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普京政治:莫斯科的权力地理

克里姆林宫

弗拉基米尔·普京是谁?

2000年1月底,普京要去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这是他作为代总统第一次参加全球性领袖的会晤。他是谁?他的经济政策、政治主张以及意识形态会是怎样?这都是疑问。这时候的普京,除了领导一场战争——指挥第二次车臣战争这一角色之外,其他一切模糊;即使作为战争的领导人,他如何权衡并选择进攻战术也没有太多信息被发布。

俄罗斯媒体的表现挺有趣,他们仿佛参加一场智力竞赛,寻找并提供各种关于普京的答案,努力使自己的答案成为最正确的那个。事实上,表现出来的状况又是彼此极端冲突的:普京是西欧派,对独特的俄罗斯道路思想漠不关心;他加速了俄罗斯历史新转折,是反西欧派。他毫无疑问是民主主义者,不对,他是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民主派,他主张强权。他是人道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对,他是实用主义者,他的立场无法用意识形态的刻板公式来确认……

显然,这所有的讨论与分析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媒体这种在分析的方法论上的一致性,与叶利钦的个性极其相关。“早在1985年,叶利钦就已经投身于公众政治世界,他是从苏共最高层进入民主运动的,这就要求他必须不断声明自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以此来证明自己与意识形态无关,但这样却正是一种意识形态。”俄罗斯政治作家麦德维杰夫如此分析。那么,普京将拥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呢?至少,与他竞争总统之位的三位政治人物都有分明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者(亚夫林斯基)、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和共产党人(久加诺夫)。

在普京获任代总统的前一天(1999年12月30日),俄罗斯《独立报》转发了普京首发于俄罗斯政治网的一篇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在这一文章里,他宣称:俄罗斯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建立某种新的全国或全民性意识形态;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确定所有公民必须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价值——俄罗斯拒绝国家性的意识形态,“反对恢复任何形式的国家的官方的意识形态”。为什么?普京的解释是:“1917年之后,公民的意见一致和团结不是通过思想教育工作达到的,而是靠暴力手段达到的。不同意当局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人遭到各种迫害甚至镇压。”那么,普京自己也拒绝意识形态?

已经开始在那个庞大的一号楼官邸办公的普京——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当然是所有媒体的兴趣。甚至,正在开始商业化的俄罗斯媒体,意识形态化的分析未必占主体——多数政治分析有了一个意识形态式疑问的开头,便转向了作者所知道的这个人的故事。显然,更符合传播之道的是人物故事以及个性描述,这才是传播重点。

阅读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材料,有意思的现象是,讨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政治与历史作用时,最经常用来做对比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而这个时候大量的普京的故事,却非横向的比较,而是纵向的描述。与克里姆林宫过去的那些主人比较,普京怎样?《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里梳理了这种种描述:

斯大林很少将政治局会议变成个人的演说。他搞清问题,然后边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边注意倾听政治局委员的发言,有时则在大号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只有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斯大林本人才开始讲话,而这通常是再没有人能更改的最后决定。在邀请专家,如冶金、武器系统、语言学等方面的专家时,斯大林可以不停地听上几个小时,间或也只是提上几个启发性的问题。赫鲁晓夫则喜欢用自己明确立场的发言作为政治局会议的开场白,在此之后,与会者很难再提出与党中央第一书记想法相悖的观点。戈尔巴乔夫也不喜欢听别人讲,而是选择说——甚至就连邀请两三个人提意见和咨询的时候也不例外。叶利钦通常是向座谈者提问题和倾听,但是却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他能中断别人的谈话并将座谈者——顾问们、助手甚至还有部长们从办公室赶出去,不去倾听他们的主要观点,因为他只给他们30分钟,而时间很快就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未进入关键,当然赶走……

与这些成为历史的克里姆林宫主人比较,普京将会怎样?很可惜,并没有太多俄文材料可以相对完整地描述。一般解释是:普京对俄国媒体“并不信任”。到目前为止,最完整的描述甚至是来自美国人。

2001年“9·11”事件之后,普京坚定地支持布什反恐——此前他们的关系并不和谐;这一行为再次让西方政治学者对他的风格与个性产生兴趣。美国《华尔街日报》获准可以采访普京:两个小时。他们派出了一个采访组,完成了被极为广泛引用的报道。美国人这样描述普京:

他的领导风格有五个特点,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他的理智。这个人对世界性的问题了如指掌,此外,他所拥有的战争艺术也可以和智力超群等量齐观——他有压倒性的力量,这可以让他不必消耗过多精力,同时还可以利用对手的力量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务实性和灵活性。普京完全不夸大其词,也没有任何玄妙难解的华丽辞藻,缺少多余的体态语言,更无过分的矫揉造作。他说的和做的事情都在经济问题上,但他不是一个机器人。

普京给曾经采访过世界许多国家领导人的记者们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第三个特点是:没有明显的自命不凡。“在接受我们采访前,他比约定好的时间迟来了20分钟。大家互相握手,气氛融洽但不夸张。他面带微笑地坐到椭圆形桌子后面。他没有将时间浪费在寒暄和客套话上。普京表现出的是非常严肃,甚至坚持不懈地严肃到提醒别人对待俄罗斯的态度:这是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但他没有刻意去证明自己是俄罗斯的化身。他给人一种自信者的印象,但不希望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自己身上。”

第四,普京清楚地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他成为别人费劲脑汁去破解的谜团。普京不久前曾将自己贴身的小十字架拿出来给基督徒小布什看,小布什就此问:你是不是东正教信徒?这是普京一生中第一次对回答问题面有难色。停顿了一下,他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它应当是个人隐私。我不想让这个领域被用做政治目的。由此可以看出,普京无条件地、深深地思考宗教问题,因此他才会有上述表述。但是,他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东正教信徒呢?这还是留下了谜团。最后一个特点:现实主义。

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媒体都转载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或许这并不让我们陌生:通过西方媒体了解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普京如何回应西方媒体描述的,并通过俄罗斯媒体转载所形成的他的形象?在2000年总结报告中,普京这样说:“我请求俄罗斯公民不要把我看成是象征、救世主或者功臣,我只是俄罗斯人民临时任命的经理和管理人。”经理和管理人——普京这样定义了自己,但用的不是意识形态框架。他确实拒绝意识形态。

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一位“经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国家的格局呢?

按俄罗斯官方统计:1991~1998年,俄罗斯的GDP下降40%左右;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51.6%,消费价格上涨6168倍,卢布贬值99.55%;1998年失业率达13%,贫困人口占70%……经济实际上倒退25年,经济总量从世界第二下降到第20位。其GDP的下降幅度,即使战争时期,也未到如此高位:“一战”时下降25%,“二战”时下降21%。

大众传媒描述的总统普京,是一个有传播效率却未必有真实内容的形象。面对俄罗斯系统性危机,普京描述的这个国家是:“俄罗斯已不属于代表着当代世界最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二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第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而且,这个时候的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的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民族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边缘。社会简直要崩溃,从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崩溃”。

那么,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最高权力机关,特别是普京将如何应对这一困局?

救世主大教堂

克里姆林宫里有四处教堂:圣母升天大教堂、天使长大教堂、圣母领报大教堂、法衣存放教堂,还有一座牧首宫。这是俄罗斯传统,也是理解这个国家的一个开始。

1994年,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决定重建救世主大教堂。这是真正的开始。

救世主大教堂兴建于1839年,这是当年俄罗斯沙皇为庆祝战胜拿破仑而决定修建的大教堂。教堂之于俄罗斯,宗教意义之外,是这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红场上的瓦西里大教堂,色彩极鲜艳,仿佛童话书里的教堂,则为庆祝战胜蒙古人所建造。44年后,救世主大教堂终于建成。俄罗斯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一个又一个的沙皇来了又走了,老一代人死了,新一代人又诞生了,俄罗斯卷入混乱的战争和征服中,受尽一浪又一浪的饥荒和流行病的折磨,但什么东西也没停止对完成这个超大建筑的努力。”在历史记录里,这座1883年建造完毕的大教堂,用了4000万块砖,墙厚3米,外用大理石板和花岗岩板,巨大的圆屋顶上有一个皇冠,外用176吨的铜包着。教堂顶端有一个高达3层楼的十字架……它当然是莫斯科地标性建筑。

可是,斯大林决定炸掉它。他要在这地基上建造更大的“苏联宫殿”,一座比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还要高的建筑,顶上挂上列宁的巨大头像。1931年12月,经过一系列爆破,救世主大教堂被推倒了,留下一大堆烟雾腾腾的碎石块。一位目击者描述:“可怕的寂静笼罩在这个地方。”斯大林的摩天大楼方案投标竞争持续多年,也未决出优胜者,最后斯大林去世,摩天大楼计划被彻底放弃。在大教堂原址上建造出一个大型公共室外温水游泳池。

卢日科夫何以有勇气重建?这是一个国家转型宏大叙事中的个案故事。

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不顺,转向于政治改革,谋求以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的市场化;但是,政治改革的结果,瓦解了苏联国家认同的根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民族认同上升为主导,这个国家就如被打开的“俄罗斯套娃”,开始崩溃。那么,真问题在于,当这个国家取消了意识形态的国家认同之后,有可以替代的国家认同吗?甚至是无意识的,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宗教。1988年,在纪念罗斯受洗1000年时,为挽救日益衰落的声誉,戈尔巴乔夫参加了这一仪式,并接见了国内外教会领导人。苏联的宗教政策开放。1991年,苏联解体,叶利钦宣布:抛弃无神论,恢复作为俄国传统文化的东正教……

在苏联极为严厉的宗教政策之下,东正教在俄罗斯并未消亡。即使在苏联时期,按英国学者卡瑟琳·丹克斯提供的统计:俄罗斯总人口中,大约有一半人是宗教信仰者,而在这些信仰者中,有超过75%的信徒信奉俄罗斯东正教。普京5岁时就被妈妈偷偷送去受洗,那个拿出来给美国总统小布什看的小十字架正是受洗时所获;传奇的是,普京在圣彼得堡的那幢别墅被大火烧得干干净净,他从那里捡回的唯一物品竟然就是这个小十字架。

在那份相当于总统竞选纲领的文件《千年之交的俄罗斯》里,普京在“反对恢复任何形式的国家的官方的意识形态”之后,他所期待的未来是:“接受高于各种社会、集团和种族利益的超国家的全人类价值观;恢复那些被称作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即作为道德价值的东正教。——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一直起着特殊作用,它不仅是每个信徒的道德准则,也是全体人民和国家不屈不挠的精神核心。东正教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俄国文明的特性,千百年来,它永恒的真理时刻支撑着人民,给他们以希望,帮他们获得信念。”

很显然,普京期待以东正教来重建国家认同,恢复社会团结。历史的奇异之处就在于,国家认同与社会团结的崇高目标,在演进过程中,却相当艰难甚至结果相反。比如救世主大教堂的重建。

重建救世主大教堂是一种象征,所有对东正教以匡扶国家重造认同的期待,都可以以这座宏伟的大教堂予以象征。但是,卢日科夫,他只是一位市长,市政府本身并没有钱。比如教堂的金顶,卢日科夫计算,如果用金漆层加上一层硝化钛做底,那么,金子就可以只用20公斤而不是原方案的312.6公斤,这可以省出一大笔钱。这差不多已经到了斤斤计较的地步了。卢日科夫为了检查这样做是否看起来像真金一样,专门去找了东正教俄罗斯牧首阿列克塞二世。他拿着两个样品,一个便宜的,另外一个是真正的金箔。他没有告诉牧首哪个样品是真金的,他让牧首选一个看起来好看的样品,牧首选择了便宜的,后来在施工中就采用了便宜的方案。虽然如此节省,但这座教堂最初预算1.5亿~3亿美元,结果用到7亿美元。

钱从哪里来?卢日科夫的手段简单、直接而且粗暴,他向那些在莫斯科发财的资本家们发令:“你住在这座城市里,你在这座城市赚钱,给这座城市交付你应该交的钱。否则,你就别在这里待。”修建救世主大教堂80%的经费,由这种方式拉来捐助。当相关捐助款到账后,第二天早上,甚至当天晚上,当事人就会接到卢日科夫的电话,告诉对方他得到了他最希望得到的那块地,或者得到了控制某家工厂的优先权。

卢日科夫创造出一种新的俄罗斯经济模式:金钱与权力结合的模式。他最初与寡头古辛斯基合作,古辛斯基修复他提供的旧房屋,然后留下1/3出售获利;这一模式发展到重建救世主大教堂,钱权模式完全成熟。他是莫斯科的大老板。有意思的是,莫斯科人认同他。他在1992年被叶利钦任命为莫斯科市市长,之后连选连任,而且次次高票当选,直到2010年被梅德韦杰夫解职——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被解职时,他的妻子叶连娜·巴图林娅以29亿美元的身价,列《福布斯》俄罗斯富翁排行榜第三位。

叶连娜·巴图林娅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霍夫曼采访时,解释她丈夫为什么会大受欢迎:“卢日科夫明白,在遭受破坏的时期,最重要的是能够找到一个团结人民的思想。建筑就是团结莫斯科人的思想。”有一年卢日科夫过生日,巴图林娅琢磨送什么礼物更有创意,她看见了路边的挖土机,灵机一动,她把玫瑰花放进挖土机的铲子里,用挖土机把花传给了卢日科夫。她解释说:这是献给“建设者”最好的礼物。

即使总统叶利钦,在他的时代也饱受媒体攻击,但卢日科夫却几乎没有挨过新闻界的批评。原因何在?他以补贴房租的方式为很多报纸和电视台提供财金支持。据说,一幢公寓大楼里,住的全是报纸记者,是卢日科夫提供的。他们相信,卢日科夫随时可以将房屋收回去,所以他们得小心翼翼避免触犯他。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在《莫斯科新闻》周刊上撰文批评:“莫斯科的经济生活官僚化严重,这导致了普遍的腐败。”这算得上很温和的批评了。但卢日科夫起诉了盖达尔,而且他的官司还赢了。如此,还有记者敢做“揭黑报道”?

西方记者描述的卢日科夫:“在他自己的帝国里是国王,他对没有人敢挑战他的这个事实感到非常得意。”

当然也有挑战者,并且对方身份不俗。只是,未必成功。

卢日科夫不同意丘拜斯大规模的私有化方案。正当的理由是:国家没有钱,所以工厂卖掉后,也赚不到钱。这在事后得到证明是正确判断。但在当时,霍夫曼描述说,他更想做的事情是:他要自己去挑选莫斯科市资产的主人,而不想让那些通过凭单拍卖获胜的人来成为这些资产的主人,因为那样的话,他就无法控制他们了。公正而言,丘拜斯考虑的是如何迅速把国有资产卖出去,他相信市场会自动选择合适的经营者;而卢日科夫直接想到的是谁来经营,他要选择能干的人来经营。谁更合理?不易讨论。如果失去监督,两种路径,都将导致腐败以及失败。

俄罗斯媒体记录说,卢日科夫曾找过丘拜斯,要求他停止这样的私有化方案。“资产不能这样便宜地出售。如果这样,我们得到的是投机商,而不是统治者。”丘拜斯拒绝了他,而且丘拜斯想要打破的就是卢日科夫这种党政官僚对资产的控制。卢日科夫怒了,他正式宣战:“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敌人,我要用各种可能的方法与你和你在全国灌输的东西进行斗争。”

就在卢日科夫宣布重建救世主大教堂那个月,他与丘拜斯再次发生冲突,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誓莫斯科绝不实施全国性的私有化方案。他指责丘拜斯的方案,就像“一个醉鬼为了买酒喝,在大街上不惜卖掉身上所有的东西”。地方官僚如此强悍地攻击“中央”官员,也颇让人难以想象。“醉鬼”这个词激怒了丘拜斯,他反击说:“这是典型的官僚目无法纪的表现,是对普通老百姓的侵犯……私有化会让高层官员把他控制的资产交出来,而他从内心里是根本不愿意的,这是他权力的基础。”丘拜斯决定硬来,他宣布拍卖莫斯科50家工厂。卢日科夫的对抗之策是,推迟对作为联合股票公司的企业进行注册,而这正是私有化最关键的步骤……双方绝无和解可能,完全硬对硬。官司打到了叶利钦那里,叶利钦后来宣布:调解双方的各种努力都失败了,所以他命令“莫斯科单列”。卢日科夫赢了。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以及私有化,在多数缺乏洞见的研究者那里,是单调的统一的行为模式,但实际不然。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结果诞生了三种途径:一是盖达尔-丘拜斯的以市场为主的自由主义;一是贪婪的胜者为王的寡头资本主义;一是卢日科夫式的老板控制一切的城市资本主义机器。他们之间虽有合作,但本质上仍是竞争关系。

1998年,救世主大教堂完工开放——这座莫斯科河河畔的“新”教堂,完全由现代材料建成的传统建筑,高大威严,内部装饰金碧辉煌,令人瞠目。卢日科夫的声望由莫斯科走向全俄罗斯,达至顶点。在重建象征着俄罗斯国家认同标志性建筑这一过程中,悖论之处在于,为着国家认同象征的重建,结果却诞生出卢日科夫式分裂——他渴望从莫斯科政坛走向国家权力中心。这一年,他成立自己的竞选联盟,并且联合被叶利钦撤职的总理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普里马科夫组合,使精通权谋的叶利钦头痛不已,他们的势力实在强大。

准确地讲,这是俄罗斯继寡头利益集团兴起后,地方利益集团的兴起。这个国家的“俄罗斯套娃”,不只是车臣叛乱与分裂那么简单,它是系统性危机。普京面临的挑战看似俄罗斯即将崩盘的经济,实则内里是政治上的分裂;尤其经济的私有化所诞生的寡头集团与地方利益集团,正在从经济领域进入政治领域,竭力将经济实力兑换成政治权力。解决俄罗斯经济增长问题,其路径,不在经济而在政治。

联邦安全局

2004年,俄罗斯《独立报》报道,曾在卢比扬卡广场被拆除的捷尔任斯基的雕像,在他诞辰纪念日(9月11日)被重新竖起。这条消息有着极为广泛的中文传播,它证明普京重回克格勃旧路。

领导“契卡”(肃反委员会)的捷尔任斯基,是苏联建国时期最为强悍的国家领导人。后来的克格勃,亦由“契卡”演变而来。在相当意义上,他是克格勃或者说苏联统治方式的一种象征。而卢比扬卡广场,苏联时期即叫“捷尔任斯基广场”。1991年9月,由克格勃领导人克留奇科夫参与领导的反戈尔巴乔夫政变未遂——这事实上意味着苏联解体,愤怒的莫斯科人将捷尔任斯基重达15吨的雕像,用大吊车从地基拨起,丢弃在莫斯科一个艺术中心后面的小公园里。这个公园后来竟然很出名,它被称为“倒下的雕像公园”。13年后,“捷尔任斯基”又重回卢比扬卡广场,看上去,这很合乎当时的时势逻辑。

军事力量,尤其是强大的军队,一直是苏联立国的根本;而克格勃则为苏联国内统治的支柱之一。只是,国家剧变时刻,所有的光荣与罪恶,皆因此而无足轻重,仿佛过眼烟云。甚至从军事史的角度观察,苏联的崩溃,正是军队的溃败史:正当苏联进入政治改革之际,苏联军队以颜面尽失的方式撤出了阿富汗(1989年)。随后,共产主义在中、东欧统治的结束也导致了他们的安全组织——华沙条约组织的瓦解(1990年),苏联军队被迫全部撤回国内。苏联军队,包括安全机构,在他们全部回归本土之际,又发现他们曾经发誓要保卫的国家——苏联即将解体。俄罗斯军事史研究者科尔顿与古斯塔森描述说:“苏联红军打败希特勒并直捣柏林的辉煌,以及随后40年来让力量强大的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寸步难行的荣耀,正在被浪费和挥霍。”而且,这个时刻,对克格勃而言,显得尤为艰难:“要界定谁是苏联的敌人,变得更加困难。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现在都结束了流放生活或者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并能够自由地发表他们的观点。”那么,军队以及克格勃又将对谁效忠呢?

阅读苏联解体以及制度变迁史,最令人感叹的是军队与克格勃,这个国家没有陷入更剧烈的混乱,实有赖于这两部分的“冷漠”。

军事政变是多数后发国家最为常见的一种道路选择,而在俄罗斯,最可能引发军事政变的时刻是总统叶利钦与俄罗斯苏维埃冲突之际,双方都在此刻动员军队介入。叶利钦去动员特种部队“阿尔法”进攻“白宫”,即以总统之尊,也未必完全能够说服这些军人们。虽然他们没有反对叶利钦的命令,但仍然以自己主动的说服,使苏维埃委员们和平地走出“白宫”,从而避免屠杀。虽然叶利钦动用军队来解决文官政治家之间的争端,是开了一个极端危险的先例,但结果,俄罗斯军队并没有像寡头那样把自己当成一个“国王的制造者”,也没有把自己看做官方派系冲突的仲裁者,或者甚至是决定用军事统治来取代无能的文官政府。在相当的意义上,俄罗斯军队能够如此,令人疑惑。这当然是俄罗斯之幸。此次事件后,在重新修改的俄罗斯新宪法里,叶利钦确定:军队服从于总统,而不是服从于一个文官控制系统。

比较之下,克格勃稍有意外。1991年克留奇科夫参与“政变”而被撤职,克格勃也因此被叶利钦解散。这一决策,使这一有足够影响国家走向的力量,失去了干预国家的机会,也是不幸中的幸运。经过多次重建、合并与撤销,1995年,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终于成形。1998年7月,普京出任联邦安全局局长。这是他的人生履历中第一个正职,而且是中央机构的。

普京成为总理,继而成为俄罗斯代总统与总统,客观而论,他并没有太多属于自己的“干部储备”,唯有圣彼得堡与联邦安全局两处干部可供他最初的选择。梅德韦杰夫是普京圣彼得堡人才库里最具象征性的人物——当普京出任总理后,他从圣彼得堡来到莫斯科跟随普京;而另一个象征性人物谢尔盖·伊万诺夫则出自情报系统。

2000年初,还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普京开始了他的“规则与秩序”重建,最核心的步骤即为军事重建。他宣布增加50%的军费预算,并对空军和海军司令,以及参加车臣战争的三位领导人进行了提拔。但就在此时,前火箭军司令、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元帅与第二次车臣战争策划者、总参谋长克瓦什宁将军发生了非常公开而激烈的权力冲突。增加的军费预算如何分配,是冲突之由。克瓦什宁和总参谋部认为,因为错误而不必要地与美国保持核平衡,因而导致在俄罗斯的国防预算中,用在核武器上的开支太多,据他们统计占到军费的70%;而前火箭军司令、现任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则反对,他认为俄罗斯的核武器应该全部归入军队中的一个新的专门机构,并声称仅有17%的国防预算被用在核武器上。

普京解决了这一冲突,他决定伊万诺夫出任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则改任战略稳定顾问。伊万诺夫与普京就读同一所大学,后来在克格勃竟然也在同一个训练班受训,他们也是在这里相识,又一同开始情报工作的。他当然是普京的人。作为国家强力部门最为关键的国防部,普京有了控制力。此后,更多来自安全系统的人,进入各个关键岗位,控制强力部门,并选择强力部门的人进入关键位置,普京开始了他自己的人事布局。

媒体于是越来越多地发现原联邦安全局的“退休”成员进入各个部门。但普京精心打造的强力部门人事安排,在2004年面临挑战。

这是第二次车臣战争大规模地面战结束后,车臣恐怖分子发起的最剧烈的一次攻击。2004年6月,200名叛军进入与车臣接壤的印古什共和国的纳兹兰和卡拉布拉克,他们分成若干军事小组,强行攻入15座城市建筑,目标是执法部门人员。这些人身穿迷彩服,头戴面具,他们在街上拦住行人,要求检查身份证,发现身上带有执法部门成员身份证件者,即迅速开枪杀死。据官方统计,叛军共杀死62名执法部门官员。

这还只是开始。这年8月24日,两架俄罗斯国内航班——一架图-134,一架图-154,在早上从莫斯科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起飞,大约在11时,两架飞机几乎同时坠毁,总共死亡89人。事后证明,这是两名“女人弹”炸毁的。一周后,另一枚“女人弹”在莫斯科中心地铁站炸响,当场10人死亡。随后,9月1日,震惊世界的“别斯兰事件”爆发。当地一所学校被恐怖分子劫持,他们将1100人扣为人质,其中包括770名儿童……最后,这一事件导致334名人质被杀害,其中包括186名儿童。

强力部门,联邦安全局在哪里?事件爆发当天,普京即命令联邦安全局局长和内务部部长赶到现场,但结果他们甚至没有到达别斯兰城里。“他们到达机场,停留的时间也就刚够等下一班返程飞机起飞。”而另外两位联邦安全局副局长带领两支突击队也来到别斯兰,结果他们来了能够做什么,没有任何明确的指令。

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但它却难以追索任何责任人——当时的联邦安全局行动原则,是属地管理原则,亦即联邦安全局,即或局长与副局长带领的行动队,也须听从当地安全局负责人的指挥。这是俄罗斯制度“分权”原则的一个结果。而当地安全局的负责人,因为担心得罪当地人,同时也无能力承担如此重大挑战,虽有众多精英突击队相援,但仍没能严密布置突击队占据学校周边有利地形,甚至没有组织有效的控制与进攻……悲剧就因为这种体制约束,联邦安全局局长与内务部部长可以坦然离开,学生生命就此消失。

这次事件使普京有了强力改造制度、说服民众接受重建中央垂直控制的条件。所谓垂直控制——分散的权力收归中央政府,亦即总统,这是普京政治里最为关键的部分。2004年,一场惨痛悲剧,帮助建立了这个制度。

此后,联邦安全局开始真正强大。俄罗斯记者索尔达托夫与博罗甘在他们出版的《谁在掌控俄罗斯》一书里描述:在俄罗斯有最具特权的车牌,有权在公路上高速逆行——这种车,在莫斯科,联邦安全局有95辆,而国防部也不过只有19辆。纵观克格勃与联邦安全局历史,在克格勃出身的安德罗波夫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克格勃同时涌现出4位陆军大将;而现在,联邦安全局也同时拥有4位大将。

别斯兰事件后,捷尔任斯基的雕像被重新竖起,似乎在情理之中。

莫斯科市政府

莫斯科的城市空间形态呈环状放射结构,以克里姆林宫与红场为中心核,形成环形道路结构,然后由中心核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建造放射性路线。由中心核正北往偏西方向发展的那条繁华大街,叫特维尔大街,这是莫斯科高档奢侈品云集的一条商业街。只是,这里的“苹果”电器专卖店,看上去没有像中国那么火爆。

特维尔大街13号,即为莫斯科市政府大楼。这是一幢罕见的红色大楼,与周围充满奢华气息的各种建筑比较,它强烈的色彩使它不由分说占据“统治”地位。大楼的街对面,是莫斯科城的奠基人弗拉基米尔大公尤里·多尔戈鲁基的高大雕像。

这幢霸气的红楼,仿佛“国王”的宫殿,倒是真的很匹配它曾经的主人卢日科夫的气质。

回顾当年,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将如何处理他的中央与地方(俄罗斯称联邦主体)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俄罗斯套娃”般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叶利钦竭力使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另一方面他则要捍卫俄罗斯的领土完整,杜绝联邦主体的独立。叶利钦最初的策略是采用平行领导人制度:他任命两个地位大体相同的官员管理地方事务,一个是州长(市长),另一个是总统代表。1992年,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任命卢日科夫为莫斯科市市长。

但是,席卷俄罗斯的民主化浪潮,并非只允许中央政府直选领导人,地方(联邦主体)也要民主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叶利钦用任命制的方式控制地方领导人,因此失效。特维尔大街那幢红楼里的主人卢日科夫,获权方式不再是总统任命,而是莫斯科市民票决授权。而且,并不是所有地方行政长官都可以像卢日科夫这样,可以顺利地由总统任命的市长,完成向民选市长过渡。很多叶利钦任命的州长或总统代表落选了。这是一个根本性逆转,中央控制,在制度结构上开始衰退。中央与地方在权力分配上,由此更多地往地方倾斜。比如别斯兰事件,即或如联邦安全局这样的机构,亦为地方权力为主。

俄罗斯进入权力高度分散时期。一方面,新的权力来源,比如寡头利益集团以及地方利益集团正在生长,另一方面,传统权力网络与阶层,也在分化重组。1996年到了,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组织寡头集团,与叶利钦达成协议,帮助他对抗国家杜马里占多数席位的俄共久加诺夫。公允而言,寡头集团的帮助,在总统选举上,最多能够帮助叶利钦与久加诺夫持平,更关键的选票,在分散的地方利益集团那里。这实为俄罗斯政治里颇为隐秘的权力部分,它因不易理解而常常被忽略。

在1993年叶利钦与俄罗斯苏维埃武装对峙时期,卢日科夫毫不犹豫地支持了叶利钦,在他控制的城市里,对“白宫”实施断水断电,甚至掐掉电话线。随后,在他与丘拜斯——叶利钦用来完成俄罗斯经济制度建设的强人之间的冲突里,叶利钦回报了他——“莫斯科单列”。

那么,1996年的总统大选,卢日科夫还会支持叶利钦吗?这时候,随着救世主大教堂主体轮廓日益清晰,新闻界的问题不是他是否支持叶利钦,而是他是否会参选总统。卢日科夫的回答是:“我已经厌倦了反复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想参加总统竞选,当总统不是我的强项。再说了,即使我决定参加竞选总统,难道是犯罪?是非法行为?”在丘拜斯以及寡头助选团成员的回忆里,他们认为,卢日科夫的表态是真诚的,而这对叶利钦是重大的利好消息。后来,卢日科夫最重要的商业伙伴之一叶夫图申科夫回忆说,他俩曾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如果卢日科夫参选,与叶利钦竞选,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最后卢日科夫还是做出决定,“现在不是我的时候”,他放弃竞选,支持叶利钦。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领导人都像卢日科夫这样做出了支持的决定,甚至相反,更多的地方领导人未必会动员自己控制的地方选民将选票投给叶利钦。最为激烈的是叶利钦的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他们要求另外一种“独立”,即成立有主权的自己的共和国。这与车臣那样完全自外于俄罗斯不同,他们并不想脱离俄罗斯,而只是想通过成立共和国获取更大的地方利益。简单讲,俄罗斯联邦是一种“非对称性”联邦,即共和国将可以获得与联邦政府更多的谈判权,因而也可以获得更高比例的财政留存。

简单而言,俄罗斯一如中国,亦有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在83个联邦主体(即地方政府)里,仅仅只有10个联邦主体可以为联邦政府预算提供支持,其他联邦主体,则需要联邦政府转移支付。所以,基本局面就是,富裕的地区希望向中央少交点钱,而贫困的地区则希望中央政府多转移支付一些。

在1996年这一轮大选里,地方利益集团还处于与中央联邦政府讨价还价的阶段,选票是他们手中的武器。叶利钦当然是政治高人,他岂能不洞悉这其间机巧,他选择的办法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签订“双边条约”,以此分化瓦解地方利益集团结盟的可能性,用联邦中央政府在财政上的恩惠而获取地方利益集团的选票与支持。但是,这是饮鸩止渴之策,中央财政因此更加窘迫,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权重由此更大。

叶利钦之策当然也会很迅速地被地方当权者看懂。1996年大选后,地方领导人发出疑问,与其这般被动地与中央政府谈判,为何我们不可以组织起来,主动地获得地方利益保障呢?

俄罗斯宪法规定,国家杜马(下院)首先是代表全国人民和整个国家的利益的议院;而联邦委员会(上院)则为地区性议院,代表地方利益集团。1996年大选过后,在联邦委员会,鞑靼斯坦总统提议:下一届总统应当是“我们中的一员”——他的意思是,总统应该来自地方领袖而非莫斯科的高级官员。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组织政党以及竞选联盟,是必经之途。

为着1999年的国家杜马以及总统选举,前总理普里马科夫、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与鞑靼斯坦总统夏米耶夫联合成立“祖国-全俄罗斯运动”联盟。这是地方权力党的联盟。而他们将可能与传统政治势力,尤其是久加诺夫的俄共携手,势力空前,这当然让叶利钦震惊。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午夜笔记》里哀叹:“卢日科夫-普里马科夫这对组合,在杜马选举中可以获得绝对的优势,他们不仅可以立即获得最大的政治优势,而且会具有完全合法的可能性,以2/3的多数票任意修改宪法!其中包括废除国家的总统制度。也就是说,总统选举对于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权谋逻辑敌不过历史逻辑。领导第二次车臣战争的普京顺应了历史转折,卢日科夫及其地方权力党因为反对战争,而在1999年国家杜马选举后失败,而普里马科夫随后也宣布退出总统竞选。

虽此,已经形成的地方利益集团,却并未因选举而受到重创。

这就是普京选上总统后所面对的分裂的俄罗斯政治格局。联邦安全局的成员可以帮助他完成对地方权力的整理?当然不可以。因为这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分配结构。但是,普京仍然选择了联邦安全局以及强力部门的支持。

2000年5月,普京发布命令,将俄罗斯的联邦主体划分为7个大区(2010年又分离出一个大区,成为8个大区),每个大区派出一位总统代表。在7位总统代表里,人们发现,其中5位来自军队或联邦安全局高级将领,因而媒体称之为“将军区长”。普京希望这些总统代表能够维护联邦宪法及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希望他们能够控制当地执法部门和国防、内务与安全等强力部门的行为。

这是被媒体诟病的“警察治国”的开始。但是,这一如“活跃储备特工”,是柔性的制度安排而非刚性的制度结构,只具震慑力,而无实际的控制力。“将军区长”们并无实质性的部门配合与协调权力,行权不易。而“活跃储备特工”可能更容易效忠新的机构而放弃对联邦安全局的忠诚——俄罗斯安全系统有一坚持不懈的制度,即任何“活跃储备特工”只能领一份工资,或者安全局的或者所供职机构的,显然,安全局的工资不会高过这些特工所供职的机构。不过,普京决定整肃地方利益集团,意图明确。

当然,第一轮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调整,并非只有“将军区长”这种有戏剧性而乏实质性的结果。代表地方利益的联邦委员会,其组成成员由地方行政与立法领导人天然担任,普京由此着手,决定其成员不再是地方行政与立法领导人,而是由他们指定并经选举的成员组成。这种关系调整逻辑的自然延伸,联邦主体行政首脑有权解除他所属地方相关领导人的权力,而联邦总统则有权解除联邦主体首脑及其他行政中心领导人的职务。

简单地说,总统普京此际获得了一项可以解除比如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的权力,而此前联邦总统并无这一权力。这是一个小小的控制权的胜利。

2004年别斯兰事件,使更多俄罗斯人意识到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现实结构,这种结构是别斯兰悲剧的主要因素——改变它,由此成为主流性共识。经过总统、国家杜马与联邦委员会的反复博弈,联邦总统终于获得了另外一种权力:对地方行政长官实质的任命权。这一法律条文这样表述:各联邦区总统代表以及该地区议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有权分别提出该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候选人的名单;总统可以从中挑选一位候选人。地方议会在总统提出候选人后进行讨论,如果该候选人获得地方议会法定多数的赞同,即被认为获得任命。

最简单的描述:地方行政负责人,先由总统选择决定,然后交地方议会讨论通过。地方领导人的任免权,由此完成中央控制。垂直行政制度结构,也因此确立。

政治当然是强人的游戏,分散的分权的联邦制度,与集权的垂直的中央控制,哪种制度更为优化,更为合理,这事实上是一个无可讨论的问题。每一种选择都是其历史因缘,亦有其足够理由,只是需要看是谁在选择,并且谁获得了成功。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结构上,普京完成了对叶利钦制度的逆转,建立了垂直行政控制制度。在这个游戏中,他更强大。

国家杜马

2003年10月25日,正准备从新西伯利亚机场起飞的俄罗斯首富、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被联邦安全局人员扣押……这一案件迅速引发全球性关注。霍多尔科夫斯基领导的尤科斯,在俄罗斯石油公司里排名第二,拥有俄罗斯石油储量的17%。对于俄国这样一个能源为经济命脉的石油输出大国,像霍多尔科夫斯基这样有着极其广泛欧美资源与联络,尤其与美国关系不一般的巨头的影响力当然不局限于俄罗斯。

与他同时代出现的寡头一样,霍多尔科夫斯基也希望染指政治,只不过他与“国王制造者”别列佐夫斯基,以及反对派古辛斯基的玩法迥异。看上去,他更正当。2003年他开始资助国家杜马左右两派——他既支持左派俄共,也帮助右翼联盟和“亚博卢”集团。他的志向不凡,他曾公开表示,2008年,当他45岁的时候将弃商从政。目标?当然是竞选总统。

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不同的国家利益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发出的评论,立场截然不同。如果从俄罗斯角度观察,这一事件是后续一系列行动的戏剧性表达。

联邦安全局扣留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俄国总理与总统办公厅主任在反对无效后,同时表示辞职,甚至退休的叶利钦也利用接受采访之机公开表示自己的“不安”。普京接受了总统办公厅主任的辞呈,而在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解除了总理的职位。两位属于叶利钦的人马,还与旧时代寡头保持联络的中央政府权势人物,由此完全清场。俄罗斯政治作家麦德维杰夫在自己的书中解释说:由叶利钦提名为接班人,这使普京一开始就拥有了竞选的领先权,但他的成本亦不菲,他需要对叶利钦及其旧臣负责。担任总统接近4年后,普京彻底摆脱了叶利钦的影子——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辞职,即为明证。

一年后,尤科斯石油天然气公司股份拍卖,它落入国有的俄罗斯石油公司。2007年,尤科斯公司破产管理人宣布,他从联邦税务局获得了将尤科斯从国家法人登记目录中注销的证明。这意味着尤科斯不复存在。

在尤科斯石油公司举行拍卖前,普京宣布:对549家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限制私有化。从2005年开始,在银行、飞机、船舶、铁路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组建国家控股的大型企业。这是另一种垂直控制。经过上世纪90年代,接近10年震荡的俄罗斯经济,至此又发生一种逆转。那个时代出现的寡头,以及他们对权力的企图,由此消失,至少潜入深幕。

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所期待引发的效应,不止于摆脱叶利钦与完成国有化动员,它更具政治意味。这次在新一轮国家杜马选举之前进行的逮捕,更接近一次政治“公决”——结果还是普京胜出,他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首次成为国家杜马里的第一大党,获得300个杜马议席;而霍多尔科夫斯基支持的左右两派政党,遭受严重冲击。

俄罗斯研究者从俄国传统的角度分析说:俄罗斯公众相信的是总统,而不是执行总统政策的权力机关。同样,总统的认同与支持亦将连带着使权力机关以及议会党派受到重视。统一俄罗斯党获胜,即为这一连带着受追捧的一个结果。

苏联反对党的出现,实则为叶利钦开创。1989年,戈尔巴乔夫进行政治改革,确立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叶利钦与萨哈罗夫等组织跨地区议会政治派别,这一组织后来演化成有党章、宣言、政治声明以及领导机构的新政党——民主俄罗斯运动。而叶利钦在竞选俄罗斯总统之前,辞去了民主俄罗斯运动领导人的职务,他创造了一个新制度,即俄罗斯总统不属于任何党派,超然党派之上。

此后,俄罗斯各种政党涌现,1991至1993年出版的专门手册里可以找到100多个俄罗斯政党的条目。对俄罗斯政党制度相对公允的研究结论是:“俄罗斯社会结构的变迁并没有在转轨初期产生政党赖以发展的社会阶层,这些政治派别的主要目标是谋求权力……俄罗斯政党,不过是其领导人跻身当权者之列的辅助工具。”

如此情形,加之俄罗斯公民相信的是超然党派之上的总统,而不是机构与政党,由此便产生了一种俄罗斯所特有的“政权党”——即依附总统而建立的政党。

叶利钦为了1996年的总统大选,曾支持成立“政权党”,但他没有成功。“政权党”没有获得可以进入杜马5%的选票而遭淘汰。1999年,为对抗卢日科夫-普里马科夫的“祖国-全俄罗斯联盟”,他再次授意支持者组织新的“政权党”,只是没有人相信他能成功。1999年10月,离国家杜马选举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团结”竞选联盟——它的官方党名叫“统一党”,非官方则称为“熊党”成立。当记者问到普京将会支持哪个政党时,他说他支持“团结”。很意外,仓促上阵,既无党纲亦无明确意识形态的“统一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竟然出乎意料地成为第二大党,仅次于俄共。

厘清俄罗斯政党演变史,并不那么容易,但这个结果——普京的一句“支持”,竟使成立仅两个月的“统一党”跻身杜马第二党派,仍不能不让人大大吃惊。或者这真就是俄罗斯传统:相信总统,也相信总统所支持的党派?接下来的故事不那么让人意外了,政治就是利益交换。曾经叶利钦最担忧的政治对手卢日科夫-普里马科夫组合的“祖国-全俄罗斯联盟”,地方利益集团的政党派系,悉数选择与“统一党”合并,成立“统一俄罗斯党”。如此演化,统一俄罗斯党果真有“政权党”的模样了。2002年,国家杜马通过允许各级政府官员加入任何政党的法令,统一俄罗斯党再次强大,大部分官员都涌进了该党。

什么人组成了统一俄罗斯党?深刻的分析来自俄罗斯政治作家麦德维杰夫:

苏联时期,在国家的基本文件里和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全体国民被分成三大部分:工人、集体农庄成员和职员。职员中包括教师、医生、军官和厂长,还有在各行业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家官员和党务工作者。在较为自由的分析中,社会学家突出了苏联社会的主导精英阶层:军人阶层,在苏联社会的后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创造型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苏联社会的重要部分;服务于大量部委的高级国家职员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小。然后即使不是作为统治阶层,也是作为“领导和派遣”的阶层凌驾于所有这些阶层之上的是共产党的精英,构成了某种共产主义贵族,他们在各级权力机构的特殊领导作用通过专门的特命名单得到巩固。1991年的崩溃,正是这一结构……俄罗斯虽然已经出现了企业家阶层,大、中、小私有者阶层,但这个阶层还不够强大和有影响,不足以承担管理国家的任务。在俄罗斯,决定性的影响力不是掌握在弱小而又相互敌对的政党手中,而是落到了官员手中。原来党的精英中最能干的部分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管理者纷纷充实到这个队伍中来。

然后,统一俄罗斯党接纳并重新组织了他们,它是形成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在2003年国家杜马大选前逮捕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媒体大量报道下,间接的效应是:受他经济资助的左翼俄共选票大量流失,从传统的杜马第一大党,退至第二位;而右翼党派亚博卢党和右翼力量联盟,历史上第一次未能闯过5%的关口,失去进入国家杜马的机会,惨遭失败。政治当然充满算计,只是看你有无这等智力。

在叶利钦执政的8年时间里,他最为纠缠不清的就是与国家杜马的冲突,并且代价实在太大。第一次与俄罗斯苏维埃的冲突,发展成武力对抗,最终炮击“白宫”,开创了以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恶例。第二次与国家杜马对抗是竞选总统,导致寡头利益集团与地方利益集团的迅速兴起。联邦中央权力,无论政治的还是财政的权力大幅削弱。这或者是他传奇也备受折磨的命运。

比较之下,执政之初甚至自称临时“经理”的普京手段高强,他迅速将分散于寡头集团与地方利益集团的权力收归联邦中央,结果,2004年的总统大选,他以超高的71.2%的得票率再次当选。

2007年,他再次为统一俄罗斯党助选,这次该党创纪录地获得了64.3%的选票,不仅保持国家杜马第一大党的位置,而且获取315个杜马议席,成为拥有超过2/3的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党。由此,国家杜马完成了一党主导的政治格局,而这个党就是“政权党”。

这意味着什么呢?它表明:俄罗斯无论行政还是立法,已经完成双重垂直控制,即中央控制。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成为第一大党的同时,也成为多数地方(联邦主体)议会里的第一大党,这是立法系统的垂直控制。由此,地方领导人由总统代表或者议会多数党推举这一制度又有了可被控制的条件,无论总统代表,还是多数党派——统一俄罗斯党,皆为总统人马,目前83个联邦主体中,76个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属于统一俄罗斯党。

在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时,他的垂直控制,一统俄国,终于完成。

“白宫”

民主政治颇为可取的一点是,它的一切既可复盘亦可推演,制度演变以及制度演变背后可能的获益方、受损方,包括改变制度的动机与目标,只要有基本智力,皆可洞悉。超然党派之上的俄罗斯总统,之所以推动统一俄罗斯党成为国家杜马第一大党,当然可以推演最终的获益方——它是联邦中央垂直控制不可缺少的一环。

普京当然有对手,只不过,这是更为复杂的国际政治对手。

2003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大选前夕,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弗什博罕见地对《独立报》发表谈话,他说,美国将对这次大选结果进行分析。美国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俄罗斯竞选过程中的一些做法感到担忧,如“行政资源”被亲克里姆林宫的党派广泛使用,国家媒体对亲克里姆林宫的党派进行了大量正面报道,而对反对派则进行负面报道。之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派出500多名观察员,完成的最终报告指出:俄罗斯全国性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将19%的节目时间用于对统一俄罗斯党进行有利或中性的报道,同时用13%的节目时间对俄共进行集中负面报道。俄共在电视宣传方面毫无优势可言,基本处于受攻击而无力还手的境地。

之后,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峰会上,俄美首脑会晤,小布什要求普京在治国过程中遵循民主原则。小布什说:民主制度通常反映一个国家的民俗和文化,然而民主制度也有共同点。美国对俄罗斯是否致力于满足这些普遍原则感到担忧。普京则回应说,俄罗斯要让民主适应本国的特定条件,而且不能容忍他国利用民主问题谋求利益。他强调:“民主原则的贯彻不应以国家的解体或者人民的贫困为代价。我们认为,而且我个人认为,在俄罗斯土地上实施并加强民主不应危及民主理念。它应当使国家更加安全团结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俄罗斯将沿着这一方向采取行动。”

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达成沟通与理解的议题。

对普京政治更为公允而接近真实的观察,来自原《独立报》主编、著名政治评论家特列季亚科夫,他首先提出“可控民主”来概括普京的政治理念;之后,他又提出“主权民主”予以解释。这两个概念,是目前观察描述俄罗斯政治最为经典的概念。特列季亚科夫分析说:“普京首先关心的是,俄罗斯能否继续存在,它的政治制度是否是独立的、有影响的,然后才关心俄罗斯将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当然,普京倾向集权的民主,只有这样,民主作为振兴俄罗斯的手段才更有效。普京对市场经济也是这个态度。”——简言之,对普京而言,无论民主制度,还是市场经济,都只是实现俄罗斯强大的手段。

2008年,在建立真正的垂直控制,并形成个人声望最高峰之际,普京的第二个任期即将结束,在这个相信个人而非制度的国家里,“普京道路”还可能坚持与继续吗?

早在2007年3月,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就提出自己的建议:将总统任期延长至5年或7年,且同一个人可以连任三届总统。他在联邦委员会发言时表示:“我建议大家审核修改相关宪法条款的可能性。4年的任期对俄罗斯来说极为短暂。”

提议修改宪法并延长总统任期,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创意。从苏联独立出去的各共和国,尤其是中亚国家,为了让领导人长期执政,早在1998年即开始这一行动。哈萨克斯坦率先把总统任期从5年延长到7年;之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将总统任期延长至7年;而土库曼斯坦则在2000年完成了尼亚佐夫“无限期总统”的法律程序——2006年,他死于总统任上,才由新总统接任。

俄罗斯将如何选择?更准确地讲,普京将如何选择?

普京执政8年时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0%,相比于前10年的衰落,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换个角度来理解普京的垂直控制,俄罗斯政治的四大支柱:中央执行权力、政权党、强力集团与地方势力——经过8年时间,普京已经完全控制。这是俄罗斯经济能够迅速增长的基础性因素。从权力的角度看,这是他个人能力的结果,但这一切也都应归于总统之位。若无这个位置,普京也断无建立控制的可能。只是,现在这一切将由一位新的总统来继承了。

那么,普京将会选择修改规则,延长任期,像过去叶利钦经常做的那样,把一盘正在下的棋子全部抹掉,宣布自己赢了,还是遵守规则并在规则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证自己制定的方向的可持续性?这是一个两难性选择。

当然,站在历史的后点,这一切已经过去,我们已经看到普京的选择——他从克里姆林宫去到政府总理所在地“白宫”,然后又再度回归克里姆林宫。但回到历史现场,如何选择,并不容易。这也是当时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性问题,回看当年的众多分析,不乏精彩。普京的用人标准,以忠诚为第一原则,他任用的官员,甚至70%是“自己的人”——按照这一原则,他选择梅德韦杰夫作为总统接班人。梅德韦杰夫当然忠诚于普京,但乐意上网并写“火星文”(网络文字)的梅德韦杰夫,毕竟跟普京不是一代人。

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总统后,2009年发表的《俄罗斯,前进》即明确表达了与普京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俄罗斯历史上两次最大的现代化改革(彼得大帝时期和苏联时期)的结果都是没落、屈辱和数以百万计同胞的丧生。在那些年代,保护人的生命并不是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现在,俄罗斯首次有机会向自己和整个世界证明,俄罗斯能够按民主道路发展,国家转入更高一级的文明是可能的,将通过非暴力方式实现这一点。全方位的现代化再度成为俄罗斯的必需。这将是俄罗斯历史上首个以民主价值和制度为基础的现代化进程。”这显然与普京将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视为强大俄罗斯手段的理念有所不同。

普京于是去到过去他任命的总理所在的“白宫”,很快他命令在这里修建一间健身室,以使他可以经常锻炼身体。奇特的事情一个月后发生,统一俄罗斯党第9次代表大会,全票选举普京任该党主席。普京于是在拥有总理身份后,又拥有了统一俄罗斯党的主席之位。这意味着什么?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拥有315个议席,超过2/3,这事实上表明,总统梅德韦杰夫不可能在他的任期内撤换总理——因为国家杜马的多数党统一俄罗斯党的拒绝,会使总统的命令失效;而且因为拥有杜马里超过2/3的议席的多数党的主席位置,普京按照宪法规定,也可以推动修宪,反制总统梅德韦杰夫。俄罗斯总统与总理,因为统一俄罗斯党的存在,也因为强人普京,而前所未有地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结构。

同样,因为对杜马多数党的控制,亦由此间接控制了地方利益集团;而强力部门,这是普京人际网络里最为辛勤开发的传统领地。总统与总理的制衡,在正式制度之外,有了一种被创造出来的可能。梅德韦杰夫当然有权改变这一结构,但是,成本将无比昂贵。

这当然是一种非制度性的权力制衡,所以,在梅德韦杰夫4年的总统任期里,寻找总统与总理的不和,成为全球媒体乐此不疲的游戏。同时,梅德韦杰夫与普京也在精心地维系着平衡关系,以表现他们之间的和谐。

世事难料,意外总会发生。2010年9月,莫斯科森林发生大火,总统梅德韦杰夫电催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回来处理,正在休假的卢日科夫并不把总统之令当回事,他淡定地休完自己的假期才回到莫斯科。这当然令梅德韦杰夫恼怒,而卢日科夫向新闻界解释他为什么迟回时,又再次触动更为敏感的“梅普关系”。他说,他的休假,得到总理普京的同意。媒体一般解释认为,这是真实的,卢日科夫当然也是普京的人。只是这次他玩得过火了,梅德韦杰夫决定将卢日科夫解职。宣布解职这天,卢日科夫向由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提出退党要求,迅速获准。“梅普关系”的平衡与和谐,当然比一个市长之位重要。在莫斯科当了18年“国王”的74岁的卢日科夫于是离开那幢彪悍的“红楼”。我们来到莫斯科采访俄罗斯总统大选,希望能够采访向来不拒绝记者访问、而且经常带着一群记者出行办公的卢日科夫,但俄罗斯同行告诉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他消失了。

卢比扬卡广场

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束。普京轻松胜出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去到卢比扬卡广场寻找那座被重新竖立的捷尔任斯基雕像。莫斯科空气干净,在寒冷的夜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处的圆月。两幢联邦安全局大体量楼房的后面,就是卢比扬卡广场,广场上仍有积雪,我们没有找到这座雕像。问在寒风里值勤的内务部警察,他们说:一切都结束了……

有意思的是,当年力促重新竖立捷尔任斯基雕像的是卢日科夫,他将自己领导的“祖国”党并入“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后,就公开而反复地向媒体申明他的主张:我们要公正地重新认识我们苏联时期的历史。这时候正是普京强化强力部门权威之际,或者这是向现任总统示好的一种方式。正是因为他反复的伸张,媒体有了极其充分的关注与讨论,最后是否重新竖立,必须由总统普京决定。普京做出了一个聪明的选择,重新竖立的不是卢比扬卡广场上的那座捷尔任斯基大雕像,而是内务部大楼里的捷尔任斯基的半身雕像。这两座雕像当年都被拆掉丢弃,只不过更多人记住的是卢比扬卡广场上的那座大雕像。

卢比扬卡广场有一座雕塑,是一块巨大的石头,它的名字叫:索洛维石头。索洛维是斯大林建立的第一个劳改营所在地,石头由那里搬运而来。索洛维石头旁的铁牌上,印着登记照一般大小的无数人像照片,正中间写道:1921~1926年,4万俄罗斯人死于劳改营。

(部分资料的寻找得到张冉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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