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石油中东,权力变迁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基辛格

埃及的选择:“十月战争”

一场由两国联合起来发动的战争,最关键、需要总统决定的是什么?1973年埃及、叙利亚对以色列的“十月战争”,埃叙双方将领最后讨论而无法确定的是:开战的时间与具体时刻。

当时埃及《金字塔报》总编辑穆罕默德·海卡尔记录了这次机密会议:

“战争应该在什么时候打响?埃及人主张在下午,这样他们的军队就可以背着阳光攻过苏伊士运河去,而以色列人的眼睛则受着阳光的刺射。埃及人将有几个小时的日光可以渡河,接着又有6小时的月光,在这段时间里浮桥可以架设完毕,然后,在后半夜漆黑的6小时里,装甲部队就能渡过运河。可是,叙利亚人却想在拂晓发动进攻,因为他们是向西进攻的,他们渴望背向阳光的心情不亚于埃及人。于是提出了几种折中方案,例如,埃及人说可以让叙利亚人天一亮就动手,他们自己可以在下午接上去干。叙利亚人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使他们有好几个小时不得不孤军作战,而且会破坏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发动突袭的有利因素。埃及人接着又建议,他们在发动进攻的那天下午动手,叙利亚人可以在第二天拂晓开始行动。叙利亚人对此又表示反对,他们说这不仅同样会破坏奇袭的部分有利因素,而且从政治上考虑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会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他们行动迟缓,落在埃及人的后面……”

战争当然不只是宏大叙事,小计谋小计算多着呢。

这年8月,埃及、叙利亚高级将领最后会议之际,埃及总统萨达特正在沙特、卡塔尔与叙利亚访问,这当然是跟战争有关的出访。最重要的结果是:石油将可能成为战争的一部分。

即使对于发动战争的萨达特,似乎也乐意沉醉在那些小计谋中,在他的自传《我的一生——对个性的探讨》里,记录他当时出访:“对某国外交部长说,‘请转告你们总统,告诉他一个秘密,我10月份将去联合国。但我不愿公布这件事。’我知道过几秒钟,这件事就会传到以色列。果然这样。因此,以色列以为我不敢进行战争。”

而此前,1953年5月与8月,萨达特两次发布全国总动员令,以色列迅速集结军队准备应对可能的战事,结果没有任何冲突发生。一次集结,以色列就将付出1000万美元的代价。这让萨达特很得意。后来,有记者问当时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为什么10月这次不集结军队?达扬的回答很沮丧:我们以为这又是一场骗局。战争结束后,美国官员告诉埃及人,当年5月美国就已经获悉埃叙的这个代号为“白德尔”的计划,“但是当时他们并不相信”。

战争爆发的前3天,10月3日,埃叙双方仍未确定最后的进攻时刻。下午,或者拂晓?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必须做出最后的抉择。他选择了14点这个时刻,理由是:“如果在埃及一线失利,阿拉伯人就完蛋了,也意味着叙利亚完蛋了。如果在叙利亚一线失利,那还不至于是完蛋。我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埃及身上。”

阿萨德决定攻击时刻的这天,根据以色列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报告,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以军情报系统报告说:“鉴于阿拉伯人对西奈地区双方力量对比的估计显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一场埃及、叙利亚联合发动的进攻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时候,埃及与叙利亚必须将他们的启动战争的时间通告苏联。苏联迅速派出大型军用运输机,将剩下的苏联人及家属运离埃及,萨达特当然不太愉快,说“他们不相信我们会赢”。

按以色列战争结束后,调查这场战争的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记录,以色列人在战争爆发的当天凌晨4点,得到情报机关的准确信息:赎罪日这天,预料埃叙肯定将向以色列发动一次袭击——只是在时间上略有误差,以色列情报机关判定的时间是18时,比真正的进攻时间晚了4个小时。于是以色列人行动起来。美国时间当天早上7时(开罗时间中午13时),基辛格迅速跟以色列、埃及和苏联“热线”联络。这时候,以色列情报部门负责人泽拉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以色列军事记者们介绍情况——当他正在介绍运河前线局势的时候,他的办公室主任走了进来,交给他一张卡片。他看了看卡片说:“他们告诉我,一场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说完,他又继续进行介绍。过了一会,又送来了另一张卡片。将军看了看,离开房间,接着他回来说:“诸位先生,会议到此结束。”当记者们在国防部乘电梯下楼的时候,尖厉的空袭警报声已在长鸣。

1973年10月6日14时,改变世界格局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十月战争)爆发。

沙特的决定及后果:脆弱的世界

“十月战争”爆发当天以及第六天,沙特国王费萨尔两次致信美国总统,先是要求尼克松说服以色列立即从它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撤走;后又警告美国,如果它继续与阿拉伯国家作对,沙特阿拉伯决不会袖手旁观。但是,尼克松对此说服与警告不予理睬,于10月13日下令美国空军开始向处于被动局面的以色列军队紧急空运军火。费萨尔决定做最后努力。10月15日,他派遣外交代表前往华盛顿,当面向尼克松和基辛格陈述沙特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但是,毫无结果。

于是,另一场战争,石油战争,无可逆转。

埃及总统萨达特当年8月出访沙特时,曾跟费萨尔讨论过石油作为战争武器的可能性。

石油作为战争的武器,理论上的建构来自埃及前副总理兼工业和矿产资源部部长穆斯塔法·哈利勒,在他应《金字塔报》邀请撰写的专题报告里论述:石油应当被视为一种战略的和经济的商品,它本身不是一种武器,因为石油本身绝不可能赢得一场战争。它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使用……

简单来看,哈利勒的观点很明确:石油作为“武器”,必须在真正的战争格局里,才会显现其价值。碰巧,这个时候的中东,正启动了一场“十月战争”。

在此之前,石油与前三次中东战争,均未建立强关联;相反,对于并无足够石油储量,却一心渴望建立阿拉伯联盟大国的埃及而言,他们与产油国的关系,经由1967年的“六五战争”完成了一种并不言明的“经济联盟”关系。这场埃及大败的“六五战争”结束后,在中东首脑会议上,沙特国王费萨尔为了弥补埃及损失,首先宣布愿意一年捐款5000万英镑帮助战争中受害的国家;同时他还建议科威特应当捐6000万英镑,利比亚捐3000万英镑……虽然当时参加会议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并未要求补偿。在这些捐款里,埃及按其份额,将可每年得到1亿英镑,这比他们在战争中所受损失还要多出10%。

骄傲的、希望领导阿拉伯世界的埃及,与那些富裕的产油国形成了一种有趣的联盟:只要埃及开战,产油国将予以经济补偿。只是出于尊严,埃及总统从未直接要求过补偿与数目。

1973年的埃及,萨达特面临的经济局面已经窘迫。在其自传里,他坦陈接任总统之际看到美国方面报告说:埃及经济最多还能支撑两年。很遗憾,萨达特随后意识到,“这种描述与判断是准确的”。那么,另启一场战争,会不会改变这种格局?战争的因素众多,《金字塔报》总编辑海卡尔在他的书里记录萨达特告诉他要启动战争,经济是原因之一。

这场以“突袭”而进入经典战史的“十月战争”,除了埃及与叙利亚,事前只有沙特的费萨尔国王知晓其事。这与埃及希望得到战争补偿有关,只是目前刊布的材料,未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细节。作为埃及的总统,萨达特当然需要维系一国总统之尊严。相反,萨达特在拜会费萨尔时——费萨尔说这次如果要使用石油武器,他可以使用。“但是,”费萨尔说,“要给我们考虑的时间。我们不想在只打两三天就停止的战争中把我们的石油作为武器来使用。我们想看到的是一场能使世界舆论动员起来的长期战争。”

“十月战争”结束后,中东问题专家贝却敌在其专文里统计:截至(1973年)10月8日,阿尔及利亚为给埃及购买军火在莫斯科开的户头已达3亿美元。到10月10日,利比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又把这个数目增加到8.5亿美元。根据在开罗得到的数字,沙特很快跟着给埃及和叙利亚各拿出5亿美元。1974年2月底,伊拉克透露,它也捐赠了5000万美元。

战端既开,沙特国王费萨尔甚至在战争进行到第九天的时候,还派出自己的外交代表去向美国总统表达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只是他最后的努力,仍然无效。

10月19日,在美国决定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后,沙特立即宣布从当天起减产10%,并对美国实行禁运。中东产油各国随即宣布减产和对美国实行禁运。仅一周时间,阿拉伯产油国的日产量比当年9月大约减少400万桶,减幅达20%,等于世界石油贸易量减少12%。战争在进行了两周后,即告休战,进入谈判时间。但石油战争并未停止,当年12月23日,石油欧佩克组织决定把每桶石油的价格从2.12美元提高到11.65美元,加上10月份提价70%,油价在两个月内增加了387%。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说:48个小时内,就使美国、西欧、日本和加拿大的石油开支增加了400亿美元。

作为战争武器的石油,所影响的当然不可以单纯以美元损失计算。简单看,以1973年1~6月统计,欧洲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意大利79%、法国77%、联邦德国74%、西班牙69%、荷兰69%、丹麦68%、英国63%……另一个经济发展迅速的亚洲国家日本,76%的石油需从中东进口。在一场真正的战争里,石油作为武器,高度依赖中东石油进口的国家,将无比脆弱;石油禁运、提价,全球性经济震荡无可避免。

即使是美国,虽然1972年统计,他们只有5%的石油进口,而其中仅18%系中东提供;1973年中东石油进口有大幅提升,但也只有10%从阿拉伯国家进口。不过,经济危机带来的除了恐惧,还有实在的损失。美国联邦能源署报告说:5个月的石油禁运,使美国经济失去5万个工作岗位,GDP损失100亿~200亿美元。

为石油而战,与石油成为战争的武器,结果迥异。世界格局,也因石油成为武器而巨变——控制石油,由此控制全球经济的权力演变,至此,别开新面。石油以及全球权力的故事开始变得极度复杂。

发现石油,发现中东

作为政治地理概念的中东,开启于两大事件: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与发现石油。

1859年,苏伊士运河开凿始建;同一年,美国人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发现油井,这是美国石油开发的开始,也是世界石油大规模商业性开发的开始。只是,当时的美国,在发达的欧洲之外。石油需要得到欧洲人的肯定,才会重新影响美国与世界。

后来晋升至英国海军上将的费舍尔爵士,在一般描述里,被认为是发现石油价值最重要的欧洲人。1882年,当时还是英国海军上校的费舍尔,认定那时只是用来做矿灯照明的这种“岩石油”未来前途无限——在当年一次公开集会上,他宣称:英国必须改变海军使用煤炭作动力燃料的现状,而应选择这种“岩石油”作为新型燃料。回溯这段历史,威廉·恩道尔在其《石油战争》里描述:当时只有俄国轮船使用这种被俄国人称为“黑油”的黏稠燃料油。

费舍尔之所以被认为是石油最重要的发现人,在于他认真计算出这种煤炭替代能源的经济性:用石油为动力的战船没有黑烟,不会暴露目标,而烧煤的战船拖着长长的烟尾巴,10公里以外都能看见。烧煤的动力装置,要达到最大马力,需要4~9小时,而烧油则只需要5分钟。要给战舰提供油料,只要12个人工作12个小时,而提供同样能量的煤,则需要500个人工作5天。要得到相同马力的推力,燃油引擎只需要燃煤引擎1/3的工作量,每天消耗量也只有煤的1/4,这对于一支船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无论船队是商船队还是海军舰队,以油作为动力,其活动半径是以煤为动力船队的4倍。

但是,当时英国人并不认可费舍尔的这种念头。很幸运,费舍尔熬到了英国海军大臣的位置。1904年,甫一上任,费舍尔即成立专门委员会,“考虑并确保英国海军石油供应”。

后世读史,费舍尔的个人英雄传奇,如果放诸当时欧洲整体格局里观察,当然有别样理解。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开始建立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在进入20世纪后,新的挑战者——德国,迅速崛起。那一时代的欧洲,能量尤其是对工业与运输业而言,最主要的是煤炭。以此计算,1890年,德国产煤8800万吨,英国则为1.82亿吨,相差一倍;而到了1910年,德国、英国煤产量对比,是2.19亿吨对2.64亿吨之别,相差极有限。而另一项关键数据,铁产量——1890年,德国、英国是460万吨比790万吨;20年后,这一数据倒过来,德国1460万吨对英国1000万吨。同时,利用创新的炼钢工艺,德国的炼钢成本比19世纪60年代降低了90%。

战舰的材料钢铁,以及战舰的能源煤炭,德国不是接近就是超过英国。压力之下,费舍尔以及领先者英国必须另觅新途,寻找能源替代。

英国人的第一个猎物是澳大利亚业余地质学家威廉·诺克斯·达西与他手里的波斯石油特许权。19世纪90年代,新波斯(今伊朗)国王希望国家进入现代化,他召见了达西,要求他帮助波斯建设铁路。作为回报并为了换取大量现金,国王1901年授予达西一项特权:在60年的时间里,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在波斯的土地上自由探采石油,所有发现的与石油有关的财产,都将归他所有。达西支付了大约2万美元的现金,并同意只要找到石油,他都从销售额中支付给国王16%的矿区使用费。4年后,也就是在费舍尔当上海军大臣之后,英国人找到了达西,说服他将手里的授权转让给英波(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后来英国政府购买了股份,并占据了公司的主导地位,只是未有公布。英国获得了它的第一个石油资源。

10年后,英国人在中东获得了更大的石油机会。1914年3月19日,根据《外交部协定》英波公司在重组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中掌握50%的股份,德意志银行和壳牌石油公司各持股25%。另按协议,英波公司与壳牌公司各拿出2.5%作为“受益人利息”给土耳其石油公司创始人卡洛斯特·古尔本金。这一协定的签约方还必须接受一个“自我放弃”条款,即除非通过土耳其石油公司共同合作,他们当中任何人不得在奥斯曼帝国任何地方单独从事石油生产。这一限制性条款,表明这家新公司控制了整个奥斯曼帝国土地上的石油资源。看上去,德意志银行在此获得了25%的股份,但如果深入探究,却不尽然。这时候,德国事实上被美国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所控制——标准石油公司所属的德国石油销售公司控制着德国销售总额的91%,而德意志银行只拥有标准石油公司德国销售公司9%的股份。

在石油这种战略资源的占有结构上,英国与德国,强弱立现。

1911年,温斯顿·丘吉尔接任费舍尔担任英国海军大臣,他立即游说,要求把海军军舰动力燃料改为石油。而且,同样也是在他敦促下,英国政府秘密购买英波公司[今为英国石油公司(BP)]大多数股份。石油成为英国未来战略利益的核心所在。

在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中东成为连结东西方最便捷通道后,石油开始成为这一地区最有战略价值的资源,它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形成与发展。

英法与德国:两次世界大战

可是,德国呢?

无论煤炭,还是钢铁,当年最为核心的工业要素,以及由此制造出来的新型战舰的速度,德国都开始全面接近并超过英国。这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传统经济要素上超过美国相似。只是,后来者未必有好的机会;而且,领先者从不会给追赶者机会。

德国人的机会是“三B铁路”。1889年,在德意志银行的领导下,德国工业与银行家从奥斯曼政府那里获得了一项特许权,建设从首都君士坦丁堡横穿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的铁路。这一协议持续10年后,1899年,奥斯曼政府又批准了第二阶段的建设,即从柏林抵达巴格达铁路。柏林—拜占庭—巴格达,开头字母都为B,“三B铁路”由此成名,成为强大德国的希望。

如果说,这条铁路开通,并且未来由巴格达向科威特延伸,那么传统的通过海路,经苏伊士运河而连接的东西方,其通道优势,将不复存在。这对控制着苏伊士运河的英国人,当然是重大的挑战。当时被派往塞尔维亚军队的英国资深军事顾问拉方分析说:“如果柏林—巴格达铁路建成,这块生产数不尽的经济财富、海上军事力量根本攻击不到的巨大内陆疆土将统一在德国的周围。俄国与它的西方朋友英国和法国,将会被这一屏障隔开。”

拉方的警告尚未完结,1912年,德国政府与工业界已认识到石油是未来经济的燃料,是战略性资源。这时,正是与奥斯曼皇帝谈判为巴格达铁路融资的时刻,德意志银行提出铁路两旁2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石油和矿产开采权,由铁路公司控制。奥斯曼皇帝同意了这一要求。此时,地质学家们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的部分地区发现了石油,而建设中的柏林—巴格达铁路的最后一段正好穿过这一地区。

铁路以及铁路周边的石油,德国人看到了超越英国人的机会。当然,德国人并没有表现他们的野心。德国人也知道英国人为了保护印度与东方通道,一定会维护他们在海湾与苏伊士运河的利益。1899年,德皇威廉二世访问君士坦丁堡,谈妥新的柏林—巴格达铁路合约后,在温莎城堡会见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亲自说情,邀请英国参加三B铁路项目。《石油战争》分析这段历史:很明显,没有英国的积极支持,这项工程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有财政上的困难。这条铁路最后一段的建设规模远远超过了德国银行的资金调配能力,即使有德意志银行这样的大银行,仅靠德国也是不能胜任这么巨大的工程融资任务。

很遗憾,英国人对德国人的建议,兴趣有限。因为这事关国家及其全球控制权。

在巴格达铁路谈判的最后阶段,英国女王打出了她的制胜牌。1901年,她命令停在科威特海域的英国军舰,要求土耳其政府必须考虑把阿拉伯下游的海湾港口划为英国领地。这样,即使德国能够完成巨额融资,建成三B铁路,这条铁路也断无可能由巴格达延伸至科威特,取代苏伊士运河的价值。德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曾不无伤感地说:“只有一种情况能促进英德之间的关系的改善,那就是勒住我们经济发展的缰绳。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德国皇帝邀请英国参与铁路建设15年后,英国人给出了他们的明确答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与德国是战争对手。

资源争夺当然是世界战争最为重要的推动力。以石油资源的占领来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未必不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只是在“一战”之前,美国生产的石油占世界产量的63%,俄罗斯的巴库大约占19%,墨西哥占5%,中东的石油资源是未来的战略所在。领先者英国自有超越一般国家的视野。“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条约》,以国际法的形式将中东的利益划给了英国与法国,纳入两国的殖民体系之内。只是,法国的获益有限,只拥有叙利亚与黎巴嫩。

“一战”结束,那个战争爆发前刚刚成立的新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中,德意志银行的25%的股份,因为德国战败,随即划转给法国石油公司。战争很现实也很残酷,德国在中东可能的利益,包括三B铁路,经此大战,灰飞烟灭。

由资源争夺角度进入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人从敦刻尔克撤退,法国败降之后,希特勒的德国下一个目标就是中东。这其实是交战双方共同的意识,很简单,这里是他们共同的利益所在,也是争夺之关键。历史,曾经的争夺并不会中断,只会以更强烈的方式重续。

英国从欧洲大陆撤退之后,丘吉尔随后决定英国从本土向中东地区派遣最强大的增援力量。历史学家汤因比赞美此举,“堪与622年罗马皇帝赫拉克利当波斯军队已在博斯普斯海峡亚洲岸边扎营之后,亲率远征军从君士坦丁堡解缆起航,直捣波斯心脏的决策媲美”。不过,英国进入北非尤其是埃及后,局面并不乐观。法国的溃败与英国敦刻尔克的撤退,战争爆发时立即断绝与德国关系的埃及法鲁克国王,开始犹豫……英国坚决要求国王任命穆斯塔法·纳哈斯组织新政府,但国王态度含糊。英国大使在中午将一项最后通牒呈交国王,要他在下午18时之前做出任命,或者自食其果。过了18时,任命并未发出;当晚21时,英国大使在英国驻埃及总指挥官陪同下,率3辆轻型坦克闯入皇宫大门,要求法鲁克国王:要么任命,要么登上停泊在苏伊士运河上的英国军舰,“到塞舌耳群岛或毛里求斯岛去度过余下的战争岁月”。这个故事跟“一战”时期“沙漠里的劳伦斯”一样,当时劳伦斯以英国政府允诺战争结束后阿拉伯国家独立为饵,鼓动阿拉伯人为英国利益而战,并为此付出10万人的生命。结果,战后,曾经的许诺如轻烟而逝。强权者逻辑,就是这样。后来,劳伦斯在其回忆录里承认:阿拉伯人的士气是我们赢得东部战争的主要手段。我向他们保证,英国将信守诺言。在这种许诺之下,他们干得十分漂亮……(对于欺骗行为)我时常深深愧疚。

同样,完成了西欧的征服,希特勒的目标明确,《世界事务的中东》描述说:希特勒制定并实施其从南北两路包围中东的钳形攻势。在南路,希特勒怀着与1798年拿破仑同样的野心,企图通过占领北非国家,特别是把埃及当做一块跳板,借以从欧洲大陆跳入印度洋;在北路,希特勒抱着与德皇威廉二世同样的梦幻,企图循三B铁路故道,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和苏联的高加索山脉南下波斯湾,与南路会师,完成钳形攻势。——苏德之战,无可避免。

中东当然是希特勒德国的梦想所在。当然,还有由此往东的远东。

没有意外,德国战败。德国人没有夺走英国人的权力。只是,中东的争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即使胜利者英国、法国亦将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曾经拥有的权力开始摇摇欲坠。过度追逐或捍卫权力,最终也将伤害权力拥有者本身。

石油公司们的中东:权力基础

石油当然是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但是,我们的观察仅止于此,将失去纵深维度。

“二战”之后,按马歇尔一揽子计划里的数据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欧能源消费结构中,有90%来自煤炭。由此可见工业发达并领先的国家,比如英国、德国对石油的重视,在当时之超前。战后经济重新启动,数据表明:1947年欧洲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仅占欧洲进口石油的43%,一年后即迅速增为66%,1950年则达到了85%。

问题是,谁向欧洲提供了这些中东的石油?石油虽为国家利益所系,但并非国家本身提供石油产品。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石油作为产品生产及流通的现实状况。这种粗疏,任何立论都嫌空洞。所以,失去对石油公司尤其是其权力的观察,我们无可理解权力变迁。

除了英波公司的伊朗石油,最为关键的是中东石油控制条约(1920年《圣雷莫协定》),即土耳其石油公司的股份结构安排:英波石油公司47.5%、英荷壳牌石油公司22.5%、法国石油公司25%、古尔本金5%。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获胜,保持住了自己对中东的控制。但是,这份具体保持对土耳其石油公司的股份控制的协定,却面临挑战。

1911~1920年,美国的石油消费增长了90%;这一期间,美国机动车从180万辆增至920万辆,因此迅猛增长,石油供应能力成为美国人普遍的担心。而美国矿产局局长1919年预计:“在今后2至5年内,我国油田生产将达到上限,此后我们将面临日益加快的下降阶段。”对未来石油短缺的担忧,迫使美国石油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的石油来源。中东的石油,对美国人而言,当然重要。但是,《圣雷莫协定》拒绝了美国公司,这一协定规定:非经土耳其石油公司共同合作,任何公司将不可进入这一地区开发。如果说,“一战”之前,土耳其石油公司还有25%股份归德意志银行所有,而美国控制了德国的石油供应,因而可以间接进入中东,那么,作为参战国并是胜利方的美国,战争结束后反而失去了机会。

美国公司不能进入缅甸、印度与波斯,现在又挤不进最有石油潜力的奥斯曼帝国。《石油战争》里记录:1921年4月21日,美国国务院代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正式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参与中东的石油开采,英国外交大臣柯曾勋爵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发了一封简短而又粗暴的回信,声称在英国控制下的中东不允许任何美国公司进行石油开采。

两届美国政府——威尔逊政府与哈定政府,都坚定地支持美国石油公司的海外扩张;而且针对英国的粗暴,美国威胁说新泽西石油公司将切断对英国的石油供应。1922年,美英石油公司开始谈判,6年后土耳其石油公司(此时改名为伊拉克石油公司)重新确定股权结构:英波石油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法国石油公司以及代表美国石油公司利益的近东开发公司各占23.75%的股份,古尔本金仍控制5%。美国公司终于挤进中东,代表美国的是5家公司:埃尔索(新泽西标准石油)、美孚(纽约标准石油)、海湾炼油、大西洋炼油和泛美石油。

签订这份新协定,土耳其石油公司创始人古尔本金说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他拿起一只红铅笔,在一幅中东地图上沿着已不复存在的奥斯曼帝国的边界画了一条线,确定了联合经营的范围,于是这个影响深远的石油协定从此以《红线协定》而著名。

只是,红线未能阻挡住美国公司进入中东的步伐。

正当美国石油公司(近东开发公司)挤进《红线协定》之际,美国加州标准石油公司购买了巴林石油的租让权,这引发了美国与英国一年时间的外交交涉。最终加州标准石油仍拿到了巴林租让权,只是这里产量有限;随后,以巴林作为跳板,1933年,加州标准石油公司与沙特签订租让权协议;后来证明此举足够英明,沙特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而美国公司在沙特取得了近113.92万平方英里的租借地,相当于美国国土面积的1/6,占沙特国土的70%。同一年,英国的英波公司与美国的海湾公司各持股50%,又拿下了科威特的联合开发权。之后,更多美国的独立石油公司以各种方式进入中东。

至此,仅在1933年,美国在中东石油所占份额是:红线范围之内(原奥斯曼帝国版图)占23.75%,在巴林与沙特占100%,在科威特占50%。此比例已具领先之地位。重新分析英国捍卫自己中东权力的两次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倾其全力的战争,若以石油资源争夺为例,其实已然落空。这种悄无声息的权力演变,实则意味着控制范式的变化。“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美国已控制中东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的42%。之后,除上述巴林、沙特与科威特的份额外,美国新增的石油版图包括伊朗的40%,伊拉克的25%。

我们回到“二战”结束后,欧洲尤其是西欧对中东石油依赖的大幅增长,其利润流向当自明确。美国政府根据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131亿美元的贷款,其中购买美国石油公司在中东生产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就花费了13.896亿美元。

传统以殖民地安排控制世界的方式,以石油为例,迅速被要求门户开放、跨国公司进入的美国方式取代。经典的地缘政治分析模型,至此必须建立跨国公司参数,至少必须以此为基础理解权力安排。非此,任何分析都将失之武断与片面。未来的石油战争与作为武器的石油,亦须循此结构进入观察。

苏联与英国:进入与退出

“二战”结束后的中东,还是曾经由英国控制的那个中东吗?两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各民族独立的高潮时期,殖民地的控制范式迅速衰落,这是更重要的背景;在相当意义上,跨国公司的模式迅速填补了曾经的控制方式退出所留出的空白。换言之,以殖民地方式创造全球霸权的英国,在这一浪潮之下,如何退出中东?

“二战”结束后,中东的新问题是以色列建国。

犹太复国运动始于19世纪末期,1917年这一运动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当时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信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负责人说:“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这个目标的实现。”这个《贝尔福宣言》,对于正在进行“一战”的英国,《二十世纪中东史》分析说:最深远的动机是为了在战后分割奥斯曼帝国,控制中东,将巴勒斯坦变成一个大规模犹太人居住地。世界大战所改变的全球或地区格局,极其纷繁。同样,“二战”结束后,以色列建国获得更为实质性进展,1947年的联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181号决议,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至此,阿以(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延绵至今。

一般史论认为,“二战”打破了以维持欧洲均势为中心的传统国际政治格局,而苏联与美国经此大战迅速崛起。《雅尔塔协定》即为这两个超级大国按“大国治理”模式划定各自势力范围的关键文件,欧洲、亚洲的东亚与东南亚——“东西方”,“各归其位”。但是,《二十世纪中东史》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唯有东西方之间的中东尚在两大阵营的势力范围之外,因而,双方在中东的争夺也就更加激烈。”

中东内部的阿以冲突,显然构成超级大国进入这一区域的关键借力所在。

殖民地与跨国公司两种范式的转换,并非“无级变速”般自然顺畅,其间关键一役,是埃及与以色列的苏伊士运河战争(1956年)。简而言之,1952年纳赛尔与他的“自由军官组织”获得埃及的领导权后,开始与埃及曾经的控制者英国谈判收回苏伊士运河。谈判结果,英国最后一批军队,于1956年撤离埃及,结束英国占领埃及74年的历史。但是,英国岂能甘心?

埃及总统纳赛尔决定在尼罗河中游兴建阿斯旺水坝,这一工程预计耗资至少10亿美元,各种融资手段使用后,最后一法,纳赛尔决定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用运河的收入来建设阿斯旺水坝”……这一举措引发了以色列与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极具大阿拉伯情怀的纳赛尔在开战之日,将这场战争意义提升至阿拉伯民族未来的高度:“这是我们现在涉入的战争。这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方法和战术的战役,这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前锋以色列的战役。……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进展。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胜利。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前进。”而战争爆发前,英国、法国与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先由以色列向西奈发动进攻,然后英法向运河区进攻,切断西奈埃及守军的退路。”刚刚撤完军队的英国,希望借此方式重回埃及?

但是,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都坚决反对英国在这里采取军事行动。理解美国人的反对,仍须回到殖民地与跨国公司范式的转换结构里观察,基辛格在其《大外交》里解释说这种反对:“(美国人)不愿跟英国的殖民传统扯在一起,认为这将很难自圆其说。”

美国的强硬,将事实上美国、英国的实力水平明白地表现出来。无论英国还是法国,更深介入战争,没有美国支持已无可能。当时任埃及宣传部门主管的萨达特,对这一局面写道:“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美国的最后通牒(反对战争)使得英国和法国归于适当定位,既非大国,亦非强国。”英国及其殖民地模式,至此,退出中东并且消亡。

苏伊士运河战争,从美国人的角度观察,达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态势呢?基辛格引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阿登纳的判断:“法国和英国将不再是堪可与美国和苏联并驾齐驱的大国。德国也不会。他们要想在世界扮演决定性角色,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团结起来以欧洲为一体:欧洲团结将是复仇之路。”对于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检讨,英国却选择另外的道路,基辛格说:“英国不采取欧洲团结的做法,却选择了永远追随美国的政策。苏伊士事件之前,英国早就认识到它必须仰赖美国,只不过继续以大国姿态行事罢了。”

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前,埃及即为各方势力极力争取的关键国家;经此一役,在政治上,埃及以及纳赛尔确定了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位。

跟英国事实上的退出相反,与美国相对抗的苏联,却凭此时机挤进中东。《二十世纪中东史》描述说:纳赛尔的革命,在赫鲁晓夫看来,“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政治中心”。由此,埃及成为苏联进入中东的关键国家。“1955年9月,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销售了2亿美元的军火,次年又销售了4.4亿美元的军火。”以埃及为枢纽,苏联成功入围中东。

英国退出中东后的权力真空,填补者已经出现:美国与苏联。只不过,传统的殖民地方式已然失去效力,而新权力结构性要素,则为跨国公司,它作为一种更有力却隐而不彰的存在,实际上串联起强权国家与资源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资源消费国。同时,中东的特殊性,至少早期多数冲突之根源,仍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联。

“二战”之后,新的全球性权力要素,经苏伊士运河一战,完成定型。有意思的是,这一多元权力结构,给中东无数英雄提供了创造历史的机缘。

萨达特的战争:以战致和

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让当时的宣传部门负责人萨达特意识到:“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1970年,萨达特出任埃及总统,他在自传里他说:“纸牌的99%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尽管这让人生气。”要注意的是,萨达特说这些话时,埃及与苏联是盟国。

不过,只是选择性地注意萨达特对美国的赞美,必将偏颇。作为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埃及在纳赛尔时代,被基辛格描述说:“纳赛尔竟然手法灵活,玩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以,我们理解埃及,必须从埃及自身的国家利益进入。有意思的是,外部条件也极有趣。萨达特在其自传里描述他接任总统后第一次去苏联:勃列日涅夫问:“你是否知道清单里有4架米格25的战斗机?我再给你提供30架。”——这一说法解脱了先前萨达特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国防部长的争吵。那个争吵的原因是,苏联人说可以提供飞机,但飞行员必须由苏联指挥。萨达特当然断然拒绝。不过,米格飞机缓和了他们的争吵。4架米格25的苏联飞机果然到了埃及,但萨达特仍无权指挥。埃及最后通牒:要么卖给我们,要么开走。结果苏联人将飞机开回去了。

作为大国的附庸,从来没有愉快。既然纳赛尔可以玩弄两个大国,那么萨达特为什么不可以?只是,萨达特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不仅仅出于“玩弄”目的。1972年,萨达特简单直接:将全部1.9万名苏联军事专家驱逐回国,离开埃及。

“二战”之后,40多年时间里,美苏两国以“冷战”的方式在全球争霸,这是我们过去的历史。但是,回到中东,回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两个国家在中东的真实状况如何?无此观察,当无可理解萨达特以及埃及的选择,当然也无法理解中东经“十月战争”一役而带来的结构性变化。

简单看,美国的石油公司虽然在中东占有绝对的石油资源控制权,但直到1972年,美国也仅有5%的石油进口,而且中东只占进口的18%。中东石油,作为国家能源结构比重,在此刻,对美国影响有限。再看苏联,“二战”之前,苏联即为重要的石油出口国;“二战”结束后,1958年苏联的石油产量接近当时世界第二位,出口量更巨,是美国石油生产的主要竞争者。由此来看,中东的美苏之争,深层因素,当然是意识形态而非单纯资源。至此,当苏联建立以埃及、叙利亚为主轴,美国完成以沙特、伊朗为支撑的中东控制体系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表现为埃及与以色列的冲突背后,只是美苏两国意识形态的征场而已。争斗20年后,两国当然耗资不菲。70年代,“不战不和”维系阿以现状,成为两国主体政策选择。

在《我的一生》里,萨达特描述他接任埃及总统之际看到的美国人的一份关于埃及的经济形势分析:他们在报告里说:“让纳赛尔去叫喊吧。不久,他们就会因为经济因素,而跪下求饶!”萨达特找来埃及财政与经济部长,很遗憾,美国人的报告不是心理战。部长说:“国库空了。我们濒临破产边缘。”发展经济,而非成为阿拉伯革命中心,成为萨达特的选择。循此逻辑,经济之发展,需有和平之格局——“不战不和”,美苏双方都拒绝了埃及发展之选择。

如此一来,和平竟需由战争来获取。这其间多重转折,基辛格说得明白:“萨达特不指望在领土方面得到多大的好处,而是希望出现一种危机以改变各方处于僵化的态度——从而开辟通向谈判的大门。他的目的与其说是着眼于军事,不如说是出于心理和外交上的。”

埃及与以色列的战争,虽经“六五战争”形成埃及出战、阿拉伯产油国出资的惯例,但回到埃及、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能力比较,胜算仍是未定。埃及《金字塔报》编辑法赫米·胡韦达在其专文里比较:1971年国防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埃及占21.7%、叙利亚9.8%、以色列23.9%;而花在每个士兵身上的钱,埃及4600美元,叙利亚1571美元,而以色列平分在正规军每个士兵身上则达59360美元;即使加上后备军,每人的平均数也高达19273美元。“阿拉伯国家无论何种数字,都远远低过以色列的最低水平。”

结果,“三流的国家,发动了一场一流的战争!”这是萨达特的天才所在。

“十月战争”,在15天的战斗时间里,击毁坦克总数估计有3000辆。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场最大规模的坦克战——蒙哥马利与隆美尔在北非进行了6个月的坦克会战,最终双方损失的坦克也不过650辆。但是,战争以及胜利,并非萨达特的理想,只是手段。

1977年11月,萨达特打破埃以之间30年来的敌视与对抗,对以色列进行历史性访问。在机场,他对不相信他的选择、认为这一如“十月战争”时的诡计的以色列参谋长穆尔·古尔说:“我绝不玩道德上的诡计。战略与战术上的诡计是允许的,但我不赞成道德上的诡计。”萨达特的选择,完成一种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史上伟大的逆转,即由对抗而谈判。为着这一和平的目标,埃及与萨达特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放弃大阿拉伯的幻象;将主导中东的政治权力让渡于石油,即经济权力。历史学家评论萨达特:“没有野心去统率一个疆域从大西洋到波斯湾的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作为一名埃及民族主义者,他想集中精力振兴埃及而不是实现泛阿拉伯主义的梦想。”

“十月战争”的传奇当然不止于此。埃及驱逐了苏联专家,结果在战争真正爆发前,苏联人运来了他们3年前即许诺的武器。可是,当战争结束,苏联人却发现日内瓦和会的会议室里没有了他们的座位——可苏联却是战争和解谈判日内瓦和会的发起者之一。埃及与叙利亚选择美国、选择基辛格进行斡旋,并在斡旋下达成脱离接触协议。

在埃及,苏联也出局了。

石油作为武器:权力位移

全球石油储量,每次新的探测,都会有新的数值出现,通观下来,在已探明的储量里,中东占有全球储量的2/3。但是,迟至上世纪70年代,无论美国还是苏联,在其本国石油这种战略资源的结构上,对中东石油,并无依赖。这构成了另外一种结构,即控制者与消费者的分离。

谁更依赖中东石油?欧洲,尤其是西欧。以1973年1~6月统计,中东石油所占国家石油比,最高为意大利79%,最低为英国63%;除此之外,日本亦高达76%。

如果回到石油的具体生产与流通,与控制者/消费者分离一样,资源所有者(中东国家)与资源的生产者(跨国公司),同样存在着分离。那么,当沙特国王费萨尔决定把石油作为一种武器来使用之际,相互依存,原本未为外人所知的隙缝,随即清晰展示。复杂的权力关系,因此战争有了结构性的变化。相对于萨达特的埃及梦想及其实现,他的十月之战,间接的价值更重要,完成了各种石油权力基础结构调整。只是它不像战争那样具有高度传播性而已。

资源所有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冲突,最早发生于伊朗。按西·内·费希尔的《中东史》统计:1947年,伊朗政府仅从石油产地使用费和税款中收到1988万美元,而英国政府却获得利税5600万美元。1951年伊朗国会通过关于石油工业国有化决议,随后当选的首相摩萨台坚决执行石油国有化……两年后,伊朗政府失败,巴列维国王执政。美国也由此进入伊朗,后来伊朗在近30年时间里,一直是美国在中东的一根支柱。坚持国有化的首相摩萨台,却被伊朗当局以谋叛罪判处3年徒刑,国王为他减刑1年半。伊朗后来的种种变故,这是起因之一。跨国石油公司,研究它不可忽视之处是它的背后始终有公司所在国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永远没有纯粹的经济,有的是政治经济。早期美国政府对中东石油的利益让步,是沙特,1950年因为朝鲜战争缘故,美国需要稳定的石油保障,促成阿美石油公司与沙特实行利润平分。由此,又诞生美国在中东的另一支柱:沙特。

真正改变资源国与跨国公司关系并获得成功的例证,来自利比亚的卡扎菲。利比亚因其石油工业后发格局,采取了高度分散的租让模式,有17家石油公司在84个租让地上中标。那么,当苏伊士运河冲突发生,油轮运输中断之际,利比亚的地利价值得以显现——可直接而迅速穿过地中海运抵意大利或法国。1969年9月,卡扎菲推翻了亲西方的伊德里斯国王,随即要求石油公司提价……卡扎菲竟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枯燥的石油专门书籍里评论利比亚与卡扎菲对于中东国家的价值:第一,显示了政府还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来增加收入(之前只是提高产量,而产量越高价格越低);第二,跨国石油公司单方面决定原油标价的权力被打破了。此举的价值是,产油国重新开始争取主权和对本国石油资源控制权的斗争。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温和的沙特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平衡器。阿以冲突,美国军事援助以色列,用以达成阿以平衡;而石油安全,储量最大石油生产国沙特不介入阿以冲突,即可保证。但是,“十月战争”,费萨尔再三向美国申诉阿拉伯国家权力与主张遭拒之后,石油作为武器,无可逆转。阿以冲突与石油安全两个先前断然分开的部分结合之后,格局巨变。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实行选择性禁运,以及提高石油价格之后,欧洲和日本立刻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拉开了距离。利益差异,美国与其传统盟国因石油而导致国际政策出现巨大裂缝;其结果,又反过来促使跨国公司与资源国关系的重新定位——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迪拜的石油业全部实现国有化。因此一役,石油输出口组织正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并成为国际石油市场决定性力量。石油权力在大规模位移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权力。

1973年的“十月战争”,石油作为武器登上历史舞台,作为一种新的权力方式,它所改变的世界直接而迅速。仅仅8年时间,1981年,石油价格由曾经的2.12美元,一路飙升到36~40美元。全球经济在经历石油冲击后,进入新的运行周期。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但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崛起,这似乎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

高油价对全球经济巨大影响,甚至对石油输出国也未必无弊,这当然是“十月战争”带来的真实现实。但拉开一定的时间距离后,新的疑问出现了:谁是高油价的受益者?

以此次石油战争的“主战场”欧洲为例,复旦大学博士赵庆寺在其论文里梳理说:实际上,由于欧洲在1973~1974年的暖冬和油价上涨,欧洲石油消费下降,欧洲石油市场从未有过真正的短缺。1973年12月到1974年3月(禁运期间),主要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的可用石油只比上年同期低了5%。但是,真实的状况在那个时期,并不被人们相信与需要。甚至在进口中东石油极少的美国,公共舆论分析者扬克洛维奇在一份备忘录里写道:“民众正日益担心国家将耗尽能源。各种情绪结合一起已经造成一个由错误的消息、怀疑、混乱、恐惧交杂在一起的不稳定的公众情绪。”当年美国的舆情调查表明,认为国家会好起来的公众,1973年5月为62%,而11月则降至27%。

除了埃及以及中东石油输出国,石油危机没有其他受益人?世界没有这么简单。在公众情绪极度混乱、充满怀疑与恐惧的美国,国会听证会是解决此种危机的一种途径。最有名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领导的参院常设调查小组主持的听证会,结论是:谴责石油公司提价赚取“肮脏利润”。石油公司利润从1972年的69亿美元增长到1973年117亿美元,1974年又增到164亿美元。即使从中东国家的角度观察,当年《金字塔报》总编辑海卡尔也描述说:“说来荒谬的是,正当人们认为存在着一场能源危机的时候,正当美国处于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抵制的情况下,美国石油公司却获得空前未有的高额利润。据估计,1973年阿拉伯国家从石油涨价中获得了600亿美元,石油公司除了从原油中所应获得的利润外,又从各种附属的业务活动中获取利润,这样一来,产油国每获得1美元,它们则大约获得7美元。”

当时的美国媒体基本倾向阴谋论的解释,《石油战争》的作者对“十月战争”的理解更是如此。媒体一般所论:基辛格策划了这场石油危机以提高美国同欧洲和日本的竞争中的优势;而此举则又可转移美国公众对尼克松“水门事件”的关注。所以,海卡尔描述说:“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上的统治正受到西欧、日本和中国这三个新来者的挑战。1973年以后,西欧和日本的挑战完全消失了,而中国则仍旧站在场外旁观。到头来,还是要由美国人来决定石油价格。”

争夺石油的战争,与把石油作为武器的战争,结果当然会出乎一般人想象。对美国进行石油禁运的这次“战争”,其结果,公允的评论来自赵庆寺:“石油禁运和国际石油涨价,美国继续从这种激进的变化中获益。首先,国际石油公司在石油危机之后获得了大量利润,大部分国际石油公司属于美国;第二,由于美国对进口原油依赖程度有限,美国能够使自己的能源定价体系脱离国际石油价格。由此使得美国工业比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工业享有更多的成本优势,因此美国能够在新形势下取得巨大的优势。”结果在意料之外吧。放松一些,不妨借用德国首相俾斯麦100年前的调侃:“上帝对傻瓜、醉汉和美国给予特别的保护。”

石油,一种可以控制所有国家的战略资源,其控制与反控制,永远是高智力的活动。传统地缘政治所未及涉及的跨国公司,拥有何种权力以及如何行使权力,仍是未曾明确的阴影所在。一场战争所带来的权力变迁,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观察。

更复杂的后来

萨达特启动的这场“十月战争”,可以肯定至少有一个失败者:被埃及抛弃的苏联。但是,历史的进程可以轻易地乐观或悲观?失去了中东埃及这个关键支撑点,苏联退场了吗?没有。1979年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这当然可以被视为寻找中东的另一支撑点。

从石油危机里获益的美国,当可乐观?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1979年11月4日,伊朗发生人质危机事件,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工作人员被扣留成人质。油价由此再度飙升,史称第二次石油危机。经营近30年的美国在中东的一个支柱,瞬间倒塌,至今仍未修复。

1980年9月23日,伊位克、伊朗之间爆发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

……

更为深刻的变化是,1994年,原本无须依赖外国石油的美国,其进口石油占其全部消耗量的50.4%,首次超过国内需求量的一半,而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又占到进口总量的一半。在这一事实之下,1991年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以及此后推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其基础性动力,一目了然。

这场海湾战争,加之此前发生的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冷战”宣告结束——所以,多数研究者将海湾战争定义为:美国在中东取得了主导地位。

中东权力果然定于一尊?1993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3年内引发的争论,“超过了这本杂志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亨廷顿论述说:“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实现之后又都反对西方价值而复兴本土文化,实现自我伸张。”那么,循此所论,在新的权力结构下的中东,将会有什么样的未来?亨廷顿的答案是:(伊斯兰与西方)文明的冲突。

(所需资料得到实习记者张冉、李琳熙帮助)

中东国家资讯

利比亚

全称

地理位置

国土面积

首都

人口

官方语言

宗教信仰

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The Great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

位于非洲大陆北部,东邻埃及,西邻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南邻苏丹、乍得和尼日尔

176万平方公里

的黎波里

617万(2009年2月),以阿拉伯人为主,其他人口为柏柏尔人、犹太人等

阿拉伯语

95%以上人口信奉伊斯兰教

古代利比亚包括互不统属的三个核心部落地区:北部的黎波里塔尼亚、东部的昔兰尼加和南部的费赞,此外还有约500个大大小小的其他部落。利比亚全境90%以上是沙漠或半沙漠,在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三个地区之间的联系远不如它们同相邻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密切。因此,古代利比亚并没有建立一个独立和统一的国家,一个又一个入侵者的统治构成利比亚的历史:北部先为罗马帝国领地,7世纪时为阿拉伯人征服,16世纪初,并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20世纪初,土意战争后,又沦为意大利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部地中海沿岸地带曾为英国军队占领,南部内陆地区曾为法国军队占领。

“二战”后,这个古老国家殖民统治结束,1951年12月24日,成立由伊德里斯一世为国王的利比亚联合王国,根据宪法规定,利比亚是由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个具有半自治地位的省组成的联邦制国家。但是国家治理并不容易,众多的部落分别联系着人数众多而有着不同利益需求的居民,而历史背景和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间又存在着明显的矛盾。1953年,利比亚和英国签订了30年的“友好同盟条约”,1954年,又和美国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协定规定,美国不仅可以保有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还可以使用的黎波里附近的空军基地20年。这一政策引起了许多利比亚人的不满。1969年,27岁的青年军官卡扎菲发动了不流血的“九月革命”,以其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宣布建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从此,卡扎菲执掌利比亚政权42年直至今天,按照自己的设想改革利比亚。

卡扎菲的夙愿是将阿拉伯世界统一起来,他确定了伊斯兰教的指导原则,认为伊斯兰教是当代“最完美的规则”和“社会安定的因素”。1970年纳赛尔逝世后,他认为只有自己才是阿拉伯统一的新一代发言人。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王国(Kingdom of Saudi Arabia)

位于亚洲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岛。北部与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交界;东南部与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接壤;西南与也门毗邻;西隔红海与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相望;东濒巴林湾和波斯湾,与巴林和伊朗相对

225万平方公里

利雅得

2710万(2010年),绝大部分为阿拉伯人

阿拉伯语,通用英语

居民多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约占85%,什叶派约占15%

沙特阿拉伯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半岛阿拉伯半岛,在历史上是闪族,即阿拉伯各民族的发源地,也是阿拉伯帝国最早的政治中心。沙特之名取自古老的沙特(Saud)家族,该家族系阿拉伯人两大先祖之一的后裔,16世纪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1932年,该家族的阿卜杜拉·阿齐兹·伊本·沙特(Abdul Aziz ibn Saud)历经31年戎马生涯,打败敌对部落和各酋长国收复传统的家族领地,宣布在阿拉伯半岛成立王国。

沙特家族信奉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该教派教义严厉要求遵守沙特家族18世纪中期传播到整个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法律。重新统一的阿拉伯王国实行政教合一的君主制,王位一直在老国王的子孙中有序传承,一切法令都以《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遗训为根据,国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1992年3月1日,法赫德国王颁布治国基本法,明确规定沙特阿拉伯王国由其缔造者子孙中的优秀者出任国王。在沙特家族历任国王的领导下,沙特阿拉伯由一个贫瘠的沙漠国家逐渐发展为富裕的“石油王国”,政治改革和外交策略也逐渐成熟。“二战”后席卷全球的民族民主革命、80年代的两伊战争和油价暴跌的影响以及90年代的海湾战争,均未能影响沙特王国的立国根基。

1927年,阿齐兹国王与英国签订了《吉达条约》,使之处于英国“保护”下尚未统一的内志地区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地位。1943年5月沙美建交,1945年,阿齐兹国王和罗斯福在美国“昆西号”巡洋舰上会面,美国从这次“坐在各自轮椅上的两个病人的直面交谈”中获得了自由使用波斯湾港口、修建巨型空军基地和修建横贯阿拉伯的输油管等诸多方面的特权。

1973年的“十月战争”给沙以关系带来了巨大改变,高举“石油之剑”的第三任国王费萨尔(1954~1975年在位),成功组织了中东石油生产国对美国和西欧的石油禁运。最终在1980年,沙特政府通过支付赔偿费收回了被阿美石油公司控制了40年之久的石油主权,掌握了自己国家资源的命运。(张冉)

伊拉克

伊拉克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raq)

位于亚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北接土耳其,东临伊朗,西毗叙利亚、约旦,南接沙特、科威特,东南濒波斯湾

441839万平方公里

巴格达

2580万,有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等

阿拉伯语和库尔德语,通用英语

居民中96%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约占60%,少数人信奉基督教或犹太教

伊拉克是古代巴比伦和亚述两个帝国的遗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从这里入海,是世界四大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7世纪,阿拉伯帝国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巴格达成为阿拉伯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6世纪受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后,则是英国或直接或间接控制着这片土地。1921年8月,在阿拉伯人中有影响的叙利亚前国王费萨尔被英国送派到伊拉克,宣布伊拉克独立,仿照英国的制度安排,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费萨尔王朝。

1932年,伊拉克成为国际联盟成员国,委任统治宣告结束,正式获得独立。然而,英国仍在伊拉克保留了两个空军基地。1958年7月14日以卡赛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他奉行酷刑主义,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复兴党,反对纳赛尔的政治纲领。

1963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推翻卡赛姆,建立以该党为主的政权,但由党外人士阿里夫任总统。1979年7月,萨达姆·侯赛因接任总统。萨达姆一直试图成为阿拉伯的领袖,率先现代化的军队,为萨达姆提供了对外扩张的可能。

1980年伊朗正爆发伊斯兰革命,两伊边境一系列冲突事件后,9月22日,萨达姆·侯赛因发动了持续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1990年,长期存在于伊拉克与科威特两国之间的石油政策、领土纠纷和债务问题等争端日趋尖锐,8月2日,伊拉克突然出动10万大军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爆发。

8 of 9

经历了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后,伊拉克道路、桥梁、电网等基础设施和石油设施遭到破坏,经济停滞、濒于崩溃。除了联合国的制裁,多数阿拉伯国家也停止了同伊拉克的官方往来,但主张维护其统一和领土完整。2003年,美英以伊拉克继续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为由,联合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进攻,4周后,萨达姆政权垮台。(张冉)

以色列

以色列国(The State of Israel)

处地中海的东海岸,与亚洲及非洲相连,西临地中海,北接黎巴嫩及叙利亚,东接约旦,南面与埃及及红海为邻

根据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规定,以色列国的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目前实际控制面积约为2.5万平方公里

建国时初设特拉维夫,后宣布迁都耶路撒冷。1980年7月,以议会通过法案,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的与不可分割的首都”

680万(2004年),主要是犹太人(约占76%),其次是阿拉伯人、德鲁兹人等

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通用英语

犹太教,伊斯兰教

1948年宣布建国的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犹太人祖先为希伯来人,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血缘上与阿拉伯人相近。他们很早就从阿拉伯半岛的北部迁移到巴勒斯坦,建立了古希伯来王国。公元前8世纪开始,巴勒斯坦先后被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和希腊人征服。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占领巴勒斯坦,犹太人被迫外移。

虽然基督教《圣经》的“旧约”部分与犹太教《圣经》的内容几乎相同,但两种宗教的区别在欧洲长期以来深刻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不断被利用。犹太人在欧洲国家长期受到歧视、迫害和杀戮,“二战”时达到了顶峰,约600万犹太人死于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面对欧洲日盛的排犹风潮,犹太复国主义的呼号也渐渐高涨。从1882年俄国一部分犹太知识青年发起重返巴勒斯坦的运动起,一直到1948年5月以色列国正式建立,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前后掀起过7次“阿利亚”(希伯来语,意为流亡者的聚集)行动,总共约55万人回到巴勒斯坦。

处在周边阿拉伯国家包围中的以色列,开始了与阿拉伯世界长达半个世纪的纷争。从1948到1973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共经历了4次中东战争。

1974年6月拉宾出任以色列总理后开始寻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途径。当了27年军人、曾任以色列最高军事长官的拉宾知道,军人的职责是赢得战争,而政治家的职责则是为他的人民赢得和平。直到1991年10月,他“铸剑为犁”的愿望才得以实现,中东和会在马德里召开,确立“土地换和平”的基本原则,阿以间开始艰难的和平谈判。1994年,拉宾因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所做的努力而获诺贝尔和平奖;次年在特拉维夫国王广场上的和平集会上,犹太极端分子向他连开3枪,1小时后不治身亡。这是继萨达特之后,第二位为和平献身的中东国家领导人。(张冉)

埃及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地跨亚、非两洲,大部分位于非洲东北部,只有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西奈半岛位于亚洲西南角。北濒地中海,东临红海

100万平方公里

开罗

8155 万(2010年),主要为阿拉伯人

阿拉伯语,通用英语和法语

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

埃及历史悠久,公元前3200年就出现奴隶制的统一国家。但在历史上,埃及曾多次遭外来入侵,先后被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所征服。19世纪末,埃及被英军占领,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一战”后的华夫脱独立运动,迫使英国于1922年有条件地承认埃及独立。1936年成立法鲁克王朝。

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成立“革命指导委员会”,掌握国家政权。1953年6月18日废除帝制,成立“埃及共和国”。3年后,纳赛尔作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成为埃及的第二任总统。纳赛尔随后放弃西方政权的青睐,转而投向以苏联为首的阵营,后又领导并策划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东战争,使埃及成为中东民族主义力量的象征。

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苏伊士运河地位重要,英国曾长期控制。“二战”后,英法两国试图维持殖民存在,尤其是维护运河控制权,便联合以色列发动了军事行动,苏伊士运河危机演变为中东战争。埃及尽管在军事上失利,但却在政治和实际利益上成为胜者,并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树立了大国地位,纳塞尔也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

苏联由于在这次战争中向埃及提供了武器支持,两国关系进入了所谓“蜜月期”。但苏埃之间的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纳塞尔要充当阿拉伯世界领袖与代言人,并不允许埃及共产党的合法存在。美国乘机行事,向埃及提供了价值5亿美元的小麦,并表示愿为阿斯旺水坝后期工程提供资金,还允诺埃及全部留苏学生转到美国学习。苏联于是追加贷款支持,挽回与埃及的关系。不过,1967年中东“六五战争”中苏联出卖埃及,为埃及反目再埋隐患。

1970年纳赛尔逝世后,萨达特继任总统。在他任内完成了摆脱苏联的控制、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同以色列和谈等一系列震惊世界的举措。1977年,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下,萨达特和贝京在1979年以极大的勇气开启了中东和平的第一扇门,埃及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随后,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遇刺身亡。

萨达特总统遇刺时,身旁的副总统穆巴拉克侥幸躲过一劫。作为“二战”后在职时间最长的埃及统治者,自1981年他任总统后,经过4次连任在位30年之久。其领导的埃及因为最近20多年来配合美国推进中东和平进程,被认为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世界的盟友之一。(李琳熙)

土耳其

土耳其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urkey)

国土包括西亚的安纳托利亚半岛以及巴尔干半岛的东色雷斯地区,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并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

78万平方公里

安卡拉

7200 万(2006年),主要民族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

土耳其语

99.8%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

地跨欧亚两洲,97%国土位于亚洲。其著名城市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曾经是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盛极一时,但随后便逐渐衰落,成为周边列强争相蚕食的对象。苏丹首先在国内发起西方化改革,但这并未能挽救土耳其的命运。“一战”后西方强迫土耳其签订《色佛尔条约》,遂引发凯末尔革命。奥斯曼时代结束后,土耳其开始走入现代社会。

为使土耳其走向西式现代化,凯末尔领导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运动,内容包括宗教革命、服饰革命、文字改革、妇女解放等方面,凯末尔因此被尊为“现代土耳其之父”。但其西化为主导内容的政策导致了许多问题,比如废除阿拉伯字母,改用罗马字母拼音,甚至为推行服装改革先后开除65万女学生的学籍等等。这种现代化改革割裂了民族性和历史文化传统,不仅未能使土耳其完全实现西化,还因此产生了库尔德人问题。有着1400万人口的库尔德族人是土耳其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府力图打压和同化库尔德人,如禁止库尔德人使用库尔德语,但最终未能成功,导致东南部地区长期不稳定,这也成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重要障碍。

土耳其将加入欧盟视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自1923年建国以来,其外交重心一直在西方,同时又与美国保持传统战略伙伴关系。加入欧盟除了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关系到土耳其对国家身份的定位。2010年,土耳其公投通过修宪案,结束了1980年军事政变后制定并于1982年开始实施的现行宪法。新宪法与欧盟所要求的“民生宪法”相一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将其视为加入欧盟道路上的里程碑。为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土耳其此前还开始对库尔德人的文化和权利表示尊重。但2011年2月25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在访问土耳其时重申其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立场。土耳其加入欧盟依然困难重重。(李琳熙)

叙利亚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位于亚洲大陆西部,地中海东岸。北与土耳其接壤,东同伊拉克交界,南与约旦毗连,西南与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为邻,西与塞浦路斯隔地中海相望

18.5万平方公里

大马士革

2050 万(2008年),阿拉伯人占80%以上

阿拉伯语

伊斯兰教的人约占90%,另外还有基督教等

古代叙利亚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而不断受到各方强国侵扰。从公元前8世纪起先后被亚述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欧洲十字军、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奥斯曼帝国等侵占或统治。1920年沦为法国委任统治地,1946年叙利亚获得完全独立。国家规模不大的叙利亚,却依靠强力统治成为中东地区的重要角色。独立之初,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民族政府的多次分裂,最终务实派代表阿萨德脱颖而出。在其执政的30年内,逐步建立起了政治权威,并实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稳定,经济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较大发展。

阿萨德上台后,一直把“大叙利亚”作为自己的追求。这个概念曾经过黎巴嫩思想家安东·萨阿德的梳理而广为传播。阿萨德指出: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乃至约旦都是“天然叙利亚”的一部分,于是他开始借黎巴嫩爆发内战之际参与其内政。

在黎巴嫩内战中,3.5万叙利亚军队于1976年以“阿拉伯威慑部队”名义进驻黎巴嫩。内战稍告一段落,“阿拉伯威慑部队”便开始撤离,叙利亚则继续保持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塔伊夫协定》明确提出叙黎“特殊关系”,1991年5月叙、黎签署的《叙黎合作协调兄弟关系条约》,规定叙、黎两国将保持特殊的兄弟般的国家关系,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进行全面的合作与协调。

作为实现中东和平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叙黎关系备受国际社会瞩目。2005年黎前总理哈里里遇刺后,叙利亚迫于国际压力,结束了在黎巴嫩长达29年的军事存在。2008年10月14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宣布叙利亚与黎巴嫩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意味着这两个中东邻国了结了60多年的恩怨,正式实现关系正常化。

叙利亚是实现中东和平的关键国家之一,一直被美国列在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内。叙利亚与美国、以色列素来不睦。(李琳熙)

伊朗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位于亚洲西南部,属中东国家,伊朗中北部紧靠里海、南靠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东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北部与土库曼斯坦接壤,西北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邻,西接土耳其和伊拉克

164.8万平方公里

德黑兰

7200万(2008年),主要有波斯人(51%)、阿塞拜疆人(24%)

波斯语

89%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9%信奉逊尼派

伊朗有一个颇具文明色彩的“曾用名”——“波斯”,这代表着伊朗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作为曾经的地区大国,伊朗也没能逃脱殖民主义的侵扰。早在旧殖民主义时代,伊朗便是英帝国和沙俄侵蚀争夺的对象。“二战”后,其地缘位置和石油资源,使其亦不可避免地成为新兴大国争夺觊觎的对象。

“二战”后,美国扶植的巴列维取得了在伊朗的主导地位。但巴列维只注重经济改革的“白色革命”,并未能解决政治社会问题,导致矛盾激化,最终于1978年爆发了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这场革命改变了伊朗走向和美国在中东的布局。作为宗教革命领袖,霍梅尼明确拒绝西方民主体制,为伊朗设计了独特的“伊斯兰共和制”,迄今仍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同时,伊朗高调输出“伊斯兰革命”,奉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对外政策,使伊朗对外关系骤然紧张。

伊朗与英国的关系也在恶化。英国作家萨曼·拉什迪因1987年出版《撒旦诗篇》,遭到了穆斯林世界的强烈抗议。1989年2月14日,霍梅尼宣布判处拉什迪死刑,并悬赏数百万美元追杀他,由此导致与英国断交。

伊朗的立场,导致欧美主要国家对其实行政治上孤立和经济上封锁。霍梅尼革命后的伊朗宣称要“输出伊斯兰革命”,也引起周边国家恐慌。萨达姆以此为借口,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两伊战争”。这场“二战”后最为惨烈的战争,两国军费开支和经济损失总计6000亿美元,交战双方采用“人海战术”,伤亡高达148万人,伊拉克甚至动用了生化武器。

伊朗与伊拉克两个敌对国家,都曾获得美国支持,又先后成为美国的“眼中钉”。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再次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威胁。

伊朗有着类似西方国家的总统大选制度。由一般是年满16周岁的选民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总统,候选人年龄底线则为18岁以上。胜出者还必须得到伊朗最高领袖任命。只有得到最高领袖的委任函,当选总统才能正式宣誓就职。2009年的总统大选中,内贾德和穆萨维还举行了伊朗历史上首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但大选结果却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分裂和国内动荡。

最高宗教领袖才是伊朗真正的头号人物。接替霍梅尼的哈梅内伊,是伊朗革命的关键人物之一,曾于1981年当选总统,是首位出任总统一职的神职人员,是这个实行独特宗教政体国家的最高精神领袖。(李琳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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