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梁启超

袁世凯称帝,梁启超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虽则时间过去近百年,后世读史者仔细进入曾经的历史现场,仍然信服当年的评价:一篇文章拉下一位皇帝。即使只有这一篇文章,梁启超仍可称着于史。

历史很复杂,我们可能更容易选择性地遗忘梁启超也是袁世凯治下“第一流人才内阁”里的司法部长。在清末民初那段波澜起伏的时代,梁启超是个异数。他坦陈自己是李鸿章的“政敌”,却在李鸿章去世的当年,即写了一本《李鸿章传》为他辩解;去到日本,旋即与另一“政敌”孙中山先生见面……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是主导那段历史的关键人物,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传承,只有割裂。意外的是,断裂的历史,在梁启超身上却是连续的。

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至日本的那段时间,孙中山也在日本——都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他们此刻正有携手的机会。孙中山想去拜访康有为,康拒;甚至日本人都有心撮合,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录:“事为犬养毅所知,雅不欲中国新党人,因此意存隔阂,遂约孙、陈、康、梁四人同到早稻田寓所会谈。届期除康外余人俱到。”康有为仍然拒绝见面。《革命逸史》还有记录,孙中山在行医,康有为在读书的青年时代,“(孙)欲与结交,托友人转达。康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门户之见、派阀之别从中国到日本。

这种隔绝,甚至连当年在华的外国人也深感扼腕。庄士敦在其《紫禁城的黄昏》里写道:“现在他们(康、孙)均已谢世,来到‘没有争论,只有平静的世界’,可能二人都已意识到对方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尽力。”很遗憾,在他们可以共同为中国而奋斗之际,却是如此对立。

在这种断裂与对立的情形下,我们方可理解梁启超之卓越。门庭之见,权力之惑而已,在此情绪下,探寻中国未来之出路,已逸为旁枝。此际,只有梁启超为我们提供了榜样。曾经参与中国政治实际运作的政治家梁启超,去日本,到美国,他的思想演变——从保皇到排满与革命,从宣扬民主到重归立宪;在《新大陆游记》里,梁启超总结中国人的缺陷:“有民族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至今读之,仍然深刻。政治,以及中国现代化,不正是从认识真实中国开始吗?梁启超的思想演进,为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提前进行了一场预演。其价值至今犹在。

结束流亡回到中国的梁启超,其立宪思想已被辛亥革命打破,在中国现实与自身理想之间,梁启超没有像他的老师康有为那样一秉陈见,而是投身其间,其目的当然是想再造中国。而袁世凯欲重做皇帝——正符合梁氏“立宪”思想,却有了梁启超的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历史潮流梁氏已经明了,同时他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

如此种种,让后世读史者稍有叹息的是,与辛亥年后意气风发的梁启超比较,他的老师康有为亦泯然众人矣。

从戊戌到辛亥,仅仅13年时间,历史竟然如此激荡转折。我们研究梁启超,可以通过一个政治人物看到中国剧变之下的那些历史潮流性因素;但历史为何如此演进,尤其辛亥何以革命?则又不得不返回去研究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由梁启超而去发现康有为。

传统中国政治,人事与制度两端而已。以遭受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开端的晚清,其内(中央)轻外(地方)重、满轻汉重格局已经形成,如何再造清朝中央,领导中国进入现代化轨道,是晚清越来越严重的国家问题。甲午战争失败,光绪亲政,似乎机会正在眼前。这个时候正是康有为崛起并有条件改造清廷,以变法而求国家富强之际。可惜,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仍堕入传统政治旧窠,以人事纠缠与冲突而告终。

代际传承、政治延续,经康有为而终于断裂。传统中国凭借统治者自身力量的革新,已无可能。中国历史进程的范式,也自此而一变,孙中山先生崛起自无可阻挡。

所以,欲究辛亥之革命,需先知戊戌之维新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