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从能臣到军阀之路

练兵、创立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兴学办学、主张立宪、筹办农工,袁世凯建功立业可谓不少,但被人熟知的,仍旧是一生发迹的起点,编练新军。从小站练兵到建立北洋六镇,袁世凯终于大权在握,北洋军未能保住它的创建者大清帝国,反倒成为日后中国数十年混战的主力,倒是外地新军成为推翻帝国的始作俑者之一。

从朝鲜到小站掌兵

1895年12月,袁世凯向清廷提交了名为《为练新建陆军上督办禀》的报告,提出“必须参用泰西军制,始可照西法操练”。在接手李鸿章新办的“定武军”之前,袁世凯表达了他对编练这支新式陆军的思路。

甲午战争败绩,洋务运动数十年成果北洋海陆军尽没。1894年11月,清政府下令成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为督办,庆亲王奕匡为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等人为会办,“参酌中外兵制”,着手编练新军。

清廷军务处建立后,朝中地方大员曾有过一次关于军事改革的大讨论。重练西式新军费力费钱费时,多数大臣并不热心。首先提出军制改革的人并不是袁世凯,而是受命在天津办理东征粮台的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清史稿·兵志》载,胡燏棻在1895年倡议,建立一支在军械和军制上都沿袭西方部队的新型陆军。他建议在北洋辖区训练5万人,在南洋辖区训练3万人,广东和湖北各训练2万人,其余省份各练1万人。

胡燏棻在编练定武军时指出了清朝旧军队的荒谬:“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当时湘、淮各军武器装备混乱,阵法陈旧,“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显然,这些问题早是积习,如果不是甲午之败,国将不国,胡燏棻的军制改革也不会有任何回音。

1894年11月,胡燏棻接到清政府督办军务处令其“主练兵”的任命,在天津附近马厂屯驻,募兵训练,聘德员汉纳根为教习,开始编练新式军队。次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于9月移驻距天津东南70里处的新农镇小站,那里原是淮军周盛传、周盛波所统领盛字营的驻地。

鉴于旧军队的弊端,胡燏棻在编制、训练、战术、武器等方面均一改湘、淮各军的旧习,而使用德国陆军的模式。据他在向清廷的上奏中称:“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然而胡燏棻练兵不到一年,定武军的军权就转交给了袁世凯,决策的原因,是清廷认为,袁世凯更懂军事。

在清末大臣中,胡燏棻算是视野开阔,颇有胸怀,然而他毕竟没有近代军事的学识和军旅历练。当时清廷真正懂得西方近代军事知识的将领也是凤毛麟角。对于现代军事人才的匮乏,清末中国军事历史研究者、美国军官拉尔夫·鲍威尔指出了长期以来清代选择将领的缺陷:“中国人的失着是假定只需有蛮力和勇气就可以成为将才”,武举考试的核心就是举石锁和拉弓射箭之类。

实际情况更糟。由于绿营武装已腐朽多年,依附绿营制度的武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武生很难在传统军队中找到职位。“至少是在19世纪末期,多数武举出身的人都没有在军队中服役,而正式的将领则很少有人出身武科。”人才匮乏如此,袁世凯此时被举荐编练新建定武军,不过是他此前在朝鲜有限的军事经历,让他获得了“知兵”的声誉。

1882年,随吴长庆前往清帝国属国朝鲜的袁世凯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后被吴长庆推荐,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留在朝鲜。当时在日本阴谋策划下,朝鲜独立派在1884年12月发动“甲申政变”,由日本公使竹添支持,挟持朝鲜国王到景福宫,迫使朝鲜国王召请日本大使进宫保卫。当时在朝鲜独当一面的袁世凯一面上书李鸿章请求派兵,一方面致书日本公使。未见答复后,他果断率兵进朝鲜王宫,营救出被挟持的朝鲜国王,迫使日本公使竹添逃往仁川。

这种班超式的举动赢得了李鸿章的认可。林明德在《袁世凯与朝鲜》中说,袁世凯当时年仅25岁,“竟能号召中国驻防各营,并策动朝鲜左右两营勤王,在军事上,甚至外交上做详尽周密的部署,发号施令,统驭中韩联军,击溃日军,摧毁政变集团的势力,拯救韩王,恢复李熙政权,同时维持汉城的治安。实为难能可贵”。

最看重袁世凯此举的却是日本人。当时著名报人佐藤铁治郎在其《袁世凯》一书中评价:“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袁之外交,诚有彪悍之手腕哉。”

袁世凯初次练兵本是受朝鲜国王邀请,帮助其练新军500人,训练内容不过是最简单的队列等。袁世凯的办法很简单:任用德国留学回来的专业人才,再施以中国传统中严苛的军法,果然让500名朝鲜兵“步伐进退前后左右如之,举枪放响亦如之”。这小小的练兵行为虽然对战略战术、后勤编制等毫不涉及,但袁世凯“知兵”的名声却就此发源。

在获知甲午战后清廷有意编练新军后,袁世凯抓住时机,立即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提出整顿旧军,改练新军计划。他指出,甲午之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兵少不精,而在于“无术”,是“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着为成宪”。

这个思路正符合朝廷的想法,李鸿藻随即将他调到北京充军务处差遣。在甲午战败要求编练新军的讨论中,他迅速召集幕僚编译了十二卷兵书给清廷军务处和兵部尚书荣禄。在李鸿藻推荐下,荣禄指定袁世凯依照当时打败了法国的德国陆军军制,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洋合同》呈报军务处。

于是,1895年11月1日,小站新军迎来了新统帅。袁世凯第一次成为掌握军权的实权人物。

一支全新的陆军

胡燏棻最初编练新军在天津马厂,后转移到小站,共编成10个营共4700余人。1895年10月袁世凯接管后改称“新建陆军”,扩充到7000余人。

甲午战前,湘军和太平天国、淮军和捻军的交战虽然持续多年,绵延多省,死亡千万,但在当时西方军人看来,不过是乌合之众的相互残杀。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虽然显示出近代化海军的战斗力,但中国陆军唯一的“精锐“——淮军却和日军交手一触即溃。西方军事观察家由此普遍认为,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中国陆军才向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陆军发生转变。

过去湘军、淮军也以西方武器武装,请西方教官操练,但部队编制并未完全和西方军制接轨。比如湘军以营为单位,不分兵种,每个营的兵员可以几百到上万不等。胡燏棻由于练军时间太短,这方面也没有根本改变。

袁世凯新建陆军虽然依旧沿用了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传统中式编制名称,但编制上和旧军完全不同。新军不但设立步、马、炮、工、辎等多兵科兵种,还首次在军中成立参谋机构,以军事专业人才取代了以文人为参谋师爷,以西方近代军事的战略战术,而不是中国传统兵法谋略统军作战。

传统上清军一直沿用募兵制,这一雇佣兵制度导致军队战斗力和军饷紧密相关。中国军队的循例是军官靠吃空饷发财,以致许多部队仅存于纸面,就连兵部也无从知晓国家真正的兵员实力。

1901年,袁世凯开始改募兵制为征兵制。他要求从民间选择家庭清白,年纪在十八九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身长四尺八寸的男子当兵。被招募的男丁必须没有恶习,没有疾病。他要求:“应募之后,按名注册,交由地方官分存备案,以便稽考。并分饷以赡其家属,计亩以免其差徭,显示体恤之心,隐寓防维之意。”

他再次改革新建陆军编制构架,把军权集中于参谋、教练和兵备三处,三处总办分别是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不久又上奏,要求创办常备军。

所谓常备兵即现役部队,每月支全饷4.2两;在营3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1两;再3年后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再3年退伍为老百姓,到战争爆发时可征调续备、后备兵入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和现役相关联的后备役部队。

在编制上,常备军也实行了新编制。下辖步队两镇,炮、马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步队每镇分两协,每协分两标,每标分三营,每营分四队,每队分三排,每排计兵三棚,每棚14名士兵。全军共42营,1.9万余人。武器则主要是从德国等西方国家进口的步枪和火炮。

在装备上,新建陆军不但有齐整的制服,西式的步枪和步兵炮,甚至还装备了其他所有中国部队都没有的机关枪。这种武器早在它刚被发明的时候,发明者马克沁就在当时前往欧洲考察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面前演示过,但当时李鸿章觉得太贵,没舍得买。

在袁世凯控制下,新建陆军练兵很快有效。清末名臣、被称为“戊戌第七君子”的徐致靖在《密保练兵大员疏》(由康有为代拟)中曾称赞说:“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新建陆军不但早已超越淮军水平,也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支清军部队的实力。据说天津小站这个小小的海河镇子,就因为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曾在1895年后的欧美世界地图上被标记在中国版图上。

新军的实力不仅表现在精神面貌上。1906年“漳德秋操”中,它表现出了比张之洞属下湖北第八镇新军更强的作战能力。没过几年,英国《大陆报》派往汉口的特派员丁格尔就在汉口亲眼目睹了这两支部队真正的交火。

在《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丁格尔写道:“在那段时间内,清军(袁世凯北洋军)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开始展示出他们的优势。革命军最大的缺陷是他们基本上是由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不懂战争技巧,结果可想而知。”

在丁格尔眼中:“北方军队是由一些受过严格训练且灌输着强烈的军人意志的士兵组成……谈到中国军队编制中的缺陷,我非常清楚,而且这个缺陷至今也仍存在。北洋军是袁世凯亲自创建的,袁被认为是那个年代里最伟大的军事改革者,他把清朝军队中存在的缺陷降到了最低限度。”

帝国财政和袁世凯的经营

武力的基础便是人和钱,一支精锐的部队若没有强大经费支持,不过是镜花水月。袁世凯新建陆军之所以能够编练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他以其手腕和地位获得他人没有过的财政优势。

在1897年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大清帝国的收入和开支》中,上海英国领事哲梅森详细分析了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他估计中国每年岁收在8897.9万两,其中半数用于维持军备和相关军事机构。哲梅森分析,地方武装至少消耗了他能列举所有开支的一半。

清朝兵部和户部自己的报告则表明,1898年一年间,乡勇、防军、练军和新建陆军共消耗军费2000万两,其中半数为百无一用的绿营和练军吞噬。

清帝国财政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西方式统一有效的中央财政。在西方国家,税收先汇入国库,再依据财政预算拨到地方。清帝国正好相反。税收虽然由各省征得,却因各种临时性的需要零零碎碎地分拨给当地、他省和中央。某些省份要接济外省,同时却又从他省得到某些款项。

以1894年浙江省为例。该省岁收除了维持本省军队,还要调拨给京师的军队、北洋舰队甚至东北的军队。朝廷财政极度混乱,一方面导致惊人的浪费,另一方面则让军队这个最需要长期稳定巨额经费喂养的巨兽永远处于饥饿状态。如果袭用据说是拿破仑对中国睡狮的比喻,那么这只狮子之所以长睡不醒,完全是因为多年营养不良。

最简单的方式看似是裁撤那些无用却耗费巨大的绿营,用节省下来的钱编练更有战斗力的新军。

早在1874年曾国藩就奏请在沿海、沿江各省建立并训练共12万新式军队。曾国藩认为,这个规模的新军每年只需800万两白银军费,仅是当时中国所有陆军军费的1/10。1896年盛宣怀也曾建议,与其每年在绿营和乡勇上浪费数千万两白银,不如全部裁撤,用西方制度另外征募和训练新军30万人。康有为则对裁撤绿营最为激进。他主张“全汰”、“立汰”。胡燏棻则相对和缓,建议每年裁减二成,5年裁竣。

然而西方人看似简单而又对“国家”有利可图的改革,在中国却有巨大阻力。西方国家军队都是中央常备军队,军费由中央拨款,然而大清国的绿营、勇营,其粮饷却主要由地方提供,所需不足还需自行筹备。以胡燏棻和袁世凯练兵的小站为例。淮军盛字营当年驻扎于此,一则是位于海防要地,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广阔,让盛军得以挖河造田,种粮养兵。之后,盛字营永久消失在朝鲜战场,小站稻倒是流传至今。

绿营、勇营虽然没有战斗力,却是百多年来吃空饷发财的工具。从仕途上看,绿营军官属于国家编制,是升官发财的正途,新军军官却在官场没有编制,自然没有地位。甲午战后清廷发起战后改革陆军的大讨论时,仍有人视刀矛藤牌为制敌利器,或继续反对引用西方的军制练兵。只有极少数开明官僚认同以西法建军,但一谈到军费就百般推诿,根本无法落到实处。

显然,对于各地大员来说,新军属于中央陆军,却要消耗地方财政。如果为此裁撤他们控制的绿营、勇营、练军等传统军队,则不但损失更多财路,还将丧失众多可以用来安排下属仕途的职位。有趣的是,在朝廷下旨编练新军前,本来也兴趣不大。因为北洋海军过去耗费大量金钱,对加强朝廷中央权力却并无多大价值,反倒让越来越多的汉人官员声望日隆,手握大权。裁撤绿营,将失去朝廷在地方的耳目和爪牙,还可能让编练新军者独大。

与绿营不同,新式军队无论装备还是训练,耗费巨大。张之洞在给朝廷的上奏中曾估计他练军所用费用,每万人年耗费白银44万两。张之洞认为,一支合格到足以与西方匹敌的军队,将领必须合格,勇丁必须娴熟技艺,人员必须强壮,勇丁绝不当杂差,连队必须足额,军火必须丰富,粮饷必须充裕。所有这些不但都要仰赖充足的经费,还要保证它们必须落到实处。

袁世凯比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优势,在于深得兵部尚书荣禄和李鸿藻之力,经费筹措无须在辖区巧立名目,而是直接来自户部,这是其新军能编练成精锐的根本。

镇压维新运动后、庚子之变前,兵部尚书荣禄本来掌控着新建陆军的大权。他将国家4支最重要的部队改编为“武卫军”,分左右前后中五军。分别是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勇,宋庆的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中军则是满族的八旗禁卫军。武卫军各部则开始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样本进行改建。为了这支中央直接掌控的部队,户部每年要拨款40万两白银。为保证军费,荣禄甚至被授权在经费不足时,可以挪用地方上接济福州造船厂的款子。

然而满族朝廷试图再次掌控军队的企图很快遇到挫折。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卫左军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全军覆没,参加过甲午战争的聂士成战死。好不容易编练的3支新军,转瞬只剩下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一支。加上1901年袁世凯接替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袁世凯武卫右军的经费更加无忧。1902年2月5日,朝廷居然诏准了他的请求,拨出高达100万两白银作为他部队的军费。

既然武卫右军成为护卫京城唯一一支新军(张之洞新军数量远不及袁世凯),袁世凯更有暗中要挟朝廷的资本。1904年1月袁世凯奏报,由于日俄准备开战,他需要10万兵力才能防御直隶。为此他与庆亲王(刚接替死去的荣禄)商榷,要求增招3万人并添置大量装备,全部费用高达600万两白银。

袁世凯再次表现出圆滑手腕。他提出考虑到朝廷的困难,希望先筹备300万两白银,其中100万两由直隶自筹,200万两由户部拨款。但这笔款项,他建议由练兵处转拨,为的是以避免遭到其他地方大员的嫉恨。结果两个月后款项仍未到手,他以战祸的后果作为警示,朝廷竟下令要求户部立即拨款。

有资料显示,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前,各地新军的军费总开支已达白银5400多万两,远远超过绿营和勇营1900万两的军费。而新军学堂589万余两的费用也接近了八旗军880万两白银的耗费。

权力与危险

袁世凯的优势不仅在于财力。在他运作下,1901年清廷发出密函,要求将张之洞在江苏训练的新军“自强军”从湘军将领刘坤一手中调拨给袁世凯,理由是协防空虚的京师。当时已不再掌控该部队的张之洞虽然提出异议,但这支部队最终还是调拨到袁世凯手下。

实际动因其实是荣禄所处的满族集团试图削减地方汉族大员的兵权,袁世凯不过是善于揣摩和顺应罢了。然而1901年李鸿章去世,次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到了1903年,荣禄也死了。随着支撑帝国腐朽大厦的最后几根柱梁的倒下,袁世凯就成为清廷唯一能仰赖的军事人物(张之洞虽然也兴办洋务、编练新军,却并不以军事而闻名)。

1907年清政府本计划以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为模板,最终在全国编练36镇新军。然而到1911年,最终不过编练14个镇、8个混成协、4个标以及一支由满族人为主体的禁卫军,总兵力不过13.18万人。但北洋六镇就占了7.45万人,成为新军的绝对主力。此时除了张之洞在武昌重新编练的第八镇陆军,清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集中在袁世凯手里。清廷和荣禄试图将帝国精锐再次集中于满人手中的种种打算,最后成全了袁世凯。

中国官场利益盘根错节,真正有志做事之人无不饱受攻讦。当年李鸿章办北洋,多为朝中清流所恨。丁汝昌尚在威海卫死战,早有李秉衡上奏要他人头,何以袁世凯志得意满?

其实袁世凯练兵刚一年时,监察御史胡景桂就在1896年4月参奏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幕僚陈夔龙在其《梦蕉亭杂记》中记载了随同荣禄后来前往小站“查办”袁世凯的结果。陈夔龙写到小站新军:“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荣禄问他,你看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陈夔龙回答:“素不知兵,何敢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

结果,荣禄“查办”的结论是,“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袁世凯去小站练兵本是荣禄的推荐,由自己的后台“查办”,何忧之有。何况袁世凯练兵确有绩效。于是最终结论反倒是“查明均无实据,应请毋庸置疑”,“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

袁世凯和李鸿章、张之洞等儒生们最大的区别,是他极为适应中国官场——无论朝中如何变乱,他永远能迅速找到最强有力的靠山。

从淮军入行伍后,袁世凯由吴长庆保荐得到李鸿章的信任。回国后从李鸿藻这类朝中清流名臣攀附到实权人物荣禄。在维新变法期间,袁世凯甚至同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强学会,“捐款五百金入会”,让光绪和康有为等改良派误认为袁世凯及其新军站在自己一边。

然而当袁世凯军权日盛时,他仍旧不免成为朝廷警惕的对象。

1904年秋,袁世凯在直隶河间举行由两个镇兵力进行的野战演习,当时还没有引起太大影响。到1905年北洋军建立起6个镇的兵力后,袁世凯再次于10月在河北河间举办大规模演习。

演习由段祺瑞和王英楷分率两军,模拟一次从山东向直隶的入侵。这正是西方传统的入侵路线。所有参加演习的将领都是袁世凯从小站以来提拔的将帅。各国的军事观察家、记者和国内各省代表纷纷受邀,观看这一带有多重目的的武力炫耀。袁世凯的意味是多重性的,他试图告诉西方,可以将庚子年以来驻防于华北的军队调走了;二则想告诉朝廷,从他们那里得到的银子没有白花。

实际效果似乎正好相反。1906年,袁世凯在河南漳德又举行规模空前的“漳德秋操”。这次清朝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现代军事演习,用刚建成通车的京汉铁路调来南北最精锐的两支陆军——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和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在演习中,袁世凯的北洋军显示出了比湖北新军更强的作战能力。当时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和报纸都宣称,袁世凯因为统辖着优于南方新军的北洋军,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这个空前的练兵成就显示了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不免对满族权贵集团构成严重威胁。满族贵族开始煽动御史上书弹劾他,而剥夺他北洋统帅的传言已经在北京的西方人圈子流传。

伴君的危险犹如刀尖上的游戏,有靠山是基本条件,关键是紧要关头不能站错队。如何把握这其中微妙,能力就在于对“实力”天生的敏锐嗅觉。袁世凯曾对家人谈到自己为何没有在戊戌变法时效忠光绪。他说,他当时早已观察到,京畿周边已被慈禧、荣禄密布近14万重兵,而从自己编练新军开始,虽然受到荣禄等人的支持,但朝廷对他的提防也从未松懈。袁世凯举例说,当年他在保定训练武卫右军,部队士兵平时都是有枪无弹。每到演习射击,才专门由外地运来子弹。射击完毕后,每发子弹的弹壳都要收回点验。

于是当朝内出现他将步曹操、刘裕后尘的传言后,袁世凯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来试探朝廷对他的态度。在1906年11月的一次奏折中,他请求把手下4个镇的部队移交给陆军部,竟被朝廷批准。此后他又获准辞去7个重要的兼职。这丧失的不仅是军队和权力,还包括财政来源,而他可能挽回的,则是朝廷的信任和身家的安全。

张之洞和袁世凯的不同道路

在清末编练近代化新式陆军过程中,张之洞和袁世凯一南一北,本来成就难分伯仲,但前者无意经营私人势力,后者却最终成为军阀起源,最终复辟称帝,导致声名尽毁。

1895年12月27日,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就表示,他建议在德国教官的帮助下建立1万人的新军,并表示他已经按这种编制建立了13营的“自强军”。张之洞积极建立新军,主要是担心日本入侵长江流域。这支由“步队八营、马队二营、炮队二营和工程队一营”组成的混成部队全部以欧洲武器装备。军队建制模仿德国,不但由工程部队替代了传统的挑夫,还计划编制医官、兽医和军械维修人员。

张之洞谋划深远,他还计划在训练半年后,由洋人教习继续训练新军,而已经训练成的部队则由中国军官管辖。如此一则保证训练的质量,同时也避免部队大权为洋人掌控。

然而自强军很快被朝廷调归湘军领袖刘坤一指挥。即便如此,张之洞在1898年再次上奏,表示他将继续编练新军。他甚至已经为这支部队安排了稳固的财政来源,约每年70万两白银。这些经费包括江苏、江西、安徽三省裁撤勇营节省下来的20万两,由芜湖米厘金指拨12万两,苏州与上海米厘金指拨38万两。令人感动的是,张之洞的热情并非要培植私人势力,而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远见和国家命运的责任感。

朝廷回应的却是猜疑,这反倒正是中国历史千百年颇有讽刺意味的常态。大清帝国对张之洞等人不信任的根源,在于这个少数民族入关立国后,最担心的是臣民(被压制的汉人)的反叛,而不是外国的入侵。

张之洞的一厢情愿也是太平天国后,清廷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带来的后果。由于内外战争导致湘军等半私人武装的兴起,削弱了清末的中央权力,导致朝廷和地方权力分配的变化。

一个前所未见的情形是满汉官员数量比例发生了颠倒。1861到1890年,清廷任命的44个总督中,有34个是汉人。同一时期朝廷任命的117个巡抚中,汉人占了104个。

其次是出身行伍的人日益掌控实权。上述34个汉人总督中,许多出身乡勇而非科举这类传统仕途,而104名汉人巡抚中,有1/4的人甚至从没有考中过进士甚至举人的功名。当朝廷的军事、经济开始为汉族大臣所掌控时,张之洞的努力可以说完全没有摸到满族统治者的心意。

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毕竟是君权思想浓厚的传统文人士大夫,内心并无夺权篡位的野心。张之洞本人并无意在新军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他甚至从不在自己的故乡招募士兵。虽然和袁世凯一样重视军事学堂的建立和留学生的培养任用,也和袁世凯一样关注留学归国人员的任用,但张之洞并不强调私人的效忠。当朝廷将他调离时,他也失去了对自己建立的新军的控制力。然而与张之洞不同,从建军之初,袁世凯便开始灌输绝对忠诚的治军理念,不过忠诚的对象是他自己。

西方人在参观北洋军军营时,发现军营内到处悬挂着袁世凯的头像。效忠的思想被变成各种《练兵歌》,谱以西方军乐教授给士兵传唱。因为袁世凯的士兵不像张之洞的新军那样强调读书识字,如此编成歌曲,更容易给本来就没有多少文化的士兵洗脑。

不过和张之洞一样,袁世凯也一改旧军队官员吃空额、扣军饷的惯例,制定规章,所有军饷都直接发到士兵手中而不是交给统辖的军官,有时甚至亲自监督发饷。这更让士兵们意识到,袁宫保才是赏饭的人。但部队忠诚的核心是军官,这方面,袁世凯有效地在新旧体制中为下属谋求利益。

他最热衷的是把军官们送入军事学堂和国外的军校,孜孜不倦地为属下谋求各种地位,这其中还包括绿营的官职。绿营虽然早已腐朽,但有趣的是,其军官的职位却被朝廷认可。反倒是新军军官在官场没有编制和品级,自然也没有仕途上的地位。于是在袁世凯的提拔下,北洋军将领们的官衔不但有绿营和八旗,还有各种知县和候补道等五花八门的职位。这更让他们紧密团结在袁世凯的周围,让后者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与袁世凯相比,张之洞更重视军人素质的养成。从1900年开始,张之洞在武汉及其他不少地区开设了许多学堂,科目涉及广博,且大量向东、西洋派遣留学生,人数远远超出其他各省。为了提高新军质量,张之洞更喜欢招纳识字的文化青年投军。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一时传统知识分子出路迷惘,许多本省和外省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张之洞的新军。西方军事观察家认为,张之洞的第八镇新军,是所有新军中士兵文化程度最高者。

南方其时也正好是革命党最活跃的地区。大量新军军官都曾在日本接受军事学习,成为革命党重点争取的对象。湖北新军中成立了不少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如“群治学社”、“文学社”、“军队同盟会”、“共进会”等。张之洞的“启智”和开明,客观上让湖北新军成为日后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最先起事的革命党新军部队。

无论是张之洞被辜负的忠诚,还是袁世凯对北洋军一己之私的培植和经营,清廷其实应负最大责任。从重建新军开始,清廷的核心目的并非强国强兵,不过是试图将帝国被分散的武力收回朝廷用以防民防臣,以致同为新军,朝廷却厚此薄彼,空让忠臣白头,让能臣异心。一个国家政府内心如此阴暗叵测,在内忧外患时仍以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纵有10个张之洞又如何能改变中国现状?纵有10个袁世凯,又焉能不让其私怀反心?

袁世凯和北洋系谱

在清末名臣中,袁世凯堪称一生善于识人用人。从小站练兵开始,他培养提拔人才可谓不拘一格。其将领幕僚有出身贫寒草莽,也有传统文士,而军队中更多科班出身和海外留洋的新型军人。袁世凯用人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也不遗余力。当时不断扩大的各地新军中,凡新建部队,他都设法从北洋六镇选拔抽调军官前往。而外地新军中若有军官缺额,他也经常从北洋六镇调补。于是清朝最终建立的新军十四镇和各省的协、标军,基本为北洋系军官所控制。这导致了未来数十年中国军界甚至政坛的主要人物,大量从北洋系涌现,直接导致了北洋军阀时代的产生。

从1895年北洋军编制和主官目录,一大批未来主宰中国命运的人物册列其中。袁世凯创建的北洋军阀系统,日后担任督军以上者有34人,担任总理、陆军部长级的有6人,担任民国总统的竟有4人。其中更有人继承北洋衣钵,自创了新的军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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