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戊戌变法 百日跌宕

戊戌政变,百日维新流产,是一个历史事件,它不是只关乎背叛与否的戏剧。

逃亡,梁启超

逃亡,总是惊险并且传奇。戊戌政变后第四天,八月初十(公历1898年9月25日)。

下官(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与另外两名日本人伴同梁启超,四人均换上猎装,于晚上9时左右从紫竹林悄悄地登上一艘中国船出发。不幸北洋大臣的小蒸汽快船“快马号”随后跟踪而来。是夜凌晨2时终于在新河附近被追上。“快马号”上乘坐着清国的警部、持枪的士兵和其他20多名中国人。他们声称下官之船中潜藏着清国罪犯康有为。下官再三辩解,拒绝搜查,但他们置之不理,强施暴力,用绳索将下官之船缠上,强行向天津方向拖去,大约逆行两町余(一町约合109米)。因下官斥其非法行为,双方展开辩论,又经过两个多小时,终于达成协议。清国警部及持枪士兵,以警护为由,转乘下官之船,一同下塘沽,至塘沽再作解决。而“快马号”则向天津报告,撇下本官之船,先向塘沽急驶而去。翌日清晨7时,下官之船快到塘沽从帝国军舰“大岛号”旁边经过时,下官便挥舞帽子,求其出迎。军舰上的人遂将舰载快艇放下,准备迎接我们。清国警部与士兵见此情形便打算各自逃走。此时下官要求警部即按双方在新河附近的协议来展开充分的讨论,但警部回答称:已无谈判之必要。随即匆匆登上另一条船,仓皇离去。因此,下官不得已转乘到大岛舰的快艇上,与同行三人一同登上大岛舰上稍事休息。我们将梁启超留置在舰上,便和另外两名日本人同去塘沽车站。此时,可能是得到了“快马号”急报的缘故,直隶总督荣禄为捕获要犯,特派武毅军提督聂士成、亲兵总教习王得胜、天津县知县吕宗祥等三人率持枪士兵三十余名,于上午9时半即来到车站。岂料彼听到的是康有为已逃上大岛舰的消息,聂士成大失所望,不禁勃然大怒,执意主张去大岛舰上将要犯抓回。但王、吕二人则忠告聂士成不可如此,于是打消了抓人的念头。本官于下午3时与聂、王、吕同乘火车返回天津,回到领事馆后,立即另写函,照会海关道诘问为何清国官吏对日本领事采取此种无礼的举动,并要求对此事做出相当的处理,但海关道迄今仍未有任何答复。其后,清国搜捕犯人,日益严密,目前将梁启超转移到商船,极为危险,所以仍然将其留置在舰上。第二天,直隶总督更派招商局总办,会同新建陆军参谋长来到大岛舰,要求引渡要犯,舰长回答说舰内没有其欲捕犯人。他们离舰而去。

(录自郑永昌致日本外务次官鸠山和夫密信)

显然,清朝官吏以为登上日本军舰的中国人是“国家通缉犯”康有为。在追缉与两次交涉未果之后,经过分析,当时袁世凯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报里认为:“该华人年约三十以内,似非康犯,或为康党。”稍后,袁世凯终于确认登上日舰的可能是梁启超,“再三侦访,有谓并非康犯,疑系梁启超,已剃发改装,无从辨认”。

已在日舰藏匿的梁启超,于是基本上安全了。谁有权并决定救他的呢?

戊戌年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早朝,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共同见军机,宣布慈禧再度“训政”。史称“戊戌政变”,即以此日为时间节点。

这天下午2点左右,梁启超进入日本公使馆。“他的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不能不看出事态之非常。”当时的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在其回忆录《我的七十年》里描述,“梁直截地说,请给我纸。他马上写出下面的文句:‘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志士,都被逮捕。其首领是康有为,想也快要被捕杀头!皇帝不用说已被幽闭。西太后一派为袁世凯和军机大臣荣禄。如果我也被捕,最迟三天内也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

林权助允诺了这两件事。林权助又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好好想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但是,梁启超还是离开了。

这天晚上,离开了的梁启超又回来了。“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奇怪的一刹那,梁启超飞快地跑了进来!”事情已无回转,林权助必须做出决定:救还是不救梁启梁。

作为日本的代理公使,在那个时代,林权助当然有能力救助梁启超,只是他有没有这个权力?是疑问。当时,在日本公使馆,还有一位日本人,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梁启超下午来访后,林权助即向伊藤报告了此事此人,但却没有明说自己“救助”的许诺;梁启超晚上又回来了,问题不再可能延宕。林权助据实以告,伊藤很直接:“这是做了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伊藤博文一言而定,梁启超剪掉辫子,在公使馆住宿一夜后,由日本领事郑永昌陪同乘火车去到天津,再后登上大岛舰。

伊藤博文访华

历史的意外,往往超过想象。在戊戌政变发生的前一天,即八月初五中午,光绪皇帝在西苑勤政殿接见了伊藤博文。伊藤访华,尤其是这次接见,在当时清廷的“政治生活”里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只是未料,两天之间,清朝政局反转倾覆。前一天还“亲切”接见外宾的光绪,此刻已失权柄。

为什么伊藤博文会恰逢其时在这个历史现场?这一决定于伊藤而言,并无特别深意,当时驻日的清朝公使裕庚电报总理衙门称:“此次系无聊,回同退者来家扰,藉少避。又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是其故技,非大举动。”而伊藤派人向中国公使说明他只是“自行游历”,只想与“王爷”“中堂(大学士)”进行非官方性质谈话,唯一的要求,“来京时求派员到车栈照料为叩”。

伊藤博文来访,对当年“公车上书”的主导者康有为,尤其是一个重大机会,似乎一切也尽在掌握之中。在康有为等的鼓动下,光绪不仅同意接见伊藤,并将觐见地点定为西苑勤政殿。在清朝历史上,勤政殿的大门,这是第二次为外国人开放;上次则是接见德国亨利亲王。这是清一朝规格最高的接待。

这个机会,看上去将会很精彩。

伊藤博文将来中国访问的消息传来,颇为激荡中国官员的想象力:可否将他留下作为客卿主持清朝改革?另一位与伊藤博文同列“客卿”人选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有意思的是,李提摩太跟伊藤博文住在同一个旅馆,而且李提摩太跟伊藤的秘书主任津田先生“有过长时间的谈话”。两位外国人,都在等待光绪皇帝的一个决定。

政治游戏,除了超常的想象力,还要用倾力一搏的勇气。这个机会,果真只是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的吗?其实,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都是被动的。准确地看,这是康有为及其维新党获得改革主导权的一个副产品而已。稍前,七月底,康有为及其同党再次上奏请开“懋勤殿”——主导改革的政治机构。谁能进入这一政治团队,鼓吹者当然希望的是康有为等维新派。伊藤博文的来访,在“懋勤殿”的操作里,有了极其精妙的政治运作空间。若有诸如伊藤这样国际著名的“客卿”进入“懋勤殿”这一政治机构,那么,从理论上讲,慈禧操纵光绪,这一有违国际政治通行规则的中国式政治模式,继续下去将十分困难,甚至就此中止。而“懋勤殿”里的中国改革家,诸如康有为等人,亦将因此获授大权。用“客卿”而获实权,这是这场政治游戏里最精彩的想象所在。

八月初五,光绪接见了伊藤博文。深入研究这一过程的历史学家茅海建分析:如果说光绪帝接见没有国书且非政府官员的伊藤博文,在当时已属异常事件;那么,光绪帝在接见中的言论,更属异常——光绪甚至提出通过总理衙门与伊藤建立一种政治咨询关系。而之前,清朝皇帝接见外宾,所有问答都是事先拟稿,客套与礼貌而已,从不涉及政治性议题。(《戊戌变法史实考》)

只是,这种进步对当时渴望利用这一机会——挟“客卿”而扼慈禧的维新党人而言,近乎失败。光绪没有提懋勤殿,更没有对聘用顾问作任何表示。而且,更大的失败接踵而来。

所有的政治游戏都是有对手的。光绪以及维新党人的失败,甚至非常简单,在接见伊藤博文的前一天,慈禧从颐和园回到宫里,她见了光绪……逃亡,在接见完伊藤博文之后的第二天,就成了梁启超的命运。

那么,康有为呢?这个时候,他在哪里?

康有为上场

即使100多年后,康有为予中国人一般标签式的印象仍是:公车上书。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领导1000多名“公车”(进京应试举人),上书反对李鸿章谈判并签署《马关条约》,由此名动一时,并影响至今。将此视为康有为“出世”之举,并无不妥。

那一时刻的历史现场究竟如何?历史学家茅海建发现:这一时期,众多公车上书,多以通过同乡、亲属、旧友等关系而集会具稿、联名上书;像康有为这样联络各省公车联名的,只此一例,但恰恰这次“公车上书”没有递呈朝廷。稍后,康有为将其这一长达一万多字的上书在上海刊行,所题名举人只有602名,并非康有为宣称并被历史教科书所记载的1200多人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更有趣味的是,另一位历史研究者姜鸣甚至翻出了当年《申报》的《公车上书记》一书的销售广告,初版,“每部实洋两角”;两个月之后减价,“每大本洋四分,每小本洋二分”。

据说康有为《公车上书记》刊行后,使他的名气一振,于是,康有为决定在上海再次刊行他的上书稿《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很偶然,康有为因应了现代传播介质的中国兴起——书籍、报纸成为新型政治工具。之后,梁启超更熟练地运用起这一工具,“文人论政”的中国报纸传统,肇始于此。这也是在众多公车上书中,唯独这份没有送达朝廷,而出版发行的康氏上书之所以暴得大名的缘由。刊行《公车上书记》的成功,当然需要复制,考试完毕,留在北京的康有为创办免费赠送的《万国公报》,系统传播他的政治思想,同时又有别种收获。一般而言,每科状元才是传统中国读书人为人所知的捷径,但康有为颠覆了这一规则,《万国公报》让他在官场知晓度上,迅速高开高走。

后世读史,若无通观,而论见识,谈何容易。如果单论康有为戊戌年间的行为逻辑,乖张之处,比比皆是,难以理解。但将康有为性格置之那个巨变的时代,他有意无意间与时代潮流的接轨,才是理解他的行为逻辑的关键。

“公车上书”那年,康有为因上书而速得大名之外,科举考试成绩也不错,以二甲四十八名取入。算得上双喜临门。但是,康有为不满意,他认为他应当得状元,认真的后世研究者并不轻信。在《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里,历史学家林文仁综合当年史料分析:“但几乎就在彼对李(文田)、许(应骙)大摆姿态的同时,也积极想走翁同龢的门路,被拒。由德宗亲政在即,权力结构行将调整之现实以观,与其云康氏有原则,不如说彼甚懂政治行情。”

康有为未必只是走传媒一途的中国政治家,从广为人知,到真正获得权力,其道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远着呢。在真正的政治运行上,康有为同样出人意外,李剑农在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里概括说:“在运动方法上,康是从上层社会着手。他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组织上,君主专制主义已经发达到了极点,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倘若皇帝不信服你,随你如何完美的主义,如何高强的本领,终归无所施其技;倘若皇帝信服了你,不知不觉做了你的傀儡,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他向皇帝一次上书不达,就再次,由再次而三次、四次,至于七次,总要使皇帝赏识了他的议论,信服了他的主张,然后罢手。”康有为之所以有别他人,除了他有完整的一套改革思路之外,他的戏剧性仍是他人难及,以明亡之君崇祯比喻,如不改革,“求布衣而不可得”,这真有些大逆的意味了。但光绪却对军机大臣说:“康某何不顾生乃尔,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他理解这是因为康有为忠君,才有如此直言。公允而论,康有为改革之心实属可贵,而且难得,清朝此际也处在由自强而变法进入“改革深水区”,需有强力推进。只是,政治的结果,往往以成败而论。

康有为所主导的“公车上书”,于他而言,并没有拿到上海刊行完事,他之后又以之为底稿将其重新改写。茅海建研究分析:“该上书删减了‘公车上书’中拒和、迁都、再战的内容,也调整了其中改革的内容。其建策分三部分:其一为富国之法六项;其二为养民之法四项;其三为社会改革。”以“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呈”为名的这次上书,在康有为自编的上书辑里称为“上清帝第三书”,这是相对完整的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汇集。这份上书送达光绪,颇得赞赏,谕旨下发各省大吏讨论。刚中进士的康有为,终于脱颖而出。

康有为,戊戌年的主角,这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真正上场了。

权力的现实

从上层着手,以上书专攻皇帝,自是伸张思想与主张的捷径。只是,康有为的时代,权力结构特殊,传统“皆决于上”的单极结构,此时却是二元——慈禧与光绪共治。

慈禧与光绪之间的权力安排,是理解那个时代的核心结构。

光绪二十年(1894年)起,慈禧常住颐和园,而光绪则基本住在宫中。此刻,光绪皇帝固然“独立”,可以亲政,只是在君臣关系之下,还有“母子”关系,这个很有机巧。从《清代起居注册》里搜索并计算出这些时间安排,茅海建得出的光绪与慈禧权力关系结构之一:事先请示制度——光绪无论是请安、侍早膳与晚膳,还是侍看戏,都是“孝道”之下柔性的政治活动与控制方式。

以这种柔性的事先请示制度对应,相对刚性的则是“事后报告制度”——在政变之前,光绪单独出席“早朝”,有单独的朱批权、口谕权,并对谕旨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处置权。但在事后,准确说来,就是在第二天,必须要向慈禧太后报告。这种结构关系,意味着,“光绪帝有处理权,慈禧太后有监督权”。茅海建概括而论:“光绪帝犹如在玻璃房子里办公,慈禧虽在远处,仍可以大体看个清楚。但是,再透明的玻璃房也会有一些暗角。”显然,这些暗角尤其是其间的运作,是再准确不过的观察二元权力关系后来崩破的关键。

传统中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人事任免权,早在光绪十四年就做出规定,很明确,人事任免尤其是重要官员,其最终决定权在慈禧。

戊戌变法,其关键当然是“百日维新”——四月二十三日,光绪根据慈禧的旨意,下达了明定国是的谕旨。在慈禧的同意下,维新运动启动。而杨深秀与徐致靖的上奏,却是康有为代笔,所以说康有为开启了维新运动,并不错。

维新运动的展开,第一步骤是人事调整,翁同龢被罢,荣禄补大学士,刚毅升协办大学士,崇礼接刑部尚书——按一般观察,这都是太后的人马。人事上卡位,这是慈禧权力运作的核心。不唯如此,在下达明定国是谕旨后,再有谕旨强调:“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皇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著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著一体具折奏谢。”人事控制,这是慈禧的权力红线,不可触碰。

康有为以二甲四十八名获取进士,在稍后的工作安排上,光绪皇帝将他圈为“分部学习”,进入工部。康有为称“授工部主事”,这也符合当时一般的说法。问题是排在前面的“候补”太多,茅海建计算:“康有为若依辈分补缺,以当时最快速度为计,至少也要10年,年龄将会至50岁;更有可能终生未能补上主事额缺,由此终老一生。”康有为在其《我史》里记录:“自知非吏才,不能供奔走……未能为五斗折腰,故不到署。”他放弃了这个需要熬年头才能获权力的位置。

在启动维新运动之后,光绪召见了康有为,这是第一次也是康最后一次见到光绪皇帝。当然,这同样也是康有为获得权力的机会。

召见完毕,光绪发下谕旨:“工部主事康有为,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若以此际清廷的官员晋升方法与速度而论,总理衙门章京本是最好的权力位置,然与康有为的理想而言,实在落差太大,梁启超记录当时维新一派对这一任命的基本态度:“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回到光绪与慈禧的权力安排,如果给予康有为更高位置,比如总理衙门大臣之类,首先至少要三四品京卿,这则需要慈禧首肯才可,反而不利。总理衙门章京之位,是无奈权力结构下最好的安排。

当然,康有为与他的同党并不这么认为。在召见结束后,康有为即上奏“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统筹大局折”。“制度局”,是康有为天才般另造权力体系的设计。

历史学家徐中约统计百日维新:“清廷在教育、行政管理、工业和国际文化交流领域约40项到55项变法法令颁布。”其关键,历史学家郭廷以概括:“废八股为变法第一大事,开制度局关系变法的根本。”而正是这两项,与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冲突,也与满朝官员冲突。

更具体分析这两项变法之策,历史学家林文仁解析:“作为变法之‘参谋本部’的制度局,其承担统筹全局,改造制度法律重责之外,实等于创造一取代原有枢译二署,乃至内阁之新权力核心,透过其改定法律制度目标之实现,一一架空原有决策机制,达到权力重新分配之根本目的。另一方面,则釜底抽薪之计,即废八股取士之旧法,打击长期借此路径,凝聚官僚体系伦理,垄断意识形态定义权,以建构其合法地位之‘旧人’所坐拥之权力纲络。”如此设计,当然具有战略性思维。

由此而观,有着领导改革清朝理想的康有为,如何可能在乎“总理衙门章京”那样一个小职位。维新运动形成了一种特别局面,康有为及其维新派的许多提议都被接受,“废八股”甚至都被采用,但在权力再造的“制度局”一项上,“惟此一条决不让步。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其他高官们似乎同此一心,决不让康有为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

若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角度观察,清朝此际已进入制度变更时期,而“废八股”与另起权力中心开设“制度局”,自是关键。在政治上,当然也路向正确;只是,从利益的角度——而这才是真正的政治运作实况,如何实施,技术上怎样破题才是决定性的。

天才者如康有为,有其长,能洞悉国家变革之根本与方向;也有其短,比如他那戏剧性的极其符合传播要素的性格,在二元权力结构下,未必见容于刻板僵硬的清朝官制,更未必在政治技术上能够妥帖操作。由此,冲突自是难免。只是,这番冲突,最终演变成“零和游戏”。悲剧。

冲突和变局

设制度局,康有为有两次上书,第一次在戊戌年的二月十九日;光绪召见后,第二次上书要求。这个时候,光绪皇帝询问总理衙门如何处理康有为第一份“正月制度局之折”?总理衙门的回复很直接:“似不必另开制度局,设待诏所。”对这一回应,光绪非常不满:“著该衙门另行妥议具奏。”以光绪谕旨论,对议复奏折如这般推倒重来,是唯一的一次。

皇上要办,下面属臣不乐意,怎么办?传统中国的权力运行已经成熟:拖!

这个时候,礼部候补主事王照给光绪皇帝上了一道书,“书中言请皇上奉太后游日本,以知日本崛兴之由,然后将奉太后之意,以晓谕臣民,以变风气”。王照当然看出清朝政治的二元结构,并尝试着调和光绪母子,以破胶着格局。后来王照回忆说:“此照之意,欲和两宫,以名誉归太后,庶消变萌。”有意思的是,王照对变法与权力关系的认识,不同于当时断然对立的“维新”与“守旧”两派,在更具体的政治现实里,王照曾向康有为分析:“太后本好名之人,若皇上极力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但是,这一选择被康为有拒绝。政治的残酷,参与的双方正如硬币之两面,败者常以胜者之恶名之,其实未必一定如此。后来,变法失败后,王照亦流亡日本,他更坚持曾经的判断:“自翁同龢黜后,大臣抗旨者,皆阴恃太后;然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不得干政,激而阴结顽固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按此逻辑,将变法之名让渡给慈禧,或许能破此僵局。

只是,这一设想,不见容于康有为,更不见容于反对派。

王照没有资格直接上书皇帝,需由礼部代奏,但这道充满调和意味的折奏,却被礼部压下11天而不送。王照当然急了,上书弹劾礼部堂官。人事本是政治的内容之一,人事纠缠却是多数政治冲突的关键,按王照后来的回忆,阻击他的并非礼部全部堂官,只是许应骙。他的理由是:“请圣驾游外洋,安知非包藏祸心。臣等若贸然代奏,他日倘有意外,则王照之肉足食乎?”——许应骙的此论确定过于小人之心。光绪极端生气,回应这一说法:“朕心自有权衡,无庸该尚书等鳃鳃过虑。”生气之下,光绪将礼部怀塔布、许应骙等全部6位堂官一应免职。光绪的反弹,的确猛烈。许应骙一人作为,结果礼部全部担祸,而礼部尚书怀塔布,“到部时甚稀,在他处画稿而不阅稿。闻革职,出涕曰:‘我并未见人家折子说的什么话,跟他们一道革职,冤不冤?’”政治里的人事冲突,不会轻易结束,会有后戏。

这年的七月十九日,光绪罢免礼部六官,轰动一时,是维新期间最激烈的政治举动。但这一事件有一个更重要的细节:光绪没有就此次罢免,请示慈禧。

戊戌变法的举措里,有一个重要的措施即鼓励司员士民上书。罢礼部六官之后,最明显的反应则是上书陡增。过去的机构处理不及,于是在罢免礼部六官后,第二天,光绪下令将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事宜”。其主要工作即为处理司员士民的上书。

这四位新的军机章京,就戊戌变法而言,意味着什么?萧一山在其《清代通史》里判断:“新党始正式参与政事。”与罢免礼部六官一样,这项新任命,同样也没有请示慈禧。在权力制衡的关系结构里,林文仁的分析是,“帝党终将权力之手,伸到后党的鼻尖”。

仅仅任命四位军机“秘书”,竟是将权力之手伸到对方鼻尖,有这么夸张吗?这得回到清一朝的权力制度。自雍正设定军机处开始,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大臣的折奏,先由皇帝拆封,做出决定,然后军机大臣奉旨拟旨;但处理司员士民的上书,因为太多,所以变通成先由新进四章京提出意见、然后奏明,形成旨意,跟明朝“票拟”类似。虽然他们处理的是不算重要的文件,但由皇帝拿主意,还是由属臣出主张,是断然有别的。因此,在实际权力上,可以自己出主张的军机新章京,当然要大过奉旨拟旨的军机大臣。按此安排,光绪与慈禧的权力关系,无论事先请示还是事后汇报,都有可能就此落空。

康有为很敏锐地看到了新进四章京的价值,他极其夸张地描述:“于是军机大臣同于内阁,实伴食而已。”不过,康此言仍一秉其“戏剧性”常态,将未来的可能移至现实。

在制度局没有任何实际进展之下,有了这一未来可能的权力空间的鼓舞,康有为及其维新派此时提出重开“懋勤殿”。梁启超定义:“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延续“制度局”的思路,增加“延聘东西各政治专家”,以新名目再造权力体系。日本的伊藤博文与英国的李提摩太,正好分属东西政治专家,在此议之下,他们恰逢其时来到北京。

“懋勤殿”,动作不小,光绪虽然很赞同,却需要请示慈禧,不敢擅权独断。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去到颐和园,向慈禧请示。此时,慈禧已弄权38年,何等精通权术之人,她当然一眼看通“懋勤殿”之本意。茅海建分析:“若同意开懋勤殿,将对其与光绪帝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进行大修改,而且会是实质性修改。也就是说,光绪帝10天前‘擅自’罢免礼部六堂,是对其权力的否定,光绪帝此时提出开懋勤殿,将动摇她的权力基础。从她的角度来看,光绪帝已是两次发动‘政变’。”

维新运动,自此急转直下。第二天,光绪给杨锐的密诏很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处境。杨锐是后来被慈禧下令处死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他儿子藏好了这道密诏,慈禧死后,宣统二年他将其呈缴都察院,才终让世人知晓光绪那天见慈禧,大体是什么样的情形。——茅海建分析说:“根据上述密诏的提示,可以想象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争论的场景,并可得出三点结论:一、光绪帝向慈禧太后提出了建立议政机构的意见,也可能提出了由康有为及其党人参加或主持此议政机构的意见,慈禧太后则提出了对罢免礼部六堂官的指责;二、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对建立议政机构、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以及罢免大臣,‘实有未足’,该项政治权力属于慈禧太后;三、慈禧太后警告光绪帝,若有越出权限,其皇位‘不能保’。”

在此等情形之下,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当然不会有中国政治顾问的位置给予了。

由此看来,罢免礼部六官的反弹十分强劲。人事变动,尤其是这种异常的变动,提供的可操作的政治空间,以后世读史者观察,匪夷所思。从怀塔布的角度看,他当然有些委屈。《清代通史》记录当时:当皇上之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犹不及汝耶?”怀塔布的妻子当然也是这群涕泣中的一个。《清代通史》记:“怀塔布之妻素侍太后宴游,乃哭诉于慈禧,谓且尽除满人,后因不善帝之所为,久有废立意。”

当然,失官的怀塔布也没闲着。清人苏继祖在《戊戌朝变记》里记录其赴天津寻求荣禄的帮助。这当然是受委屈者的自然举动。但是,这一变故对御史杨崇伊而言,则是另番机会。他也去天津找荣禄,清人笔记对此记载颇多,指向明确:杨崇伊纠合数人请太后再亲政。杨崇伊的儿子娶了李鸿章的孙女(李经方之女),所以杨李是故交。但在这件事上,盛宣怀档案中《虎坊摭闻》称:“闻杨崇伊纠众奏请太后亲政,以疏示李鸿章,李不肯签名。杨遂赴津,谋于荣禄。此亦七月事。”

风暴骤起,变局在即。

八月初三

杨崇伊之奏“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八月初三送到慈禧处,此次上奏未经奏事处。这一天军机处在给慈禧的奏片里称:“……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也即此后谕旨在下发前,要经过慈禧太后,原来的事后报告制度,变成了事前请示制度。这显然是针对权力逸出传统的,处理司员士民上书军机四章京的权力监控。除此之外,颐和园里的慈禧与光绪,一派祥和。

慈禧是戏迷,这天的内务府升平署演出的戏目是《丹桂飘香》、《昭代萧韶》、《庆安澜》,除了升平署的太监戏,还外请了“义顺和班”演了六出。慈禧颁下的赏银为403两。这一天的戏从早上10点开演,一直演到晚上8点半。光绪在下午2点多离开颐和园回宫,接见伊藤博文是一件事,除此还需按清代礼制,上戊祭社稷坛。都是正常安排。

这一天,康有为要做的事真多。

前一天,光绪颁发谕旨,催促康有为离开北京去上海办报,这是光绪与慈禧见面之后,回应并平复慈禧的愤怒而采取的对策。可能康有为是当天最晚知道这道谕旨的人。这天晚上,康有为记录:“是夜,未见旨,饮宋芝栋家。李苾园尚书、徐子静侍郎在我左右,唱昆曲极乐……”按康氏所叙,他是散席后回到家中,才看到当日明发,敦促他出京上谕;而且林旭来访而未遇,嘱他明早勿出。第二天,八月初三一早,林旭带来光绪给杨锐的那道“朕位且不能保”的密诏,见此密诏,康有为“与复生跪读痛哭”。

康有为及其党人必须行动起来。这天下午,康有为的时间已经预支,他要去见伊藤博文,后来《台湾日日新报》刊出长篇报道,记录这次“下午3点至晚上”的见面,但是,这一报道没有提及康有为欲请伊藤为清朝政治顾问的内容。显然,报道刊发之际,政局已经巨变,再提此事并无益处。

当晚,康有为与杨深秀、宋伯鲁、李岳瑞、王照相见,商议两件大事:其一保举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为顾问,参预清朝中枢政治;其二设计调袁世凯部进入北京。袁世凯对康及维新派,殊为关键,而去做说服工作的是谭嗣同。

这个时候,袁世凯已从天津来到北京,接受光绪的接见后,等待“请训”——即新官上任前请皇帝予以训示。而保举袁世凯,请光绪破格使用的,正是康氏人马徐致靖。八月初一,光绪已颁谕,授袁世凯侍郎候补,听到这个消息,毕永年记录康有为的反应:“康与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有为的兴奋,基于这样一重逻辑:袁世凯的破格晋升,系由维新派所推荐。袁既已晋升,当思报答皇上,而此际皇上正遭劫难,由保举他的维新人士去相求救皇上,他势必应允。

在一般想象里,这层逻辑十分圆满,只是,康氏及其党人的措施太险。

谭嗣同与袁世凯的此次见面,袁世凯后来在其所撰《戊戌日记》里有较详细的记录。袁的这份日记,长久被视作其自辩的伪作,多不被采信。上世纪90年代,历史学家杨天石对新发现的毕永年《诡谋直纪》,进行深入对照比较,重新认定袁氏日记“相当可靠”。袁世凯所记可能是康有为、谭嗣同所拟上奏的密折内容: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二、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三、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转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政变计划。如此设计,康有为及维新党采用暴力方式解决政争,箭在弦上。

梁启超记录,袁世凯向谭嗣同表示:“杀荣禄乃一狗耳。”虽然如此容易,而袁仍拒绝了这一计划,作为一种回旋,袁提出:“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大约就在袁世凯与谭嗣同密谋之际,看完戏的慈禧开始看那道杨崇伊请其训政的奏折。临时起意,“戊刻(晚上7时至9时)”决定由颐和园回到北京城。历史学家们分析的相对一致的结论是:杨崇伊奏折里描述光绪将可能请伊藤为政治顾问,是触发慈禧回城的关键因素。很显然,慈禧决定回城与袁世凯、谭嗣同密谋的时间几乎一致,没有操作的可能性。因此,流传至今的因袁世凯告密而促使慈禧回来发动政变,维新运动就此失败的“戏剧”性转折,不复可能。

袁世凯果真无辜?

袁世凯的30个小时

慈禧回到北京城内,准确地讲,不是“回宫”,因为光绪已经亲政。她回来是住在西苑,即今日北海和中南海,位于皇宫西侧,故称“西苑”。戊戌这年,慈禧回西苑6次,其中3次是看望病危的奕?,另3次分别是咸丰的生日、光绪的生日与咸丰的忌日。这6次慈禧待在西苑的时间都极短,一般而言,没有特殊理由,慈禧不回西苑。

八月初四日,清内务府《杂录档》记载慈禧之行程:圣母在乐寿堂进早膳毕,总管二名奏请圣母皇太后从水木自亲码头乘船至广源闸西码头,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毕,步行至御座房少坐,乘轿至广源闸东码头,下轿乘船至倚虹堂少坐,乘轿进西直门、西安门,由西三座门进福华门,由瀛秀园门还仪鸾殿。——此时已为申刻(下午3时至5时),光绪皇帝听闻消息,赶忙到瀛秀园门外跪接慈禧。对比慈禧从颐和园回西苑的一般行程,此次回城,仍是从容不迫,不像有大事要发生的模样。

那个时代,显赫如慈禧者,其实回一趟西苑,安排起来也很复杂。即以此次临时起意回城而论,按《杂录档》统计:慈禧所用的黄车、红车、青车、蓝车、大车达32辆;而随行的太监、差役总数为622人,用马538匹,用车22辆。真是浩浩荡荡。也正是因为安排复杂,慈禧在决定回西苑的同时,也把回程时间确定下来:初六日返回颐和园。

清朝档案,对居上位者,比如慈禧与光绪,倒真是超乎想象的记录翔实,虽然那些重大决策尤其是慈禧改变格局的决定,未必允许记录,但细心研究者通过这些日常甚至琐碎的“起居录”分析,至少可以寻觅“环境证据”以辨虚实。细察众多档案,进入历史的现场,茅海建判断慈禧回城,就其往返时间安排上看,只是为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一事。“在慈禧太后的心目中,光绪帝会否因其不在而如七月十九日罢免礼部六堂官、二十日任命军机四章京那样,做出一些她无法接受又无法否决的‘荒唐事’?”

回到西苑,仅过一天,初五日,慈禧改变主意,决定将回颐和园的时间推迟到初十日,而且还要带光绪一道回颐和园。随后,初六日,慈禧训政令下,政变发生。

八月初五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天远比决定回西苑重要,是关键的一天。

这天,在接见伊藤博文之前,光绪单独接见了袁世凯。袁世凯没有投康有为们的“赞成票”;而同时因他拒绝谭嗣同的起事计划,康有为也就没有给光绪密折,当然也不会有光绪的密诏,令其诛荣禄。袁世凯亲信幕僚张一麐后来记录此次见面:“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诇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

初五这天,慈禧看到陈秉和“参张荫桓折”,其中称:“无怪乎康有为奉命已久,迟延不行。”光绪已命康有为出京,他还未走?这当然令要赶走康的慈禧生气。结合慈禧训政后第一道命令就是捉拿康有为,那么,这道奏折当然在慈禧决定推迟回颐和园并决定训政上,起到相当作用,但仍凭此折,就使慈禧断然夺光绪之权?很难。

所有的疑问,也即促成慈禧下决心训教的核心因素,只可能是“围禁颐和园”政变一节,仍在袁世凯告密与否。与这种怀疑对应,几乎写实的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偏偏缺了初三晚见谭嗣同后,至初五早上见光绪前这段时间的内容,有30个小时的空白。如果说,因为时间重叠,袁世凯不太可能因告密而促使慈禧从颐和园返回西苑,那么,初五慈禧的决定,真正的翻盘的决定,推动因素何在呢?30个小时的空白时间如何理解?这是重点。

袁世凯后来将康有为等人的政变计划全盘托出,这一事实并无疑问。按其在《戊戌日记》里的记录,他是回到天津后,才将康有为维新党政变计划告诉荣禄,然后由荣禄传递至慈禧。早期戊戌政变爆发因素分析,相对集中于袁世凯在听闻谭嗣同的计划后,即由自己或派徐世昌,向荣禄或奕劻告密,随即慈禧知晓这个阴谋,大为震怒,于是决定训政。历史学家黄彰健在1970年独立做出一个经典性判断,即: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发生,而告密加大了政变的剧烈程度。这是采信袁世凯日记里的说法的推导——初五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初七荣禄密折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初八日上奏慈禧太后,初九日逮问张荫桓等7人。这一判断最有力量之处是其与具体的维新派被捕的过程能够对应,在史实上能够胜出前述各位研究者利用清人笔记拼接的情节。后来,由于新材料的出现,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被历史研究者倾向认为属实居多,而非纯粹作伪。于是,政变非袁告密而起,他只是加大了政变的烈度这一说法遂成潮流。

但是,这其间更深刻的疑问则是:确如袁世凯脱责所述,他只是“政变事后报告”而已;那么,“围禁颐和园”而斩慈禧这样重大而性命攸关事件,袁竟如此迟滞,3天之后才有报告,慈禧事后想来,当如何判断?果如此,后来袁世凯的晋升还可能步入快车道?

30个小时里,袁世凯做了什么,目前仍是谜。情感以及常识判断,与事实证据,未必经常那么合辙。

逃亡,康有为

八月初六日,在光绪失去权柄的那天,康有为在天津驶往上海的英轮“重庆号”上。此刻,追缉康有为的命令已下,在天津的梁启超也正因为疑似康有为而被追赶得鸡飞狗跳。

初四凌晨,等回与袁世凯密谋的谭嗣同,康有为即知道他们的暴力计划因未得袁世凯支持,而告流产。维新一派此时的种种选择,亦殊有趣。当时与康有为、梁启超走得极近的毕永年,初四早上见过谭嗣同,知道袁未允诺后,午后一刻,即迁寓宁乡馆。离开康有为,还得找间离康家近一点的房子住下,以方便探究结果,这是毕永年的选择。

对比之下,谭嗣同的选择,当然荡气回肠。

初四上午,康有为按约定与李提摩太见面,之后,康有为做出决定,初五清晨离京抵津,赴上海。这个时候,清朝的军舰“飞鹰号”正在拼命地追赶“重庆号”。康有为很幸运,眼见快在烟台被追上了,“飞鹰号”却没有了煤,船开不动了。更幸运的是,清廷缉拿康有为的电报本已发到登莱青道的李希杰,可是,李希杰此时正巧不在烟台,没有看到电报,于是,康有为有机会下船,悠闲地散步及购物。

上海道蔡钧也收到电报,他在康有为的终点上海等候。捕康之网,已经布下。据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当时给驻华公使窦纳乐的报告,蔡钧过分急迫而且张扬的逮捕行为,反而让英国人采取了反行动。为什么英国人会救康有为?当时对此事件唯一的解释是英国公使窦纳乐。“白利南之所以采取这些步骤,乃希望避免因政治犯康有为倘若在英国船上或上海租界被中国官员捕获而可能引起的困难。”这一解释显然只是外交用语。

八月十四日晚11点,在英国人的保护下,康有为安全抵达香港。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戈颁陪同康一道到香港,先在中环警署住下。当时的港督卜力告诉他:“如果你害怕被人暗杀或毒害,可以住在警察局的宿舍里,等到你的朋友为你安排好妥当的住处后才迁走。”稍后,康有为搬离警署,住进香港巨富何东家中。

驻香港的日本官员当然也重视康有为,康刚到达香港,日本驻香港领事上野季三郎于次日向东京发电报告此事。这一天,康有为也派出自己的心腹弟子来到日本使馆,表示希望会见日本领事,上野当天下午即以个人名义去拜访康有为。因为警察署长不在,为着康的安全,没让上野与康有为见面。但上野打听到康有为已与德、法领事馆有过接触。康有为的弟子希望上野能够将康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电报发出,这份电报称:“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敬诣贵国,若见容,望电复,并赐保护。有为。”显然,康有为并未有密诏,目前已被完全证实,成为史界共识。只是回到历史现场,康为求保命,以密诏加重自身分量,也有可原谅之处。逃亡之人,其情可怜,非经历者未必理解。

经过日本政府的权衡思考,决定接纳康有为,为着帮助康去日本,上野资助他350美元作为路费。离开警署去何东家当天,康有为即在何东的翻译下,接受香港英文报纸《德臣报》(China Mail)记者采访。在此次访谈中,康有为对慈禧大加攻击,称她只是一个妃子,光绪已认识到慈禧不是他真正的母亲;康还称光绪已给他密诏,让他去英国求救,恢复光绪的权力。如此说法,不是政治家,即使是普通人也会意识到其间危险。茅海建分析:“尽管康有为自以为是地认为,他在利用媒体向英国政府求救,但似乎没有想到光绪还在北京,正在慈禧的掌控中。他的这些内容并不属实的谈话,将会对光绪非常不利,恰恰向慈禧证明了光绪仇恨慈禧太后,且不惜利用英国以能让慈禧下台。”结果,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中国报纸上看到翻译过来的康的谈话,极其震怒,随后张与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联络,要求日本驱逐康有为。稍后,又轮换为山县有朋为首相的日本政府,接受了张的建议。

九月初五日,戊戌政变一月后,康有为与三名弟子一名随从搭上日本邮船“河内号”赴神户。而之前,八月二十七日,梁启超与另外一位逃出北京的官员王照,乘日本大岛舰从天津驶往日本。

谭嗣同及六君子

穿越种种复杂的母子与君臣、政治理想、制度结构、人事纠缠,甚至古怪的伪造的逃亡借口,戊戌变法给中国人贡献的一位真正的英雄是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

八月初八日,谭嗣同被捕。军机四章京其他三位刘光第、林旭、杨锐亦先后被捕;康有为弟弟康广仁、清朝官员张荫桓、杨深秀、徐致靖亦被捕。

八月十一日,明发上谕,派军机大臣奕劻会同刑部、都察院审理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康广仁。在这一审理名单中,张荫桓被摘了出来,称其不属康党。奉旨办案的奕劻有心宽宥杨锐与刘光第,《梦蕉亭杂记》里记录奕劻说法:“同案六人情形亦复不同,闻杨君锐、刘君光第皆均有学问之人,品行亦好,罗织一庭,殊非公道,须分别办理。”十三日是计划开审的当天,参与审理者刚刚完成刑部完成相关手续,即接到谕旨,又摘除徐致靖,将其余六人绑赴市曹正法。

《清代通史》记录这天:十三日即传呼提犯人出。康广仁惧将受刑,大哭,刘光第曾在刑部,慰之曰:“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牵自西角门出,刘光第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聩乃尔!”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刚毅监斩,谭嗣同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刘光第曰:“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刚默不应。再询之,曰:“吾奉命监刑耳,他何知?”狱卒强之跪,刘光第倔立自如,杨锐呼曰:“斐村跪跪,遵旨而已。”乃跪就戮。其嗣子赴市曹伏尸痛哭一日夜以死。杨深秀、林旭之夫人皆仰药而殉。

戊戌政变,当然惨烈。未经审理即处死“六君子”,在清一朝实属罕见。根据清代法律,所有重案判罪者,须经刑部审理,三法司议结,最后由皇帝勾决。这一制度,即使连最为峻烈的雍正都严格遵守。而戊戌六君子,若经审理,未必会被处之极刑,至少不会全部。但是,为什么慈禧此刻会如此痛下毒手?答案在为什么张荫桓会被摘除“康党”。

通观下来,慈禧最为痛恨者,张荫桓与康有为两人,康已逃匿,张被擒在握。如果慈禧有灭人之心,当属张荫桓,可偏偏他被放过。《清代通史》撰写之际,萧一山即引用当时传言,张系外国人所救。后来的研究材料尤其是日本的档案材料解密,真相渐渐明了。

八月初九日,张荫桓被捕。这天晚上,是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为伊藤博文访华举行答谢宴会,李鸿章及总理衙门两位大臣和总税务司赫德出席。茅海建检索日本外交文书,复原这段现场:晚上10点,英国公使派秘书来,林权助与之即在另一房间相谈。据称张荫桓可能被处死刑,英国公使请借助伊藤博文之力相救。林权助与英国公使秘书相谈时,李鸿章及其他清朝官员已离去。林即与伊藤相商,两人皆认为若要救张荫桓,论地位非李鸿章莫属。11时,林权助亲赴李鸿章寓所,施加压力。事后林权助听说,当他与李鸿章交谈时,英国公使亦派其秘书来李寓,当时正在别的房间等候。(林权助致大隈重信密信)第二天,八月初十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又写信给李鸿章,反应激烈:“西方各国认为,这种突然处刑带有恐怖色彩,同时匆忙秘密地处决像张荫桓这样一位在西方各国闻名的高级官吏,将会引起很坏的结果。”日英援手,果然张荫桓被摘除“康党”。稍后,张被流放新疆;两年后,庚子事变,逃亡西安的慈禧犹未忘记当年之恨,下令趁此机会将张处决。

迫于外力的胁迫,慈禧不得不暂时放过张荫桓;加之康有为、梁启超与王照也在洋人的帮助下,逃离追捕……如此而引发的反弹,官员要求立即处死维新派的上书迅速递呈,其中国子监司业贻谷上书里称:“倘出而居间排解,从之则无以彰国法,不从又无以顾邦交……再四思维,惟有伏请睿断,迅饬定安。”各种力量左右之下,加之此时慈禧已经完全知晓密谋围颐和园一事,因而,不顾祖制法律,下令处决。

所谓政治,得失两端,生死分别,成本昂贵。

瀛台与光绪

就在维新党人差不多被捕完之际,八月初十日,清廷发布一道奇怪上谕,要求内外臣工保荐精通医理之人,为光绪看病。这当然是明确的政治信号,慈禧的后续手段果真刚烈。这一天本来是光绪与慈禧一道回颐和园的时间,结果谁也回不了颐和园了。

这一信号引发的议论与关注可谓强烈。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特意向林权助发出电报询问:“本地和上海传言,清国皇帝已被谋杀或被迫自杀。立即查明并电告此事是否确实。”总理衙门对光绪是否死亡的传言当然否定,但却没法提供确证。20天后,九月初一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对庆亲王奕劻提出建议:“一个保证有效的使不安状况归于平静的方法,便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皇帝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皇帝的健康证明书。”奕劻同意了。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在制定一项计划,大隈重信让在日本休假的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回任,然后以日本天皇的名义向光绪皇帝授勋,以使矢野文雄能够亲自见到光绪皇帝。

九月初四日,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获准为光绪看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黄庆华翻译出这份诊断书:“……陛下强调遗精,常发生在夜间,之后出现快感。这类梦遗,多由白日自觉勃起功能减退所致。经认真分析这些不同症状,我确信此病系肾脏损伤引起,欧洲称‘肾炎’或‘慢性肾炎’。”以今天的基本医学知识看,光绪之病虽然慢性,而且麻烦,但却未必能够影响政治决策时他的思维与判断能力。光绪“被病”,并非身体。

当然,请个外国医生,其实也只是过场而已。外国医生来看病之前,八月二十三日,内务府奉宸苑《传贴簿》记载:“春字九十三号。传兴隆厂为四扇门钉安门攒钌铞事。”茅海建分析:由此,瀛台开始加强监控。光绪进入软禁期。

冬天很快就来了,太液池开始上冻。奉宸苑接到命令: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阮总管口传,奉旨:瀛台周围沿边河面,现已冻冰,著奉宸苑刻急派人赶紧打开一丈余尺,务见亮水,并由明日起派拨人夫进入镩打,不准冻上。——滑过冰面接触光绪,已无可能。

由此开始,光绪在这里住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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