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梁启超的流亡生涯:从革命到立宪的转变

梁启超的一生,从保皇到革命,从宣扬民主到重归立宪,中国传统文人最为忌惮的所谓首鼠两端,在他那里却全然不顾。求真理而淡声名,争政体而非国体,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才是真正的大勇。梁启超曾自我剖析,其自我否定、寻求破茧的个性,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他的社会影响力。这也是他后来从革命前沿不得已隐退至幕后呐喊的原因之一。但他一生反对专制独裁、实现民权政治的政治理想却从未改变。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那些洞悉中国文明精华的日本人如伊藤博文者才会认为,梁启超乃是中国珍贵的国魂。

逃亡日本:赴秦乞师梦想的破灭

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898年9月26日,在日本人帮助下,从北京逃亡天津的梁启超在大沽口外登上日本军舰“大岛号”。数日后,“大岛号”接到伊藤博文的命令起航。10月16日,梁启超终于平安抵达日本吴港并前往东京。

对于营救梁启超一事,日本政界表现出相当的热情。伊藤博文对当时日本驻中国临时代理公使林权助表示,援救梁启超是一件好事。“救他,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一切由我来照顾,梁君是中国珍贵的国魂啊!”然而后来伊藤博文发现,梁启超并不是能够和日本合作相托的人,日方对他的态度开始转变。

尤其是对于戊戌变法,伊藤博文似乎代表了相当多日本高层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土风民俗,一旦革故鼎新,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

作为亲身参与日本革新时代进程的政界高层,伊藤博文对于国家改革之艰难显然比梁启超有丰富得多的经验,对此,梁启超要经历此后数年的游历观察方能有切身体验。然而在当时于日本遭遇热情接待后又突遇挫折,梁启超发现,有类似观点的在日本,绝不止伊藤博文一人。

当康有为和梁启超前往拜访日本海军创始人胜海舟时,后者告诫康有为,不要为世界强国的文明所诱惑,急于进行疾风暴雨式的改革。据说康有为听完大怒,甚至踢翻了座椅,带着梁启超拂袖而去。

一直以来,康、梁二人试图以日本为师,迅速改变中国这个东亚弱国在世界的不利地位,复制日本摆脱为列强宰割、崛起于亚洲的奇迹,自然觉得时不我待。更关键的是,戊戌变法不但迫使二人亡命海外,他们改革所寄的光绪皇帝,至今还被禁锢在中南海瀛台那狭小的一方水池内,命悬一线。

变法失败后的侥幸逃亡,让两位饱读史书,谙熟中国历史的儒生试图通过日本的力量来鼓动西方国家,以阻止慈禧太后囚禁光绪、阻止变法革新的行动。在大沽口登船的第二天,梁启超就曾致信伊藤博文,希望他和西方各国公使商议,揭露慈禧试图弑君的阴谋。

虽然二人早已睁眼看世界,认识到当今世界不再是只有“华夷”之分的“天下”,但此时康、梁的政治智慧依旧停留在申包胥赴秦乞师光复楚国的幻想中。既然谭嗣同慨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位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革新领袖则“欲做秦庭七日哭”。

胜海舟送客至大门时依旧劝诫二人“望公等再仔细玩味予今日之言”,可康、梁二人内心心急如焚,一时间哪里听得进去。祸不单行。此时意图借助康、梁二人之力影响中国政治的日本大隈内阁意外下台,康有为、梁启超希望借助国外力量对慈禧施加压力的目标随之破灭。

原因自然是多重,但从日方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认识观来看,似乎已经存在完全不同的观点。康、梁二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违背了孔子的先圣之道。中国自汉朝之后的学问都要不得,是时人对孔子思想的背叛和篡改。而在大隈为代表的日本方面看来,东方和西方的学问并不存在对立,所以同样信奉孔子的日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而吸取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知识。

申包胥赴秦乞师的大门关闭了,一个新的世界却出现在梁启超面前。

认识康有为:接受西学的开始

与19世纪末广袤的中国相比,国土狭小的日本在知识和视野上却是一个宽容开阔得多的世界。

一个小小的插曲可一窥当时中国的鄙陋。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按清朝惯例,举人被皇帝召见通常会被赐与翰林。以当时梁启超的声望,却只被赐了个六品官,原因今天看来,应该是梁启超不会说官话,而年轻的皇帝基本上听不懂梁启超的粤语白话。既然君臣对话形同鸡同鸭讲,纵然君王满腔诚意,臣子满腹经纶,也只能相顾茫然。

这就是中国落后封闭现实的一个苦涩现实。与中国古代许多能臣名将一样,梁启超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村。那是1873年2月23日,地点是广州西南新会县的偏移小村。虽然距离广州不过百余公里,在当时乘船却要3天时间。新会附近的崖山是当年南宋水师全军覆没的战场,也是南宋彻底覆亡的纪念地。梁家是宋末的移民,虽然南迁已经数百年之久,但在这样一个具有忧患警醒之地出生,又适逢国内战乱刚平、外患日增的年代,自小被授以圣人书的梁启超一直将自己的命运和中国的未来结合起来也不足为怪。

后人曾说康有为自大,证据虽然确凿,但或许在那个年代,与绝大多数顽固闭塞,精神麻木的国人相比,这些极少数最先睁眼看世界的文人士大夫将自身命运与家国命运视作等同,也可算是颇具抱负的常态。梁启超回忆自己出生日时就这样写道:“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中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实为1861年3月17日)。”

岭南自古文化落后,清末西学东渐时却奇人辈出,究其原因,似乎还是开埠最早,得以较早接触西方,视野开阔,加上所谓“蛮夷之地”也较少羁绊。至于梁启超,其为人见贤思齐,求知若渴而不惜屈尊的态度,是他一生最终得以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老师康有为和同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根本。

试想当年孙中山在日本想和康有为见面,后者要求前者以师尊之,竟然导致两位中国巨人因此一生未能谋面。康有为不过比梁启超大7岁,家道也平平。以科举仕途而言,康有为18年才考中举人。相反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号称“神童”而名动桑梓,就连两位主考官也因青睐他的才华而争相提亲。他却在中举的第二年,拜仅有秀才身份的康有为为师。在当时的中国,这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礼贤下士了,而动因则是康有为当时对西学的见识。

1881年,康有为读了《西学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等西方书籍,又重新阅读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奠定了西学基础。而走出内地则是他认识世界的开始。

1881年首次前往香港时,康有为“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粤港不过咫尺之遥,这种对比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西方在建设和管理上的能力绝非传统意义上落后的“蛮夷”。进而“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第二年从顺天乡试回广东途经上海,中国对外的差距则更加鲜明。“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为了解西方治术之本,康有为开始对西学发生兴趣。他广泛购买西方书籍和地图,从一个传统的儒生开始“大讲西学”,“尽释故见”。

梁启超对西方的最初了解正是从康有为那里间接开始的。中举后的梁启超曾自称“不知天地间,于括贴、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到1890年会试下第,从北京返回广州途经上海时,偶然在书坊见到一部《瀛寰志略》,才知道天下有五大洲和海外各国。

在万木草堂读书时,对梁启超影响最大的著作,正是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记》和《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对他的影响有多大?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描述了他初次见到康有为时的情景,那震撼不亚于康有为初到香港、上海时的雾散云开: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廓清之。自辰入见,及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从日本开始求西学

今日看来,梁启超虽然从康有为那里初次接触西学,但康本人长处却不在西学。这自然和康有为本人不通外语,国内典籍的翻译又极为有限有关。

西学东渐和甲午败亡,一时间激发了中国知识界对西学的饥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震惊于大清帝国数十年的奋斗,竟然败给了从未放在眼里的东夷小国。

于是,明治维新的价值开始迅速被中国知识界和政界所重视。效法日本更合乎中国国情的一时舆情,让中国年轻人开始迅速赴海外求学,尤其以去日本为最多。当时国内定期出版的杂志达几十种之多,翻译外国书籍也极为流行。尤其是日本方面每出版一本新书,常常出现好几家翻译的局面。

即便如此,和日本相比,中国对于西方知识的引进依旧远远不如。梁启超本人对于西方知识体系和西方世界的深入认识,正是得益于在日本的流亡。尤其对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及其他学问的了解,正如他所言,完全得益于他能够直接阅读日文书籍。

在第一次去日本前,梁启超本人对这个曾经打败中国、勒索中国巨额白银的国家并没有太多恶感。在读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后,他反倒认为日本曾有和中国一样的外患。一旦决心变革,30年间便由弱变强,竟然能夺取中国的琉球,击败北洋,割据台湾。于是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在他心中,不再只是侵略者,也是“今之雄国”。

梁启超一生好学不倦,并以获悉新学为乐。他一生多次学习西方语言,虽然效果不佳,并无大成,但唯独对于日文似乎别有灵感。这其中对日本的向往和佩服,或许是他能迅速掌握日文的内因。

初到日本箱根不过几个月,梁启超自称创造了一种“和文汉读法”的阅读方法,声称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读懂大部分日文书籍,日常会话也能传达思想。文字语言壁垒的破除,开始让他对于日文书籍的博览“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而其中的兴奋和快乐,则如“枯腹得酒”。

从过去在国内无书可读,突然变成目不暇接。这次头脑风暴的结果,就是他的思想“为之一变”。“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这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转变,便是对中国独裁政体的深刻反思。

此时的梁启超开始认为,他一直以来试图依赖以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君权政体,在当今世界已经是一种野蛮的政体。过去中国以华夷区分中外世界,但华夷并非一成不变。凡是行夷狄之事的国家,即便称为“中国”,也会成为“夷狄”,反之亦然。当下清朝虽然自称“中国”,但实际则属于“夷狄”。

“无怪乎西人以我为三等野番之过,谓天地闻不容有此等人也。”这或许是梁启超人生对于政治制度选择的第一次重大自省。

立宪到排满的政治转变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今山西大学的始创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用中文翻译出版了麦恩西《十九世纪史》一书。除了宣传西方的科学成就,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在最近60年蒙受外国战争、赔款和反复侮辱的原因?

这个问题正是康、梁等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100年来试图寻找的关键。既然现实的世界中,“上帝正在通过铁路、轮船和无线电削弱各个民族间的防御,以便大家作为一个家庭的兄弟生活在和平与幸福之中”,中国如何成为具有此身份的一员是问题的关键。

梁启超与西方的第一次间接接触是拜康有为为师,与西方的直接接触伊始则是给李提摩大当中文秘书。从康有为的“公平三世”说中,梁启超提炼出科学、民主、繁荣与和平的思想。此时的他关心中国文化的声誉是否会被那充满力量和朝气的西学打翻在地。

他担心如果自己在宣扬从社会走向国家的道路中,一旦失去了他所谓中国人最缺乏的爱国主义——过去中国人有的不过是忠君的思想——中国人将失去自我,忘却自己国家的价值。他描绘说,那时有德行的人为谋求生存而成为外国人的雇员,堕落的人为了颠覆自己的国家进一步成为民族的叛逆……这一切不啻是一则令人震惊的预言。

一个民族只有不失去自己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确实是来源于这个民族的历史时,她才可以独立于世。所以在西学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最初极为看重的,是必须行动起来,保护中国的民族特点。否则当一个民族的特点被清除时,这个民族也就死亡了。

这是梁启超和老师康有为的共同之处。他们意识到要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点,以证实中国的衰败不过是没有坚持孔夫子的正道而走上被人篡改的邪路。这正是康、梁试图依靠皇帝进行改革的根本动因。他们宁可谴责国家的腐败,却不谴责导致这一腐败产生的独裁制度。这并非是一种传统的奴性,而是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国家在精神信仰上的崩溃。

然而在日本的游历和学习终于让他开始意识到这其中难以解决的悖论。他和老师康有为看来完全可以实施的、不否定专制皇权的变法,竟然依旧被实质的专制者视为死敌。

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看来,依据国际政治实例,效仿西学变法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过去落后的日本和被欧洲鄙夷的俄罗斯在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的改革下迅速成为世界强权。相反那些具有光辉历史文化的古老国度,中欧的波兰、亚洲的印度,早已成为列强蚕食的肉糜。

一位目睹了戊戌变法过程的人曾经记载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看到的非理性和几乎是儿戏。“康、梁之案,新旧相争、旗汉相争、英俄相争,实则母子相争。”慈禧与光绪的权力斗争固然愚蠢,但对于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洲统治阶层而言,最大的威胁乃是汉人,让康、梁的君主立宪梦想根本就是一厢情愿。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役以悲惨的毁灭证实了这个观点。在中国统治阶层看来,历来未有攻克首都而不改朝换代者。此时西方列强3次攻占北京,却只要赔款不要政权。

八国联军侵华时梁启超虽然不在中国,他却意识到,西方列强不是历史上袭扰中原的匈奴、突厥、女真,也不是彻底征服汉人的蒙古和满洲,它是一个不可能被中原文化同化的强大对手。

自秦汉以降,数千年中国历史是一部君民博弈的历史。统治者的驾驭之道,无非“镇压”与“愚民”。对历代中国独裁政权而言,最大的威胁永远来自民众而非海外。

在梁启超看来,“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国家危亡之际,满清竟然仍惧汉人以变法得政权,更听信俄国人的谗言,认为变法后的中国必无满人天下,这无非是宁信洋人不信家奴的实证。而清廷的洋务运动看似要着力抗御外侮,其实却“专以屠戮国人为能事”。

继承《孟子》民本思想的梁启超(他否定的是《荀子》一脉)自然认为:“故政腐之视民也如盗贼,民之视政府亦如盗贼;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也亦如草芥。”从日本展开来的视野和进步,让梁启超意识到一个无能无德的政府若不改变,国家绝难转危为安。

“中国之地不贫而国贫,中国之民不弱而兵弱,是世界一怪现象也。然而其贫之弱之者,必有一魔鬼实作梗作弄于其间。吾国民但当求得魔鬼所在而祓除之。”这魔鬼在此时旅日的梁启超看来,就是清廷。

梁启超曾经谈到一件事。某国公使说,醇亲王曾经对自己表示,中国军队只是为了“防家贼”而“非为御外侮”。由此观之,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岂止是一介妇人的褊狭,完全是整个清政权数百年来全部心事。刚毅说的更加赤裸裸:“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与家奴;朋友谓俄国,家奴谓汉人也。”

对“家奴”的百般提防,如何能让这些从不乏爱国情怀、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得到为国效命的机会?康有为考秀才3次失败,考举人6次不中历经18年。梁启超虽然17岁之年就已考中举人,但和他的老师一样,不但缺乏在仕途上升迁的任何机会,且直到清覆灭都为清廷所通缉。

梁启超此时对于君权的仰赖转变为怀疑和否定,也开始让他和康有为产生裂痕。对于梁启超开始提倡的“革命”、“排满”论,康有为深不谓然,屡次责备。然而梁启超已经清晰的在自己的寓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借用主人公李去病的一段话表面了自己关于政权与国家,统治者与人们之间的新看法:“我也不是一定和什么一姓的人做对头,只是据政治学的公理,这政权总是归在多数人的手里,那国家才能安宁的。但凡人类的天性,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先,别人的利益为后,所以主权若是在少数人,一定是少数的有利,多数的有害;主权若是在客族,一定是客族有利,主族有害。”

为此梁启超办了他在日本的第一份报纸《清议报》,抨击清延的腐败、昏庸、卖国和独裁。“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他同时也认识到,即便某日归政皇帝,而“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不能行其志也”。

至此,在梁启超看来,“排满革命”才是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

与康有为的矛盾

1899年12月19日,从横滨出发前往夏威夷之前,梁启超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吾于日本,真有第二个故乡之感。”此时在日本以东,世界上最有朝气的国家也吸引着他。在夏威夷保皇会的邀请下,梁启超前往访问美国。美国新闻界洞悉梁启超来访的目的。报纸用煽动性的句子描绘海外华人的期待。

“大共和国的梦想,使全部唐人街颤抖。”

“梁启超借助于描绘新中国,唤起潜在的爱国热情。”

虽然这次夏威夷之行因为岛上的疫病一度受阻,但此后经几个月岛上的旅行回到日本后,梁启超开始更深刻的认识世界。

多年后梁启超曾如此评价“公车上书”运动:“中国之‘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从实质上看,他所谓的群众,不过是这个国家总人数极少的文人儒生,绝大多数还是被排除在帝国统治阶层之外的失意者。政治运动的方式则是自上而下,而非西方概念中群众性运动的自下而上。

缺乏群众基础是中国难以照搬西方民主政治的关键,梁启超后来认为,要为此做点什么,最重要的是开民智,培养具备现代国家资格的新国民。

如此,制度之争已经不再是他认为的根本原因。《清议报》停刊后,他继续开办《新民丛报》,向读者介绍他的“新民说”。所谓“维新”不过百日,实在是群众力量缺失。于是梁启超坚定地认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

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思想分歧其实早有端倪,但他日后认为,因为自己的软弱,延迟了师徒矛盾的公开。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时,“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的思想就已经和康有为产生分歧。他甚至公开向康有为表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

从黄遵宪对他的劝诫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他的自觉和自省。因为在此之前,梁启超一直信服康有为的“尊孔保教”说。黄遵宪曾以西方近200年历史劝他,那些200年前天主教盛极一时的国家,今天早已在政治中极力抑制宗教的干预。1903年之前,梁启超的思想一度类似孙文的“革命派”。他通过《新民丛报》讲革命,谈破坏,赞斗争。然而最终让他弃绝“尊孔保教”说,甚至弃绝革命,则是在1903年10月从北美游历返回日本之后。

北美之行:一生思想的转折点

1899年冬美洲保皇会刚刚成立时,曾电邀梁启超前往美国。但梁启超此行最终止步于夏威夷,后因为国内起义之事返回。在此后经历了南洋和澳大利亚的旅行后,梁启超重返日本居住两年,最终于1903年2月开始了北美之行。

从加拿大温哥华登岸,梁启超的旅行经由加拿大法语区的蒙特利尔,转向世界最大都市纽约。此后在美国十几个城市、长达数月的游历,让他更多关注美国的政治生活。

在温哥华,当地中国维新会已经建立。温哥华百分之六七十的当地华人都已入会,每3年开大会一次。有权投票的维新会会员有6000多人,但投票数量不过上千人。维新会甚至耗资在城内建立会所,效法立宪国家的选举法共推机构人员。梁启超写道,选举期间,加拿大3个主要城市同时开票,相互用电报报告票的多寡。而在竞选期内,各候补者四处游说,与美加等国的选举几乎别无二致。他指出,中国以后若书写政党历史,美加的中国维新会应该是起点。

此次美国之行的结果便是《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在书中的描写,显示出一颗如同少年般求知和激动的心。他写道,从内地到香港,眼界为之一变,对照出内地的孤陋;抵达日本,眼界又为之一变,香港、上海又显得不如;到了太平洋对岸,眼界又为之一变,日本也不足道,当横贯北美抵达美国东海岸,西海岸的繁华又显逊色。

当抵达美国的心脏纽约时,中西文明的对比和反思似乎达到极点。梁启超写道:“纽约当美国独立时,人口不过二万余,至今二十世纪之初,更骤进至三百五十余万……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率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处说起。”

在游历美国首都华盛顿时,中美两国政权之对比,令梁启超大为叹服。北京最壮丽的建筑显然是皇权之象征紫禁城,而华盛顿的政府建筑,最宏敞者为国会,其次为兵营、邮局,而大总统居住办公的官邸白宫,不过是一栋简陋的两层小楼。

在纽约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

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市,梁启超看到于城市中央竟然有面积惊人的中央公园。这个世界上公园面积最大的城市放弃如此昂贵的土地作为公用,让梁启超感叹,如果以中国人看来,肯定认为是暴殄天物,浪费土地。否则改为市场以出售土地,将得到“三四倍于中国政府之岁入”。然而公园给市民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是在中国所从未体验过的。此次美国之行更难得的体验,还包括与美国当代精英的接触。

梁启超的美国之行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与J.P.摩根这位当时美国最有权势的商业领袖见面。虽然闲谈不过3分钟,但梁启超从多方的了解中,将这位20世纪初期的商界传奇人物描绘为“实业拿破仑”。摩根临别的一句赠言让梁启超颇为认同。这倒正好暗合了他离开北美返回日本后对此前激进政治态度的转变。

万事须未雨绸缪,成败决定于着手之前。这是摩根对他的赠言。美国之行不仅仅是对壮丽和文明的领略,在对社会细微的观察中,梁启超却认为,未来中国政体如何选择,需要依据自身土壤,慎之又慎。

重回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制

“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在结束了美国之行后,返回日本的梁启超,竟然对一度寄予希望的民主体制进行了彻底否定。准确地说,梁启超此时否定的不是共和体制本身,而是否定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实践。

纽约壮丽的高楼和公园不足以效仿吗?梁启超却认为:“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

在梁启超看来,美国的政治制度总体是弊大于利。对于美国各大政党操纵着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他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选举制。梁启超认为,美国选举制产生的总统竞选,是以“党派之私见为之”,而不顾国家百年大计。美国频繁的选举在他看来让官场成了拍卖场。官员任期太短,难以真心履行职责。更重要的是,美国过于繁多的选举,让多数缺乏政治经验的市民无力分别候选人的才干,难以选出有智慧的领导人。在梁启超看来,一个旨在寻求公众喝彩而不是谋求解决真正问题的民主制度未必就比开明的君主立宪制度更加优越。

对于在中国实施民主制度的怀疑还来自他对北美华人社会的考察。历经8个月、几十个城市的访问后,梁启超认为若仿效美国政治制度,当时的中国完全缺乏其制度基础,那就是合格的国民。

他在《新大陆游记》中指出,当时的中国人具有四大缺陷:有民族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

在他看来,美国社会所需要的是具有自治能力的公民,而不是在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下有族制能力的族民。因为这些群体性缺点,北美华人始终无法组成一个有秩序的、团结有为的华人社会。反倒是各族之相争、械斗之频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华人都激烈。“吾观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

既然在美国这种民主、自由的共和政体下浸淫多年,华人仍旧不能成为文明之国民,建立起有秩序的华人社会,梁启超认为,国内素质远远不如的国民更没有直接照搬民主政体的可能。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根本不能为民主共和制这株植物提供赖以生根发芽的土壤,若贸然实行民主共和制度,“无异于自杀其国也”。而政治土壤缺失的首要因素,在梁启超看来,是中国人从无现代国家的概念。

从过去认可卢梭到认为其理论存在缺陷,梁启超认为卢梭没有看到社会与国民的根本区别。对于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将传统的“部民”转变为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国民”,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至于平等、自由的诉求则在国家之后。

“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梁启超认为,如果中国强行照搬共和政体,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面临乱亡;不但国民得不到自由,反而要重返专制。如果中国实行了共和制,必将如同接纳了美国政体的南美国家一样,在每一届总统任期满后,都会爆发军队和人民的战争,爆发下层和上层、省和省、党派和党派的混战。

一个最大的历史教训,在他看来,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诉求自由、平等、博爱,却以其革命的暴力和嗜血而闻名欧洲,却终导致革命的恐怖。国民以鲜血浇灌的果实却为封建窃取,沦为专制,虽历经80多年时间,也没有取得美国那样的自由与和平。

或许是想到了在他出生时代才刚刚平息的太平天国运动,梁启超认为,1000年后人们谈到法国革命时也会悲伤颤抖。而若在中国引发革命,最终将导致外国干涉。而在破坏方面,他坚信中国将比欧洲持续更长、破坏力更大的造反。这其中的悲惨,只要想想太平天国和庚子之役就不言而喻。

从另一个方面,欧洲以英国为大成的君主立宪制成为他宣称的理想政体。虽然对欧洲的旅行要等到离开北美后多年,但他已经有充足的例证确信,英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民主国家,英国人民热爱他们的君主。

在这个见解上,他和亚里士多德达成了一致。因为开明君主制正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政府类型中最好的一种。而在梁启超看来,彼时的欧洲,除了法国和瑞士,所有国家都是君主政体,其中只有俄国和土耳其实行独裁。而世界上的10个强国,除了俄国、法国和美国,都是君主立宪国家。

从革命前沿隐退幕后呐喊

梁启超的观点有多大程度上的正确性,时间自会证明一切,盖棺也不急于一时。但他从北美返回后思想的再次变化,对自己的再次自我否定,则被认为是首鼠两端,专事逢迎。

从迎合世俗来看确是如此。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力不如从前,然而他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力却可能正好相反。一个研究者分析说,从1898年的改良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康有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启超才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理论界的真正领袖。他对自我的否定,一则是抛弃自我门户之藩篱,一则是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和宽容。

从忠君到排满,从革命到放弃排满,梁启超的思想从今日看,充满了人性宽容的光芒。

与革命派的笔战自然不能简单一概而论,但对于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建国方针,梁启超的某些意义,却在今日显示出更宽阔的胸怀和视野。

梁启超对于革命的理解,有褊狭之处,也不无真知灼见。他首先简单的将革命党人的理念称为“复仇主义”,认为如果施行必招亡国之祸。但他也担心革命将导致绝对的军人专政,这军人专制的历史又果然纵贯民国始终。

但对于孙中山理念中最大的分歧,还在于“驱逐鞑虏”,这正是孙中山认为的革命之首要任务。

梁启超认为,以中国而论,满汉之矛盾无非仅存在于贵族统治阶层和汉人之间。过去封闭的中国早已经不再是仅有华夷“天下”,相较于满汉民族矛盾,列强意图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才是最大的矛盾。

至于满汉等民族关系,梁启超以现代国家而非文化社会的观点思考其问题。他认为,满族既然接受中华文化,便和西方列强完全不同。真正有见识的爱国者绝不会歧视满族人。否则国民相互猜忌,必将出现国家民族分裂的危机。相较于还持单一民族论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梁启超则认为“通古斯族是与汉、回、蒙、匈奴、图伯特等族共存的中国范围内的六大种族之一”。显然,从民国建立后的“五族共荣”政策看,资产阶级革命派接受了他的这一观点。

对于汉民族几百年来被异族蹂躏和压迫的悲惨历史,梁启超如同勇于剖析自己一样,剖析汉族人性格和生活方式中的弱点。他告诫人们,驱逐满族人并不意味着驱逐了腐败的政府,反倒会引发一系列的民族矛盾。而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应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争斗,而是中国境内各个民族反对外来的入侵民族。

“陶冶锻炼国民二十年、三十年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梁启超思想的转变已经不再对时代政治有任何影响,却不止影响中国三五十年。胡适在上海学习时曾回忆说,梁启超的思想“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

(参阅书目:[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邓海麟:《从〈新大陆游记〉看梁启超思想的突变与还原》;邓杰:《1903年前后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原因探析》;刘云波:《传统民族主义的近代性转变》;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蒋广学、何卫东:《梁启超评传》;沈大德、吴廷嘉:《梁启超评传》;梁启超:《三十自叙》;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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