重游历”、“裕度支”、“修武备”等10条建议,而天津则顺理成章地成为袁氏的试验场。

复兴天津的第一步,就是稳定币制,清理金融并复兴商业。上任伊始的袁世凯立刻委派周学熙总办北洋银元局,择其新址位于河北大悲院故址,机器则紧急调运东局子造币厂残余设备,由支应局借款13.5万两,召集机匠“日夜鼓铸”,前后只用72天即宣布投入运营,至年底共铸造铜元150万枚,同时饬令天津官衙严禁制钱铜元流散出境,以及打击民间私铸。次年8月,袁世凯按山东商务局成例,设立天津商务局,次年5月又饬令设立天津商务公所,作为联络商情振兴工商业的枢纽机构。

1903年,因国际银价波动,北京政府又无足够现银储备供应,天津遭遇一场罕见的金融危机。为缓解天津现银奇缺,袁世凯设立了天津官银号,贷发官银70万两,投放铜元数百万枚,并用40家钱庄联合开出银钱票,缓解了这场危机。《大公报》1904年11月12日亦发表社论,称赞“此等办法真乃得保商之道,为从来官府所未有者,不禁为津郡商民贺,为津市前途贺。然而袁氏眼光并不止于临渴挖井,他向清廷上奏,痛陈设立现代银行之必要。于是,1904年底,天津设立户部银行,成为近代史上中国第一家中央银行,代行国库功能,后于1908年改名为大清银行。袁氏同时又奖掖成立私人银行,力招当地得力绅商入股,他认为,天津的金融危机“非得本地富绅招集股本,辅以官款开设银行”才能“取信于人”。按照袁氏的筹划,天津银行的资本100万两,一半由天津银号提供,另一半由自己推荐的总董杨俊元等招集天津绅商合力凑集。

在复兴商业的同时,教育与农业也被袁氏所看重。1902年5月,保定将省城书院改为直隶大学堂,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1903年4月,袁氏顶住各方压力,恢复了戊戌变法期间设立,后被勒令关闭的天津大学堂,并改为北洋大学堂,委派曾于日欧考察游学的教育家严修出任直省学校司督办。袁氏发展教育的成果是,3年后,直隶省内已有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学堂21所,优等师范学堂一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40所……见册报者入学人数80652人。光绪三十四年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直隶小学堂8809所,学生197832人,而当时素以文教科举著称的江苏省,也只不过拥有1667所小学堂,学生53391人。1902年,袁世凯亲自下令在保定设立农务局,以道员黄璟为总办,日本农学士楠原正三为顾问,在城西设立农事试验场一所,将小站营田400余顷划归其经理以进行农业试验,并开办附设农务学堂。在随后成立的农务总局的倡导下,日本桑秧、美国长绒棉等舶来先进农业产品首先在直隶地区得以推广种植。

为了妥善将天津建设成北洋集团遥控京畿、虎踞一方的大本营,大规模的市政现代化建设也在袁世凯任内迅速展开:1903~1905年,袁世凯责令天津地方政府进行了近代第一次人口普查,并从关内外铁路借款余存项下拨出3.3万英镑于海河北建设天津北站;以北站建成为起点,天津旧有道路系统也在他主持下得以彻底改造:一条全新的大道“大经路”从北站伸延至直隶总督行辕,再以此为中心,依次修筑了南北向的二、三、四经路,以及东西向的天、地、元、黄纬4条道路,由此组成了津门全新的商业贸易中心“河北新区”。袁氏本人当时曾说:“自督辕后至新火车站马路两帮,均添盖洋房,以便租与商人,因津埠铁路将通,商务必盛,近日各国租界经营不遗余力,若不早为抵制,将来商务必为租界垄断。”对于老城区街道,袁世凯主持设立的工程局甫一办公,就着手进行现代化改造,“城内十字大街一律改筑碎石马路,其道旁明沟用三合土培筑后覆以砌砖”。河北大胡同处原有旧房、窝铺等600多间在1905年7月一个月内被修整改造完毕,马路改宽,所有私建自盖房屋,概行退出1丈5尺,拆迁净尽。1904年在唐绍仪具体负责下,海河修浚工程完工。

在派驻国外游历,执行外交使命的各级部署影响下,袁世凯逐渐对西方现代化工业都市艳羡不已,曾公开在奏折中表示:“欧美各国通都大邑,电气各车纵横驰骋,故能荟萃商旅,百货骈臻,电灯照耀,通昼不熄。”1905年初,在他授意下,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洋务局道员蔡绍基开始与比利时世昌洋行商人合作,开始创办天津有轨电车的谈判,最终签订了《天津电灯车路公司合同》,责成世昌洋行全权承办天津道路照明、电车运营业务,50年后,全部资产由中国政府收回。电车线路以城内鼓楼为中心,分为4条,旧有城区四隅都能方便通达。

迅速步入国际近代都市行列的天津,势必要配以相应的治安管理措施。早在1902年5月,袁世凯就在张骞等人建议下,于保定创立巡警局,令赵秉钧为总办,选练巡兵500人,作为警察之用,下设5个分局,又建立警务学堂,聘请日本警官为教习。当时天津仍处于八国联军占领下,袁世凯在同联军谈判收回天津时,就已经预先筹备整饬天津政务与公用事业管理。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周围20华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袁世凯只能考虑以警代军,他秘斥所部营队3000人,授以管理各法,编成了10个巡警局,于1902年7月暂驻保定待命。天津接管事宜商讨完毕,袁部新练巡警即火速开进津门,维持秩序。1905年,袁世凯将巡警制度推行至天津四乡村镇,并起草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现行章程》。章程规定,值班巡警不许与人闲谈,只许挺身往来梭巡,不许携伞持扇、吸食纸烟。身为总办的赵秉钧经常亲自午夜于天津街头查岗。这种治安管理成果,张一麐在《心太平室集》中感叹:“不二年津埠治安为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贼者,西人亦为之叹服。”1905年9月,袁世凯借调查吴樾谋刺出洋考察“五大臣案件”,将警察势力范围从直隶扩展至北京,赵秉钧、杨以德率领新式巡警1500人进京,协助破案,加强治安,并成立巡警部,由徐世昌任尚书,制定全国统一巡警章程。在紧握这支新兴执法力量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布下了刺探京畿舆情,以及社会民意,政敌动向的眼线。

扩军、洋务、招商,种种新政如果没有雄厚资本支持,则只是水中之月,深谙此道的袁世凯在坐镇津门后,即刻开始着手为北洋集团开辟新财源。1902年,袁世凯被任命为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后,依照《辛丑条约》,从列强手中接收关内外铁路系统。在艰苦的折冲樽俎后,清廷基本完整地从联军手中索回了机车、车皮,以及沿线车站、道班、电线、工厂等附属设施,还艰难地争取到了自定客运、货运价权、招标购料以及账目独立核算权。逐渐,袁世凯开始将这项李鸿章淮系集团创办,本意在于支持军工防务体系的“官办”后勤事业,改组为20世纪初中国北方贸易运输的干线,以及清政府一项全新的财政来源。首任铁路总办为留美学生梁如浩,总工程师为英国人金达,还从“关内外铁路余利”一项中拨出经费,从北洋大学堂中选派留学生前往英美等西方铁路大国学习铁路技术管理,不过几年间,关内外铁路每年纯利润即达白银700万两,是直隶地丁田赋的3倍。其中每年报效北京朝廷200万两,150万两为北洋军需,其余在修筑京张铁路、归还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利息后,仍颇有盈余,成为袁世凯北洋集团军政临时开支以及扩充势力打点各方之用。

1905年下半叶,袁世凯在晚清朝廷中的地位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他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重兵北洋六镇,其控制力自直隶延展至东三省,门生旧属遍布朝廷南外。原有的“小站班底”已经不能满足他觊觎更大权力的需要:接收恩师李鸿章的淮系旧人,壮大势力人脉,必然顺理成章。袁氏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首先笼络了恩师李鸿章的得力幕僚杨士骧、杨士琦兄弟。前者出任直隶按察使,献策袁世凯坐镇天津,操控北洋,遥制朝政。后者曾任关内外铁路总办,投靠袁后出任洋务总文案,以后驻沪总理招商局并参赞电政,随后出任商部左丞、右丞。此外,转投袁世凯麾下的淮系人才还包括长期管理北洋银钱所与开平武备学堂,被袁氏称为“才识恢闳,志趣正大”,民国时代出任外交总长与代理国务总理的直隶候补道孙宝琦,曾担任李鸿章幕内总文案的于式枚,以及担任淮军前敌营务处同代巡捕三营,“智略兼优,长于缉捕”,后担任巡警部右侍郎的赵秉钧。借助他们丰富的行政经验,仕途人脉,袁氏得以步步接近北京权力中枢。同样,在甲午战争后,一度被各派势力轻视的北洋海军旧部,也进入了袁氏的笼络范围,包括北洋海军补用总兵叶祖珪、北洋海军前三品衔补用守备程璧光、海天舰管带刘冠雄等,后来一一成为袁世凯集团掌控清政府乃至民国海军的得力干将。

推手立宪

1905年5月27日,日本联合舰队在对马海战中大败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日俄战争的天平骤然向小岛国日本倾斜,从而无意间为已经如火如荼的晚清立宪运动再增一分紧迫。正如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说:“这是一次日本在与俄国的战争中获取辉煌胜利后产生的戏剧性变化,对许多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来说,立宪体制的东瀛小国居然能战胜一个西方的专制大国,这是立宪体制优越性的最好证明。”

1905年6月初,在张謇等国内立宪派的推动下,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北京,敦请推行立宪政体。同月,袁氏又奏请清廷核准派遣朝廷大员出洋,考察各国宪法,以求资鉴变通实行。次年8月25日,端方等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与袁世凯会衔上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然而由于利益与意识形态的截然不同,“立宪”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慈禧本人将立宪看做安抚公众而不需真正损害其自身权力的工具;满族亲贵把它看做是重新实行集权和将汉族官僚排挤出权力核心的机会;而地方实权督抚和士绅知识分子则把它看做一条参与中央政治决策的新途径。1906年初,清廷宣布着手中央官制改革,以为宪政铺垫,史称“丙午改制”:在坐镇北洋的袁世凯看来,尽管风险巨大,但这完全是一次扩充自己和北洋集团权力,从而彻底操控朝政的天赐良机。在9月2日发布的上谕中,负责官制改革的编制大臣行列中只有袁氏一名封疆大吏,其余如张之洞、端方、岑春煊等只能“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商议”。他的政敌盛宣怀则在当时的日记中深刻表露出对于袁世凯进京的忧虑:“当七月初前,京津密使往来频繁,本初(指代袁世凯)向来大权独揽,所发莫不中的,今立宪二字,上既摇动,以为此种好机会,略一布置,即可成功。”

确实,在“编纂官制馆”中,出身北洋集团袁世凯麾下的新型洋务官僚人数极多,庆王奕劻一向是袁氏在朝中的奥援,徐世昌是袁的老部下,端方、那桐也与其交往频密。而在办事员中,更是北洋系的天下:孙宝琦、杨士琦为提调,章宗详、陆宗舆为起草委员……在这种形式下,袁世凯当然是全力出击,时人说他“气概如虹”、“主张最多”,且“全案皆由其一手起草”。9月,庆王奕劻将新官制草案进呈慈禧,其中行政部分提出设立责任内阁:“内阁有总理大臣,各部尚书,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入则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如是则中央集权之势则成。”完全按照袁氏之构想拟就,他甚至已经定好了首任内阁名单,庆王为内阁总理大臣,副总理则由清流军机大臣瞿鸿机和自己担任,可以想见,对新式政务以及对外交涉几乎无能为力的瞿氏以及见地平庸、唯袁氏马首是瞻的奕劻,在内阁中只能坐视袁氏纵横阖捭。对此,与庆王交恶的瞿氏当然不肯坐以待毙,于是联合对袁氏等汉族地方督抚极为排斥的少壮亲贵铁良,展开了一系列反击:首先派出以御史刘汝骥为首的言官,参劾袁氏以及庆王,将其比作鳌拜、隆科多、明珠、年羹尧“四凶”,称其把持朝政,图谋不轨。然后再以袁世凯提议遣散宦官为由头,取得内廷李莲英的支持。最后,将袁氏在少壮满族亲贵中的得力助手端方调出北京,出其为两江总督。在各方压力下,慈禧也逐渐恐惧袁世凯把持朝政,尾大不掉,开始对其抬出的新官制深感不满。根据盛宣怀得力幕僚陶湘日记记载,一日袁世凯入宫参见,慈禧问袁氏:“官制何以久未定稿?”袁世凯回禀说:“意见分歧,不易一致。”未料想慈禧冷冷地来了一句:“那怕什么,你有的是兵,不会杀他们么?”猜忌之心,已溢于言表。

终于,在11月6日,内廷奏折批下,结果大出奕劻、袁氏意料:慈禧称军机处“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所以“毋庸更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旧执行”。对于这项丙午官制改革的最后结果,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评价是,清廷唯一肯做出的改变就是,将传统的六部扩大为11个具有一些现代化功能的部门,在立宪政体表象背后做出了一次倒退的机构重整,汉族人在高层机关中占据了不到1/3的职位。在接下来的1907年,“丁未政潮”又使袁世凯失去了更多的权柄——他和张之洞都被北京朝廷调回京师担任军机大臣,“虽然这个职位因能对皇帝本人提供直接的政治咨询服务而享有崇高的声誉,但再也不能直接统领军队。这两个统率中华帝国最强大军队的人,就这样被明升暗降地剥夺了权力”。其后,新成立的陆军部立刻将袁世凯一手编练的北洋军六镇中的四镇划归到自己直接指挥之下。在光绪皇帝逝世后的第二年,朝廷中枢下诏,宣布皇帝本人是海陆军最高统帅,摄政王醇亲王载沣的皇弟载勋和载涛分别于1910年、1911年担任了海军大臣和军咨使。

然而,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袁氏因在丙午官制改革中的受挫,逐渐被张謇、郑孝胥等江浙立宪派士绅视为潜在盟友和未来领袖,甚至梁启超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迫寓居海外的立宪派也开始与他建立联系。1906年,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将“保皇会”改组为帝国立宪公会,就得到了袁世凯、端方的暗中财政赞助。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曾将中国精英按照其权力和社会影响度划分为国家、省级,与地方精英三类,最后一类缺乏前两个层次强有力的关系网和跨地区影响力,但能在乡土社会和村镇上行使权力,为地方官员分担行政管理责任,并在乡民和官府之间充当调解人。可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参与行政的正式法定权力。虽然士绅整体观念保守,抵制任何可能危及其地位和财富的社会变革,但20世纪最初10年间清政府被时局所迫施行的急速近代化改革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毋庸讳言,正是这个位于晚清地方性社会中坚政治力量的全体的倒向,奠定了晚清乃至民国初年政治格局中“袁进”而“孙退”的趋势。

接下来是处于暮年的清帝国是随波逐流,任凭病毒吞噬其肌体的两年,1908年11月14日,在不到24小时内,74岁的慈禧太后和37岁的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它标志着清廷中央权力结构的骤然断裂。这种危局随着刘坤一、张之洞等传统洋务派地方督抚,以及荣禄等传统一批充当前者与朝廷中枢之间链接纽带的满族官僚的去世,更为加速。“以醇亲王载沣为首的一批少壮亲贵,只能以更加狭隘和短视的手段来维持这座有历史悠久,却日渐坍塌的大厦。”李约翰这样写道。在朝野上下,稍有一些政治敏感性的中下级官僚都预见到了王朝的命运。1909年设立的省级立宪机构——咨议局成了立宪派士绅的天下,他们对于清廷的不满在1911年5月8日达到了顶点——第一届责任内阁12名阁员中,满洲贵族达到9人,其中皇族7人,由此导致来自16省的40名立宪代表于一个月后聚集北京,成立了宪友会与辛亥俱乐部,要求掌握地方财政等一系列政治性权利。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时袁世凯越发显得不可替代,他就越被满族亲贵所切齿痛恨。1909年1月2日,这位晚清第一重臣被骤然开缺回籍,理由是“足疾”。袁世凯刚刚接到自己的免职诏书,就匆匆离开了杀机四伏的紫禁城,直接驱车来到了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最后退隐到了位于河南彰德(安阳)北门外洹上村的豪华庄园养寿园里,像“一个中国传统大家族族长”一样过起了儿女绕膝的田园隐居生活。

与中国历史上许多以隐居姿态韬光养晦“以待其时”的政治家一样,袁世凯坚信自己隐退后,巨大的权力真空无法填补。况且他的部属已经控制了清廷大部分重要职位:徐世昌担任东三省总督与军机大臣;段祺瑞担任陆军第六镇统制,江北提督;冯国璋为军令部正使,新军统制;唐绍仪出掌奉天巡抚;杨士琦为邮传部大臣。每天,位于养寿园内的电报房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机关的电文,朝野上下元老政要的造访更是络绎不绝,袁氏只是在等待一个让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正如他在一首题为《自题渔舟写真》中所吟咏的那样:“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革命与窃国

1911年10月11日,正是袁世凯的53岁生日,属下文武如赵秉钧、段芝贵、王锡彤、杨度等人齐聚洹上村“养寿园”,当武昌“有乱事”的急电送至时,宴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场如何操控时局的议事。虽然在许多细节处理上众说纷纭,但赵、段、杨等人却在一点上毫无分歧:即袁世凯本人肯定会被朝廷即刻重新委以重任。果然,仅两天后,便传来了清廷重新启用袁世凯、任命其为湖广总督的消息。然而这份差使完全不能满足袁氏心中期待的价码:清廷期待他承担的任务仅仅是在陆军大臣荫昌手下“会办军务”。就在诏书发布的同一天,清廷命令荫昌亲率由北洋第二、四、六镇各一部组建的第一军南下,军咨使冯国璋率第二军为策应,海军统制萨镇冰督率巡洋、长江两舰队急调武汉。但是,曾担任清政府军咨厅第二厅与第四厅厅长、北洋陆军第二镇管带的冯耿光曾回忆,北洋六镇不听指挥,新军其他部队纷纷或溃散,或反正。

这种“朝廷一日不可无公”的紧急局面,袁世凯自然清楚得很,所以他在拜折应诏的同时,也向朝廷开出了8项条件,要求军事全权,足兵足饷。他一面与北洋旧部暗通消息,幕后指挥前线军事,一面以“足疾未愈”为借口,拖延行动。袁世凯向前来请示的冯国璋授以六字机宜“慢慢走,等着瞧”。他不出山,北洋军在前线作战也就不力:与革命军在汉口稍一接触,就退居孝感、滠口一线按兵不动,摄政王载沣知道这是袁世凯借机要挟,但也束手无策,只得在20日派徐世昌微服至彰德再访袁氏,恳请其尽快出山。袁世凯这才不慌不忙亮出底牌,提出明年开国会,由自己组织责任内阁,解除党禁以及委以指挥,编制海陆军全权等六大要求,朝廷无可奈何地于27日连发4道上谕,任命其为钦差大臣,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并从内帑拨银100万两充当军费。当日,在袁的授意下,湖北前线的新任第一军军长冯国璋下达总攻击令,连克汉口外围重镇刘家庙、大智门;11月2日,迫使革命军退出汉口。

11天后,卷土重来的袁世凯乘坐专列抵达北京,美国公使馆汉务参赞丁家立博士在他的官邸向其转交了一封来自南方革命党人代表伍廷芳发自上海的书信。信中明确表示,如果清帝退位,革命党人将保证其人身安全并优给岁俸。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所评论的那样:“从11月8日开始,鉴于其在中国政局中的不可替代性,聚集武汉的革命党代表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支持袁世凯,问题已经不在于他是否出任未来的大总统,而是是否能接受条件,上任后尊重共和制并迫使满清皇帝退位。”这种清廷、革命派争相博弈出价的混乱态势,正是袁世凯所需要的。11月15日,在袁氏授意下,刚刚出狱的汪精卫与杨度在北京组织“国事共济会”,提倡与湖北革命军议和。观察力犀利的莫理循一针见血地提出:“袁世凯的兴趣既不在拯救君主,也不在创建共和政权,这个善于权谋的布鲁图斯只有一个目的:由他做中国的统治者。”

11月27日,汉阳落入北洋军之手,两军隔长江对峙。袁世凯再次命令属下按兵不动,向北京拍发电报,声称“陆军出发仅万余人,除拨守后路及伤亡外,应急仅万人,就此兵力,谋攻汉阳,而顾此失彼,亦多涉险”。同时要求在京满族亲贵“毁家纾难”筹措军饷,否则战事无法维持”。

至此,传统史学家对于袁氏所作所为之评价一概负面,称其无疑莽、操之流,一面尊养时晦,一面伺机逼宫夺权,左右逢源。然而崔瑞德指出,袁世凯本身的地位并没有想象中的稳固,10月底,北洋新编第二十镇陆军在滦州起事兵谏,通电要求共和;第六镇吴禄贞部又在石家庄通电要求清政府停战并大赦革命党人,旋即山西宣布独立。袁世凯所倚重的南方立宪派绅士也迅速地背离了君主制,要求南北和谈:江苏省咨议局局长张謇在11月就向其建议,君主立宪制只适合日本那样的小国,而不适合情况复杂、人口众多,且满清朝廷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比这些更令袁氏棘手的是列强的态度:“由于努力支付外债和赔款而陷入长期困窘,中国实际上已经一贫如洗,如果没有列强政府的公开支持,几乎不可能筹措到巨额借款以维持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唯一的出路似乎只有向列强抵押那些稍有信誉的资产。”英国公使朱尔典虽然率先对袁氏表示支持,但列强始终保持中立。12月10日,袁世凯派遣唐绍仪南下上海与南方革命军选派的代表伍廷芳议和。然而就在1912年元旦,孙中山抵达上海,以17票中的16票当选为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生怕被孙氏彻底夺去开国总统头衔的袁氏急忙于1月3日发出通电,称如果他本人能够出任大总统,将亲自劝说清帝逊位。

仿佛是加剧南北双方的彼此猜忌,破坏脆弱而来之不易的和谈结果,1月16日,袁世凯在北京遭刺杀未遂。事后查明,刺客乃是北方同盟会成员杨禹昌、张先培、黄芝萌等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与南京临时政府有任何直接联系,但已经让北京的袁氏和全国立宪党人对革命党人芥蒂益深。2月13日,清帝正式退位,同日,由袁世凯接任了大总统。

险滩逆流

“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重要时期,自始至终,一切仿佛做梦一样,转瞬即逝的情绪冲动取代了某些坚实可靠的东西,密谋和反密谋此起彼伏,以至于对于它们的任何精确记录都令人昏昏欲睡。”辛博森在评价辛亥革命前后数年的中国历史时这样说,“一瞬间,4亿人民被置于群龙无首的境地,突然被告之,一种人人如邻居一样友善的全新制度降临了。”

然而,民众的乐观情绪却在短短几个月后消失殆尽。1911年的辛亥革命无法在使清王朝骤然解体的同时迅速组织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政治结构。民国新政府首先继承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张謇以两淮盐税作保,从各路商会筹措了14万两白银以供应,遣散在革命中急剧扩充并盘踞南京周边的各省军队,但他拒绝担任财政总长一职,缘由在于算出全国赤字已经达到8000万元之巨,即便有关税、盐税以及国营铁路等财源,亦不敷使用。根据费维恺在《中华民国的经济趋势》中的统计,民国初期10年内,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相加,只占GDP的3%~6%,清代传统收入中最大宗之田赋被地方截流,从而导致中央政府收入的80%左右取之于仅占国民收入10%~15%的关税、盐税、统税等杂色收入,更为糟糕的是,这些收入的大部分必须用于偿还外债、赔款与军事开支,此三项在北洋政府一代占据岁出的80%以上。最终,民国政府不得不借助陆徵祥等从晚清时代就与列强折冲樽俎的职业洋务官僚,向其商借贷款:1913年4月26日,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和袁世凯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21款和附件6号。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年息5厘,按84%实交,47年偿清。

不仅如此,袁世凯很快就发现,按照法国制度设计的临时约法规定下的责任内阁与国会,使他束手束脚,无法像以往那样充分地动用权力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无论是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抑或达成自己的私欲。他抱怨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党。早在1912年7月,他警告说:“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当国会选举在1912年12月开始进行时,他在《政府公报》中对获胜者可能更关心党的影响而不是公共福利,表示关切。1913年12月,袁世凯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声称:“查临时约法……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而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崛起,曾为辛亥革命助推器的地方自治主义,现在也变成了北京政府贯彻其政策的阻力: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及可以勉强算上的满洲,袁世凯才能够单方面地任命重要官员。1913年1月,袁氏利用国会因选举而实际上休会的机会,颁布了省政府的组织章程,接着而来的是抗议总统专横的风暴。袁在担任共和国职务的第一年中,为重新加强中央权力而采取的低调行动,大都受到阻挠。北京的国库因来自各省的税收不足而相应地遭受损失。根据费维凯的统计,民国元年至第二年12月,全国各省应缴税收额度为3250万元,然而实际缴纳数字不过2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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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历史大尺度来看,这些清末宪政与地方自治运动中起家的传统职业官僚政治家,对于完全舶来的代议制政治参与体系,自然是南辕北辙。塞缪尔·亨廷顿争辩说,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参与制度既能够不断地逐渐吸纳新兴团体,并且能提供一种有秩序的参与方式,然而民初的中国,则距离此目标相去甚远:根据台湾地区近代史专家张玉法《民国初年政党》中的统计,第一届民国国会选举时,全国境内竟有大小党派600多个,然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总额不过841人,被时人戏称为“八百罗汉”,于是各种稍孚资望的地方名流与辛亥革命元勋,分别为这些实为地方派系俱乐部的“政党”竞相拉拢。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身兼七党党员,副总统黎元洪与财政部长熊希龄分别身兼八党、九党党员身份,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选民人数不足2000万,只占当时人口的5%左右,大部分缺乏参政热情,而轻易为各种贿赂收买。所以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不客气地论断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领导人物不乏高尚的理想,他们后面却无支持的选民,满腹经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以透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然而军阀本身也并非是中国政治海洋中突然出现的火山:从晚清开始,军队就成为地方士绅跻身政治精英与社会高层的全新孔道:较之学制漫长,前途不明的西式专科学校,陆军小学堂只要花上几年就能成为低级官佐并拥有晋升的可能性。和耽于享乐、墨守成规的旧式军人不同,他们把自己的职业看做是抵抗西方侵略,促进国家整体观念和公共意识的工具,并把各种想象中的救国主张和个人抱负、利益结合起来。在这种形式下,各省在辛亥革命中参与推翻清廷的军人,顺理成章地摇身一变,成为地域性军阀,彼此武力相向。民国元年初,就有南京临时政府拥立的山东军政府都督胡瑛与山东巡抚张广建公开宣战,战火蔓延至登州、黄县,后袁氏不得不将两人一起开缺,改命北洋嫡系周自齐担任山东都督。同样,贵州又有唐继尧、杨荩诚之争,安徽有孙毓筠、黎宗岳之争,既杂合了晚清新编滇军、黔军之派系芥蒂,又有立宪派与激进革命党之间的门户之见。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家,当革命势力已表明它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袁世凯承认了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他为避免同革命领导人完全决裂而讨好他们,面临对抗时就作策略上的退却。但是,他对革命后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分裂与扰乱所表现出的不安与不满,不久就变得明显了。”《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说。在袁世凯看来,现代化和民国只能等同于一个富于效率的中央政府和某种军事上的统一,并且不能骤然背离中国传统。“中华民国是个非常幼小的婴儿,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者服用一些西医开的烈性药物。”袁世凯这样对芮恩施说。就在后者来京赴任前几个月,《宪法新闻》刊出了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之引荐,前往北京政府担任宪法顾问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撰写的《古德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这位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断然宣称,普选制似非大如中国者所适宜采用,所以国会间接选举总统“不但合于中国现势,其法实足使国会有监督政府之权”。在古德诺看来,这一草案对于大总统之地位,“系兼采法美两国之制,总统任期稍长,大总统拥有行政权,由国会选举而非普选,任期为六年,有提议法案之权等”。这种临时性设计实在是为处于混乱、亟待实现行政制度化的中华民国着想。然而,很多人都承认,这是两年后“洪宪帝制”出现的第一声含糊预告,袁世凯本人似乎也没有料到,中华民国和自己虽然在共和民主制的狭湾浅滩上历险无数,但贸然逆流回头所带来的灾难,却来得更为迅速、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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