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行走在“革命”后的埃及

尼罗河造就了埃及古老而又独特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后的几千年时间里不断同化来自各地的侵略者。今天的埃及就是这种同化的结果。

5月16日,我从北京飞往开罗。飞机需要在迪拜转机,起飞后窗外是一成不变的黄色沙漠,直到降落前10分钟才突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居民楼,它们和沙漠之间没有任何过渡性的农田或者绿化带,周围也很少见到其他类型的建筑物,整个开罗就像是一座建在沙漠中的高密度人类聚居区,让人透不过气来。

开罗机场非常破旧,海关人员一边抽烟一边漫不经心地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个戳。走出机场,第一位主动上前跟我打招呼的埃及人是一个骗子,他告诉我今天公交车停运了,只能乘坐他的出租车,要价50埃镑(1埃镑约合1.2元人民币)。我按照《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上的介绍,只走了50米就找到了公交车站。埃及一直没有普及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印度人发明的),依然沿用阿拉伯语中的数字写法,我完全看不懂。好在大部分开罗人都会说一点英语,我很快就在一位旅客的指引下坐上了一辆直达市中心的22路公共汽车,票价2埃镑。

公交车开出机场后很快就进入了市区,此时正值下班时间,马路被各种车辆堵得水泄不通。开罗的司机非常不守规矩,行车道和红绿灯对他们来说完全不起作用。开罗的行人更糟糕,只要两车之间稍微露出一点空隙,立刻就会被横穿马路的行人填满。好在几个主要的十字路口都有穿着白色制服的交警在维持秩序,只有他们才能让某个方向的车子停下来,否则的话,另一个方向的车辆根本不可能过去。

不到12公里的路用了两个多小时才终于走完。我订的旅馆距离市中心不远,一路上我遇到了十几个主动跟我打招呼的人,耳边充斥着“Hello”(你好)和“Japanese”(日本人)这类生硬的问候语。我一开始还冲他们笑笑,但我很快发现,一旦我和对方发生了眼神接触,哪怕只有0.1秒钟,他们立刻就会跟上来向我推荐旅馆,而且一跟就是几十米,很难摆脱。

虽然北半球刚刚入夏,但开罗的气候已是炎热异常,我走了一会儿便汗流浃背,但过往行人却大都穿着厚厚的穆斯林长袍,似乎他们都不怕热。妇女们则大都戴着围巾,不过不像沙特妇女那样只露着眼睛。走了一会儿我实在渴得不行,便走进一家便利店准备买瓶可乐。身后一个男人主动提议帮我买,他从冰箱里拿了瓶可乐递给售货员,两人用阿拉伯语说了几句,他转身对我说:“他们要收你15埃镑,因为你一看就是游客,我带你去一家诚实的便利店,只要3埃镑。”我以为遇到了好心人,便跟着他走出这家便利店,他一边走一边向我介绍开罗的景点,显得非常热情,突然他话锋一转,开始向我推荐起旅馆来。

我后来发现,凡是主动跟我打招呼的埃及人无一例外都各怀动机,而且手段十分高明,他们很会利用人性的弱点,让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即使意识到上当了也不好意思反悔。比如,开罗地铁里经常能看到有人在发放小包的擦手纸,他们把纸包放在乘客身上转身就走,丝毫没有要钱的意思。我当初还以为这是什么公益活动,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们就走回来收钱了。我曾经见到一位不明就里的外国游客抽出了一张纸擦汗,无奈只好乖乖地交钱。

住进旅馆,我突然意识到这里距离埃及革命中心的解放广场只有几百米远,但一路上我没有看到任何动乱的迹象,大街上人来人往,商店里灯火通明,连一个防暴警察都看不到。“现在已经没事了,可当时我们旅馆楼下就是一个很大的战场呢。”旅馆服务员对我说,“支持和反对穆巴拉克的人互相扔石头,把商店的玻璃全砸烂了,还伤了好多人。”

“穆巴拉克不是人人喊打的‘独裁者’吗?什么人会支持他呢?”我问。

“怀念旧时代的人呗。”这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告诉我,“他们都是些心肠特别软的人,不希望看到一个当了那么多年总统的老人就这样被赶下台。”

这位服务员告诉我,虽说开罗的中心区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了,但是前几天在一个名叫伊姆巴巴(Imbaba)的穷人聚居区发生了暴乱,死了十几个人。我上网一搜,看到《纽约时报》一篇报道,称这起事件的起因是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基督徒。作者还指出,埃及革命后这类事件的发生频率暴涨,他担心埃及会被伊斯兰激进组织所控制。

“报纸都在瞎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服务员向我解释说,“这事其实是有人在背后挑事,警察后来抓住了几个暴徒,发现他们都是为前政府做事的人。埃及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相处得很好,根本没有媒体说得那么严重。”

第二天我叫了辆出租车去伊姆巴巴实地考察,司机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我要去那里做什么,他用不太熟练的英语向我简单描述了事件的经过。原来,一位已婚的基督徒妇女因为感情不和跟一个穆斯林私奔,事情败露后双方家族自然产生了矛盾。“这事本质上就是部落冲突,革命前发生过好多次。”这位司机说,“伊姆巴巴是农村来的打工者的聚居地,部落冲突很常见。”

半个小时后,车子从一条环城高速公路上下来,路边的建筑立刻从欧式的洋房变成了简易的砖房。这些房子外表毫无装饰,窗户也很小,楼与楼之间距离极窄,一看就是当年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花最少的钱安置尽可能多的人而修建的简易工房。司机熟练地在楼之间穿行,最终停在一幢夹在两楼之间的基督教堂门前。原来这就是媒体报道过的被伊斯兰激进分子烧毁的那座教堂,从外表看并没有损坏。教堂旁边停着一辆装甲车,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站岗。我刚一下车准备拍照,立刻就有一位军官模样的人走过来制止,还强行要求检查我的护照,我解释了半天他才终于把我放了。

既然不让进教堂参观,我只好让司机带着我在伊姆巴巴转了几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城中村,马路两边到处是卖廉价百货的小商店,商店门前的人行道上挤满了摊贩,居民们依然保持着农村的习惯,把马路当做了垃圾场,以至于路中央堆满了垃圾,污水横流,卫生条件极差。我后来注意到,埃及人的卫生习惯很糟糕,随地吐痰和随手丢垃圾的现象非常普遍。开罗市中心之所以没有变成垃圾场,全是因为有一帮清洁工在不停地打扫。他们并不是卫生部门雇用的工作人员,而是以回收垃圾为生的普通老百姓。这些人住在开罗城外的一个名叫扎巴林(Zabbaleen)的小村子,该村位于一座小山上,有一条盘山公路通向那里。第二天我乘坐出租车去那里考察,还没进村就被一股浓烟挡住了去路,能见度几乎为零。司机降低车速慢慢开出重围,这才发现有人在路边烧垃圾,冒出的浓雾把一条高速公路全都挡住了。再往前开,眼前出现了一排没有刷外墙的简易楼房,很多窗户都没有玻璃,看上去像一个个黑洞。

出租车夹在一队运送垃圾的大卡车中间开进了扎巴林村。粗看起来,这里和伊姆巴巴没什么两样,沿街都是小门脸,穿着穆斯林服装的妇女在看店,背著书包的孩子们一边走一边打闹。但当我打开车窗时,一股浓烈的腐臭味道像一堵墙一样压了进来。司机连忙找了个空地停下车,点起一支烟。我下了车在周围转了一圈儿,发现街边的房子里竟然全都是垃圾,男人们正在努力地分拣,每个人无一例外都在抽烟。捡剩下的垃圾随便堆放在路边,几只山羊在上面找吃的。垃圾堆的上方是一群群飞舞的苍蝇,那密度和夏天的中国南方湖边的蚊子一样高。

按照《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上的介绍,这个村的居民都隶属于一个名叫扎巴林的基督教会,正是由于这些基督徒的存在,才使得开罗没有变成一个大垃圾场。但是,我却在现场看到了很多穆斯林,这是怎么回事呢?《今日中国》杂志中东分社的副主编侯赛因·伊斯梅尔(Hussein Ismail)向我解释说,这并不是因为穆斯林怕脏,而是另有原因。H1N1流感爆发后,拾荒者可用山羊来负责这项工作,穆斯林纷纷进来和基督徒抢生意。

“西方媒体喜欢把穆斯林妖魔化,其实除了一些风俗习惯不同之外,穆斯林和基督徒在生活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伊斯梅尔对我说,“大家都是埃及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埃及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后来屡次遭到外族侵略,但侵略者最终都被埃及人同化了。你今天看到的埃及,就是这种同化的结果。”

看来,要想理解今天的埃及,就必须研究埃及的过去。而埃及的历史,必须从尼罗河讲起。

尼罗河孕育的农耕文明

按照地理书上的说法,埃及的总面积约为100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约为8000万,名义上的人口密度排名世界第126位。但是如果从空中俯瞰埃及,你会发现整个国家几乎只有尼罗河两岸是绿色的,其余全是黄色的沙漠。事实上,绝大部分埃及人都生活在这个总面积只有4万平方公里的长条带上,即使再加上几个海滨城市和沙漠绿洲,全埃及也只有7%的国土面积有人居住,实际人口密度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这样高的人口密度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埃及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其食物种类和口味却又如此贫乏。普通埃及人的日常饮食非常简单,通常是一张大饼里卷一些煮豆子、米饭和蔬菜,蔬菜种类很少,通常只有西红柿、黄瓜和洋葱这老三样。肉的种类也很少,鸡肉最多,牛羊肉很少见。对于一个背包客来说,去埃及旅游是很难享受到美食的。

但是,当你面对的是一个长条形国家时,制定旅行计划这件事就变得简单了,只要沿着尼罗河铁路走一趟,就等于把整个埃及巡视了一遍。不过,在埃及的火车站买票却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看上去窗口前没什么人排队,但往往要等上很长的时间,因为不断有人从后门进入售票间,当着排队者的面从售票员手里买“关系票”。其间还会有妇女堂而皇之地插队,一问才知,原来埃及政府有个规定,每个火车站都要有专门的妇女窗口,但实际上买票的女性人数很少,所以这条规定就演变成了妇女可以随意插队。

军人也同样享受不排队的待遇。埃及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我几乎每次坐长途车都能见到身穿军装的乘客。

等了很久之后,我终于买到票,坐上了南下的列车。从车窗向外望去,铁路两边全是绿油油的庄稼地,但只要稍微向远处一看就能看到黄色的沙漠,可见这条绿化带是多么的狭窄。换句话说,尼罗河对于埃及人民的重要性比孕育了中华文明的黄河和长江要大多了。

尼罗河的源头位于非洲中部,那里的降雨受天气影响很大,季风不来尼罗河就没水,季风一来则必发大水,造成尼罗河水泛滥,淹掉下游的农田。但是,泛滥的河水给下游的土地带来了大量富含养分的淤泥,这使得尼罗河两岸的土壤异常肥沃,农作物产量很高。正是这一独特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灿烂而又独特的古埃及文明。

首先,富饶的农田让古埃及人很早就放弃了游牧和采集的生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农耕社会。其次,每年一次的洪水让古埃及人民苦不堪言,急需修筑防护堤和水利系统,在保证灌溉的情况下维护居住地的安全,这就为集权统治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条件。早在公元前3100年,一位名叫纳尔迈(Narmer)的法老(国王)便统一了整个埃及,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早了将近3000年。

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埃及法老们自称是“太阳神之子”,只有他们才能和神灵沟通,保佑尼罗河每年都带来丰富的淡水和淤泥。古埃及人相信人死后可以复生,于是法老们都喜欢为自己修建庞大的陵墓,并把自己的尸体制成木乃伊保存起来。位于开罗附近的吉萨(Giza)金字塔是现存金字塔中体积最大的一个,也是“人类文明七大奇迹”中硕果仅存的一个奇迹,极富传奇色彩。不少人怀疑这座金字塔是外星人建造的,这种说法不但不正确,而且是对古埃及人能力的一种轻视。还有人认为这座金字塔是奴隶们在法老的皮鞭下修建而成的,这种明显带有阶级烙印的看法也不完全正确。事实上,金字塔的建造和尼罗河有着很大的关系,正是因为尼罗河涨水期间埃及农民们无事可做,正好利用这段时间为法老们修金字塔,祈求上天保佑平安。

吉萨金字塔和旁边的狮身人面像是埃及旅游业的金字招牌,但这个地方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很糟糕,不但服务差、收费高,而且管理混乱,现场充斥着大量执著的小贩,他们毫无顾忌地跟着游客兜售纪念品,让人得不到片刻安宁。不过换个角度想想,这种现象在所难免,因为金字塔是全世界旅游业最大牌的卖方市场,埃及人这种完全不在乎回头客的经营方式暂时不会受到惩罚。

不过,要想了解真正的古埃及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必须去南方城市卢克索(Luxor)走一趟。埃及的火车速度极慢,我花了10个多小时才从开罗到达600多公里远的卢克索。这里曾经是古埃及历史上最强大的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67~前1085)的都城底比斯(Thebes)所在地,拥有大量珍贵古迹,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露天博物馆。

卢克索大致分为河东和河西两个部分,古埃及人根据太阳的运行轨迹,把尼罗河东岸当做生命的起始之地,著名的阿蒙神庙和卡纳克神庙就建在这一侧,非常值得一去。但我最喜欢的是尼罗河西岸的法老陵墓,它们按照所葬对象的不同分为帝王谷和王后谷。这两个山谷从外面看非常普通,但几乎每一寸土地的下面都埋藏有帝王的陵墓。这些陵墓通向外面的门全都被碎石封死了,只有极富经验的盗墓者才能找到洞口。进入洞口后需要走过一个长长的甬道才能到达葬室,这些甬道从帝王登基那天开始挖,所以一个帝王在位的时间越长,甬道就越深。甬道的尽头是葬室,帝王的木乃伊连同各种价值连城的陪葬品就放置在葬室正中的石棺之中。

几乎所有已知的帝王陵墓都在很久之前被聪明的盗墓者找到并盗光了,只有第十八王朝年轻的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因为正好位于另外一个陵墓的下面而幸免于难,直到1922年才被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发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埃及法老陵墓,里面的所有宝贝都没被动过。如今这些宝贝全都被转移到了开罗的埃及博物馆,但甬道两侧的精美壁画却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原地。

初看之下,这些壁画颜色艳丽,线条细腻,让人不敢相信这是3000多年前的古人留下的作品。但当我又看了另外几座陵墓后,便发现了问题所在。这些古墓虽然间隔了500多年,但壁画的风格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以侧面示人,造型和动作都只有两三种变化,而且所有人物的双脚都画得非常别扭,说明古埃及的画匠们一直没有掌握透视原理。

如果再往前、往后追索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那就是古埃及的所有画匠全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他们的绘画技法在这几千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进步,古埃及的雕刻艺术和建筑工艺也是如此,这样的事情只有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农业社会里才有可能发生。

王后谷附近有一座宏伟的王后神庙,这是古埃及唯一一位女法老为自己修建的。有意思的是,神庙墙壁上所有她本人的画像的面部都被人铲除了。原来,这位女法老的继子篡位后试图抹去前任的所有痕迹,便命人将她的画像尽数毁掉了。看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路上我没有在大街上看见过任何一张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画像,导游解释说,埃及革命胜利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原来随处可见的穆巴拉克雕像和画像尽数销毁了,就连全国数百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和学校也都立即改名,看来埃及人早在3000多年前就学会了如何把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从

历史的记忆中抹去。

离开卢克索继续南下,我来到了埃及最南端的旅游城市阿斯旺。不知是因为他们想保持尼罗河的神秘性,还是因为自身缺乏探险精神,古埃及人从来没有想到去探究一下尼罗河真正的源头,而是走到阿斯旺便停了下来,并以此为据点建立城堡和防御工事,抵抗来自南方的努比亚人的进攻。于是,埃及的国界便也到此为止了。

游客来阿斯旺的主要目的是参观阿斯旺水坝。埃及人早在公元11世纪时便开始考虑修水坝,因技术水平达不到要求而一直未能实现这个目标,直到19世纪末期才由当时的殖民者英国人修成了尼罗河上的第一座大坝,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人为控制尼罗河洪水的目的。但是这座水坝高度太低,防洪能力有限,于是,当1952年埃及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任埃及总统纳赛尔便决定在其上游建造第二座大坝,这就是阿斯旺高坝(Aswan High Dam)。这座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水坝于1964年开始截流并蓄水,1976年全部完工,大坝总长度3830米,最底部宽980米,高111米,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虽然这个数字仅为三峡大坝的1/10左右,但在当时已经能够满足埃及一半的电力需求。

互联网上关于阿斯旺大坝的负面消息很多,认为它破坏了生态系统,导致尼罗河下游血吸虫病复发,弊大于利。我在开罗遇到的一位埃及纪录片制作人也对这座大坝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大坝挡住了淤泥,降低了下游土壤的肥力。但是,当我询问阿斯旺当地居民时,得到的却都是正面回应。他们告诉我,大坝建成后尼罗河的水位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控制住了,农民们终于可以修建相应的水利设施来灌溉远处的农田,这就为埃及增加了30%的可耕地,并一改过去的一年一收为一年两收甚至三收,极大地增加了粮食产量。而下游肥力降低的问题则可以通过人工挖掘上游淤泥再运往下游的方式来解决。

另外,修坝前的尼罗河水涨落幅度非常大,涨水时两岸几公里范围全部淹掉,落水时仅剩一条小河沟,尼罗河航运极不可靠。大坝使得尼罗河水位相对稳定,水上观光游览业务终于能够全面开通,为埃及旅游业带来了巨额外汇收入。数据显示,埃及革命前每年的旅游外汇收入高达100亿美元左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将近8%的埃及人靠旅游业生活。这场革命让埃及的旅游业减少了80%,我在阿斯旺看到的所有游轮全都停靠在尼罗河岸边,生意惨淡。

建水坝肯定会淹掉很多土地,而阿斯旺大坝的上游有很多努比亚人的遗址,淹掉了非常可惜。这是一个来自埃及南部沙漠的非洲民族,曾经和埃及人争战多年,甚至曾经统治过埃及一段时间,其遗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为了保护这段历史,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动员全世界几十个国家为埃及提供资金和技术,将几处重要遗址整体搬迁到了安全的地方,并在阿斯旺市内建成了一座努比亚博物馆,尽可能地满足游客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我注意到,埃及的许多古迹都是由外国政府和研究机构负责挖掘和保护的,这一点很值得那些自身实力不济的第三世界国家学习。

说到资金问题,当年纳赛尔政府没钱修大坝,美国为了笼络埃及人,答应出资2.7亿美元。后来纳赛尔决定“左转”,美国撤资,纳赛尔被逼无奈,只能将苏伊士运河的经营权收归国有,希望依靠这条运河的税收来筹措修大坝的经费。此举引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埃及和英、法、以三国军队在苏伊士打了一仗。最后还是联合国出面斡旋,才逼得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把这条运河还给了埃及人。

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西奈半岛,就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

神秘的西奈半岛

西奈半岛是亚洲和非洲之间的纽带,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西侧是苏伊士运河,这是连接印度洋和地中海的一条捷径。在北冰洋航道没有开通之前,如果不走苏伊士运河,唯一的办法就是绕道好望角,那样的话要多走将近5000公里的距离。西奈半岛东侧是亚喀巴湾(Gulf of Aqaba),这是以色列和约旦两国通往红海和印度洋的出海口,同样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

我从开罗出发,乘坐长途汽车来到运河最北端的塞得港(Port Said),这是一座位于运河西侧的中型城市,大部分老建筑都在数次埃以战争中被炸毁了,十分可惜。运河的入海口非常开阔,但只有两艘巨型游轮停靠在岸边,我等了半天也没有看到任何一艘大型船只经过这里,后来我才知道旁边另有一条水道供货轮使用,这就是为什么这座港口戒备不严的原因所在。

苏伊士运河的对岸属于亚洲,有免费摆渡船来往于亚非之间。运河博物馆建在非洲一侧,但此时正在做内部装修,不对外开放,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参观了苏伊士运河战争博物馆。这个馆是为了纪念那次苏伊士运河危机而建的,门口还停放着一辆缴获的美制坦克。馆里陈列着很多当时埃及军队使用的武器,并用油画的形式描绘了埃及军人的骁勇善战。不过,如果单从军事角度来看,埃及军队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被以色列军队击败了,后来是联合国出面斡旋才迫使以色列军队撤出了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的经营权这才正式回到了埃及人手中。

离开塞得港,我坐车南下,只花了3个小时就到达了200公里之外的运河最南端城市苏伊士城。沿河公路质量非常好,车速极快,但沿途遇到了三个哨卡,可见埃及军队对这条运河的安全相当重视。到达苏伊士城后,我又租了辆车开到了运河最南端的陶菲克港(Port Tawfiq),旅游书上说这是看货轮的最佳地点。谁知整条运河两岸都被铁丝网围了起来,一位身背冲锋枪的士兵正在巡逻。走近一看,运河岸边本来是一条步行街,街边就是居民楼,显然是因为最近局势紧张而刚刚封起来的。铁丝网另一边是大片草地,几个家庭妇女正在逗孩子们玩。我觉得问题不大,就掏出相机准备拍照,那个士兵发现了我,立刻端起枪朝我走来,用阿拉伯语喝令我离开。此时一艘排水量至少在5万吨以上的货轮正好驶过,我赶紧拍了几张照片便准备回到出租车里,谁知他冲过来拦住我不让走,又从军营里叫出一位官员,坚持要我删掉照片。我和他们争执了几句,那位出租车司机说话了:“千万别跟军人争执,他们现在就是政府。埃及军队是革命的有功之臣啊!”

确实,革命期间,埃及军队一直保持中立,没有站在任何一方。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军队出面组成了临时政府,并保证一旦大选结束后就把权力交还给民选政府。我一路上遇到的普通埃及人都对埃及军队表示过好感,但我遇到的军人却大都态度蛮横,有的甚至完全不可理喻。

眼看争不过,我只好当着军官的面删掉了两张照片,这才得以逃脱。我回到出租车里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苏伊士运河在陶菲克港这段非常狭窄,几乎仅能容纳一艘货轮通过。此时正值下午,所有货轮都是向南走的,大约每隔10分钟就有一艘船驶过。根据苏伊士运河官网提供的数据,近几年来苏伊士运河每年都有大约2万艘货轮通过,每艘货轮平均缴纳25万美元税款,也就是说,这条运河每年都为埃及政府带来将近5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是埃及仅次于旅游业的第二大外汇来源。

看惯了动辄以百亿美元为单位的中国经济数据,很多人会对这区区50亿美元不以为然,但我通过这几天的实地考察发现,外汇对于埃及人来说甚至是一种比粮食更重要的资源。埃及的制造业不算发达,但埃及人对外国产品的需求十分旺盛,商店里充斥着进口商品,从美国的可口可乐到日本的家用电器应有尽有,这就要求埃及必须有足够的外币作为后盾。可是埃及的工业产品出口总量很小,以前可以依靠旅游业以及劳动力出口换回一些外汇,但革命使得埃及旅游业损失惨重,而利比亚内战已经迫使大约200万埃及劳工离开利比亚回国,这两件事造成了埃及外汇收入大减。

虽然地处中东地区,但埃及的石油蕴藏量不大,仅够本国使用,天然气产量较大,是出口换汇的拳头产品。埃及的天然气出口经营权曾经被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儿子垄断,他为了收取回扣,以大大低于国际市场均价的价格将埃及天然气贱卖给了以色列,而且还和以色列签订了一份长期合同,此事曾经被不少西方媒体认为是导致埃及老百姓起来造反的重要原因。但伊斯梅尔先生却向我解释说:“埃及人确实讨厌以色列人,但即使天然气的买方是叙利亚或者约旦,老百姓照样也会上街抗议的,这就等于把国家给贱卖了,然后把埃及最宝贵的外汇装进了个人的钱包。”

埃及人到底有多么仇恨以色列人?这就要去西奈半岛看一看了。我坐上一辆大巴车,穿过苏伊士运河河底隧道,向位于西奈半岛东侧的港口城市努韦巴(Nuweiba)驶去。一路上全都是沙漠和戈壁滩,除了兵营之外几乎见不到任何人。西奈半岛上的兵营可真多,几乎每隔半小时就会遇到一个。这些兵营其实就是检查站,所有车辆都必须停下来接受检查。有一次士兵们居然让全车旅客下车站成一排,让一条军犬挨个闻了一遍。

大约3个多小时后,车子开到了位于西奈半岛另一边的亚喀巴湾。让我惊讶的是,亚喀巴湾非常窄,目测不到10公里,对面的沙特阿拉伯清晰可见。这里的海水十分清澈,在夕阳的照耀下泛着浅蓝色的光泽,和周围土黄色的山峰显得不太搭配。海岸线上随处可见废弃的建筑物,据当地人说,埃及政府原本打算把这片沿海地区开发成高档度假胜地,但因为安全问题始终无法解决,一直火不起来,开发商们不得不将其放弃。

来埃及前我曾经听不少人说起过埃及的烂尾楼,传说这些楼都是埃及人为了避税而故意不收尾的。但据我的实地观察,埃及烂尾楼确实很多,但大部分都是真正的烂尾楼,里面无人居住。我猜这很可能因为埃及的局势不稳定,导致很多投资方不得不中途撤资。

我来努韦巴的目的是想去约旦走一趟,其实两国之间有一条现成的公路,开车过去用不了一个小时,只是因为中间隔着一个以色列,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一路上遇到的西方游客都警告我,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如果你的护照上有一个以色列的戳,再想回埃及就困难了。

“我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因为长相问题曾经被埃及警察当做以色列间谍关了一整天,在监狱里受尽虐待,出来后有3个月不想见人。”我在开罗遇到的一位来自阿根廷的背包客对我讲述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我还遇到过一位来自美国的女背包客,去过以色列、伊朗和约旦。“我进入以色列的时候让边境官在另外一张空白纸上盖章,所以没遇到什么问题。”她告诉我,“不过我再也不想去以色列了,我亲眼看见以色列人是如何歧视巴勒斯坦人的,这让我对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感到十分恶心。”

后来这位女游客又为我讲述了她在约旦的奇遇:“我入境的时候被约旦海关扣了4个小时,受尽了边境官的羞辱,自始至终他们都不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我后来才知道约旦人非常讨厌伊朗,我的护照上有个伊朗的戳,犯了大忌。”

在中东这地方旅行真的要非常小心,因为政治的缘故,这里到处都是人为的陷阱,谁也不知道会掉进哪一个。

于是,我只好乖乖地按照旅游书上的指示,像其他埃及人那样从努韦巴港坐船横穿亚喀巴湾去约旦。两国之间只有一艘渡船,每天往来一次,一旦错过就要再等一天。我到达努韦巴的时候刚好错过了当天的渡船,只好在小镇上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去售票处询问,得到的回答是谁也不知道今天的船几点开,只能等。这一等就是一整天,直到下午15点多钟渡船才驶离了努韦巴港。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艘船对外国游客开价70美元,按照埃及的标准来看这简直就是天价。一个小时后,渡船停靠在约旦的亚喀巴港。外国人再次受到特殊对待,边境官收缴了我们的护照,让我们去海关等。这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直到其他人都坐公车离开了港口我们才领回了各自的护照。

此时已将近晚上19点,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我惊讶地发现,整个亚喀巴湾只有一个地方灯火通明,其他地方都只有零星的灯光。“那亮灯的地方就是以色列。”出租车司机对我说,“整个中东就它富裕,没办法。”

比起几乎漆黑一片的埃及和沙特,约旦这边还算有点亮光。这位出租车司机是个爱说话的老头,年轻时当过兵,退役后靠丰厚的国家补贴上了大学。如今他的4个儿女都已成年,日子过得不错。“我只有一个老婆,而我那两个兄弟每人都娶了两个老婆,开销比我大多了。”他这样解释为什么自己的生活压力要比兄弟们小。

我来约旦的最终目的地是距离亚喀巴4小时车程的佩特拉(Petra)古城,因为海关的拖拉让我错过了去往那里的长途车,只好花高价租用了他的出租车,一路开到了目的地。

从旅游的角度看,佩特拉不但是约旦的头牌,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东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景点。2007年评选出来的“世界新七大奇迹”在整个中东地区唯一的入选者就是佩特拉古城,可见其历史地位是多么的重要。

这座古城的建造者是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纳巴特人(Nabataeans),这个民族大约在2200年前从沙漠迁移到了佩特拉,并在这个沙漠中的绿洲定居下来。研究一下这个民族的短暂历史,有助于理解埃及文明的长处和缺陷。

佩特拉古城建在一处山丘之中,周围全是沙漠。山中有泉水可供饮用,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处重要的歇脚点。纳巴特人看中了这里的地理位置,将其据为己有,靠收取买路费为生。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可见中国人向来讨厌这些旅途中的占山为王者。纳巴特人利用地理之便完全控制了阿拉伯薰香、印度香料、中国丝绸和非洲象牙等名贵商品在亚非欧三地的流通,从商人那里赚了很多钱。佩特拉古城就是这笔财富的象征。

要想进入古城必须先走过一条长达1200米的峡谷(Siq),这条峡谷完全是因为地壳运动而形成的,最窄处只有2米多宽,而最高处可达80米高,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峡谷周边的岩石都是褐红色的,因此整座古城也被称为“玫瑰红城”。

这条峡谷又长又弯,每拐一个弯都会让人增添一分期盼的心情。当我终于拐完最后一个弯时,一座高达43米、宽30米的石门突然出现在眼前,这就是佩特拉古城最有名的建筑——金库(Treasury)。这是一座在一整面石壁上凿刻的城门,其建筑风格混合了古罗马的宏伟、古埃及的神秘和古希腊的典雅,还有不少纳巴特人特有的装饰物,绝对让人过目不忘。城门的正上方有个棺材样的东西,传说那里面藏着埃及法老的宝贝,如今棺材上仍然可以看见很多枪眼,都是盗宝人打出来的。

这座石门为什么会有如此混搭的风格呢?这就要从纳巴特人的职业说起。纳巴特人虽然也种田,但骨子里都是商人。商人在那个时代最为见多识广,纳巴特人又非常善于学习,便把周边各国文化中好的方面学了过来。事实上,古城中保留下来的大量古墓和寺庙无论是建造方式还是雕刻技法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为纳巴特人曾经被罗马军队击败过,古城内甚至还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圆形剧场,高处的座位显然是后来添加的,为此不得不把已经建好的石棺移到别处。从这个细节即可说明,当时古城内的文化活动非常活跃。

但是,像这种完全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古代文明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其命运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上。由于海上运输路径的开通,商队的路线发生了改变,不再从佩特拉经过了,于是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城便一落千丈,最终被纳巴特人遗弃,直到1812年才被一名瑞典探险家重新发现,西方人这才第一次知道了纳巴特人的这段历史。

与此相反,与佩特拉相邻的农业大国埃及,却因为那条亘古不变的尼罗河而一直繁荣到了今天。但是,在以高科技为武器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古老的农业文明终于走到了一条十字路口。埃及革命把选择的权利交还给了人民,埃及的未来取决于埃及人到底选择走哪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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