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普京的对手与队友

在苏联时代,一座城市的最高官员办公室里可以挂两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画像,一般官员就只能挂一张画像,所以,列宁的画像在任何级别官员办公室里都可以看见。普京回到圣彼得堡时,列宁的画像已被多数人取了下来,这时候的官员们,可以在那空白的墙壁以及挂钩上挂上自己喜欢的画像。叶利钦成为这时流行的“办公室画像”。

普京选了一张彼得大帝的画像——当时有两张画像供他选择,一张画像是浪漫派画法,画上的彼得,头发弯曲,佩戴肩章,还很年轻;普京要了另一张,一幅雕版印刷画,这是晚年的彼得大帝,当时他正积极实施改革。当年普鲁士战役和北方战争刚一结束,彼得大帝就开始为俄罗斯帝国打下基础。为普京送画的当事人回忆:我认为他选择这张肖像是有用意的。那幅画不仅少见,也很少人知道。画上的彼得大帝神情忧伤,心事重重。

别列佐夫斯基

当普京结束自己在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学习之际,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正在为自己那“半辆”日古利牌小汽车而奋斗。在同一时空里,这是平行运行的两条生活轨迹。

别列佐夫斯基看上了他同事那辆旧的、被撞坏了的红色日古利小汽车。他是科学院管理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一家在应用数学、自动化以及新兴计算机科学领域享有声望的国家级研究机构。毕竟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别列佐夫斯基提出了一个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如果他将这辆车全部翻新,可否分享这辆小汽车?

日古利汽车的结构是经过简化改型的菲亚特(FIAT),它从意大利引进一条完整的菲亚特生产线,1970年开始生产,在伏尔加河畔的陶里亚蒂镇有巨大的汽车厂。当时的苏联,小汽车的需求量实在太大,生产不免粗糙,尤其零配件奇缺,几乎到了流通领域硬通货的程度。那位同事后来接受采访,讲述他认识的别列佐夫斯基,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这辆破车,每天都熄火,因为它实在太老了,如果它看上去像一辆新的,当然好。”别列佐夫斯基的提议,有巨大的诱惑力,可是他的同事还是有疑问:“谁把它从莫斯科开到1000公里外的陶里亚蒂呢?”

刚刚拿到驾照两天的别列佐夫斯基信心满满,他来开这段距离!

同事不信这个。他们找到一个测试办法:“坡起”——将车停在坡道上,拉上手刹,由别列佐夫斯基开动汽车。毕竟是新手,一松手刹就溜下了坡,同事描述此时的别列佐夫斯基:他一点也不气馁,反而更积极地说服我:“没关系,让我去吧!”

别列佐夫斯基果真把车开回来了,还真跟新的一样。同事开始跟他分享这辆小汽车,一周轮换一次。40岁时的别列佐夫斯基这才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车。不久,他的同事注意到,自己每周最多可以跑到500公里,可别列佐夫斯基竟然经常跑到3000公里,几乎像从不停歇地在路上跑着。别列佐夫斯基回忆那时:“我不能告诉你,有了这车我是多么高兴。”

这半辆车,是别列佐夫斯基后来命运的起点。

可是,如果汽车零配件都成了硬通货,别列佐夫斯基是如何可以将一辆旧车完全翻新的呢?这是《华盛顿邮报》驻俄罗斯记者戴维·霍夫曼的好奇,他描述那个时代的苏联:当社会主义体制削弱时,政府对科学研究可以拯救体制的想法深信不疑。中央计划决策者和党的理论家都指望科学——完全根据经验得来的数据、数学公式、伟大的思想——可以治愈漫长的经济停滞。别列佐夫斯基所在的管理问题研究所,研究与解决问题的方向是苏联工业,别列佐夫斯基与陶里亚蒂的汽车厂,就是因为研究而建立起了关系。

这种研究与应用模式,于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但回到苏联现实,研究者的项目究竟能够多大程度上解决企业的生产效率?后来大家逐渐明白,这是一个名正言顺地将国家经费套出来的游戏。一个具体研究项目是否真有价值,对庞大的汽车厂家而言,无足轻重,但对经手的当事人,却意义重大。能够圆满完成这个游戏,有赖于“关系”,聪明的别列佐夫斯基早早发现了这一点,翻新一辆车,当然简单。

当他开回那辆翻新的小车之时,他回忆说:“我明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那个时候,相当多的人想买小汽车。没有公寓没关系,缺少衣服也没关系,但没汽车不行。”在这种背景下,别列佐夫斯基意识到,陶里亚蒂镇的伏尔加汽车厂,“不是一座工厂,而是一个金矿”。伏尔加汽车厂,是苏联时期最大的工业企业,它的产值在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中超过1%。

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了他的苏联经济与政治改革。

当普京和他的同事开始筹划“光线”行动之际,别列佐夫斯基找到了剧变时代他的“第一桶金”。他将自己设计的一款软件直接推销给了国家科委——让他们相信这是款好软件,在传统体制之下,苏联最高科技部门的认可,其结果,帮助别列佐夫斯基卖出去了几万张软件。第一桶金挣回了100万卢布。在当时,这是极大的收益。

经济改革对伏尔加汽车厂而言,出现了新的汽车销售方式——“代售”。即货物出售后付款。这种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国有垄断销售渠道,只是当时大家金额有限,这种“代售”一次最多也只有100~200辆汽车。别列佐夫斯基要的不是“金沙”而是“金矿”,而靠他的软件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运作,他拥有一般“代售商”所没有的巨大金额,他将怎么办呢?

别列佐夫斯基是研究员,他有系统性的思考路径。“厂长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莫斯科的关系,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他们还需要以科学院代表团名义的出国考察,这个我们可以帮忙。”进攻“金矿”的准备,路径选择仍然是:建立关系。显然,此时可以帮自己翻新小车的关系,已经不足应付。别列佐夫斯基的目标是伏尔加汽车厂管理零件的副总经理——他把这位副总拉进了研究所一个专题研究项目的团队。这并不过分,传统研究与应用模式里,这是自然不过的办法。1987年,这位副总经理的论文获得了研究所的副博士论文答辩。别列佐夫斯基告诉美国记者,他对“这篇论文的研究工作起了非常微妙的作用”。

后来这位副总经理以及曾经与他分享日古利小汽车的研究所同事,都成了别列佐夫斯基公司里的高级管理人员。

别列佐夫斯基进攻“金矿”的实际战术,第一步仍然不是汽车,而是伏尔加汽车厂的贷款。那位获得副博士学位的副总帮助他说服伏尔加汽车厂一把手卡丹尼科夫,贷款500万美元购买原装进口的菲亚特小汽车。当菲亚特运到俄国边界的时候,海关方面拿出了别列佐夫斯基没有想到的政府规定:只能通过政府认定的有进口权的机构,以“内部需求”这个理由进口汽车,这样的机构只有一两家,当然不是别列佐夫斯基的公司。煮熟的鸭子要飞了?俄罗斯记者杜博夫在其所著《大片段》里记录了这个时刻:“迄今为止,两天两夜过去了,他们(别列佐夫斯基)请那个企业(有进口汽车资质)的经理与两名副经理一起吃饭喝酒,从大都市酒店给他们叫了几个小姐,送了不少礼品,星期六的晚上,他们拿到了允许进口的文件。”别列佐夫斯基的“关系”不那么简单。不过,混乱时期,所有关系,其实都可以用金钱直接搞定。这个迅速而有效。

那么,别列佐夫斯基送出去了多少钱呢?没人知道。那位记者描述当年的行情:不是用具体数额,而是用高度来计量。要多高的一捆美元,是谈判关键。比如说,最后他们决定,为了这个合同,好吧,我要5厘米的美元。

最后的结果是,别列佐夫斯基说这笔进口汽车生意他赚了300万美元。之后,他开始真正进攻汽车“金矿”了。他从伏尔加汽车厂要的“代售”汽车,不是几百辆,而是几万辆——第一批汽车,3.5万辆。先付10%的定金,剩余车款两年半后付清。

别列佐夫斯基的财富进入决定性的高度增长期,这个时候,汽车赚钱可不只是一个批零差价那么简单。《华盛顿邮报》记者霍夫曼洞穿了其间骗局:别列佐夫斯基打算用卢布来偿还伏尔加汽车厂的车款,可是过度的通货膨胀就在眼前。这意味着,他偿还的购车款要远远少于当初他购买时的价格。

是这样计算的:以1993年1月开始计算,日古利基本车型的批发价格是19万卢布,约等于3321美元;同样是这一时段,别列佐夫斯基的零售价是:4590美元——每辆车加价1269美元。这是他基本的批零差价利润,但这只是纸面上的。因为两年后,通货膨胀导致527卢布兑换1美元,这一汇率变化,结果就是别列佐夫斯基用极低的价格买进汽车,再用几乎可以当卫生纸的卢布还款。从另一种角度观察这种交易:预付定金后,他同意以相当于2989美元一辆车的价格还款;而两年通胀后,他还按当年计算的卢布还款,这笔还款只相当于每辆车360美元。如果将3.5万辆车以平均3000美元计算,经过加价与通胀,他的利润是1.05亿美元。

——如果按527卢布兑换1美元计,此次交易,别列佐夫斯基获利500多亿卢布,比之当年那款软件所赚的100万卢布,他当然是超级富翁了。这几乎是火箭般的发财速度。

霍夫曼跟别列佐夫斯基计算他的这笔交易的收益,别列佐夫斯基很得意:“伏尔加汽车厂的经济学家们不明白这些道理。”霍夫曼也去问伏尔加汽车厂的总经理卡丹尼科夫是否感到内疚,得到的回答是:“我不感到后悔。很清楚的是,为什么我给他们汽车,让他们销售,因为从前那种方式不是销售,而是‘分配’。”这下轮到美国人糊涂了。当然,事实很清楚:卡丹尼科夫几乎把工厂的汽车白送出去了,伏尔加汽车厂迅速衰落。

一个国家转型故事,不太可以单纯用经济计算的方式观察。它更复杂。

古辛斯基

与只拥有“半辆车”的别列佐夫斯基相比,那个时候,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是幸运的,他完全拥有属于自己的小汽车;但他也是不幸的,他只能用它来冒充出租车,去机场拉“黑活”。

准确地讲,古辛斯基失业了;失业之前,他是戏剧导演。

与普京同样出生于1952年的古辛斯基,是“街道上”长大的孩子,这跟工厂大院里长大的孩子相似,性格比较不吝。但他是犹太人,这一身份很限制他。他最初想报考的大学,是一所专门为军工企业培养专家的学校,这种学校不接受犹太人——大家告诉他,别报了,他们不要犹太人。古辛斯基不服,非报不可,学校拒绝了他。他只能去读一所石油天然气学院。后来古辛斯基描述他不被莫斯科那所大学录取,极为愤怒:“我对每个人都生气,对整个世界都不满意。”结果石油天然气学院他也未能读完,辍学,然后去当兵。部队留给他的痕迹是,掉了几颗牙,因为打架;复员后,朋友建议他去报考莫斯科的国家戏剧艺术研究学院,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建议。古辛斯基数学、物理很好,这是他有勇气报考理工大学的条件,但他既没读过莎士比亚,也没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还是决定试试。

面试他的是莫斯科小剧院主要导演拉文斯基赫,他对愤怒的古辛斯基很有兴趣:“你为什么要学习戏剧导演?”“我要了解生活,生活中有很多东西让我感到惊讶。”“什么东西让你感到最惊讶?”“人们之间缺乏沟通,人们已经失去互相理解的能力了。”拉文斯基赫决定录取他,虽然他是班上唯一一个没有戏剧经验的考生。这次考试仍然碰到犹太人问题,拉文斯基赫录取了3个犹太人,而全部学生只有15个。“你在干什么?(犹太人)太多了!”党的官员指责他。古辛斯基说,拉文斯基赫不喜欢别人施压,他固执地坚持不放弃犹太学生。

“生活中有很多东西让我感到惊讶。”这是一句好台词。当然,后来这种感叹发生逆转,古辛斯基让更多的人感到惊讶。

莫斯科的戏剧舞台竞争太过激烈,古辛斯基没有太多导戏的机会,他参加了1986年的友好运动会,当文艺演出导演。他的戏剧同行很反感他去做这种导演:“在台上指挥那些女孩子如何走动,手里玩耍那些愚蠢的木棍,难道这就是戏剧导演真正的工作?”

或许正是这种大型非戏剧演出的导演工作,开启了古辛斯基另种艺术表达。当时戈尔巴乔夫倡导艺术自由,古辛斯基与共青团莫斯科市委联合组织了一个“戏剧一日”活动,他们决定改变瓦西里大街的样子,用黑色的缎带为树做花边装饰……于是,克格勃基层官员生气了,这条大街,“戈尔巴乔夫要路过它去克里姆林宫”。他们当着共青团市委领导的面,拘捕了古辛斯基,指控他搞反苏活动。他被禁止做任何大型演出导演,他失去了工作,但家里还有妻子与儿子需要他供养。拉“黑活”成了生活来源。

一天晚上,他从车上下来,准备抽支烟,结果——他发现了自己的“金矿”!这个故事,戏剧导演古辛斯基讲得更精彩:“我把车停在电车站附近。当时我很瘦,穿一个皮夹克,我看了眼存放变压器的地方,转过去,准备抽烟;很本能,我又转回来,突然我看见了一个金矿!这是什么东西?一个巨大的木圈,足有两米高,里面缠着铜电缆,铜电缆是供电车变压器使用的。它长长的,是纯铜。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的金矿!”

所谓金矿,是一种铜手镯,当时在苏联非常流行。古辛斯基看到了木圈里的铜线,他偷走了它——国家财产,然后找到一家闲置的工厂,6台金属压印机开始加班生产。然后他又成立了自己的合作企业,这家企业每天可生产5万多件手镯,一个手镯的成本是3戈比,售价为5卢布,一天他就可收入25万卢布。这是一位研究院博士月薪的500倍。变革年代,“黑车”司机找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生活逆转,导演生涯也已远去。

从微观上观察苏联的经济改革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最早在莫斯科,启动进入市场经济的方式是开办“合作企业”。所谓“合作企业”,就是私营企业。叶利钦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任命卢日科夫来审批“合作企业”——审批的实质就是卢日科夫代表私企主们,跟行政管理部门讨价还讨的过程。后来,研究者总结苏联的“资本主义之父”,“之父”当然不止一个人,但无论有几个“之父”,卢日科夫都名列其中。

大概也只有强悍如卢日科夫,才可能去办理审批合作企业这样的事。这事当时是新鲜事,《莫斯科新闻》记录了当时如何审批一家合作企业: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戏剧演员,申请批准她办一个烘焙蛋糕的小店,卢日科夫和另外两个官员同意了,但反对者开始“按章办事”:公寓面积多大?有健康证吗?如何照顾孩子呢?……这一切都得到妥当的答案,没有难倒这个演员。接下来,一位卫生部门控制流行病的女官员提出一个尖端问题:您的公寓内有饮食行业专用的通风设备吗?这个问题不止那个演员,审批委员会的其他官员都不知是什么意思。卢日科夫发飙了:“走吧!回到你自己该去的地方!我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我同意这名妇女从事这项生意。”这位记者感叹,不是卢日科夫,这事还真难办。

很多时候,卢日科夫也不知如何办,他经常会跟私企主们在晚上进行讨论,寻找如何突破僵化的计划经济结构。这时候,他妻子去世了,他的时间更多了。一次他邀请古辛斯基去他家做客:“咱们喝点什么?喝茶吧。”卢日科夫找到了茶与茶杯,从冰箱里找茶点,找来找去,找出一块发霉的黑麦面包……“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变得很亲密了。”古辛斯基说。

在自己美国生意合伙人的邀请下,古辛斯基陪卢日科夫访问美国。那时候,卢日科夫最大的梦想是在莫斯科开办一个巨型的中央食品生产基地,跟他们传统的超大企业一样。美国人带着他俩去了超市,“卢日科夫被惊呆了!”这种超市跟他想象的莫斯科生产基地完全不同,他不停地提问,还坚持要到超市后面去看肉是如何切割的……

从美国回来后,他俩开始合作,古辛斯基有了自己稳定而长久的靠山:与权力结合,这是“新莫斯科人”一般模式。卢日科夫为古辛斯基提供莫斯科的旧房屋,完全免费;古辛斯基重建完这些房屋后,把其中一半或者2/3交还给市政府。对他来说,把剩下的部分卖掉,他仍然能赚巨大的利润;而对卢日科夫而言,他虽然掌握控制建筑物的批条,但没有其他的资源可供他支配,而现在,不费劲就为市里得到贵重的新修缮的房屋和办公空间。这对双方,自是“双赢”,也拓展了卢日科夫后来城市改造的思路。也因这个合作计划的展开,古辛斯基创办属于自己的桥银行,早期网络了莫斯科市政府主要账户,这当然是一个特权,他可以与市政府的资金打交道。铜手镯生产者,找到了自己进入市场经济的路径。

古辛斯基与别列佐夫斯基虽然都是犹太人,但显然街头出来的、曾经的愤怒青年古辛斯基有着自己的尊严与敏感。他的财富激增之路远不如别列佐夫斯基戏剧,但他却很平衡地找到了与财富共同增加的权力来源——媒体。

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的改革思路下,新闻记者成为当时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他们被看做是俄罗斯社会的“希望明灯”。在俄罗斯第一届最高苏维埃成员中,新闻记者占了10%的份额。但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媒体也是经营实体,这不是只有政治理想就可以的。古辛斯基被不少著名记者游说出钱办一份报纸,“成为传媒巨头”。

古辛斯基很认真地思考了记者们的建议,他自述自己完全不懂得报纸,但他有自己的角度。那一代暴富的“新莫斯科人”,一般的惯例是寻找权力靠山,而如此必不可少的手段则是行贿,但行贿是个死胡同,最终总有人出更大的价钱——有着不同于其他商人的自尊的古辛斯基告诉美国记者:“行贿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它对我意味着,要么是我在做一些公众场合见不得人的事——这意味着我是个流氓;要么那钱是用武力从我这里勒索的。不管是哪种情况,它都表明我屈服了:你只能这样做。”古辛斯基要反抗它!

那么,除了参与无休止的竞争、无止境的行贿来提升影响力之外,有没有办法施加更大、更系统化的权力呢?古辛斯基在这里找到了他办报的理由:媒体可以做到这点。

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共同成为俄罗斯改革目标之际,思路迥异于传统的媒体大亨出现了。1993年2月,古辛斯基创办了《今日报》。当年10月,又开办他的独立电视台,然后建立了一个媒体集团。追逐理想的记者与追求权力与影响的资本家,奇特地结合起来了。

休克疗法与国家财富分配

戈尔巴乔夫放弃了激进的“500天计划”,那么,当苏联解体后,他的反对者叶利钦必然会为俄罗斯选择更为激进的进入自由市场经济策略——休克疗法。这不只是经济政策的选择,它更是政治选择。

叶利钦找来32岁的盖达尔为他设计具体的改革方案。在同辈人中,盖达尔知识最为渊博,而且被认为“最聪明”。他的性格温顺,有趣的是,他的同事分析:“他其实是一个渐进主义者。他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革家,对现在的政权也很尊重。”与他搭档的来自圣彼得堡的经济学家丘拜斯,却是一个熟练刚强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政治勇士——这与更知识分子气质而非政治家的盖达尔比较,差异不小。公允而论,他俩都是真诚的改革家。但改革之道,历史的自然进程,却未必在设计者可以掌握的范围之内。

盖达尔与丘拜斯所面临的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挑战是:首先,如何将价格从国家的全面控制中分离出来,使中央计划经济的工具丧失作用;其次,如何剥离国家对资产的垄断,把国家巨大的工业财富分到个人手里,建立私有财产。这是对他们两人的挑战,实则也是对决定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俄罗斯国家的挑战,如何破解?

这两位已经创造了历史的聪明人当然明白自己面临的困境,无论是放开价格,还是建立私人财产机制,它们都有赖于一整套相互配合、共同作用的市场主要机构,以及法律体系的建立。可是,刚刚独立的俄罗斯,何尝有这一整套系统呢?盖达尔后来承认,他曾被这个问题反复纠缠,很形象的解释:“这正如是先把拳击场(市场经济体系)建立起来,再放出拳击手(放开价格与形成私产);还是先放出拳击手,再建立拳击场。”盖达尔与丘拜斯最终决定:先放出拳击手,其他事由后人来负责。丘拜斯更乐观,他坚信:拳击手们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他们自己会建立拳击场的。

难道渐进主义的改革途径从来就不是他们考虑的选择吗?或者仅仅因为叶利钦不会选择戈尔巴乔夫的道路?仔细辨析这段俄罗斯历史的各种材料,相信这两个因素,对站在那个历史时刻的盖达尔与丘拜斯,都不是原因。在盖达尔与丘拜斯看来,苏联的官僚体制实在太可怕,他们以及那些“红色厂长”,都想保留自己的权力。比如那个庞大的伏尔加汽车厂的总经理卡丹尼科夫甚至愿意将国家的汽车白送出去,如何可以在他们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状况下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呢?而且,苏共解散,新的俄罗斯“中央权力”远远不如当年苏共有控制能力……经济改革,当然不只是经济而是政治问题。正是考虑这种种俄罗斯现实,盖达尔与丘拜斯的结论是:渐进主义就是死亡,它会加强既得利益者的势力,消灭任何改革的机会。

人类的理性当然有限,但在有限的理性里最广泛、最深入的计算之后,俄罗斯的改革之道,激进的休克疗法,无可避免。

盖达尔和他的团队开始破解价格放开之策,他们在为叶利钦起草的一份报告提供了使用休克疗法的方案,但却故意未提价格放开的具体时间,他们害怕提出具体的日子会导致人们的恐慌和大量囤积食品,这是一个难以承担的责任。叶利钦把报告初稿送回,并在上面批示:价格要在年底放开。大家都惊呆了,这不是可以提前公布的东西呀。盖达尔的团队甚至想尝试让叶利钦将批示划掉。但叶利钦的选择更政治化,1991年10月,他在讲话中再次重述自己有观点:在当年一次性地解除对价格的冻结。这意味着1992年1月1日之前,放开价格。结果,价格放开的第一个月,通胀即达460%,而一年时间,则高达2600%。这是别列佐夫斯基可以火箭般赚钱的机会,也是普京考虑如何给圣彼得堡寻找足够的食品的原因。

如此高通胀,当然政治上不正确,盖达尔以去职而求平复民情,势在必然。不过,盖达尔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将价格从国家控制中分离出来,计划经济被去掉了最强大的控制工具。只是,这个过程代价不菲。

已经走上这条道路,没有回头路可走了,盖达尔们必须继续。第一波改革已经如此艰难,第二波改革,剥离国家对资产的控制,将会更加艰难。盖达尔需要有人把此事负责到底,他找到了丘拜斯。丘拜斯当然明白他以及这个国家面临的挑战,他深吸一口气,跟盖达尔说:“你明白吗?不管结果如何,我下半辈子都将被人恨,因为我是卖掉俄罗斯的人。”盖达尔回答说:“我们都不得不喝下这杯毒酒。”

丘拜斯第一次提出他的私有化方案,是在1992年3月,这时正是通胀高企期。在后来他出版的《俄罗斯的私有化》一书里,详细地叙述了这一曲折过程:向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提交报告——他必须完成这一过程,才可以获得一个私有化的法律基础。在报告里,他设计的方案是给工人和经理(内部人士)40%的企业股份,剩余股份卖给外部人士。最高苏维埃——在丘拜斯看来,这是以“红色厂长”与前共产党职业政工人员为主体构成的委员会,他们反对这一比例。这一批人提出了另一种比例方案,即把企业的51%股份交给内部人士,剩余的股份出售或由国家控制。丘拜斯坚决反对这个方案,他担心这样,内部人士就会保持现状。“如果整个改革方案就是为了造就新一代的有能力的物主,他们怎么能从以前那些苏联工厂的经理中产生呢?”

最终,丘拜斯还是妥协了。他后来回忆说:“如果厂长们不同意的话,私有化根本通不过,没有法律,如何改革?”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的框架确立。但如何将超级巨额的国家工业财富私有化——其具体的路径如何?

借鉴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私有化方案,丘拜斯和他的团队决定把全国的资产以1.48亿份支票和凭单的形式分割,这些支票和凭单可以在拍卖企业资产时进行交易。丘拜斯大胆地创建了一支新的股东队伍——全体大众。他宣称:这一方案代表中央控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死亡……而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大规模私有化的开始,就意味着高官和强权偷窃国家资产的结束。在电视讲话里,丘拜斯很形象地解释说:一张凭单可用来购买两辆伏尔加小轿车。

对于凭单的作用,公正地看,目前的定论是:凭单本身与其说是经济工具,倒不如说是政治策略,丘拜斯用它们来使所有的人都感到他们能分得一块馅饼。这就使他赢得了公众对私有化的支持,使之不可逆转。

希望逆转私有化的力量当然存在,而且存续至今。在当时,最激烈的冲突,则是1993年10月,最高苏维埃与总统之间的武装对抗。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它是俄罗斯究竟采用总统制民主制度,还是采用议会制共和制度的竞争。但从历史的进程,更客观地观察,政治实为其表,其内里则是对私有化的一种反抗。简单而论,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苏联,转型到市场经济的民主政治的俄罗斯,必然会遭遇传统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对抗,这在俄罗斯变革的历史过程里,将是长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丘拜斯所作所为,意义何在?他对国家工业财富重新分配,以及之前的放开价格,是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冲突势在必然。观察俄罗斯的历史演进,“两条路线”斗争才是纲领性的脉络,非此,无可理解后来的种种冲突。

仍然回到丘拜斯设计的凭单方案,更认真地观察,凭单仅仅是资产重新分配的过渡步骤,是最终找到新的物主的中途站。多长时间才会达到目标呢?这些新的物主是谁?

如果说别列佐夫斯基与古辛斯基之前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还只寻找制度的空隙以求财富,而这个时候,在全球罕见的俄罗斯财富重新分配过程中,他们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汽车金矿

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对俄罗斯人诱惑实在太大。从掌握几万辆伏尔加厂汽车的“代售”权后,别列佐夫斯基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汽车零售商,他还销售奔驰、本田、雪佛兰、克莱斯勒、沃尔沃等众多外国汽车。他成了这个行业名副其实的大哥。

可是,大哥是用来挑战的。零售行业,尤其是“代售”,比较工业企业,投入成本是非常低的。这种低门槛,使俄罗斯汽车零售业成为黑帮争夺的战场。俄罗斯媒体论述的最大两个黑帮集团,一个是车臣帮,一个是斯拉夫帮——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别列佐夫斯基“大哥”,1993年他的停车场被攻击三次,展厅也被手榴弹炸过。别列佐夫斯基的自保之道,是这年底逃到以色列,取得了以色列公民身份——此时,他是一个应当被认真保护的“外国”资本家了。

“外国人”别列佐夫斯基就让黑帮住手了吗?1994年6月,别列佐夫斯基走出俱乐部大门,坐进自己的奔驰600的后座,前座司机旁坐着他的保镖。在下午的交通高峰期,他们的汽车驶出院子,上了公路,驶过一辆停着的欧宝牌小汽车时,这辆汽车里的遥控炸弹爆炸了!爆炸力量很大,掀开了奔驰的前车盖……司机死了,保镖炸瞎了一只眼,7个正在等电车的行人受伤,一个街区外的大楼玻璃都被震碎了。别列佐夫斯基从血腥的、浓烟滚滚的废墟里爬了出来,他也被烧伤了,震晕了。还好,他保住了性命。

爆炸4天后,还打着绷带的别列佐夫斯基,在一个庆祝俄罗斯节日的宴会上碰见叶利钦,叶利钦非常吃惊,问他发生了什么。叶利钦找来安全部长,要求他们一个月时间破案。但是,这事其实过去了。6年后,直到别列佐夫斯基被迫离开俄罗斯,案件也没破。

安全当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只是俄罗斯这段野蛮的丛林时代,没有谁因为安全问题而放弃对财富的疯狂获取。别列佐夫斯基还只是代理商,那个金矿,还在1000公里外的陶里亚蒂。

别列佐夫斯基从来也没有停止掠取汽车金矿的步伐,在此次可能致命的爆炸案一年之前,他就开始了自己最后的攻坚战。

休克疗法时期,通货膨胀,卢布贬值,别列佐夫斯基火箭般获取财富……下一步的目标当然是那个庞大的伏尔加汽车厂,但从何处下手呢?后来,别列佐夫斯基告诉记者;既然政府可以发放凭单,那我为什么不可发行股票集资呢?他开始反复拜访俄罗斯财政部,推销自己集资20亿美元建立一个生产人民的汽车工厂的梦想。伏尔加汽车厂的总经理卡丹尼科夫坚决支持别列佐夫斯基的造车梦,他的身份,强化了这一梦想的可行性。

1993年底,别列佐夫斯基集资造人民汽车的计划通过了。12月13日,在靠近克里姆林宫的马涅什广场上的展览馆开始销售他的证券——这是专门在瑞士印制的、其质量可以与任何国家的货币进行比较的证券,并且使用了特殊的防伪技术。证券的正面写着:一股。票面的价值是1万卢布。

为促销这种证券,其代理商推出一种特别的手段:拿出10万辆伏尔加汽车通过抽奖的形式折价卖给那些证券持有者,第一次抽奖在1994年2月进行;这次抽奖共提供6500辆汽车,其中650辆是免费赠送的,其他部分则以20%~50%的折扣出售。抽奖的规则是:只有那些没有买卖手中证券的人(证券原始持有人)才有资格参加抽奖。

看上去,计划完美无缺,但这是一个骗局。那么,我们仅仅讨论和描述一个发财的骗局?不完全是。

回到丘拜斯以凭单分配俄罗斯工业财富的制度设计,凭单只是资产重新分配的过渡性步骤,是一个中途站,它如何达到它的终点——私有化最终如何完成?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丘拜斯计划推出两年后,70%的国有经济都变成了新的私有制经济,但这个过程如何,至少没有太多令人信服的整体性的报告出来。而别列佐夫斯基的故事,实则是一个可以了解俄罗斯以凭单方式完成私有化绝佳的个案,他的种种设计都足够精密,但是邪恶。而且,他的案例,因为材料充分,研究者众多,是后来用来描述俄罗斯私有化广泛使用的案例。

还是那位美国记者霍夫曼,他破解别列佐夫斯基的计谋:如果认真对待汽车证券,无论从法律还是传统意义上讲,这一证券都不是一种股票,而是一种新的债券,应称为“无记名证券”。无记名证券只给持有者一种权利,即用来换取真正全苏汽车联盟股票。然而,无记名证券的交易非常困难,所有无人认领的股份(绝大部分)将由全苏汽车联盟控制。这意味着,真正的控制权在全苏联盟的创建者手里,他们是别列佐夫斯基与卡丹尼科夫关系密切的公司和银行。只有证券原始持有人才有资格抽奖,如此设计的结果,是大多数人不参与证券的买卖,把证券放在家里——这样,别列佐夫斯基就可以把购买者的钱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而且,证券上不设计持有者的签名,又使这些证券看上去容易交易,但无论交易与否,因为证券上没有名字,出售的公司也不会留底,所以,又无法兑现他们许诺的红利。

这真是步步精巧的诡计,别列佐夫斯基要付出的成本是什么呢?10万辆伏尔加汽车的抽奖,可是,即使这一抽奖,他也只进行了三次,折价出售了1.4万辆汽车。

大约在半年时间里,别列佐夫斯基共集资253亿卢布,相当于1500万美元,这当然离他的目标还很遥远,但他们无力再集资了。莫斯科出现了更有诱惑力的集资方式——MMM公司的高回报率骗走了1.3亿美元。他们被挤出局了。

别列佐夫斯基果真是想集资来建造人民的汽车工厂?当然不是。他的目标一直很明确:伏尔加汽车厂。对于像伏尔加这样的苏联工业的骄傲的企业,别列佐夫斯基需要更多的钱去购买,设计出“证券”这种方式,他的目标是用来购买伏尔加汽车厂。这一设计最精密之处在于:当时俄罗斯法律对这种实则为无记名证券的债券,没有任何约束性规定。没有什么法律可以处罚他。别列佐夫斯基用利息和再投资,将集资的1500万美元迅速增值到5000万美元。这下,他买伏尔加汽车厂——他的“金矿”的钱足够了吧。

现实远远超过想象。财政报告表明:别列佐夫斯基的全苏汽车联盟花了61亿卢布,相当于310万美元,购买了俄罗斯最大汽车厂1/3的股份。这是买,还是抢?

别列佐夫斯基用了两个手段完成了他的豪夺,第一,全苏汽车联盟利用凭单购买工厂的股份;第二,全苏汽车联盟是伏尔加汽车厂拍卖招标的中标者。但这次招标,只有一家投标者,就是全苏汽车联盟。按道理,中标者全苏汽车联盟应当对企业投入足够的资金,但后来,伏尔加汽车厂又发行了新股票,其中大部分卖给了全苏汽车联盟。如此资本循环错位使用,最终只用去区区数百万美元,别列佐夫斯基就拥有了伏尔加汽车34%的股份,进入董事会。集资挣回来的5000万美元,对购买伏尔加汽车厂而言,不是少了,而是太多了。

在这一切购买活动全部结束后,不是由别列佐夫斯基,而是由卡丹尼科夫向媒体表示:造车计划推迟了。之后,又告诉媒体:不可能建造汽车厂了。最后在一份报纸上刊布公告,说全苏汽车联盟召开了年会,会议“谴责了1994年6~7月经济社会的负面倾向,造成了不利的投资环境”。“人民的汽车”永远保留在人民的梦想里了,但人民的钱是拿不回来的了。

别列佐夫斯基是俄罗斯私有化的标本?当然不可以这样以个案代表整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别列佐夫斯基的故事不是唯一。

世事难料。从拥有半辆日古利牌小汽车开始逐梦,用尽各种天才而邪恶的手段,追逐自己的金矿——伏尔加汽车厂。但真的拿到了34%的股份时,别列佐夫斯基发现,实业尤其是汽车业,挣钱速度还是太慢。

什么快?金融,而且是非规则手段的金融服务。别列佐夫斯基拥有自己的银行,主要的业务是向政府贷款,占其贷款量的一半。俄罗斯财政部是他们主要的客户之一。这家银行的副总裁离职后接受采访,说自己曾经非常努力地想借用西方的投资金融方式来改变这家俄罗斯银行,但结果他非常困惑:“辛辛苦苦干投资,到头来可能‘毫无所得’;但当你和财政部的哥们儿一块去洗次桑拿,他们就可以给你的银行注入6亿美元的资金。”

这几乎是呆子也会挣的大钱:财政部把那笔钱存入别列佐夫斯基的银行,然后指示银行发放给边远地区。银行要做的就是收下这6亿美元,不用付给财政部一分钱,银行可以推迟把钱发给边远地区。而且他们得到这笔发放的钱,不是现金而是期票。在这个时间差里,别列佐夫斯基把钱投入到高赢利的投资里,钱全回来了!

在这个时候,再来回顾卢日科夫把莫斯科市政府的主要账户给古辛斯基的桥银行,是多么大的一个特权了吧!

媒体权力

早在寻找伏尔加汽车厂的关系资源时,别列佐夫斯基就有系统性的思考:“厂长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莫斯科的关系,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当他购买了伏尔加汽车的股份,并成为俄罗斯财政部指定银行之后,“莫斯科的关系”达到什么程度?

正在别列佐夫斯基发行他的人民汽车证券之际,叶利钦完成了他的第二本自传《总统笔记》,这本传记的捉刀人尤马舍夫把别列佐夫斯基带进了克里姆林宫,介绍给叶利钦。别列佐夫斯基有个超越总统的计划:这本书可以在芬兰出版100万册。别列佐夫斯基帮助总统在伦敦银行开设个账户,存这本自传的版税。别列佐夫斯基由此建立了与总统的个人关系。

这个过程当然有中间步骤。尤马舍夫是叶利钦自传的捉刀人,但他同时也是《星火》周刊的编辑。别列佐夫斯基对关系的识别能力非常强,他迅速决定资助这本杂志。得到的回报当然是进入克里姆林宫。后来,叶利钦的第三本自传《午夜日记》里提到别列佐夫斯基:“我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可是,出版第三本传记的时候,他们彼此已经分手,恩断义绝,故有此言。而被叶利钦解职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的描述或许更接近当时的真实,在第二本自传出版时,“别列佐夫斯基开始得到叶利钦的欣赏”。

别列佐夫斯基的莫斯科的关系是:总统叶利钦。

也就在这时候,别列佐夫斯基与古辛斯基为争夺俄罗斯航空公司数亿美元的国际票务授权而发生冲突。别列佐夫斯基在总统圈子里开始散布中伤古辛斯基的各种言论,奇怪,他的中伤言论还真管用。叶利钦对卫队长科尔扎科夫说:“为什么你不能处理一下古辛斯基的问题,问问他是谁?”科尔扎科夫说,叶利钦当时其实抱怨的是古辛斯基的车,在进城的路上挡住了他的妻子和家人,“多少次了,塔尼娅(叶利钦女儿)和奈娜(妻子)开车出去,路总是堵着,就是为给古辛斯基让路。他的独立电视台已经不受控制了,他太过分了。去处理他!”

这点小事,犯得着吗?这果真是别列佐夫斯基中伤的结果?科尔扎科夫,最直接的当事人解释是这样:正如圣彼得堡的索布恰克一样,卢日科夫也在各种媒体受欢迎的政治人物里排名前列,他会不会也跟索布恰克一样,是未来总统竞争的挑战者?而古辛斯基与卢日科夫关系最近。这当然是猜测之论。真实的情况是,古辛斯基的独立电视台,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对抗总统的力量。

1994年底,第一次车臣战争开始了。

车臣战争,是解释俄罗斯历史走向的另一条纲领性脉络。简单讲,叶利钦因为要求“俄罗斯优先”,因而要求俄罗斯主权与独立,如此促成苏联解体。这正如戈尔巴乔夫放弃社会主义阵营所打开的第一个俄罗斯套娃一样,叶利钦仿照他打开了第二个俄罗斯套娃。现在叶利钦自食其果,他面临正在被打开的第三个俄罗斯套娃:车臣要求独立。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叶利钦当然不能允许这种分裂行动;但从道义上讲,这个促使苏联解体的当权者,又如何能说服自己与民众不给车臣独立呢?事实上,车臣1991年就开始寻找独立的可能性,面对杜达耶夫领导的独立运动,叶利钦在自传《午夜笔记》里记述自己的策略:“渐渐地、平稳地将反杜达耶夫的情绪和势力渗入车臣,给予资金支持,如果需要,也可提供专业人员。要做到让人民自己赶走杜达耶夫。”总体而言,叶利钦是寻找和平解决之策。但到了1994年,科尔扎科夫——被媒体称为“战争党”的总统周边关键人士,决定选择更为激烈的武力解决之道。

1994年11月26日,车臣1500人的“反对派”从三个方向用坦克开始进攻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经过10个小时的战斗,杜达耶夫控制住了局面,打败了袭击者。面对这次战役,俄罗斯方面否认卷入;但杜达耶夫显然不这么看,他下达最后通牒:限俄罗斯方面在11月29日之前承认参与冲突,否则将对被俘的58个俄罗斯军人实施极刑。这场战争当然是俄罗斯军方主导下的进攻,但俄罗斯方面的否认,将自己架上了尴尬之地。

战争打响前,有联邦安全局的官员会见独立电视台,希望电视台将即将开始的战争缓一缓报道,独立电视台拒绝了这一级安全局高级官员的要求。独立电视台记录并报道了这场溃败的战役,整个秘密的攻击,在电视上变成了残酷的失败,这震惊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而且电视还不断播放被俘的俄罗斯士兵——看上去,似乎杜达耶夫更乐意跟独立电视台合作,并为他们的采访提供足够的方便。对此,克里姆林宫当然极端愤怒。

第一次车臣战争,由此无可避免。11月30日,叶利钦签署密令,准备军事行动。

“处理”古辛斯基,当然不再只是电视台挡住了叶利钦妻子的车那么单纯了。因为战争,也因为古辛斯基独立电视台的报道,主战派首领科尔扎科夫“处理”此事有了叶利钦未必知道的新的理由。他自己后来详细地记录这场戏剧性的“处理”过程:12月2日,一个蒙面人穿着没有徽章的制服,拿着自动步枪,到了古辛斯基在莫斯科城外的家,试图与私人保安交火。蒙面人后来走了,但当古辛斯基驾车从家里去市中心时,他们又在高速公路上跟踪他的车,一直跟到他的办公室。蒙面人当然是科尔扎科夫的人。古辛斯基飞快地跑到他的21层办公室。蒙面人走了,接着又来了一群穿制服的蒙面武装人员,他们带着武器……开始殴打停车场的保安,让他们在雪中排队。古辛斯基叫来他的电视台记者,拍下这一切。这一事件轰动一时,但长时间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直到科尔扎科夫后来将这一切写出来。

故事没有完。恐惧而紧张的古辛斯基,在办公室给他的朋友——联邦安全局莫斯科分局的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请求支援,这位负责人向大厦派去了一支队伍。科尔扎科夫的制服暴徒与联邦安全局莫斯科分局的队伍碰面了,有人开枪了,一发子弹擦着科尔扎科夫士兵的皮夹克飞过去,另一发子弹击中了一辆汽车……全面的战斗正待打响,联邦安全局的士兵认出曾经共事的科尔扎科夫队伍里的战友,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与总统卫队的精英战士对阵,他们迅速撤退了。

大厦的这场冲突,又促使科尔扎科夫向这里增派了一支小型快速反应部队,他们封锁了所有入口,检查古辛斯基的所有汽车。古辛斯基的司机把自己反锁在奔驰里,不敢出来。这个时候,科尔扎科夫很得意地写道:“让他出来,他不肯,后来就在车顶放了一枚手榴弹,他立刻就跳出来了。”但他又说:其实那颗手榴弹根本就没有引爆线。

普通的莫斯科人长时间不知道这些暴徒是由谁指使,但古辛斯基当然很快就知道他的对手是谁,如果他都不知道,这场冲突岂不是白演了?科尔扎科夫究竟为什么如此操作,他自己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答案:这是别列佐夫斯基开的头,他要求勒索一下这个商业对手。古辛斯基会屈服吗?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当年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他所遭受的屈辱与灵魂深处的愤怒。他拒绝合作,也拒绝停止车臣战争的电视节目。压力不断升级,越来越大,古辛斯基后来回忆:“我感到害怕,但是我不能同意停止,我是在大街上长大的,不是吗?我不喜欢被威胁,我真的很害怕,的确,但是我不能对任何人表现出我的害怕,是吧?我说,去你的吧,你们所有的人都滚蛋吧!”

独立电视台不断讲述车臣战争里政府不愿承认的事实,夜复一夜,他们用俄罗斯电视台从未使用过的方式播放。当俄罗斯的直升机被击落时,独立电视台播放了飞机残骸,但是政府官员却一言不发;当俄罗斯士兵被俘时,独立电视台也播放了,而政府却说没有战俘……古辛斯基说:“多亏我们对战争的诚实报道,我们成了真正独立的电视公司。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公共服务是什么。”

当初梦想利用媒体来建立权力与影响力的古辛斯基,因为这场战争,终于确立。从结果上看,那些骚扰者不是打败了古辛斯基,而是拯救了他。这真是反讽。或者这仅仅只是基于古辛斯基的勇气?这当然是因素,但真正的原因是他站在了历史逻辑这一边。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俄罗斯的历史逻辑在此刻帮助了他,后来又帮助了普京。

古辛斯基的独立电视台后来又创办了一个周播的新节目:“木偶”。这是一个经常会以叶利钦为主角,并竭力丑化他的节目。这让叶利钦很生气,他给卢日科夫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在污辱我!”但节目仍在继续播出。叶利钦也不再干涉,他对民主政治的适应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克里姆林宫的攻击,最终的结果是败坏了卢日科夫与古辛斯基的关系,桥银行的那些官方账户被转走了。独立电视台在车臣战争时,在莫斯科的观众达到48%,是其他所有电视台观众之和。战争结束后,这家电视台每分钟的广告价值达到1万美元,对政治有价值的,对商业也有价值。

无论是寻求保护,还是选择对抗,俄罗斯新一代富豪已经达到可以跟总统“平等”的地位,这种变化意味着他们拥有了无可忽视的巨大的权力。别列佐夫斯基再次说服叶利钦为他“建立一条电视专线”——1994年底,叶利钦签署命令,没有按照法律要求的拍卖程序,国家电视台私有化了。别列佐夫斯基与他的银行家朋友拥有了这家更名为“俄罗斯公众电视台”49%的股份,他们提供的基础资本只有220万美元。

当俄罗斯新富豪们拥有了金融资本、工业资本以及传媒集团之后,他们获得了空前的权力,问题是,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呢?

拯救总统

1995年底,叶利钦再一次“消失”,长时间未出现在公众场合。卸任后,在自传里,叶利钦写出了这次病情:心肌梗死。这场病是一场灾难,许多人担心的事情似乎正在发生。

这年的下半年,别列佐夫斯基加入了对石油财富的争夺中,他计划向美国的索罗斯借1000万~1500万美元来购买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索罗斯告诉他:“我1美元也不能借给你!”——为什么?别列佐夫斯基解释说,索罗斯担心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会当选总统,然后重新把私有资产国有化。如果这样,那果真投入1美元都算太多。

即使如索罗斯这样的美国人,担心的也并非没有道理。在这年底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成为杜马第一大党,获得44%的代表议席。“两条路线”的斗争再次公开化。俄国共产党宣言很坦率:能源国有化、银行国有化、撤销私有化。比较之下,这时候叶利钦的支持率只有3%。支持率其实就是“反对率”的另一种表达。而久加诺夫的支持率是多少呢?20%。就在这种极度的反差之下,叶利钦病倒了,而且是心肌梗死。

转过年来,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出席了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他成了这里的焦点人物,有统计说他一天要接受20个记者的专访,大家都想从这位最有希望成为下届俄罗斯总统的人那里打听点什么。他宣称自己尊重民主权利和个人财产私有,还声称他将不会尝试大规模的异化,但是,“如果将工厂放在次要发展的地位,从摩尔曼斯克到海参崴将会发生大规模的暴动”。——这些是西方记者不太能够了解其真实意图的说法。按照一位俄罗斯记者的解释:西方人谁会去了解俄共党章和宣言呢,虽然它里面的“国有化”写得清清楚楚。

这个时候,俄罗斯的社会学家库留西塔诺夫斯卡娅已将她的研究论文发表在《消息报》上,她的论文用了一个词:寡头——以此来形容诸如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等一系列新出现的俄罗斯大亨。这个定义很精彩,它一下子成为俄罗斯以及西方世界描述并理解俄罗斯的关键性概念。但究竟哪些富豪可以归为寡头之列,随后成为争议,但基本上在七位或八位之间,他们分别是: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科夫斯基(尤科斯石油集团)、波坦宁(俄罗斯联合进出口银行)、弗里德曼(阿尔法银行)、斯摩棱斯基(农业银行集团)、维诺格拉多夫(帝国银行)。有意思的是,这些寡头也差不多都在达沃斯。

在久加诺夫对西方总裁以及媒体妥帖而含混的表达里,这些寡头当然嗅出了西方人不理解的“回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危险。在这里,索罗斯告诉寡头们,他相信久加诺夫会打败叶利钦,“如果共产党选举成功,你们这些企业家们将被挂在街灯柱上示众,所以你们应该逃离这个国家以自救了。久加诺夫才是赢家”。但别列佐夫斯基不这么看,他说:“我认为我们可以联手起来打败久加诺夫。”索罗斯平静地回应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你错了。”

别列佐夫斯基拿起房间电话,拨通了古辛斯基,这对刚刚残酷搏杀的对手决定迅速见面……回到莫斯科后,别列佐夫斯基组织起七寡头,制定一套计划,决定支持叶利钦执政。

病中的叶利钦,情绪低落,在他第三本自传《午夜笔记》里记录那个时刻:“平生第一次我突然感觉自己几乎处于政治上完全孤立的状态……我面临着受到所有大小风暴冲击的生活,站着,却又几乎被风暴刮倒,强壮的身体——垮了;‘最亲密的朋友’——已经找到了你的替代人,犹如群禽慢慢地、渐渐地找到了新的首领一样;最后,那些你一直作为依靠,是你的最后防线、后备力量——民族精神的领袖也与你断绝了来往,而人民……人民既不能原谅‘休克疗法’,也不能原谅在布琼诺夫斯克和格罗兹尼的耻辱。似乎已经输得精光。”

这个时候,叶利钦的身体也确实糟糕,有10位医生签名给叶利钦写了一封信:“会诊结论:最近两周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健康状况发生了不良变化,所有这些变化与急剧增加的体力负担和精神负担直接相关,远距离飞行过程中频繁的气候变化和时差倒换是极其重要的原因,睡眠时间已经缩减至极限——每昼夜三四个小时。这样的工作日程对总统的健康和生命存在着可能产生的威胁。”

最后,叶利钦还是下定决心参加总统竞选。他的理由:“想到这种做法(退出政治舞台)将会促使某些人执政,我就难以忍受。”叶利钦决定由副总理索斯科韦茨担任竞选班子的负责人,可是竞选班子刚成立,就闹出丑闻。媒体报道说,铁路部门与冶金部门发放工资的那一天,要求人们同时到两个部门签字,一是为了领工资,一是支持叶利钦。叶利钦让他的办公室去查核一下,果然是索斯科韦茨下的命令。

寡头们已经组织起来,他们决定在跟叶利钦见面时,一定要告诉他真实的支持率:3%。叶利钦同样记录了这次会见:“举行会见的倡议是他们提出来的,起初我对此相当冷淡。我知道,他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无论怎样都是我的支持者。”这或许不可以认为是叶利钦的傲慢,“两条路线”斗争,寡头们将无可选择地站在叶利钦这边,否则,他们倒真可能如索罗斯所言,“被挂在街灯柱上示众”。

这次见面,是俄罗斯寡头第一次集体在克里姆林宫亮相,各种媒体反复追问各个当事人当时的细节,那个历史现场基本可以被复原出来:

丘拜斯带着七位寡头进到叶利钦的餐室,他首先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些文件交给叶利钦,很平静地说:“形势不容乐观,你的支持率只有3%。”叶利钦瞥了一眼文件,将它们扔到一边,愤愤地告诉丘拜斯:“那些都是垃圾。”丘拜斯沉默不语,僵持了很久,古辛斯基开口了:“鲍里斯(叶利钦),我想这是真的,你周围的人都在欺骗你。”叶利钦转向古辛斯基,紧紧地盯着他,一副极其厌恶的神态。“但你知道我的人告诉我什么了吗?”叶利钦问。“鲍里斯,你为什么如此糊涂,就是因为你相信了他们的话,所以你才会行事愚蠢。”古辛斯基并不胆怯。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接着,叶利钦随手抄起一个大盘子砸向古辛斯基……

这次见面竟是如此生僵。叶利钦自己也记录说:“如此强硬的谈话,我当然没有料到。”

叶利钦还记录道:“他们建议竞选班子使用他们的所有资源——信息方面的、地方上的、财力的,而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源。”此次会见的结果是,成立一个由叶利钦自己做主席,寡头们提供财政支持,丘拜斯具体负责的分析中心。这个中心成了与索斯科韦茨并列的2号竞选总部。叶利钦的小女儿塔季扬娜·佳琴科加入分析中心。

3%的支持率,这是现实。叶利钦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提出了自己的“竞选操作法”:取消共产党、选举延期……他劝说叶利钦:“以三个百分点的支持率去拼,这毫无意义。”科尔扎科夫的建议,一如对弈的双方,眼见自己即将输掉比赛,就决心用手抹掉棋盘上的所有棋子,并且宣布自己赢了。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可是,叶利钦居然被说服了。

在《午夜笔记》里,叶利钦记录了这个过程:

没有必要隐瞒,我向来喜欢简单、有效的决定。我总觉得,快刀斩乱麻比长年累月拖拖沓沓解决难题更为容易。我下定决心,对班子里的人说:“准备起草文件……”繁杂的法律工作开始了,我们起草了一系列命令,其中包括禁止共产党活动、解散杜马、将总统选举延期举行等等。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大家认为局限于现行宪法的条条框框,我没有能够解决危机。我确切、简洁地对自己做了这样的说明:我是用超越宪法规定这个品质问题上的沉重损失作为代价,来完成还在行使总统职权初期给自己提出的一项主要任务。

“两条路线”的斗争确实激烈。为什么叶利钦会想出解散杜马、取消共产党呢?

在这个建议提出之前,俄罗斯国家杜马投票,以250票对98票,通过决议取消1991年别洛韦日密林协议——正是这个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签署的协议促成苏联解体。这是叶利钦政治生命中,最为惊人的一次选择。以俄共为国家杜马多数的这次决议,实则为一个政治宣言。但这个决议,成了科尔扎科夫解散国家杜马完美的借口。

在有总理、副总理和强力部门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叶利钦提出了解散国家杜马的意见。只有内务部长激烈反对这个决定:“打仗?这可是国内战争!”

“剩下独自一人,我做了全面的考虑:必须马上,在一昼夜内决定。这种事情不能拖延,否则就会走漏风声。我又感到内心发寒:我必须独自采取决定,独自为此负责。”——这就是当时的叶利钦的状况。别列佐夫斯基还有古辛斯基也得到了克里姆林宫里的消息,他们决定公布它,“阻止它的最好办法就是公开它”。叶利钦的女儿,还有丘拜斯做最后一搏,去了克里姆林宫,他们的反对更为激烈。“最终,我还是撤销了几乎已经做出的决定。至今我仍然感谢命运,感谢丘拜斯和塔尼娅,因为在这个时刻响起了另外一种声音;而我,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人,对我的信任者深感惭愧……”最后时刻,解散中止,没有选择抹掉棋盘上的棋子。

叶利钦终于真正地走向了总统竞选的竞技场。他确立的竞选战略:鲍里斯·叶利钦是总统候选人之一,并不就是总统。

科尔扎科夫当然不满意自己的计划落空,他并不相信叶利钦可以竞选成功。他略用小计,逮住了第2号竞选总部盗窃竞选经费的人员。这在一天夜里,所有寡头们都可能因此事件而被科尔扎科夫收拾——想想他曾经对待古辛斯基的办法,叶利钦的女儿跟寡头们待在一起,决定舍命相陪。正因为在夜里,谁也不敢叫醒在睡觉的叶利钦,这才是僵局的关键。第二天叶利钦醒了,知道了此事,立即签署命令,解除科尔扎科夫的总统卫队长之职。这个解职,促使科尔扎科夫写出了他的“总统秘闻”,那种种“宫廷”传奇,得以传播。

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的电视台把全部的赌注押给了叶利钦,而另外两家国有电视台,归克里姆林宫管,这使第一轮大选前五周内,叶利钦在一些主要新闻节目中露面的次数是他的对手的三倍。第一轮结果出来了,叶利钦得票率为35.28%,领先久加诺夫的32.03%,但双方都没有超过50%,需要进入第二轮再决高低。

在第二轮投票前两周,叶利钦再次病倒。“突然,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仿佛有人从腋下将我架起,拖走。一个高大、强壮的人。那时还没有觉得疼痛,就是这种恍如隔世的惊恐。有一种接触到另外一个世界、接触到与我们全然不知的另一种现实的感觉。……我在心里想:上帝,为什么我竟然如此不走运!已经是第二轮了,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

麻烦的是,在第二轮投票前,他还必须完成一个对全国预选的电视演讲。而以第一轮投票时的经验,如果民众得知他生病的消息,他将失去支持。在奥斯隆就是这种情况,选票的数目表明,票数每天下滑0.5~1个百分点。这个时候,其实他讲话都很困难。

录像带拿回电视台了。“视频专家对带子进行了令人惊异的改造。为了使它听起来很好,我们做了艰苦的工作。”后来主持其事者告诉美国记者,“最后的结果,那段视频给观众的印象就是,叶利钦的声音听起来僵硬而不均匀。但对广大民众来说,这并不会表明叶利钦刚刚犯了心脏病。”电视台的修饰工作一直持续到投票当天,叶利钦的投票画面也是经过编辑的,他身旁的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被删除了。不让民众知道叶利钦的病情——这是寡头们送给叶利钦的礼物与支持。而完成这一切工作的,是那家在车臣战争中崛起、后来还经常以叶利钦为丑角的古辛斯基的独立电视台。几年后,古辛斯基回顾这段经历,他说:“我们实在与总统走得太近,陷得太深。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轮投票结束,叶利钦以53.82%的选票获胜,久加诺夫得到了40.31%的选票。

公正而言,这次选举意味着,国有化以及计划经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往回走与继续向前进,都是可能被民众选择的路向。这段时间正在俄罗斯做驻站记者的戴维·霍夫曼描述他对这个国家的选举的观感:叶利钦虽然建立起他所深信不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但4年时间里,他没能为俄罗斯商场里的空架子增添足够的货物。因为我个人经历了这段日子,所以我能理解叶利钦赢得选票的原因。虽然俄罗斯人民适应了新生活方式,特别是经济方式,但成千上万的工薪阶层和老年人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他们仍是久加诺夫的拥护者。

选举背后的“路线斗争”没有重回计划经济旧路,深度参与选举的寡头们,在拯救了叶利钦的同时,也拯救了自己。只是,这一胜利使寡头们对自己的权力与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别列佐夫斯基提出了他“著名”的观点:“权力听命于财富”——“有两种类型的权力,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权力,一种是资本形态的权力。不过现在意识形态的权力已经不存在了,新的权力就是资本。如果什么对资本很有利,那毫无疑问,它对国家也是有利的。”随后,别列佐夫斯基获得了真正的权力,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

“两条路线”的斗争,经此总统选举,似乎告一阶段,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已不太可能。久加诺夫此后也曾再次参加总统竞选,但没有像这次选举一样,如此接近胜利。稍后,叶利钦敏锐地发现了新的挑战:“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在大选期间,金融资本变成了政治资本。银行家们开始试图公然地、直接地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纵国家。我们才刚刚摆脱叛乱的威胁、‘左派’的复仇,我们才刚刚建立起公民社会的正常制度,可突然间又出现了新的、危险的挑战。”显然,“路线”斗争那条纲领性脉络,虽然并未消失,但自此逐渐让位于资本与权力的博弈。叶利钦还有胜算的机会吗?

普京的工作

大选结束,普京来到莫斯科寻找新的工作。但是,第一个机会失去了——可能出任政府主管的亚格罗夫被解职,曾经说妥了的那个副手的职位,取消了。

普京后来告诉媒体:“情况确实不妙,我有家庭,你们知道,局面必须扭转,无论通过什么办法。”可是,莫斯科的工作并不那么容易获得。

接替亚格罗夫位置的是丘拜斯,也是圣彼得堡出来的官员。在普京进入索布恰克的列宁格勒苏维埃班子之前,丘拜斯是列宁格勒苏维埃第一副主席,他们曾有极其短暂的共事经历。随后,丘拜斯就到了莫斯科,开始设计俄罗斯经济转轨方略。在朋友的帮助下,普京再次去到莫斯科,硬着头皮去找丘拜斯,希望获得一份工作。此时,丘拜斯手里工作的机会挺多,他给了普京一个位置,负责公共联络局。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必须扭转局面的普京说:“这份工作确实不合我的口味。但我又能做什么呢?如果非让我和公众接触,那我只好这样。”

普京终于找到工作,他要飞回去,把家搬来莫斯科。在去机场的路上,他的朋友告诉他:“鲍尔萨科夫升为第一副总理了,我们打个电话祝贺一下!”鲍尔萨科夫同样出自圣彼得堡,也如丘拜斯一样,是列宁格勒苏维埃的副主席。但是,索布恰克不喜欢他,让他走了。他曾经的境况跟此时的普京相似,普京说:“他险些流浪街头,做了几份工作……他因公来圣彼得堡时,我从来没有让他在接待室里等候,总是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去见他。或许他还记得我。”鲍尔萨科夫当然记得普京,他让普京别走,放弃这班飞机,他来想办法。

商人需要关系,权力场上的人,当然也需要关系资源。在鲍尔萨科夫的直接帮助下,普京获得了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的位置,负责法律处和俄罗斯境外财产。1996年8月,他终于进入莫斯科老广场政府办公楼,开始了他的新工作。

看上去,曾经在同一时空里平行运行的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以及普京的生活轨迹,有了交叉的可能。只是,这时才好不容易找到莫斯科工作的普京,与这些可以“拯救总统”的寡头们,距离相差实在太大。

莫斯科之于普京一家,“不是去不去莫斯科的问题,我知道非去不可”。普京的妻子柳德米拉后来告诉媒体,“我们必须承认圣彼得堡属于外省,至少在政治上是这样的”。

寻找接班人

总统竞选,叶利钦是胜出了,但他的身体依旧是问题。1996年8月9日,叶利钦宣誓就职。“大会堂的舞台,鲜红的,碧绿的,天蓝的……那儿还有什么颜色?尽管到处开着空调,我仍然感到憋闷,眼睛感到刺痛。紧张到这种程度,这是我平生从未有过的事情。尽管医生做了种种努力,还给我注射过止痛剂,可恰恰就在这个极其重要的时刻,我还是感觉自己非常不适。我看得出来,授予我权力象征——总统勋章和鲜花——的联邦委员会主席叶戈尔·斯特罗耶夫、站在舞台一边的大牧首阿列克西和大厅里所有的人都为我担心……”

刚刚宣誓就职结束,叶利钦就必须接受这样的医疗诊断:心脏手术。

手术日期定在这年的11月5日,在进手术室前,所有的人,医生、护士还有亲人都很紧张,叶利钦想到了一个放松的办法,他问会诊小组的组长:“您把手术刀带在身上了吗?”6个小时的心脏搭桥手术很成功。1997年新年到了,叶利钦可以正常开始工作了。可是,1月7日,他再次住进医院,肺炎。

索罗斯目睹别列佐夫斯基以及俄罗斯寡头们完成了他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拯救总统。但此次成功,并没有让索罗斯失去他的冷静。俄罗斯大选结束两年后,索罗斯对别列佐夫斯基做出了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判断:没有任何办法能使他们从强盗贵族转变为合法的资本家。这是索罗斯在力劝别列佐夫斯基放弃一次残酷的商业冲突未遂后,做出的判断。

没法转变成合法的资本家,别列佐夫斯基下一步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国王制造者!”这一如他的逻辑“权力听命于财富”,他和寡头朋友们,希望来决定未来的俄罗斯总统是谁。更令人惊讶的是,于他而言,这并不仅仅是暗中操纵,他需要将它变成人人都知道的事实。

1998年春天,叶利钦决定换掉跟随他最长时间、做了6年政府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他说:“2000年我退休以后,他将无力控制国家,为此需要一个更强、更年轻的人。这个想法是主要的。”这年3月21日,周六,叶利钦找来他的两个助手,其中一个是尤马舍夫——就是他把别列佐夫斯基介绍给克里姆林宫的。叶利钦告诉他们自己的决定,让他们起草撤销切尔诺梅尔金职务的文件。但是,这两位助手都请求叶利钦将这个决定的宣布时间推迟到周一,理由是:周六全国人民都在休息,造成一种危机的气氛不合适。叶利钦的习惯是绝不拖延实施已经做出的决定,但这次却是例外,他同意周一宣布;但他保留了另外一个消息,他没有告诉两位助手,谁来接替这个位置。“知道战略性重大消息者达到两个人,已经嫌多,三个人则太多了。”

这个短暂的延宕,使别列佐夫斯基有机会高调地登上“政治舞台”。

这天晚上,别列佐夫斯基在自己的乡村别墅接受独立电视最受欢迎的一档谈话节目“综述”的访问,他说自己正在专注于2000年的竞选准备工作,来确保政权的连续性。随后,他一一点评了未来总统的主要候选人,尤其他说到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我高度怀疑他是否能被选中接班人”;谁可能是接班人呢?别列佐夫斯基说会是一位新人,但他没说是谁。

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周一,叶利钦宣布撤掉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之职。别列佐夫斯基甚至不是总统的代言人,他比总统更早发布消息,俨然是这一事件的决定人,总统之上的人物。

别列佐夫斯基、叶利钦的小女儿塔季扬娜·佳琴科,以及总统首席顾问尤马舍夫——这三个人因为大选而组成的小团体,经此事件,被媒体定义为叶利钦“家族”利益的代表,在相当的时间里,大家认为,他们控制了克里姆林宫以及叶利钦。别列佐夫斯基从不否认这一猜测,还反复用行动证明“家族”集团的存在,而且,他还将其定义成:这是一个可以抗衡并决定总统的集团。对别列佐夫斯基而言,这不是他的妄想,是他的梦想。

叶利钦提名的新总理是35岁的基里延科。按法律规定,总统提名的总理,需经过国家杜马同意通过,才能任命。基里延科不是别列佐夫斯基中意的人,他和其他寡头操纵的媒体狂风暴雨般诋毁基里延科,结果国家杜马前两次都未能通过。只剩下第三次表决了,如果杜马还不通过,要么总统取消这次任命,要么总统解散国家杜马。事情又闹到极端冲突的地步。

别列佐夫斯基近乎疯狂的抵抗,让过去许多熟悉他的政治人士都觉不可思议。设计出俄罗斯经济转型制度,并最终由这个制度制造出寡头的盖达尔描述说:“别列佐夫斯基的生意本质就是政治和阴谋,这才是他所玩的游戏,他认为他有这个权力去统治这个国家。他讲得很坦率,他说政府太脆弱了,需要有个人做点什么,他们(寡头)是很强大而精明的人,他们能够承担这些。但我认为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

叶利钦当然很生气,他直接给别列佐夫斯基打电话,严厉要求寡头们停止对基里延科的攻击。稍后在一次典礼仪式上,气极的叶利钦又一次大声说,他已经考虑很久,如果别列佐夫斯基还不停止他的阴谋,他会让巨头们永远地离开俄罗斯去做商务考察。基里延科在国家杜马第三次投票中通过了任命,而别列佐夫斯基也被任命为独联体国家执行秘书长。但这个任命能够让他远离克里姆林宫,远离政治吗?

一如国家杜马通过的艰难,基里延科的总理经历不顺,甫一上任就遭遇1998年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俄罗斯国内,最大的挑战是两个,一是债务,一是卢布汇率。结果这两项他都失守。在任职5个月后,1998年8月,他被解除总理职务。此次金融危机,影响甚深,几个寡头也在此次危机中银行倒闭,丢失财富,失去富人俱乐部的资格。

谁来接替基里延科呢?叶利钦记录说:“新闻界开始积极地制造舆论:切尔诺梅尔金是唯一可行的人选,从共产党人到生意人——大家都支持他。”舆论背后是否有别列佐夫斯基的影子?叶利钦找来尤马舍夫和独立电视台的台长讨论人选,尤马舍夫赞成切尔诺梅尔金。“如果杜马一下子批准任命他为总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他就完全会以全民族的领袖、拯救者自居,以解除危机的总理自居,想用什么头衔都可以。这样人民对他就会更信任。”叶利钦在记录完这一说法后,也记录了自己的判断:“我非常清楚尤马舍夫的意思。切尔诺梅尔金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他说:没有我,那儿的情况多么糟糕)又凯旋归来,他会作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委屈者深受人们爱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道德方面所受的损失便成了切尔诺梅尔金的资本,就是这样……”

一般认为,别列佐夫斯基深度地介入了此事。他一方面通过媒体制造舆论,另一方面通过尤马舍夫直接提供意见。他的想法正如叶利钦所言,叶利钦的损失是切尔诺梅尔金的资本——如此格局,当然有助切尔诺梅尔金成为下届总统。

虽则如此,叶利钦还是同意任命切尔诺梅尔金为总理。因为俄罗斯国内局势实在过于混乱,必须稳定格局。他在与政府强力部门领导人商讨后,发布了自己的任命。这次商讨,普京作为联邦安全局局长的身份,第一次参与。他有机会真正接触权力中枢了。

权力中人,比如叶利钦,当然绝对聪明。别列佐夫斯基的心思他岂能不知,而这个想法,国家杜马多数党的领导人久加诺夫又岂能不知。这是互相制衡的力量。国家杜马拒绝通过对切尔诺梅尔金的任命,而且久加诺夫直接在电视上做了轰动一时的声明:他们将不会参加定于周一举行的是否赞同切尔诺梅尔金任总理的投票。切尔诺梅尔金又是两次被杜马拒绝,局势再次将叶利钦逼到了墙角。他还选择第三次投票吗?

挑战者

叶利钦对久加诺夫此举的直接判断是:他找到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卢日科夫,莫斯科市市长。如果说别列佐夫斯基希望制造下一届总统,那么,上次竞选最有挑战能力的久加诺夫不同样会寻找自己的“总统”?

最后时刻,叶利钦放弃了强攻,也放弃了切尔诺梅尔金,他提名69岁的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这一提名迅速被国家杜马通过。叶利钦寻找自己接班人,寻找年轻的总理,刚刚开始,却不得不放弃,任命年龄更长的总理。这真是世事弄人。

叶利钦的猜测没有错,卢日科夫决定参与下一届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他在出访伦敦时,回答记者的提问:“如果我发现竞选总统的人们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所必需的观点,以确保俄罗斯的稳定和进步,我可能会加入竞选。”这个说法很官方,但很明确。在忙完总理选择与任命这一系列冲突性事情之后,叶利钦又病倒了,这次是气管炎。针对叶利钦的这次生病,卢日科夫有一个极其生硬的指责:“一个小病是一回事,但如果一个人不能工作或者尽他的职责,那么他应该有勇气站出来承认。”叶利钦判断:“卢日科夫意识到他应当利用时机!显然,这几乎是他利用合法手段掌握政权最后的、唯一的机会。”

问题是,叶利钦选择的普里马科夫,一个极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69岁老人,是卢日科夫的对手吗?

普里马科夫是莫斯科大学经济学博士,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最后岁月,他出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进入俄罗斯之后,他任俄罗斯联邦情报局局长;然后任外交部长。选择他,当然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叶利钦需要他来控制并稳定被金融危机冲击的经济、社会形势。看起来,普里马科夫未负期待,叶利钦很高兴地记录说:“普里马科夫使局势变得很稳定,这种状态在任何一位俄国总理那里都未曾出现过。这种状态的出现在客观上具备了一切基础:各种不同政治力量的支持——从总统办公室到国家杜马,以及普里马科夫极高的信任率。”

有意思的是,叶利钦很快就发现了普里马科夫身上的“苏联”痕迹。

普里马科夫上任后,迅速向政府机构下达明确命令:对新闻媒体封锁信息、尽量避免被采访、同记者们的所有接触都必须在严格的监控之下进行。叶利钦其实不太懂为什么会这样:“普里马科夫是外交部出身,应当明白并习惯按照国际上媒体的通用标准来操作啊。”但一次例行的工作见面,他找到了答案。普里马科夫拿出了他特殊的文件袋,叶利钦记录:

在这个文件袋中收集了所有报纸上刊载的关于新内阁及其领导的报道,它们都被用彩笔仔细地勾画出来了。说实话,看了这些东西之后,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普里马科夫不仅看完了报道,还把它们都划出并剪了下来。这有必要吗?最主要的是他打算向谁抱怨记者们?向我?“普里马科夫,对这种东西我早就习惯了……已经多少年了,他们每天都在写我,您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调吗?又能怎么办呢,把报纸封掉?”“不,可您读一读啊,鲍里斯,这是全盘诋毁我们的政策。”我和普里马科夫就在这样的一种氛围里讨论了一个小时。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民主政治对国民是挑战,而对国家官员尤其是重要位置上的官员,才是更大的挑战。看上去,普里马科夫不是叶利钦中意的接班人选。

但是,普里马科夫自己未必这么想。1998年稳定住俄罗斯局势,1999年1月,在国家杜马批准对9万多名囚犯实行大赦之后,普里马科夫在总理办公室的小会议室里告诉寡头们:“我们是为了给那些将要入狱的人腾出空间,即那些被认为经济犯罪的人。”几天后,别列佐夫斯基在莫斯科的办公室、西伯利亚石油公司总部和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被戴着面具的人实施抢劫,劫匪要的不是钱财而是成箱的材料。别列佐夫斯基相信这是普里马科夫针对他的反腐败行动。寡头与权力冲突,随即展开。

寡头们迅速反击。最先受到攻击的是普里马科夫最主要的搭档——俄罗斯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就是他对普京的政治引路人、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进行调查的。记者秘密拍摄的一盘录像带送到了叶利钦的桌前,在这盘录像带里,斯库拉托夫与两个妓女在寻欢。不幸的是,叶利钦刚看完不久,这一录像竟然已经在电视台播放了。震怒的叶利钦要求斯库拉托夫马上辞职!

细读俄罗斯这段历史,如此匪夷所思的种种传奇与冲突比比皆是,这里有任何正当与正义可言吗?民主政治的开端,其实是更残酷的丛林时期,所以,它的结果也出乎意料。

斯库拉托夫辞职了,随后叶利钦也解除了普里马科夫的总理职务。这是寡头们的胜利,还是叶利钦的胜利?政治活动绝对出乎常人意料,这是普里马科夫与斯库拉托夫的胜利!媒体报道辞职后斯库拉托夫的解释,他说他是因为正在调查总统“家族”的犯罪事实时,被寡头陷害,而不得不辞职。事实上,后来俄罗斯检察院的调查表明:斯库拉托夫有记录在案的同妓女的接触就不少于7次,而且每一次都是“朋友们”付费,这些人后来都因其他缘由而被提出刑事诉讼。但是,那个时刻,公众并不在意这一切。反腐败的普里马科夫,在解职后,赢得了比他在总理之位上更多的支持率。解职前他拥有20%左右的支持率,解职之后,这一数据上升到30%。这使他迅速成为最具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之一。

普里马科夫与黄色丑闻下台的斯库拉托夫,竟然形成一股舆论热潮。这时,我们容易忽略的是,他们背后的媒体的力量,古辛斯基以及他的媒体集团制造了这一切。只是,古辛斯基变得低调,不在台前出现。上一轮总统选举为着自我拯救而联手的别列佐夫斯基与古辛斯基,此次选举,形成对立。舆论混战开始。

或许更令叶利钦震惊的是,被解职的普里马科夫投靠了卢日科夫,对手成为盟友。

在叶利钦任莫斯科第一书记时,他就任命了卢日科夫为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1年,叶利钦再次任命他为莫斯科市长,他一直以强悍的手段管理着这座俄罗斯最大城市。莫斯科之于俄罗斯价值有多大?以卢日科夫计划参选总统这一时间计算:这座城市的税收占全国的25%~30%,而它的人口只占全国的6%,它拥有全国存款的80%……所以,有说服力的评价是:“问题不在于卢日科夫如何独特,而在于莫斯科在俄罗斯的独特地位。”上一轮总统选举,卢日科夫支持叶利钦,是叶利钦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而此次,卢日科夫决定自己来领导这个国家。为此,他成立了自己领导的“祖国运动”党,一般的预测认为,“祖国运动”将超过俄共,成为国家杜马里的第一大党。而且,极高支持率的普里马科夫也参加了他的阵营;俄共久加诺夫也表示将支持他。

新的政治力量,不再是传统“两条路线”力量对比,而卢日科夫的出现,也使曾经团结一致的寡头由此分化。很快,卢日科夫展开了他的“攻击”。

卢日科夫的攻击,当然也只有叶利钦记忆最清晰。他在《午夜笔记》里记录:

(1999年)夏天的时候,他开始对我和我家庭的名誉进行诋毁,一系列故意炮制出来的文章出现在国内的报刊上,而后又出现在国外的报刊上,而这些报刊多年来一直是克格勃“信息传播”的途径。卢日科夫迅速做出正式声明:要求(真正是在要求!)我提供无罪证据。他说,在没有证据之前,他将相信这一切。我记得,当时我对此感到特别惊讶。他竟然一开始就判定我有罪!打击接踵而来。独立电视台在“综述”这个节目里出示了一张“总统家族示意图”,屏幕上的那些照片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了写有“警察正在搜寻他们”字样的陈列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常见这样的陈列架安在工厂里,在公共汽车站,在电影院旁。那上面引人注目地印有酗酒者、窃贼、杀人犯和强奸犯的相片。如今,作为“警察”的独立电视台正对我所谓“家族”——我、我女儿、沃洛申、尤马舍夫等等进行调查。针对这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杜撰出了一切可能的罪名:在瑞士银行里的账户、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别墅和宅邸、受贿、贪污……独立电视台的节目使我休克!

电视让叶利钦休克的同时,久加诺夫领导的国家杜马提出一项对叶利钦的弹劾案,只是最后没有获得法律规定的2/3票数。虽此,也大大羞辱了一下叶利钦。

这年夏天,叶利钦面对什么样的格局呢?他自己描述说:卢日科夫—普里马科夫这对组合,在杜马选举中可以获得绝对的优势(况且普里马科夫已经能同俄共达成很好的协议),因此在这之后所进行的总统选举将失去任何意义。如果我的预言正确,而且在杜马选举中红色和粉红色(俄共和“祖国运动”)占据了宪法所规定的绝对多数议席,那么,他们不仅可以立即获得最大的政治优势,而且会具有完全合法的可能性,以2/3的多数票任意修改宪法!其中包括废除国家的总统制度。也就是说,总统选举对于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

选择普京

在解除普里马科夫职务后,叶利钦选择斯捷帕申出任总理,结果三个月后,他又将斯捷帕申解职。为何如此短暂?叶利钦甚至有个极其戏剧性的解释:选择斯捷帕申,就是为了让人们不注意他将把普京推向前台。“政治必须经常出人意料!”1999年8月9日,叶利钦任命普京为总理。这个时候,叶利钦的势力已经衰弱到极限,国家杜马甚至已经失去反对的兴趣,迅速通过这一任命。

为什么最后一张牌是普京?

1996年8月,普京终于在莫斯科找到新工作;5个月后,他有一个小的升迁,由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职位,升到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兼监察局局长;之后升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1998年7月,出任联邦安全总局局长;之后就是总理。这样的升迁速度,不算慢。

就在他升任监察局局长时,他与叶利钦相遇。在自传里,叶利钦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对普京的发现过程:“在普京领导办公厅监察局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了,后来,他成了尤马舍夫的首席助理(负责地区问题)。他是1997年3月来克里姆林宫的。有时普京会代理暂时离开的一把手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的交往就会多一些。就清楚程度来说,普京的报告可以做范本。与其他助理不同,普京尽量避免同我‘交往’,不愿意陈述自己的构想,发表自己对世界和俄罗斯的看法;他仿佛故意剔除了我们联系中所有的私人因素。正因如此,我很想和他谈谈!他的敏锐反应令我惊讶。我的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有时会让人措手不及,让人红着脸、痛苦不堪地去寻找答案。普京却能自然而平静地回答,以至于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对于我来讲,还是年轻人的普京已经做好准备去迎接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一切,而且,对于任何挑战他都能应付自如。一开始这甚至让我有些警惕,可后来我明白了——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性格。”

就在监察局局长位置上,普京碰上了他必须“非法”解决的难题。

当时还是联邦总检察长的斯库拉托夫对整治索布恰克兴致非常浓厚,他找到叶利钦要求对“涉嫌大量侵吞国家资产”的索布恰克采取行动。事情朝着越来越不利于索布恰克的方向发展。1997年10月3日,索布恰克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离开市长位置后的新工作)地区中心大楼出来,感到不舒服,准备去医院。头一天晚上,他在家里已经被医生检查过,情况很不好,是血管梗塞前的症状,医生强烈建议他住院。就在他准备走向自己的汽车时,内务部的一个行动小组逮捕了他。但是,还没来得及审讯,索布恰克就失去了知觉,调查人员不得不叫来急救车,把他送往急救中心。

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情况,消息迅速传到克里姆林宫,在当天一次例行会面中,谈话者涅姆佐夫突然告诉叶利钦,索布恰克心脏非常不舒服。“一切已经变得像是一场迫害。我记得,当时我沉默了许久,目光一直盯着某个地方。思绪沉重而痛苦。”叶利钦回忆当时,“我请他向斯库拉托夫转达我的话:‘不能迫害一位病人。’”

麦德维杰夫在其所著《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里记录说:“普京在被任命为监察总局局长之后,叶利钦与他见过几次面,总统详细地询问了索布恰克的情况,并且几次表达了自己对这位前圣彼得堡市长的不满。但普京却没有附和。”

显然,普京在离开圣彼得堡后,有机会更冷静地思索当年索布恰克竞选失败的缘由,也会清楚总统与他周边的官员对索布恰克的态度,以及原因。这时,他当然也知道索布恰克被捕和他心脏病发作的消息,但他并不知道叶利钦准备解脱索布恰克。他计划独自行动。11月7日清晨6时,妻子叫醒了索布恰克。一切准备就绪。医生过来把病历和所有诊断治疗资料全部收拾妥当,索布恰克被抬上担架,上了急救车,直奔机场。一架芬兰的医用飞机已在等待,这架飞机是一位匿名捐助者花了3万美元从一家芬兰私人医药公司租来的……索布恰克和他妻子顺利飞抵巴黎。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被解除不准离开圣彼得堡的禁令。这一切,都是普京独自安排的。他没有对他的“前政治导师”失去忠诚,甚至赌上了自己的事业。

叶利钦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消息,看起来他没有任何责难,普京也没有遭受指责。在自传里,叶利钦说:“后来,在得知普京的举动后,我对他充满了深深的尊敬和感激之情。”在《午夜笔记》里,叶利钦没有对其他任何年轻的政治家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尊敬和感激。

在选择联邦安全总局局长时,叶利钦叙述:“联邦安全局的侦查员们曾积极地调查过无中生有的‘索布恰克案’。所有这些都是按照同一条政治路线来完成的。”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中意的人选:普京。在残酷的政治生活里,叶利钦在这里表现出的是不多见的情感因素。

在与普京讨论他来接任联邦调查总局局长之位时,叶利钦建议他重新回到军队编制,拿到将军头衔。出乎意料,普京拒绝了,他说:“我1991年8月20日就从特工机关退役(第二次辞职成功)。我是一名文职人员。强力部门由非军人领导,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您同意,我将保留退役上校的头衔。”

普京任联邦安全总局局长之时,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1999年春天,普里马科夫开始他的反腐败行动,从政治的角度看,在自己任期还不足一年的时间里进行这项反腐运动,是寻求政治资本,还是真实的反腐,权力中人都会非常清楚。但反腐行为本身已经足够为普里马科夫获得民望,这又反过来促使众多官员投靠他——也许他是下一位总统。其中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就是其中一位。德国人拉尔在他的《弗拉基米尔·普京》里也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普里马科夫当然希望普京与联邦安全总局在他的掌控范围里,在那次针对别列佐夫斯基的材料“抢劫”事件里,“普里马科夫希望普京别拒绝效力,然而,普京却断然拒绝了总理的要求。按照普京的话说,他不想让联邦安全局牵涉到这种阴暗事件中,他害怕政治丑闻,因此建议普里马科夫寻找私人性质的保安来完成他的计划”。

这是权力游戏中人都知道的事实。叶利钦甚至也很隐讳地记录说:“总理老是想把联邦安全局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然而,同总理的经常性冲突并没有扰乱普京的心绪。普京没有使自己在政治游戏中被利用。在这一点上,他的道德准则是如此坚不可摧,甚至令我也感到有些惊诧。”简单讲,普京选择“忠诚”总统,这是职业上的要求,也是他个人的选择。

虽然普京在工作上拒绝了普里马科夫的请示,但当普里马科夫被解职后第三天,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普京作为团长,带领联邦安全局和对外情报局的联合代表团去看望了他。后来,普里马科夫不止一次地回忆这次看望,因为事实上他离开安全局已经很长时间,他说这次看望他没有料到,非常高兴。公私关系,情感与职业,普京分得很清楚。

在叶利钦最后一本自传《午夜笔记》里,找不到太多对普京能力的描述。政治家考虑问题的关键部分,或许不是能力,而是其他因素,比如忠诚。叶利钦记录说:“在决定解除普里马科夫职务之后,我常常痛苦地思索这样的问题:谁将会支持我?谁会真正地站在我的身后?突然我醒悟过来了——这个人就是普京。”

叶利钦将自己选择普京出任总理的决定告诉了斯捷帕申,斯捷帕申非常激动,要求暂缓几天再做决定。克里姆林宫中人行动起来,丘拜斯先去找到普京,要求他自己拒绝这项任命,“这比晚些时候在周围环境的压力下拒绝要好”。普京没有拒绝总理的位置,而是拒绝了丘拜斯的要求,他说:“对不起,这是总统的命令。我应该执行它。如果您在我的位子上也会这么做的。”丘拜斯当然不会就这么轻易罢手,他甚至表示,如果斯捷帕申留任,他乐意回来做总统办公厅的主任。叶利钦后来也知道了丘拜斯的活动,他评价说:“看来,他一刻也没有怀疑过:我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不只丘拜斯这么想,俄罗斯绝大多数媒体,无论是站在叶利钦一边,还是反对他的,对叶利钦选择普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共同的判断:叶利钦疯了!麦德维杰夫描述说:“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认为选择普京担任总理的建议,是老年叶利钦做出的最怪诞的政治决断之一。”

《生意人报》请俄罗斯最有声望的占星家绘制普京的占星图:在普京的图中,冥王星与降交点上合起来:太阳和土星合起来,还有天平星座里强大的海王星。这表明:普京能够适应任何职位,善于在复杂的形势中达成妥协。他有发达的直觉,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得心应手地应用这些。普京是一个拥有极佳逻辑能力的知识分子,这一点能帮助他应付和控制住极为艰难的处境。他渴求权力。从占星术的角度看,叶利钦和普京这辆两轮马车是不稳定和复杂的,虽然叶利钦很喜欢普京身上所表现的积极而强硬的方式。叶利钦任命普京为总理是处于月食和日食之间,这意味着总统与这一任命有关的计划将最终无法完成,在10~12月之间,新任命的总理将经历一次危机,可能会下台。而下年1~2月将是普京被换掉的第二次噩梦。

甚至连古老的占星图都不看好普京。

在这种广泛的蔑视气氛下,国家杜马讨论确认新总理的会议变得有趣。在发言中,久加诺夫同意以新总理取代斯捷帕申,但却故意装作忘记了普京的名字,以示轻蔑之情;而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在发言中则故意讲错普京的名字和父名,叫他谢尔盖·弗拉基连诺维奇·普京。总理任职资格就在这种搞怪与搞笑的环境里迅速通过了。轮到普京上台发表讲话,他感谢了所有杜马议员对自己的信任,并对“格里高利·阿列克谢耶维奇·久加诺夫”(这里他用亚夫林斯基的名字和父称以及久加诺夫的姓)表示特别的谢意。

普京有反击能力,而且迅速。

车臣战争

在叶利钦任命普京为政府总理两天前,车臣数千武装分子穿过边境,潜入达吉斯坦西南部博特利赫,与当地伊斯兰极端势力一道控制了两个村庄。随后他们宣布成立独立于俄罗斯联邦的“达吉斯坦穆斯林国家”。

这不像国家杜马通过普京总理任命时的轻蔑那么简单,而是对俄罗斯整个国家的挑战。

总理普京必须面对。他将如何面对呢?随即,普京以总理的身份邀请所有的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普里马科夫和斯捷帕申讨论车臣问题,这时达吉斯坦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几位副总理的态度一致:将军事行动的战场转移至车臣境内是不现实的。简而言之,他们坚持采取“和平”的解决之道。国家军事领导层的意见与此相反,但这些将军里也存在着意见分歧。最终的决定必须由普京独自做出。

此次战争的特别性是,车臣武装分子不只是对邻邦的占领,他们把战场扩展到全国,在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先后制造爆炸事件,几百名平民在睡梦中惨死。如此恐怖行为,引发的俄罗斯恐慌是未曾有的——之前,媒体在对俄罗斯民众恐慌的调查里,排在前列的分别是亲人生病、犯罪活动、贫困和滥用职权;但爆炸事件发生后,所有曾经的恐慌都让位于一个新的因素:车臣恐怖主义。车臣问题,是决定俄罗斯历史走向一个纲领性脉络。此际,它由隐而显,对这个国家尤其是民众形成了空前的影响,而且逆转了之前的所有“和平”性选择。

这是历史自身的逻辑,但在历史转折的当口,它并不是清晰的。

车臣,这个正在被打开的第三个“俄罗斯套娃”,无论对苏联,还是对俄罗斯,都是一种由历史形成的国家隐痛。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到1941年,德军进逼到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德军采取了一个分化瓦解战略:向这一地区空降破坏小分队,利用山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煽动他们起来造反,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为德军的进攻提供方便。大约有5000名志愿者加入了反苏的德军行列。随后,苏军控制了高加索地区。1944年,斯大林决定惩罚车臣,苏联国防委员会决定将车臣人全部迁出这一地区——这些被强迫迁徙的车臣人,冠以“特别移民流刑犯”。这种惩罚,坚持的是“不漏掉一人”的原则,无论是地方领导还是宗教人士,甚至连尚在前线作战的车臣籍士兵也被列入特殊移民名单,无一例外,全部迁走。结果数十万车臣人背井离乡,去到遥远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两个共和国。战争期间,迁移属于正常选择,但像车臣这样的惩罚性迁移,是唯一的。而迁移最主要的代价就是死亡,有统计表明:“二战”期间苏联迁移民众的死亡率是23.7%。

迁移13年后,1957年,赫鲁晓夫执政,他认为对整个民族的惩罚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决心改正,允许被迁移到他乡的车臣人返回故乡。但是,车臣这一地区经过13年的变迁,已经有了其他民族的人居住,回迁的车臣人难以适应完全发生改变的故乡,冲突由此种下,延绵至今。这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戈尔巴乔夫时代,车臣独立成为当地的核心诉求。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第一次车臣战争,在道义上,俄罗斯人很难拒绝车臣人的独立要求。这是历史自身的逻辑,古辛斯基以及他的独立电视台反战诉求,之所以得到广泛响应,正是因为他们站在了历史逻辑那一边。

叶利钦当时的政策选择是走“和平”谈判之途,而况当时正临总统大选,他选择有限。但是,叶利钦的车臣全权代表却将“和平”之策推向了失衡的边缘——他与车臣方面签订的结束战争协议,决定将车臣与俄罗斯联邦地位问题推迟到2001年12月31日进行全民公决,另外俄军全部撤出车臣。这种妥协,在相当意义上,叶利钦说:“其实质,俄国承认了自我宣告独立的车臣共和国的合法性。俄国放弃了自身原先的任务,控制车臣领土,恢复俄国法制,解除非法武装。”俄罗斯反弹的力量由此隐含。

细研第一次车臣战争众多史料,就战争而言,车臣武装力量如何可能是俄军的对手?但是车臣方面发明了另一种战争方式:恐怖手段。当俄军即将彻底消灭车臣武装力量之际,一支车臣小分队长途奔袭布琼诺夫斯克,占领这座城市的一家医院,控制人质1200多人。车臣方面要求:如果车臣士兵被杀1人,他就要杀害10个人质偿命。并且以此要求停止对车臣的攻击。俄罗斯政府屈服了,近在眼前的消灭车臣武装力量的胜利,拱手相送。此举,车臣方面开创了一种新式战争策略,而这之后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也是这一战术的国际版。

叶利钦在是否参加1996年总统大选时所写下的感叹:“而人民……人民既不能原谅‘休克疗法’,也不能原谅在布琼诺夫斯克和格罗兹尼(车臣首府)的耻辱。似乎已经输得精光。”——他深感屈辱的就是车臣战争以及战争中的恐怖主义迫使俄罗斯让步。

1999年,车臣武装力量再次大规模地使用这种恐怖手段,制造爆炸事件……

回到普京的历史现场,他将做出怎样的独自的决定呢?出人意料,普京选择的战略是最强硬的攻击:对盘踞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武装力量,军方决定不采取简单的驱逐战术,而是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叶利钦同意了这一战略。

这是一个极大的赌注。普京无比强悍,他甚至用与其国家领导人身份不符的粗鲁语言表示:“即使匪徒躲进抽水马桶,我们也要将他们冲进下水道。”叶利钦论述他认定的接班人:“应该用另一种方式去思维,不同于经历了苏联瓦解和新俄罗斯政治危机的那一代政治家……他应当创造自己的文明。”从结果上看,普京选择绝不妥协的战争,正在创造“自己的文明”,并由此深刻地改变了俄罗斯的历史与政治。

回到历史现场,普京会像我们这些历史后置的叙述者一样,看清楚结果是什么吗?

普京回忆那一时刻:“退回到1990至1991年,我清楚地知道——尽管听起来很自负——人们对军队和特别部门的态度,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已经威胁国家利益。我们很快就要走上崩溃的边缘。如今,关于高加索:今天的北高加索和车臣局势怎么样?这是苏联崩溃的继续。显然,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停止。是的,一段时间里,我希望经济增长和民主机制的出现可以缓解这一过程。但时间和经验表明:这是不会发生的。这就是8月份我对局势的看法,当时叛匪正在攻打达吉斯坦,如果你不立刻制止,俄罗斯将不复存在。这是有关阻止国家崩溃的问题。”普京已下定决心阻止第三个俄罗斯套娃打开。

普京自己会认为这是一个大赌注吗?他不这么看:“我发现只能这么做,宁可以牺牲自己的政治生涯为代价,这是不大的代价,我准备付出。”总理的位置,普京认为“代价不大”。

国家杜马选举、总统选举以及卢日科夫-普里马科夫组合、别列佐夫斯基与古辛斯基的权谋与操纵……那些令叶利钦,还有俄罗斯政治家头痛的问题,似乎不在普京这位新总理考虑的范围之内,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战争。而且是打赢的战争。

1999年12月31日,在接受代总统任命的当天,普京与联邦安全总局局长带着各自的妻子去车臣度新年。他们计划去往车臣第二大城市古德尔米斯,但直升机驾驶员不敢在这里着陆,能见度太低,不超过100米,完全无法降落。普京的妻子柳德米拉回忆:在新年的前20分钟,我们调转方向又往回飞。半夜时我们打开直升机里的香槟,我们没有杯子,所以只好用瓶喝。大家一共只有两瓶香槟。我们回来后,古德尔米斯的人以为我们无法赶到那里。但是你还不了解普京。我毫不怀疑我们还要想办法赶去。至于什么时间或怎样去倒不重要,但我们必须去。普京对我说:“你留下吧,我们开车去。”我说这怎么行,谁想留下坐在那里默默等待呢?我们挤进几辆汽车,时间已经是下半夜2点,两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驻地。我睡了一路。你真应该看看我们到达时小伙子们眼睛里流露出的惊讶。他们有些疲乏,看上去昏沉沉——好像非掐自己一把才能清醒:前去看望他们,与他们共度新年的真是普京。

这个新年,普京的两个女儿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陪着过新年。她们说:“我们知道他们会去外边度新年,但不知道去哪里。”当然,她们都收到了新年礼物,本来两个女儿想要一台电脑,结果她们一人得到一台。普京的女儿告诉记者:“后来看电视才知道他们去了车臣。”

这次去车臣度新年的电视新闻,并没有普京的形象。战争即将以胜利结束之际,也是俄罗斯总统大选的最后时刻,普京驾驶苏-27战斗机飞抵车臣首府,这才是他第一次以英雄形象,在全世界面前亮相。这也是梅德韦杰夫的主意。这次总统选举,普京没有参加任何选举活动,也拒绝与竞争对手进行电视辩论,这个选举仿佛跟他无关,他只有战争。结果,在选举的第一轮,他就以52.94%的得票率当选俄罗斯总统。

普京逻辑

如何理解普京以战争,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创造出的“自己的文明”?

比较那一时期的媒体报道,相对于俄罗斯媒体的各种极端的声音,西方媒体相反倒展示了一种远距离观察的冷静。美国《洛杉矶时报》曾刊载一篇《正在崩溃帝国的杂音》,文章将20世纪俄罗斯局势与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做了比较:“不只车臣,整个北高加索这8年来都处于起义状态,俄罗斯如果不设法改变这一局面,将导致自我毁灭。西方应当准备为俄罗斯送葬,而不是在手术之后等待它的康复和振兴。”

车臣问题的后果意味着俄罗斯一如奥斯曼帝国一样的崩溃,这是西方人的观察,当然也是叶利钦与普京的判断。问题是,当这个国家转向民主政治,国家选择将以民意为基础时,国家逻辑如何形成民意,才是关键。很遗憾,此时的俄罗斯政治人物,还没有意识到,也没有能力完成这种转化。很幸运,历史有自身逻辑,它站在了普京这边。

普京尤其是他的崛起的研究中,有两个核心性议题,其一,他如何从服务克格勃15年转变为一位民主派人士服务?其二,他为何会以战争而赢得民意以及高支持率?

第二次车臣战争,以一种令人恐怖的方式开始。在车臣武装力量攻克达吉斯坦西南部博特利赫之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上次让他们获胜的恐怖主义手段:9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围墙对面,用爆破的方法炸毁了坐落在曼尼日纳亚广场上的儿童游戏自动机大厅;与此同时,无线电控制的地雷又在达吉斯坦的一座城市五层楼里爆炸,夺走了4个人的生命。9月9日,重型炸弹使得坐落在莫斯科地区东南方向的别恰特尼克一幢9层高的大楼震动,从一大堆废墟下,扒出93具尸体。过了4天,还有一栋坐落在首都东北面的9层楼被爆毁,这次死亡118人……这一系列恐怖事件当然都是媒体的头条新闻,恐慌迅速在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全国漫延。车臣恐怖分子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迫使俄罗斯政府屈服,但这一系列事件,所引发的民众的恐慌,反而迅速形成共识性民意。

这不是任何政治家可以操纵的,是历史自身的逻辑:恐慌既能涣散人心,也能凝聚民意形成斗志。只是,凝聚民意需要一位强悍的领袖。理性的、对车臣民族遭遇的同情以及对他们独立选择的认同,此际由全社会的恐慌情绪所取代。这一时刻,曾经的历史走向开始逆转。

更全面地理解俄罗斯民意的变化,德国人阿列克塞德尔·拉尔提供了一种更大范围里的观察——这年3月,科索沃战争爆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也就是在这次战争中被炸。

拉尔分析说:在科索沃发生的军事行动,不仅毁坏了北约组织同盟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威信,也迫使他们对于作为国家制度形成的民主化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在战争影响下不由自主地经受着考验的、苦难重重的,不合格的综合体(俄罗斯)社会感觉到了西方现在没有任何谴责俄罗斯暴力行动的道德标准了。俄罗斯的许多公民突然对于利用武力解决自己国内的领土问题不再感到讨厌了。他们从根本上认识到,如果连文明的西方国家都不鄙弃暴力压制,那么,俄罗斯根据它真正存在的问题,也应该站在这条路上,这种观点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

这一切都是当时普京所清楚思考的吗?当然不是,这只是历史发生后,评论家复盘所寻找历史逻辑里民意基础的来源。回到准备车臣战争前的那个时刻,俄罗斯作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有个非常精彩的论述:“爱因斯坦在回答伟大发现是如何诞生的这一问题时,曾说过:非常简单。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但是,这时来了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人……”这个人叫普京。

普京的强硬,与他未必完全清楚的渴望国家强大、需要强悍领袖的民意结合了。战争一开始,他的支持率就迅速跳高,“俄罗斯开始喜欢上一位他们从前完全不了解的人”。那个根本不被任何人看好的普京,因为战争,翻盘了。

战争之后

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媒体问普京他将支持什么党,他回答说支持“团结”,结果这个选举前才成立的新的政治联盟,竟然在选举中成为国家杜马第二大党。曾经令叶利钦极端恐惧的卢日科夫—普里马科夫组合,以及他们的“祖国—全俄罗斯”——杜马选举最大热门,选举中大衰,甚至排名在“团结”之后。其中原因很简单,这个联盟的领导人坚决反对对车臣进行军事行动,直到杜马选举最后时刻,才小心翼翼地支持普京战争政策,但选票已经流失。

战争改变了普京,也改变了俄罗斯。开始是被动的,后来,普京主动了。自此,所有的权谋逻辑都让位于普京拥有的“历史逻辑”——时势给了他一个机会,可以离开由当权者与寡头们制造的游戏,他另辟战场并赢得了可以回来改变规则的能力。

古辛斯基和他的传媒集团当然一秉传统,以反战的姿态出现。他们开始面临困局,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时候,俄罗斯军方对信息的控制并不那么严格。到了这次车臣战争,形势大变,军方开始严厉控制,尤其是电视频道,电视画面上不再容易出现血淋淋的战争场面。取而代之的是军方发言人宣读官方声明,而战场上的消息被严格审查。这不是古辛斯基唯一的麻烦。为他开创第一次车臣战争报道模式,并使这种模式大受欢迎的搭档,对如何报道这次战争,与古辛斯基发生分歧——毕竟这次战争是在跟第一次战争完全不同的氛围下开始的,莫斯科以及俄罗斯民众处于恐惧之下,这深刻地影响了记者;而这位古辛斯基的搭档既认同这种民众情绪,也认可军方,他说:“当你亲眼看到了所有的东西,当国防部告诉了你实情,你实在没有必要再向其他任何人打听其他消息了。”因为不能说服古辛斯基,这位搭档辞职了。

普京的强硬不只对对垒的敌方,对媒体同样强硬。

当然也有决然的记者。为美国资助的“自由之声”工作的俄罗斯记者巴比特斯基,独自穿越战场进到车臣,并在报道中详细描述他是如何绕开俄罗斯方面的检查站,而这个行程图既有俄军检查站具体的位置,也有如何躲避俄军的手段。他从车臣回来后,发出的报道非常具体地描述了车臣方面如何砍下被俘俄罗斯士兵的头……俄罗斯警方逮捕了他,理由是他的“不爱国的”新闻报道。在接受调查时,巴比特斯基说:“我不相信你们,我相信车臣人。”正巧这时车臣武装力量方面表示他们愿意以释放几名俄罗斯士兵来交换被捕的记者,俄罗斯方面去询问巴比特斯基乐不乐意被交换,他同意了。结果,巴比特斯基交换回5名俄罗斯士兵。后来,有人给“自由之声”送来一盘录像带,录像带里面的巴比特斯基面容苍白,憔悴不堪,言语迟缓,说他想回家。这个新闻引发强烈关注。

战争期间,车臣方面绑架了若干记者,既有俄罗斯,也有西方的记者。但像巴比特斯基这样被主动交换的记者,也只是享受的被绑架者的待遇。车臣方面的绑架行为,也让众多第一次战争时的战场记者,不太敢重回战场,巴比特斯基事件引发了对政府行为的广泛质疑。

在《第一人:普京自述》里,记者用极长的篇幅了解普京对马比特斯基事件的看法。普京的解释直接而硬朗:“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相当复杂的时期。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士气造成的。这一点你们可能同意。俄罗斯人不明白,我们的战士为什么理想而战。那些士兵献出生命,回报却是诅咒。他们是在为国家利益做出牺牲,却被公开羞辱。幸运的是,这次不同了,巴比特斯基与他的同伙妄想扭转这种形势。他直接替敌人效力。他不是中立的信息来源。他为叛匪工作,他做的要比一挺机关枪更危险。我们对言论自由有不同的解释,如果你指的是直接参与犯罪,我们永远不会同意言论自由。”如果巴比特斯基活着从车臣回来之后会怎样?普京答:“他一出现,就要传他接受调查。”

这是普京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华盛顿邮报》驻俄罗斯记者戴维·霍夫曼在他所著的《寡头》里,对普京有一个有意思的描述:“在民主德国工作的5年时间里,普京错过了莫斯科发生的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上的巨变,他错过了记者们认为照亮自由的光芒时期,他错过了早期人民议会的代表选举的政治经历……也就是说,普京错过了目睹民主社会的诞生。但他成为代总统时,他与古辛斯基建立的开放的、自由的媒体已经相距甚远。普京是个封闭性的人,他觉得没有必要向公众解释他自己。他告诉记者说,他把他们看做是执行他的命令的人物,他对记者们并不十分信任。”从旁观者的角度,这个评价或许准确。但在当事人的角度,即使这个民主俄罗斯开始的时期,普京却有自己的看法:“从一开始,俄罗斯就是超集权的国家。其实这已经写到俄罗斯的遗传密码里,俄罗斯的传统与俄罗斯人民的思维模式都有这种影响留下的烙印。”理解并分析普京,不可忽视他的经历与他的认识。

随后,普京也成为古辛斯基电视台“木偶”节目里的丑角。普京被描绘成一个穿着苏联时期共青团先锋队制服的人。不过古辛斯基对车臣战争的报道,不再可能像之前那样为他赢得巨大的声誉。战争报道既然不可能有所作为,古辛斯基与别列佐夫斯基自然选择了政治——国家杜马选举以及总统选举。古辛斯基支持卢日科夫,而别列佐夫斯基反对他。有记者窃听了别列佐夫斯基与他控制的电视台主持人的电话,在这个电话里,别列佐夫斯基在讨论如何攻击卢日科夫,这个录音内容迅速被报道。但是,这没有阻止别列佐夫斯基的攻势。

可是,在国家处于战争的状态下,而莫斯科又经常处于恐怖爆炸氛围里,这些权谋手段显得多么肮脏。只是,别列佐夫斯基不这样看,他认为自己帮助普京搞垮了他最强劲的政治对手,所以在总统选举投票前,他在一个记者早餐会上对媒体说,他与普京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每天通一个电话。他又警告说,没有寡头们的支持,普京将不复存在。“就我个人而言,将不会有什么改变。寡头的作用将会上升。寡头一词仅仅是指俄罗斯的大资本家。而且大公司将在俄罗斯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显然,别列佐夫斯基没有改变他“国王制造者”的自我形象。

战争结束了,带着胜利以及高支持率的普京从战场上回来了,开始了真正“自己的文明”的创立。

2000年5月,古辛斯基出现麻烦。他在与中央银行主席商讨将自己的桥银行卖给对方时,中央银行主席接到总统办公厅主任的电话,要求他不要进行这次交易。这位主席火气很大,让对方“下地狱”,然后就挂掉了电话。但是,10分钟后,普京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停止交易。这下,中央银行主席只能服从。

稍后,一群戴着面具、全副武装的税务警察搜查了古辛斯基总部的材料……接着,总检察长办公室要求古辛斯基去接受问话,主要是去解释税务警察搜查时发现一支装饰精美的手枪——里面有几颗子弹,他要被质问子弹从何而来。古辛斯基没有在意,也没有带律师,只带了一名保镖。而且,预定14点钟接受询问,古辛斯基还迟到了,直到17点钟才赶到。一小时后,他的律师收到了来自检察长办公室的一张通知:古辛斯基被捕。当晚,检察人员声称古辛斯基被怀疑卷入一桩涉及原俄罗斯电视系统有关圣彼得堡电视公司的私有化一案。古辛斯基被送往布蒂尔监狱。

古辛斯基被捕!这成了超级大新闻。麦德维杰夫说: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报纸和杂志、通讯社和电视台为大家提供的不是普京出访西班牙和德国的消息,不是车臣的炸弹和地雷爆炸的恐怖,也不是西伯利亚森林大火和莫斯科的买凶杀人案,而是古辛斯基如何度过自己在布蒂尔监狱的第一个夜晚和第一个白天,早、午、晚三餐吃的是什么,以及与他同一个囚室中的那两个人是谁:一个“文质彬彬”的贩运伪钞犯,一个涉嫌经济犯罪的商人。

看来寡头对俄罗斯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可以想象与理解的范畴。

正在西班牙进行访问的普京回答记者说:“对于这件事我一无所知,这是总检察长独立做出的决定。你们也应该明白,对我来说是件令人生疑的礼物。”俄罗斯媒体当然不信这种说法。

回国后,普京邀请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多连科来克里姆林宫见面。多连科正是那位以肮脏方式攻击卢日科夫的节目主持人,但在这件事上,他对普京猛烈抨击。刚一见面,多连科就说:“你已经对这个国家每个人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包括所有的警察,所有联邦安全局的人们。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去逮捕记者、商人和犹太人。因为古辛斯基是一个与新闻记者联系密切的犹太人,你现在就可以发布任何形式上的判断和法律……”普京很平静地回应了多连科的指责,他说:“以色列总统给我打电话,询问我为什么要攻击古辛斯基。我告诉他,古辛斯基既没有在以色列,也没有在俄罗斯上过税。”

入狱三天后,古辛斯基因欺诈罪而被起诉。一个月后,俄罗斯有关方面没做任何解释宣布放弃对古辛斯基的所有起诉。之前,古辛斯基在两位律师的见证下,签署一份免于刑事起诉的文件,文件上说他决定卖掉自己的生意,作为交换他不入狱以及允许出国的承诺。之后,古辛斯基离开俄罗斯。

与此同时,另一位寡头波坦宁被要求补交由于抵押拍卖过程中因违反规则和条件而使国家遭受的1.4亿美元损失;而弗里德曼的石油公司账目被查……当然不止这两家。

针对寡头的风波正在掀起,这时别列佐夫斯基似乎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告诉霍夫曼:他跟普京是朋友。为了证明这点,他说当年普里马科夫在追查他的时候,普京站到他这一边,冒险参加了他妻子的生日晚会。“这个时候,谁也不敢来。”——别列佐夫斯基说他跟普京有超出政治朋友之间的忠实感情。别列佐夫斯基仍然在扮演他“国王制造者”的角色,这回是帮助一位前将军获得了一座城市市长的位置。

古辛斯基事件已经沸沸扬扬,寡头们也纷纷被要求补交各种金额,别列佐夫斯基请求普京召开一次会议,普京回答说没问题。结果别列佐夫斯基去到克里姆林宫,等待他的不是普京而是总统办公厅主任。这位主任告诉他:“你要么就在两周之内放弃俄罗斯公众电视台,要么你的下场就跟古辛斯基一样。”别列佐夫斯基很生气:“你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对我讲话。你别忘了,我不是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仍然要求这位总统办公厅主任安排他与普京见面。

正在为“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事件苦恼的普京来了,这次潜艇事件让普京备受媒体攻击。别列佐夫斯基一上来就为他的俄罗斯公众电视台的报道辩护……当别列佐夫斯基讲完他不短的辩护之后,普京打开一个文件夹,用一种单调的语调开始宣读:俄罗斯公众电视台非常腐化,由一个人也就是别列佐夫斯基控制,他拿走了一切他能控制的钱……这正是当年普里马科夫调查别列佐夫斯基的文件。别列佐夫斯基明白了。

别列佐夫斯基将俄罗斯公众电视台的股份转让给他石油公司的合伙人,然后离开了俄罗斯。

2001年1月,普京邀请21位资本家到克里姆林宫座谈。座谈结束后,参与者告诉媒体,这次座谈的主旨是:“我们离政治远一点儿!”其中一位参与者告诉普京,请他不要相信存在所谓资本家反对总统的阴谋说法,普京回答说:“信我是不信的,不过我会对此予以关注。”许多报纸将克里姆林宫的“一月会谈”定义为“前寡头与总统”的对话。但有资料显示,政府和总统办公厅的官员曾得到明确指示:严禁在公开声明中使用“寡头”一词。

队友

2000年5月7日,普京的总统就职仪式。叶利钦将一具总统特别标志授予普京——这是由叶利钦建议并在他监督下设计制作而成的,是一串连着40片镶有珍贵宝石和金箔的笨重手链,金箔的背面镌刻在位总统的名字。头两片金箔刻的是叶利钦的名字,在第三片上刻着普京的名字。

在20世纪苏联或俄罗斯的历史上,叶利钦是第一位主动辞职的国家首脑,其他领导人不是在岗位上辞世,就是被迫离位。当然,他也为俄罗斯的民主政治体制开创了另一种非正式制度:接班人制度。所以,两位俄罗斯总统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交接,不是总统就职仪式之时,而是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宣布自己辞去总统一职之时。

那个交接仪式结束后,普京去了车臣,而叶利钦回到自己的别墅。在回家途中,美国总统克林顿打来电话,他为克里姆林宫的出人意料的变动而疑惑。不过,叶利钦并未与之通话,他请克林顿晚些时候再打过来。这不合乎礼节,而且叶利钦之前也不会这样做。但现在不同了,“我已经不是总统了”。已经不是总统的叶利钦这会儿要睡两三个小时。

卸任的轻松,很短暂。在自传里,叶利钦足够坦率地记录他刚退休之时的生活:

1月10日早晨,我醒得很早,像往常一样,我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通常这里都堆放着小山一样高的文件……这些文件会让我血液里的肾上腺素分泌增多。而现在,桌上空空如也。我走到桌旁,拿起操作台上的专线电话听筒,却没有听到电话正常工作的信号——已经被切断了。在这间办公室里我完全无事可做。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然后便走了出去。一整天我都沉浸在这种失落的情绪中。那天晚上我终于决定弄个明白,为什么会把电话的信号给切断了。他们告诉我正在调整系统线路,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恢复正常。这是纯粹的技术性暂停,只不过我一时没明白过来。

在叶利钦即将过69岁生日前,他退休后首次决定前往克里姆林宫,并约定在那里与总统联合报道组的记者进行会晤。叶利钦走进普京的办公室,问:“我可以坐一坐总统的圈椅吗?”在场的记者忍俊不禁。退休生活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共青团真理报》记者直接问他:“还想念克里姆林宫吗?”叶利钦真诚地回答道:“非常想念。退休后很寂寞。但又能怎么样?现在我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就是个参谋,善于提出忠告,不固执己见,不强求回答——这就是我眼下正在学习做的事情。学着随意观察,不再以总统的视点分析问题。”叶利钦的退休金为1.1万卢布,外加少量津贴。

在被记者问到与叶利钦的关系时,普京说:在叶利钦退休之前,我到他家去拜访只是因为工作。此外,只是当他开始与我讨论他退休的问题时,我才从他身上感到某种温暖。他和我现在谈话的次数要比他退休之前多。现在我们的关系不同了,我可以在电话里跟他聊会儿天。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克里姆林宫里的政治人物,恐怕普京与叶利钦见面次数最多。他俩是邻居。“一般我们一个月见面一两次。没有什么秘密会见。”叶利钦在退休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描述了他与普京的关系,“普京通常都是清晨上班之前到我家来,这样对他方便一些。谈话的原则是这样:普京向我讲述他国内外出行的情况,讲述各种会晤和谈判的结果。我认真倾听,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评价。”“您没有对选中的人失望吧?”“没有!我的期待完全实现了。”2002年之前,他们基本保持这样见面频率,但之后,变得极少。

2003年,普京决定逮捕尤科斯总裁、另一个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总理与总统办公厅主任都表示反对,叶利钦也接受采访公开表示自己的“不安”,但逮捕仍然完成。后来总统办公厅主任、叶利钦时代的旧人沃洛申决定辞职,普京接受了他的辞呈。之后,麦德维杰夫说:“他们不再见面,彼此也不再打电话。”普京第二任期的就职典礼邀请叶利钦参加,但叶利钦缺席了,原因是“身体不适”。之前他已搬离原住址,之后,叶利钦表示:“我已脱离公共政治,不打算发表政治评论并议论我的后继者的作为。”

2004年,普京以71.3%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总统。3年后,是否要修改俄罗斯宪法,以保证普京第三次连任总统的议论成为一时风潮。

这个时候,美国华盛顿国际安全研究所俄罗斯和亚洲项目主任尼古拉·兹洛宾获得了一个被普京接见的机会。他直接询问普京会不会谋求第三个任期?俄罗斯《生意人报》记者科列斯尼科夫——当年由梅德韦杰夫邀请的三个完成《第一人:普京自述》记者之一,他记录了这个有趣的过程:

“我想知道下面问题的答案:您会谋求第三期连任吗,会还是不会?只有‘会’或者‘不会’。”兹洛宾的问题很直接,而且要求以“会或者不会”直接回答。

“不会。”

“您将会修改宪法吗?会还是不会?”

“不会。”

……

“您敢不敢写下您不会谋求连任的书面凭据?”普京回答:“我敢。”他写了,并把写下凭据的笔送给了兹洛宾。在兹洛宾离开俄罗斯准备回国时,西方记者相信他得到的普京凭据会在出境时被查收,于是准备记录这一“没收”时刻,结果兹洛宾顺利出境,无人在意。

普京已经准备好了他的“接班人”,他们分别是:

梅德韦杰夫:普京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时的助手。2005年11月15日,出任第一副总理;

伊万诺夫:普京情报系统同事,2007年2月15日,出任第一副总理;

祖布科夫:普京任副市长时的助手。2007年9月12日,出任政府总理。

这是一个可以让媒体玩总统“猜猜猜”游戏的组合,答案最后揭晓:梅德韦杰夫。

梅德韦杰夫一如普京,拒绝跟他的总统竞选对手作电视辩论。他对此的解释很直接,是理解俄罗斯现代政治的一个小窗口:“我尊重我的对手,但并不是要给他们太高的评价。我没有必要在舌战中依靠这些争上风,那些对手从来没有驾驭过国家机器,他们的纲领明显地落后于时代,或者根本就没有可行性。执政一方的优势、优越性和问题在于一点,即它从事的是具体的事业。人们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它,但是这些事业是可以看得到的。选民考虑所有一切:国内的形势,对领导人的态度和其他很多因素,而公开辩论并不是主要的。任何一个高效政权的任务都是保持稳定和延续选择的方针。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动摇这一点。”

没有意外,梅德韦杰夫以高票当选俄罗斯总统。他在竞选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描述自己的心态:“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个正常的现代人。要知道,职位来了还会离开。”

2012年,梅德韦杰夫要离开了,因为,普京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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