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1日星期四

中法50年交流史

“送上门”的富尔

1963年8月的一天,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张锡昌刚刚在办公室坐定,工作人员就送来了一份材料。张锡昌看了一眼,脱口而出:“富尔来得正是时候!”

这份材料说,正在瑞士达沃斯休假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去伯尔尼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要求以私人身份访华。张锡昌是1952年被分配到外交部欧非司法国科的。“我们习惯把二科叫‘法国科’,以法国为主,但负责的范围比较广,包括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张锡昌回忆说。所以富尔要求访华的申请自然在第一时间送到了张锡昌这里。

1954年,苏、美、英、法、中五国外交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打破常规举行了三次会晤。“这不仅为日内瓦会议成功起到重大作用,而且为中法关系开展开辟了道路。”张锡昌说,“日内瓦会议前,两国之间只有少数的民间往来,而且法国来的个人和团体主要是法共影响下的一些进步团体和个人,比如工会、妇联这一类。”

1954年之后,中法之间的交流情况已有显著不同。中法双方在英国伦敦、瑞士日内瓦和伯尔尼三个地方建立了官方沟通的渠道,法国外交部的高官与中国外交官们也有了私下的接触。“当时法国政府不可能违背美国的意思跟中国建交,但是它又想和中国发展关系,所以曾经多次试探能否建立过渡性机构,比如派遣非正式代表、建立商务代表机构等等。但是这些提议最终都不了了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国本身第四共和国内部政坛更迭频繁。”张锡昌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经历人。他还记得,除了官方层面,民间层面或者半官方层面也开始互动频繁。很多政界人士或个人或组团来中国访问,比如1955年就有法国参议院的4位议员来访问。“所以中法建交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有一个积累、铺垫的过程。这些来往和接触对于打开中法关系还是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的。”回顾往事,张锡昌总结说。

在张锡昌接待的以半官方身份来的法国政治人物中,富尔即是其中一位。1908年出生的埃德加·富尔是一名军医之子,曾在巴黎东方语学校学习俄语,后来学习法律、做过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尔留在巴黎,加入戴高乐将军组织的抵抗运动。“二战”期间曾担任戴高乐临时政府副秘书长。

1957年5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富尔偕夫人露西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并受到毛泽东接见。周恩来也同其多次交谈,而且他们几乎不受限制地走访了很多地区。在法国政界人士中,富尔是头一个获此殊荣的法国人。他后来说:“我应该属于最早甚至也许是第一位手持活页签证跨越中国边界的西方政府官员。”不过富尔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次访问为日后戴高乐将军打开中法外交的大门奠定了基石。

“富尔一到中国就开始给法国著名的《费加罗报》写访华专栏文章,当时跟中国来往,在法国是个很热门的话题。”全程陪同富尔访问的张锡昌回忆。富尔夫妇的第一次中国之行还到访过武汉,参观了当时即将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他后来把这些文章集结出版为《蛇山与龟山》一书,暗喻中法就如蛇龟二山,希望在中法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富尔在《蛇山与龟山》一书中说:“我认为大多数强国彻底将这片大陆置之不理是荒唐至极的事。”富尔后来将这本书寄给了在科隆贝隐居的戴高乐。没过多久,像以往一样,戴高乐亲笔给富尔回了一封长信,表示他对书中的内容极为感兴趣,并认为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只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这段时间,中国对法国的政策也在孕育着一个新的变化。其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法国政界就酝酿承认问题。但是横亘于两国之间的,固然有朝鲜战争、越南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台湾问题等具体原因,更多的,还是来自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两个阵营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当时两国的关系正常化主要有两大障碍。首先是美国人的压力,法国人讲得很直接:要和美国取得一致。”张锡昌说。对此,法国外长安托万·比内1955年在参议院回答议员质询时所说的一番话最有代表性。他说,同中国建交“必须由西方国家共同决定”,法国“将考虑美国的态度”。

第二个障碍,则主要是两大战争。“一个是印度支那战争,我们一开始就大力支持越南,法国人也表示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承认中国的。日内瓦会议上印支战争停战后,这个问题有了转机。但是紧接着1955年就爆发了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我们也是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支持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斗争。当时中央有个很重要的精神,叫‘不拿原则做交易’。戴高乐曾经派出一个议员向我们驻瑞士的大使试探,如果他们放弃台湾,中方能否在援助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做出让步,来打开中法关系,我们明确表示不可能。毛主席在1959年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总理阿巴斯时明确表态:‘如果法国政府把干涉中国援助你们当作一个建交条件,我们不干。’”张锡昌回忆。

时光回到半个世纪前,两国都没有摆脱美苏两极格局束缚的愿望。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之一员的中国,也把欧美相提并论,在打击“美帝”的战略前提下,很少考虑发展同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外交关系问题。而到了5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开始有了一个较大的变化,从“一边倒”、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美帝逐步转变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正如学者姚百慧撰文所称:“由于当时西欧表现出更多的对美独立姿态,中国开始把美欧区分开来,把西欧地位提高到在国际反修斗争中‘间接同盟军’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视和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并重提‘中间地带’的概念。”

1956年,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第二卷已出版,前两卷直言不讳地披露了大量戴高乐与美国的矛盾冲突情况。这一年的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曾召集参加“八大”的使节集体谈话,要求大家抽时间读这本回忆录。毛泽东点评说:“戴高乐有独立性,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他不同意美国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不愿意让美国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也不愿意让法国听从美国的控制和摆布。”1958年6月,戴高乐再次上台。

1962年2月,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得中法关系发展道路上一个主要障碍被扫除。从这一年的6月起,《人民日报》在报道法国选举新国民议会时,不再发表抨击戴高乐的文章,与4年前对戴高乐上台后新选出的国民议会时的抨击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中国领导人对戴高乐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法国外交部在一份内部报告中指出:“从1949年起,法国政府就考虑过承认中国问题。由于印度支那战争和中国承认我国当年的对手胡志明的缘故,此事没有下文。1954年日内瓦协议缔结后,承认中国问题又重新提上日程。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最近几年中国的敌对态度(指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事情又耽搁下来了。1962年,这一障碍业已清除,承认中国已不再存在任何障碍了。”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高层领导频频流露出强调发展两国关系的意图。1961年,毛泽东在接见法国参议员弗朗索瓦·密特朗时说,中法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只是“暂时现象”。而在此期间,陈毅多次向法国外长德姆维尔探询,中法关系是否可以改善。德姆维尔回答说,目前两国的经济来往不错,文化交流较少,可考虑加强,外交关系可随时间解决。

“因为我们当时已经估计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这就扫除了中法关系正常化的重要障碍。而且戴高乐是个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人,他可以不顾美国的反对来承认中国。中法建交的条件已经成熟。”

1963年2月,外交部向中央写了一份请示报告,建议邀请富尔等法方人士访华。“富尔在政府中并无官职,也不属于戴高乐派,却是戴高乐政治圈子里的要员,是个在野而又通天的人物。”谙熟法国政治的张锡昌评价道。

没想到的是,中方还没有付诸行动,富尔先提出访问中国,也难怪张锡昌脱口而出:“来得正是时候!”

特殊使命

“‘冷战’之后,在欧洲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并不多,我的外祖父属于这极少数的欧洲人的一员。”罗道尔夫·奥本海默(Rodolphe Oppenheimer)说。富尔与太太露西育有两个女儿,罗道尔夫的母亲正是富尔的二女儿。在他看来,富尔最终能成为执行这一特殊使命的人选,首先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对一切都感兴趣的人,他有很多的好奇心,这一点,从他在不同领域任的职务就能看出来。”富尔是法国政坛上一位非常活跃的人物,“二战”后,他曾先后担任政府总理、财政国务秘书、预算部长、司法部长、财政部长和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等。同法国很多政治家一样,富尔本人也博学多才,他本人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既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作家。除了写过各种政治和社会著作外,他还曾以埃德加·桑戴的笔名写过侦探小说。

埃德加·富尔的夫人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罗道尔夫说:“我的外婆是犹太人,‘二战’时曾经到阿尔及利亚避难。”富尔的外孙罗道尔夫在巴黎市郊的克利希市政厅接受本刊采访时,特地带了一本他2013年5月出版的《中国之旅》,这是他为外祖父埃德加·富尔与中国打交道的经历而写的一本书。霍尔道夫介绍说,1942年外祖母在阿尔及利亚创办了《新法国》(NEF)杂志——这本杂志在法国历史界很有名,讨论的都是诸如妇女解放、殖民地独立、社会改革、同性恋人权等前沿又尖端的社会问题。富尔夫妇是那一时期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思想“左”倾。罗道尔夫说,他的外公与外婆当年结婚时,选择的是去苏联度蜜月。“那时大家都很奇怪,一般法国人会去意大利或者布列塔尼度蜜月,‘你们怎么会去到这种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就会看出他们的与众不同。”

“戴高乐创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58)之后,我的外公就回到巴黎在戴高乐将军身边开始工作;外婆的主要角色就是政府的咨询人、智囊、顾问,同时她自己也是一个作家,一直在写小说,同时还在做《新法国》这本杂志。”罗道尔夫说。

戴高乐是一个既有理想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头脑的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法国的国际地位,戴高乐决心重振法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雄风。他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不愿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听任美国摆布,希望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与中国改善关系,是戴高乐奉行独立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他认为,与中国加强交往有助于实现他的整个外交战略构想。

“戴高乐谋求打开对华关系的时机,是与美国侵越战争急剧升级直接关联的。”张锡昌说。1963年8月29日,法国政府首次发表由戴高乐亲自拟定的关于越南局势的声明,含蓄地批评了美国。越南是法国传统势力所在,戴高乐深知,单凭法国的力量不足以使美国改弦更张,他希望借助中国制约美国,推动越南问题取得法国所期望的政治解决,以利法国重返东南亚。他深感法中关系正常化的紧迫性。

戴高乐是一位有着非凡政治洞见的政治人物。1963年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戴高乐说:“古巴危机和中印冲突,这是两起非常重大的事件。两者似乎并无联系,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我们看到中国的崛起,看到中苏两大国的较量,中苏将分道扬镳。”

基于以上种种判断,戴高乐决定开始采取行动。也许是想起之前富尔送他的《蛇山与龟山》那本书,准备有所行动的戴高乐,也在第一时间想到了富尔。戴高乐曾在1960年召见富尔,商谈远东问题。因此有的学者也认为,富尔实际上也扮演着戴高乐“在中国问题上的半官方顾问”。

1963年夏天,富尔正在瑞士达沃斯休假。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富尔夫妇此时也萌生了再次去中国的想法。他们通过法国驻瑞士大使馆,给中国驻瑞士使馆打电话,表示希望会见中国大使。时任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得知消息后,当即表示同意。8月20日上午,富尔来到使馆与李清泉见面,表达了希望再次访华的心愿,他希望访华时间能安排在10月。

李清泉于是立即将此信息告知国内。在邀请法方政界人士来访问题上,中方一直试探法方“有无主动”,富尔在此时机提出访华要求,的确属于“主动送上门”。在得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中方很快同意再次以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

就在戴高乐发表对越谈话的当天,他让身边工作人员紧急联络富尔。戴高乐的副官通过国际长途找到富尔,告知戴高乐总统紧急找他。见多识广的富尔夫人马上分析说:“眼下正值休假季节,不会是政府改组的事。”她敏锐地推测到,戴高乐这次召见“十有八九是关于中国的事情”。

富尔后来回忆,一见面,戴高乐就说:“前一段时间我曾就中国的问题征求过您的意见。您当时说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现在您是不是还这么认为?”富尔回答说:“既然您现在和我谈起,说明您自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您现在已摆脱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也就是说您不必担心假设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会带来什么尴尬。其次,中国人由于与苏联发生摩擦现在正处境艰难。第三,您已多次向美国人表示出独立自主的信号,再多一次或少一次都不会太明显。”

在得知富尔已接到邀请准备访华之后,戴高乐说:“好吧,你到中国去。不过,你要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他们开始具体筹划这次访问中国之行。不难理解的是,富尔的此次中国之旅虽然本质是官方任务,但是他必须全程秘密行动,不能走漏任何一点风声。这一点,与若干年后基辛格的秘密之旅颇为相似。因为中法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领导人写信,但富尔又带有明确的政治使命,所以戴高乐在一张白纸上亲笔写了几句话,表面上看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表明富尔来访是经他的授权,富尔夫妇于是带着这样一张小纸条远赴异国他乡。

“我的外公后来称这个是‘可以飞的小纸条’。”罗道尔夫微笑着回忆。罗道尔夫说,外祖父后来一直提及此次中国之旅是个“漫长而艰难”的旅行——这不仅是指两国没有直航,富尔夫妇要舟车劳顿,转好几次飞机才能到达中国,更意味着此次东方之行富尔的激动之中夹杂着诸多不安的心情。与上一次来访不同,这一次他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等待着他,而他能否不辱使命。

启程之前,富尔又专程去了趟伯尔尼,向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说明前不久见了戴高乐一事。“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他还告诉中方人员,自己还携有一封戴高乐致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不过他并未明确说明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谈什么问题,只笼统表示谈国际问题和两国关系问题”。“他带着戴高乐的亲笔信,这件事性质就变了。”在国内的张锡昌收到使馆发来的信息,顿时觉得富尔的此行变得微妙起来。外交部方面做出几条应对措施,“如富尔以戴高乐代表身份来华,则规格可以提高一些”。周恩来与陈毅都批准了这一方案。

1963年10月11日,富尔夫妇离开巴黎前往亚洲。按照预先计划,为了使这次秘密使命不致引起外界注意,特别是避免为美国所觉察,富尔在访华前先访问柬埔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10月19日,驻柬使馆向外交部汇报,认为“富尔此行是代表戴高乐对我作进一步的接触和试探”。

10月21日,张锡昌与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吴晓达一起,专程到深圳罗湖迎接富尔夫妇。“当年的罗湖不过是很不起眼的弹丸之地,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分界线从罗湖桥中央穿过,双方边防军警隔着几个木架路障相望。”张锡昌回忆。经特许,张锡昌走上桥头,站在路障中方一侧,在迎面而来的人流中捕捉熟悉的身影。忽然,张锡昌看见人群中有一个谢顶的高个子外国人使劲向他挥手。张锡昌一眼就认出来,正是6年前他接待过的富尔。

对当时的张锡昌来说,他最急的是要“探”一下富尔的底。可是富尔谈锋甚健,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不过他也很快向中方人员交代实情:此行其实是带有特殊使命的,他是戴高乐的特使,携有戴高乐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他将面交中方领导人。

虽然富尔并没有马上出示这封信,但是中方还是立即确认了此前的推测。“我们立即决定按预定的高规格方案接待。”张锡昌回忆。中方立即调用一节专列车厢挂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陈设讲究的专列车厢只坐了6个人,除了富尔夫妇、吴晓达和张锡昌,还有前来协助工作的广州外事处的两位同志。这与富尔上次访华时坐的普通软席车厢自然大不一样。凭着外事人员的敏感,张锡昌从富尔夫妇的神情中判断出,“他们已经辨出味道来了”。

当天晚上,广州市长曾生出面设晚宴欢迎富尔夫妇。第二天,富尔夫妇飞到北京,不像上次那样下榻北京饭店,而是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当晚,张奚若会长举行欢迎宴会,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特地从外地赶来出席。富尔后来说,此举让他大为感动。“富尔从不断加码的接待规格中探究到,中方已收到戴高乐发出的信息。”张锡昌分析。

罗道尔夫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还兴致勃勃地介绍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富尔到了北京后,向有关人员出示了戴高乐的信。“他们马上拿去辨认这是不是戴高乐的字迹。”富尔后来对中方对信息的掌握能力感到很惊讶,“在那个年代,中国就已经有了很强的工作能力,他们可以完全辨识戴高乐将军的手迹。”

张锡昌后来看到了这封亲笔信。“信的形式和内容都颇为独特。由于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中国领导人写信。形式上信是写给富尔本人的,实际上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信件本身并非正式的授权书,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谈判建交。但字里行间显示出,富尔是代表他来华探讨建交问题的。戴高乐可谓用心良苦。他既要尽量抬高富尔的身价,使之能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建交问题,又要不失堂堂法国总统的体面,尤其要避免万一谈不出名堂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

艰难的谈判

10月23日,周恩来接见了富尔夫妇,其实也意味着双方“短兵相接”,就建交开始了具体的技术谈判。

“谈判前后进行了10天左右,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来负责这项工作。”当年参与全过程的张锡昌回忆,“参与谈判的人数很少,对方就是富尔夫妇两个人。我们这边是周总理和陈老总主持,当时西欧司长、法国科的我,还有另外一个记录、一个翻译。谈判地点多数在西花厅。”

“谈判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法国和台湾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核心问题上面双方出现了重大分歧。”富尔向中方表明的立场是:法国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美苏的意见,可以自己采取同中国建交的行动。“但是他后来一再提出:两国互相承认不应该提一切先决条件。他希望中国不要提使戴高乐丢脸或为难的条件,就是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首先主动与台湾断交。台湾问题解决之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大使。”张锡昌后来查阅有关档案看到,在富尔来华以前,戴高乐对他有书面指示:“其中有一条:戴高乐既要跟中国建交,还希望法国还能跟台湾保持关系,即使是降一格也可以。实际上这是‘两个中国’的做法。所以富尔在谈判中试探,中法建交后,法国能否在台湾保持一个低级别的领事官员来照顾法国利益。而我们中方的立场也很明确,总理说那绝对不可能,这样就是英国模式了。总理说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不会改变的。”

“外祖父后来说,他意识到这个谈判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台湾问题是其中最困难的一部分。另外,外祖父很清楚地知道,即便法国是西方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但是法国毕竟是一个小国,人口也很少,中国虽然落后,但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他看来,一个小国家是没有资格去告诉一个大国家应该怎么做的。但同时,他又非常想要把西方的已经解放、先进的思想传递给当时中国的领导人,他应对的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局面,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富尔的外孙罗道尔夫说。

谈判进行了四轮,双方的观点完全是尖锐对立的,谈判陷入僵局。张锡昌还记得,富尔当时的情绪很低落。周恩来总理为了缓和气氛,10月25日晚请富尔夫妇在钓鱼台共进晚餐。“这顿饭吃得比较尴尬,本来富尔这人话很多的,但是饭桌上他没有讲什么话,他的夫人比较聪明,不时找一些轻松的话题来活跃一下气氛。”张锡昌回忆,周恩来后来还称赞富尔夫人比富尔沉得住气。吃完饭后,富尔站起来说:“总理先生,我们想去花园里透透空气。”他们告辞后,总理就跟工作人员说:“看样子他们是商量去了,我们也需要时间来考虑一下。”所以当天晚上总理就决定安排富尔夫妇去大同、内蒙古参观游览三天。富尔对中方的意思也心领神会。他后来在回忆中说:“我心里明白,中国人很乐意把我们支开三天,以便对我所提出的建议进行思考和讨论。”

等富尔再回北京时,中方已拿出新方案。“这三天里我们拟定了两个新方案:第一个方案叫‘积极有步骤的变通方案’,就是把促进建交的主体变通一下。不要求法国主动公开宣布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同台湾断交,只要求他们发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议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中方复照表示同意,并附说明这就意味着法国不再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以及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富尔认为把建交的先决条件变成自己的解释,而且让法国自己去处理法台关系,他觉得不错。但是我们的方案里提出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的外交人员到了法国,如果台湾外交人员赖着不走,而且法国还把他们作为外交人员看待的话,这不就成了两个中国了吗?这样情况下,我们就要中断建交进程,撤回外交人员。这一点让富尔觉得很为难。”

中方提出的第二个方案是“直接建交”方案:“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同时,对于建交的具体程序和‘驱蒋’的具体方式做变通的处理。具体说不要求法国先宣布同台湾断交,而以内部默契的方式处理法台关系问题,即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承担相应义务达成默契的情况下,采取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台断交的特殊方式。”

可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个建交模式自然要最高领导人来决定。“当时毛主席在上海,我们先在北京按兵不动,毛主席找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四个人一起到上海研究了这个方案,最后毛主席批示‘照此办’。”张锡昌回忆。

接到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后,张锡昌等人陪着富尔一起去了上海。一路上富尔情绪低落,平时谈笑风生的他变得寡言少语。“下飞机不久,我就被总理召到他办公室,总理口授了‘三项默契’的具体内容,我记录下来之后,译成法文交给富尔。富尔当时看到后很开心,他觉得这个可以接受。后面第五、第六两轮谈判主要就是一些细节问题、措辞的推敲等等。富尔很懂国际法,每个字眼都抠,翻来覆去地推敲,最后定下来。”这个后来被简称为“三项默契”的主要内容是: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法台断交后,法国撤回驻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

“因为富尔没有被授权来签订协议,最后还要戴高乐来决定,他只能把谈判的情况向戴高乐汇报。所以他就拟了一个向戴高乐报告的内容,要我们过目。我们一看,这个东西没法改,它没有充分反映谈判中间我们的立场,不好做修改。所以周总理想了个办法,以《周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搞了个书面的东西。‘三项默契’书面的东西就在这里。”

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接见富尔夫妇,此举也意味着中法建交谈判的圆满结束。周恩来、陈毅陪同接见。毛泽东对富尔夫妇说:“你们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关系建立起来”,要告诉戴高乐,“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富尔表示:“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以后的进展变得顺利起来,经过1963年底和1964年初两国代表在伯尔尼的正式谈判,中法之间的外交关系完全建立起来。

“外交核爆”

为避人耳目,富尔按原计划先飞到仰光。“我在那里亲自用打字机打了一份报告。”然后富尔又飞到新德里,将议定书和报告交给法国驻印度使馆的一位秘书,由这位秘书专程飞到巴黎送到总统府。完成这一系列重大政治任务之后,富尔在印度悠闲地待了两个星期,“许多人由此得出结论说,一定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后来在《承认中国》一书中说:“经过长时间的犹豫,我在仰光起草报告时只提到了第一种方案。我担心两种解决方案会导致将军犹豫。我对自己说:‘边走边看。万一第一种方案行不通,我再拿出第二种。’但是事实证明这并没有必要。”

当富尔回到巴黎时,戴高乐已经看完了所有的文件。1963年11月22日,戴高乐在总统府接见了富尔。他告诉富尔,同意他的报告,并准备中法两国互相承认。正当戴高乐会见富尔的时候,世界上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敏感的戴高乐意识到这件事情可能会对中法建交有一些微妙的影响。他告诉富尔:如果在参加肯尼迪葬礼之际与美国的对话不使他改变主意的话,他就会对这件事表示同意。

1963年11月24日,戴高乐赴美参加肯尼迪葬礼,他与约翰逊总统匆匆交谈了10分钟。约翰逊总统邀请戴高乐访美,戴高乐不置可否。约翰逊误以为戴高乐已经接受邀请,于是对外发布了这一信息,但随即遭到法方否认,这让约翰逊十分尴尬。戴高乐与约翰逊总统见面时是否提及中法建交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结果看,美国之行并没有改变戴高乐与中国建交的决心。

1963年12月12日,法国外长德姆维尔委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伯尔尼,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当时中法建交谈判属于高度机密,只有总理、外长、总统府秘书长等少数人知情。”张锡昌回忆。

作为战略家,戴高乐仍在关注着这一切。1964年1月1日,在爱丽舍宫新年团拜时,戴高乐特地把德博马歇叫到一旁,悄悄问:“同中国人谈得怎么样?”他得到的回答是:一切按预定计划进行。

戴高乐早在1963年11月就说过:“一旦中法建交,很可能会有一连串的国家仿效法国。大家都想承认中国,甚至美国也不得不走这条路。说实在的,那种景象真是颇为壮观!”戴高乐的预想在几年后果然应验。“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第三次建交高潮,在一定意义上,是中法建交的冲击波的继续和发展。”张锡昌感慨说。后来尼克松也说过:“戴高乐在我实现美国对承认中国的问题的政策转变起了重大作用。”

1964年1月27日,北京和巴黎同时公布《中法建交联合公报》,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仅40余字的建交公报,字字千钧,轰动国际社会,被国际舆论称为“外交核爆炸”。

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行了盛大记者招待会,发表以中国为主旨的重要讲话,正式宣布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他在讲话中,赞扬中国历史悠久,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建立了“非常独特和非常深奥的文明”。他还强调,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中法建交意味着“如实地承认了世界”。最后,他不无幽默地预言:“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国家政府迟早会觉得应当仿效法国。”

1964年5月27日,法国首任驻华大使佩耶抵达北京;6月2日,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到任。中法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进程宣告圆满完成。法国是世界上唯一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同台湾断交的国家。这种建交模式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政府派驻法国的第一批6名外交官之一的汪华还记得,1964年10月1日那天,中国在法国举办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当时很多老华侨来到大使官邸门口,都不急于进门,而是面对飘扬的五星红旗泪流满面,一些人还向国旗郑重行礼,此情此景令在场许多工作人员感动不已,终生难忘。

时值今日再回首半个世纪前的风风雨雨,亲历者张锡昌不由感慨万千。“双方能够破除僵局、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中央下了决心。中法建交首先是双方都着眼于战略全局的战略决策——对戴高乐来说,他谋求超越东西方两大阵营,寻求事实上的盟友来冲击两极格局;对中国来说,毛主席要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高度出发,建立与法国的关系,来扩大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这一意义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所以西方称为外交核爆炸,当时是冲击两极格局的一个重大国际事件。震动西方、震动国际社会。”

“外祖父当时感觉最大的一个困难是,跟中国人接触就像下国际象棋或者玩黑暗中的游戏一样,因为中国人永远是一个表情,单单从表情上是判断不出来是高兴还是难过——这一点恰恰跟西方人相反,这让他在谈判中完全摸不到头脑。”罗道尔夫笑着说。富尔后来暗自下决定:既然中国人不表露出表情,那我也要学着这样做,从现在开始,再也不给出任何表情。富尔后来回忆:“他们不断地重申他们的观点。他们表达观点时总是喜欢从最基本的事情说起,讲许多笼统的话题。我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因此我也采取同样方法。他们说三刻钟,我就说45分钟。我们大谈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历史等等。”富尔后来也不无得意地说,在了解到中方的会谈模式后,他采取了同样的方式不停地重复,反复地论述他要传达的政治理念。“就好像这是一场心理战,谁先失去了耐心谁就输了。”

埃德加·富尔后来把这次中国之行,部分归功于他的太太。据他回忆,富尔的夫人露西和毛泽东很聊得来,太太也给了他很多建议。“比如说如果想跟中国人工作,不能着急,跟中国人的会议约定一个小时,你在那个地方赖着不走也没有用,他们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只能重新再来谈。所以我的外祖父后来也慢慢明白,如果想跟中国建立很好的外交关系,他自己要学着以中国人的视角看待问题,而不是法国人的。”罗道尔夫说,他的外祖父富尔后来又到过中国很多次,包括去了很多地方的农村去考察,“他想要真正全面地认识中国”。

“我的外祖父在今天被视为英雄或传奇人物,但在那个年代,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很多事情无法预测,也有政治风险。因为大家都是非常紧张,比如怀疑他是否为苏联政府的间谍等等。所以所有他的这些活动都是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罗道尔夫说。当年,毛泽东还送给外祖父一个木制的小吧台作礼物,上面还雕刻中文,“把门打开时,饮料就可以从上面升起来”。他保存的只有这一件。

“在我外公的那个年代,与中国或苏联这样的国家打交道时,一定要特别小心,不敢大声张扬。但是今天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罗道尔夫笑着说,“像我就是一个亲华派。”罗道尔夫的另一个身份是巴黎下属克利希(Clichy)市副市长,他说自己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也有很多与中国的商业计划,希望自己将来在政治上能扮演连接中国和法国的角色。

最后的心愿

1969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公民投票失败而黯然离职。48小时后,蓬皮杜宣布参加总统竞选。6月15日,蓬皮杜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二位总统。“综观蓬皮杜的内外政策,实际上他执行的是‘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路线。”后来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的蔡方柏,当时在使馆研究室工作,着力研究欧洲问题和法国的对外政策,虽然戴高乐与蓬皮杜这一对曾经亲密的政治伙伴后来产生分裂,但是在蔡方柏看来,蓬皮杜其实依然是“戴高乐主义者”。

“蓬皮杜上台后,发展对华关系在其对外政策中并不占优。但是到了70年代初,苏联扩张对西欧的威胁日益突出,西欧国家掀起了同中国建交的新高潮,中美关系也开始解冻,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不断得到加强。在此背景下,蓬皮杜萌发了访华的愿意。”1970年7月,蓬皮杜派领土整治和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高规格的接待。贝当古代表法政府邀请周恩来总理访法。

1971年10月,中国外贸部长白相国访问法国。蓬皮杜总统亲自设宴招待代表团。在宴会前喝开胃酒的交谈中,为中法建交起了重要作用的富尔对蓬皮杜说:“总统先生,要是您去中国,我相信,中国当局必定会给予最高的礼遇。”蓬皮杜风趣地回答说:“亲爱的总理先生,我很乐意去。不过,不论您在北京的声望有多高,我总得该先收到北京当局的邀请才行。”

1972年7月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率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访华,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在谈话中,毛泽东表示十分欢迎蓬皮杜访华,并说接待法国总统的规格将比接待尼克松高一点。”舒曼在与周恩来会面时,很直接地问:蓬皮杜总统很想知道他的访华愿望能否实现。周总理回答:当然欢迎法国总统访华。于是舒曼建议以董必武代主席的名义向蓬皮杜总统发出邀请。法方原提议蓬皮杜于1974年4月来华访问,后又突然把访华日期提前到1973年9月。

“蓬皮杜急于访华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力图通过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增强其同美苏打交道时的话语权;二是通过访问,保持法国作为西方第一个同中国建交大国的优势地位,以免落在意大利、加拿大的后面;三是借机发展经贸关系;四是身体健康原因。”蔡方柏说,他们后来才知道,蓬皮杜此时已身患骨髓癌,全身浮肿。为避免重蹈戴高乐访华未成身先亡的覆辙,他决定不辞辛苦,争取有生之年来华会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法国方面对蓬皮杜的访华也进行预热。法国电视台开始播有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愚公移山》。“法国文化电台还介绍了毛主席的诗词和书法。”蔡方柏回忆。不仅如此,部长佩雷菲特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蓬皮杜总统访问中国是西方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访华,尼克松访华是为了解除两国间的战争状态,不能算数。

中方也为此访问做了充分准备。蔡方柏也奉命专程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蔡大使还记得,9月,他在民族饭店的会议室向有关接待人员上了一趟“普及课”,内容包括介绍法国的政策和一些习俗,比如不要问女士的年龄、不要对老人说“您年纪大了,多注意身体”诸如此类的话,不要问客人是否吃过饭、送花不要送菊花等,事无巨细,一一关照。考虑到在那个国门封锁已久的年代,这样的叮嘱也并不为过。

“访华前,蓬皮杜总统已经发现患有癌症,医生劝他不要长途旅行去中国访问,但是蓬皮杜坚持要访华。在这样的情况下,礼宾官员和中国使馆谈访问日程时,要求特别严格,希望我们把所有活动中步行的距离都要同他们商量。”蔡方柏回忆。在日程安排上,马纳克大使提出,由于蓬皮杜总统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不能多走路,也不宜长途坐汽车,改乘火车去大同云冈石窟参观。为此,中央政府专门拨款翻修了从车站到云岗再到机场的公路。马纳克大使要求保留机场欢迎仪式,以免被人看出法国总统身体不好。但是,红地毯要缩短,欢迎群众要少,以便总统少走路。经过双方几次商量,法方最终同意中方安排,蓬皮杜才起身来中国。那时周总理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每一件事他也都认真过问。

蓬皮杜一行于1973年9月11日下午飞抵北京,他由此成为第一位访华的法国元首,也是西方大国元首正式访华第一人。周总理亲自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气氛十分热烈。他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周恩来总理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亲临机场迎接,邓小平还陪同他参观了故宫。周总理同蓬皮杜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蔡方柏是会谈记录者之一。毛主席则在中南海会见了他。蓬皮杜在会见毛主席时说:“无论如何,欧洲是要独立的,亚洲也要独立。”他回国后对中国驻法大使表示:中法两国都酷爱独立,决心不屈服于任何人,并始终保持警惕,这正是中法政治关系的基础。

9月17日中午,蓬皮杜一行乘法方专机回国。在机场送行时,下着大雨,上海市领导还安排了一大批群众去机场送行,他们都冒雨列队站在那里。尽管中方派专人为蓬皮杜及随行人员撑伞送上飞机,但在告别时,蓬皮杜总统西装革履,冒着大雨不打伞。蔡方柏还记得,当时警卫想给周总理打伞,总理不让,并生气地说:“法国总统没打伞,还有这么多群众都淋着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群众那样呢!”于是后面不少领导也纷纷把伞收起来了。

蓬皮杜可谓满载而归。访问期间,双方商定的辽阳化工合作项目合同总金额达12亿法郎,是中法建交以来双方最大合作项目。不但如此,周总理还同意以中国政府名义给法国人民赠送一对大熊猫。

当时法国媒体对蓬皮杜的访华做了很多报道。蓬皮杜与毛泽东见面后,法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消息,法电视台评论说,毛泽东接见“是蓬皮杜总统与中国革命之父的历史性会见”,还特地强调毛泽东与蓬皮杜的谈话时间比尼克松谈话时间长一倍。7个月后,蓬皮杜总统溘然长逝。而他在生前终于圆满完成了访华,也算是没有留下遗憾。

小平访法

蓬皮杜去世之后,1974年5月19日,48岁的吉斯卡尔·德斯坦以微弱优势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成为拿破仑以来最年轻的共和国总统。

“德斯坦上台正值西方‘30年黄金发展期’的终结。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蔡方柏说,“德斯坦从其对世界走向多极化趋势和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存在是世界均势与和平的基本因素的分析出发,急于要同中国领导人直接对话,以提高他同美苏打交道的地位。”

可是德斯坦也不能贸然前往中国。从礼宾规则上来说,1973年蓬皮杜总统访华后,只有中方派出相应的领导人访法后,德斯坦才能访华。因此德斯坦总统上台不久就通过多种渠道传话,希望中国领导人访法。1974年8月,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约见副外长乔冠华时,直截了当地提出:因为蓬皮杜总统已经访华,按礼宾规则,应在中国领导人回访后,德斯坦总统才好访华。考虑到周恩来总理的身体原因,中国方面答复:决定派副总理邓小平访法。

“法国方面把邓小平的访问看成是对蓬皮杜访华的回访,因此是按元首的规格接待他,将邓小平安排在与总统府只有一街之隔的专门接待国家元首的马里尼国宾馆。”全程参与接待的蔡方柏回忆。

1975年5月12日,邓小平的专机抵达巴黎,法国总理希拉克等人亲自到机场迎接。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西方国家,也是中法建交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法国。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邓小平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第一次访法,而且这次访问是在国内“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之时,所以邓小平的访法备受瞩目。

其实这并不是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访问法国。1974年4月初,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对法国心存一份特殊感情的邓小平在抵达目的地纽约之前和会毕之后回中国的往返两程中,都特意在必经之路的巴黎休息、参观了几天。这是邓小平自1926年初离开法国后的第一次再来巴黎。邓小平的心情格外舒畅。他在巴黎期间唯一提出的要求是吃法国人最普通的早餐牛角面包。出于安全的原因,使馆工作人员没有让他到市区转一转。回国之前,邓小平买了200个牛角面包和一些奶酪,回国后分送给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和聂荣臻等人,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他在法国时的革命战友。

这次访问的另一特别之处是,邓小平副总理同德斯坦总统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一般说来,法总统即使接待国家元首来访也只正式会谈一次。“这种破格安排表明此访的重要性和对邓小平个人的尊重。”蔡方柏回忆,在一次晚宴中,德斯坦向邓小平询问了中苏边界谈判和一些亚洲形势等问题,邓小平均做了介绍。访法回国后,他在“访法报告”上特意加了一段话:“在同德斯坦、希拉克等人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对中国的情形不甚了解,对中苏边界的争议,甚至对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也表示惊讶。所以我们同他们增加接触是必要的。”

在巴黎,邓小平只参观了凡尔赛宫。“他看得很快,不说什么话,也不提问题。”邓小平结束访问时,希拉克总理亲自去机场送行,而且法国其他领导人去的比迎接时还要多。希拉克后来回忆说,邓小平直率而热情,十分了解国际关系。这是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一个现代西方国家,在这里他看到了50年前他离开之后法国发生的惊人变化。正如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里所说:“这次访问提供了一次机会,使他能够更具体地了解这个他在半个世纪以前所熟悉的国家发生了多大变化,思考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做些什么。”

1980年10月15日,法国总统德斯坦带着夫人、女儿及随行人员到达北京,开始7天的正式访问。“德斯坦早在1965年就有访华的愿望,他常打趣说,他的家庭成员中只剩下他一人没有到过中国,处境非常孤立,希望能早日改善。”蔡方柏回忆。邓小平访法之后,虽然在外交礼仪上扫清了障碍,“但是鉴于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中东以及法国的传统势力范围非洲,因此发展对华关系没有提到他的主要议事日程上来”。而中国自推行改革开放后呈现的蒸蒸日上的势头,使德斯坦感到访华的迫切性。“他选择此时来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981年春天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他希望通过成功访华提高其在国内的声望,为蝉联总统获取更多选票。”熟悉法国政治的蔡方柏大使分析说。

中国政府当时给予德斯坦总统夫妇一行以高规格和隆重的接待。“双方谈得比较好,许多观点很接近,因此德斯坦挺高兴的。”前外长黄华夫人何理良回忆。德斯坦访华期间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小插曲。据何理良回忆,当时黄华问德斯坦:正式的日程结束之后,愿意到中国什么地方去看一看?德斯坦回答说,希望能去西藏看一看。

“这倒是别的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中国方面后来才了解到,德斯坦喜欢登山,曾经是法国很有名的登山队员。何理良回忆说,当时主要的顾虑是担心海拔太高,但是考虑到德斯坦发自内心地喜欢高原,最终还是成全了他这个心愿。

于是,10月19日,德斯坦全家在参观完西安之后,乘专机飞抵拉萨。黄华与何理良也专程陪同去了西藏。拉萨的海拔为3600米,10月份空气中的含氧量比北京低20%,下飞机后不久,黄华就觉得头重脚轻。从机场到拉萨市需要乘坐两个多小时汽车,主人为防止来宾出现高山反应,在轿车内配有枕头式的氧气袋。到了住处之后,大家忙着先安排房间,刚要告诉总统先生住在哪里,突然发现他不见了。原来德斯坦早已按捺不住兴奋之情,跑到外面看风景了。他看到了牦牛,很高兴地给牦牛照相。因为在法国没有牦牛,只有在亚洲几个高原地区有牦牛,他非常喜欢。

“实际上小平也很愿意到西藏去的,但平时没有机会,后来有人买了两个很精致的小铜佛,一个送给黄华,一个送给了小平。黄老后来去拜访小平同志的时候,把小铜佛给了他。小平也希望到西藏去一下,哪怕一只脚沾一下子西藏的土地,然后马上坐飞机回来也行啊,但是医生不让他去,所以他只好放弃了。”何理良不无遗憾地回忆。

一波三折

1981年5月,密特朗击败德斯坦,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四任总统,结束了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为右派执政的局面,开启了左翼总统掌权14年的新时期。

其实密特朗是一位与中国交往“既早又多”的法国政治家。1961年,当时是国民议会参议院的一名年轻议员的他第二次前往中国时,受到毛泽东接见。密特朗后来把对此行的回忆写成了《面临挑战的中国》一书。作为一名对文学和哲学充满热爱的知识分子,他在书中称,自己在与中国的接触中对这个“直接从中世纪步入电子与原子世纪”的民族着了迷。

“密特朗执政的头两年,并没有把中法关系放到应有的战略位置,两国关系发展不顺利。”蔡大使说。在中方的邀请下,1983年5月3日至7日,密特朗访华,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主要就双边关系和柬埔寨问题举行了会谈,签署核电合作备忘录。他带来的毕加索画作公开展览。访问期间,他还参观了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向中国作家巴金颁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等文化活动。

“此次中国之行使中法关系摆脱了停滞不前的状态,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自此,两国高层领导互访频繁,中法贸易额从1981年的6.8亿美元上升到1989年的近20亿美元。

“从1979到1989年10年当中,应该是中法关系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时期。主要原因当然是中国开始奉行改革开放政策,法国人对中国的开放非常欢迎。”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刘海星在1987年赴法留学,他本人即是这一时期的亲历者,对当时的氛围回忆起来仍有温暖之感:“当时学校里有很多辩论,‘中国’始终是个主题和话题;同学和老师们看到我这样一个中国留学生,真是好感尤佳——其实不是对我,是对我背后的中国好奇:中国走什么样的路,下一步怎么样……他们非常有兴趣,而且支持中国的改革。”刘海星回忆,法国自那时候起也开始大量吸收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开展大量贸易往来,也有一些大项目开始上马。

1989年,中法关系陡然跌入低谷。6月6日,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宣布冻结法中两国的各级关系,总统、总理及政府官员与中国领导人将不再有任何接触。不仅如此,法方推迟了经贸混委会会议,取消了财经部长和科研部长访华。两国科技往来一度几乎全部停止。两国文化、教育混合委员会也被法方单方面中止。

“当时法国是七国集团的主席国,密特朗总统是主席,在拉德芳斯新的大拱门上召开的七国首脑会议上,做出一系列对华制裁的决定。”刘海星回忆。当时制裁措施包括:停止成员国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和实行武器禁运。“其中一项重要决策到现在也没解禁,就是对华武器禁运。”

1990年,原驻瑞士大使蔡方柏接到新的任命,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大使。当时苏联处于解体前的最后时刻,东欧也面临巨变,国际形势一片风雨欲来的态势。“我赴任的时候,中法关系相当困难。当时国内交代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打破制裁、恢复关系。”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1年8月,法国向台湾出售6艘护卫舰船体;1992年,法政府又允许达索公司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2000-5战斗机,“这两个事件导致中法关系跌入低谷”。“从1989到1993年,可以说中法关系处于历史上建交以来最为艰苦、最为波折的时期。”回顾过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刘海星感慨地说。

蔡方柏上任之后,“几乎是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集中在反对售台武器上”。“武器已经卖了怎么办?卖了也要进行工作。最后,我们与国内经过商量,采取几项反制措施。”当时中方对法国的举措做出强烈回应,包括要求法方一个月内关闭驻广州的总领馆、撤销两国正在谈判的大型项目。“大亚湾核电站二期项目不给他们了,广州地铁项目本来要给法国的后来也取消。我们要买他们的小麦也不买了;副部级以上的干部也不去法国。那四家卖武器的公司也被排除在外不予接触,这就给他们很大打击。”蔡方柏大使回忆。

据蔡方柏大使介绍,当时法国方面之所以冒如此大政治风险,向台湾出售武器,还在于当时台湾提出一系列计划来“引诱”法国,“比如把高速列车、核电站、地铁等很多项目与法方合作”,但最后这些都成了一场空。反之,当时中方为制裁法国,将一大批项目转向德国,中国与德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关系加速发展。特别是德国总理科尔访华时,中德签署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合同,在法引起了强烈反响。

法国资深政治家舍维内芒便是那段时间来中国进行沟通的人士之一。早在密特朗时期,舍维内芒出任过研究与技术部部长和教育部长。1988年,他又被密特朗任命为国防部长;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认为法国与美国的结盟与自己的政治理念不符,他又辞职而去。

“我做国防部长的时候,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学习过《孙子兵法》。”在巴黎的办公室接受本刊采访的舍维内芒半开玩笑说。在中法关系降到冰点之时,1992年,从国防部长卸任的舍维内芒受密特朗指派,以民间身份来到中国,这也是他第一次中国之行。“我的使命就是希望两国不要中断贸易和经济往来。”作为一名资深的政治家,舍维内芒出言谨慎,他只透露自己是受密特朗派遣,此行受到江泽民和李鹏的接见,而他这一次的访问“是非常成功的”。推测而言,舍维内芒只是当时斡旋于中法之间的众多推动者之一。

1993年3月,法国社会党政府在大选中惨败,希拉克领导的戴高乐派政党保卫共和联盟上台执政。法国政坛上第一次出现了“左右共治”的局面——总统是左派,政府是右派。“右派政府上来后,决心改变中法关系的现状,他们主动找到中国,要求跟我们商谈改善恢复中法关系的举措。”刘海星司长回忆。于是1993年底,法国派前法航董事长雅克·弗里德曼作为特使访华,经过长时间的商谈,1994年1月12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

“这份联合公报在中法关系交往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刘海星司长评价说。“在这份联合公报当中,法国政府明确声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用文字来这么明确地表述。同时他们也明确承诺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直到现在,这个公报对指导中法关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1994年的‘1·12公报’翻开中法关系新的一页。”

破冰之旅

中法售台武器的问题解决以后,横亘于两国之间的障碍已扫除。1994年中法两国在信任恢复的气氛中庆祝了建交30周年。在商谈“1·12公报”期间,法方就主动表示巴拉迪尔总理希望于中法建交30周年时访华。4月7日,巴拉迪尔进行了三天的访华。在会见江泽民主席期间,巴拉迪尔代表总统密特朗向江泽民主席发出了访问法国的邀请。

完成接待巴拉迪尔任务后返回巴黎的蔡方柏,在最短时间内约见了密特朗的外事顾问,同他商量落实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之事。双方很快将出访时间定在当年9月。

“时间敲定之后,对于外交来说,接下来的第二个重大问题,便是以何等礼宾规格接待。”蔡方柏大使详细介绍说,法国接待元首访问有几个级别,主要是工作访问、私人访问、正式访问和国事访问这几类。其中“国事访问”一年只安排一到两件,是最高级别的:总统要亲自到机场迎接并陪同检阅仪仗队;总统举行盛大的国宴;巴黎市长在市政大厅举行上千人参加的欢迎仪式;来访元首向凯旋门无名烈士墓献花圈。通过接触,法方决定按国事访问规格接待江主席。后来有法国朋友告诉蔡方柏:“此事是密特朗总统亲自拍板决定的。”这不单纯是礼宾规格问题,也折射出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势头。

可是就在正式访问的前几天,又冒出一个问题。法方通知中国方面:密特朗要在9月8日去柏林参加盟军撤离仪式,只能次日下午和晚上会见江主席。要法方推迟去柏林的时间是不能,因为这是一个有美、俄、英、德几国首脑同时出席的活动。如果推迟江泽民主席的访法时间,也将影响其访问俄罗斯等国的行程。法方提出派部长到机场迎接的代替方案。可是如此一来,这次访问的最高规格就会大打折扣。

“怎么办?这就是当时使馆要解决的大难题。我把使馆各部门领导人找来商量对策。最后我们使馆提了一个意见:江主席访问俄罗斯结束后,9月8日先直接飞马赛参观;第二天到巴黎开始国事访问。”双方最后都同意了这个意见。

9月9日15点整,江泽民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奥利机场,密特朗如期出现在机场。其实,彼时的密特朗已是癌症晚期患者。“他的脸色非常苍白。跟健步走下舷梯的江主席形成鲜明对比。一年以后,他就去世了。”提及这一点,蔡方柏大使感慨万分。这次访法,也是江泽民夫人王冶坪第一次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随访,前两站在俄罗斯、乌克兰出席了多场外事活动,加之长途颠簸,身体有些吃不消。蔡方柏大使还记得一个细节:江主席用英语低声对密特朗说:“我夫人长途旅行很疲乏,有些头晕。能不能请你准备一把椅子让她坐一坐?”密特朗立即让人搬来两把椅子。当密特朗致辞时,江泽民就陪王冶坪坐下来;当江泽民致辞时,密特朗也可以随势坐下来,稍歇一会。“江主席此举既体现了对夫人的关爱,也照顾到了密特朗的病情。”

1994年,蔡方柏的一大半时间都用在了江泽民主席访法一事。连女儿结婚,他都无法赶回。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让蔡方柏大使感慨不已的是:“密特朗总统从下午14点多钟去机场迎接,一直到晚上23点多国宴结束,连续花了近9个小时接待江主席,这对一位身患癌症、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说是何等不易。”而在蔡方柏看来,密特朗总统做出如此惊人的努力,也许是他对我国领导人对他三次访华给予的热情及隆重接待的最后回报。

9月12日晚,江泽民一行结束了对法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回国。此次访问适逢中法建交30周年,又正处于世纪之交,可称为中法关系史上意义深远的一次访问。《费加罗报》当时有评论,此访意味着“欧美国家孤立中国政策的终结”。

“全面伙伴”

经过1994年的两次高层互访,中国与法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恢复正常。1995年5月,经历过两次总统竞选失败的希拉克,终于战胜社会党人若斯潘,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的第六任总统。同时,法国传统右翼夺回了从议会到总统,再到政府的一统天下,从而结束了第五共和国的第三次左右“共治”的局面。

在谙熟法国政治的蔡方柏看来,希拉克就任总统之时,正是“冷战”结束后法国国际地位下降之时。与此同时,因为国内外的种种变化,“法国也再次成为西方外交独立性最强的国家”。希拉克就任后,就积极谋求发展对华关系。经双方商定,1997年5月,希拉克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希拉克自少年时就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怀有浓厚兴趣。12岁时就学过杜甫、李白、王勃的诗。吴建民大使接受本刊采访时回忆,希拉克曾亲口告诉过他,自己在巴黎上中学时,经常逃学到吉美亚洲博物馆去看中国的青铜器,逐渐喜爱上了青铜器。希拉克有一次出席一个国际会议,会上有的人发言很啰唆,他就“忙里偷闲”默写起中国朝代纪年表,从夏商周一直写到民国,然后把表交给坐在后面的助手,说:“你帮我核对一下,有没有错。”助手不敢怠慢,立即打电话到巴黎,找到一位“中国通”,从头到尾核对了一遍,结果全部正确。

此次中国之行,希拉克还访问了上海,他在上海访问的第一个项目是参观上海博物馆。蔡方柏大使回忆,当时博物馆馆长、我国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亲自为贵宾做讲解。希拉克参观得非常仔细,还不时问了许多问题。让大家意外的是,参观到青铜馆时,没等马承源开口介绍,希拉克就自己开讲了。他眉飞色舞地向同行的法国人介绍一些展品的来历、功能以及在世界上的收藏情况,其专业水准,连身为青铜器专家马承源也大为意外。他转身对一位陪同参观的上海市领导说,希拉克对青铜器的知识可与我国专家相媲美。原计划半小时的行程,希拉克足足待了近两个小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专机因此推迟了半小时才起飞。据蔡方柏大使回忆,江泽民曾对上海市长徐匡迪说,希拉克总统是他接触过的外国元首中,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化,而且对现代中国最为熟知的政治家。

希拉克此次访华,与江泽民主席共同签署了《建立中法全面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这是自1964年以来中法关系中最重要的文件。”蔡大使评价。中法签署联合声明,决定中法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自此,中法全面伙伴关系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1998年11月,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大使。12月16日,他向希拉克总统递交国书之后,希拉克总统随即与他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其间,希拉克郑重地向吴建民提出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9年访问法国。会见之后,吴建民立即将这一信息向国内作了报告。当然,吴建民心中也相当清楚,江主席接受邀请实现访法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就任国家主席之后的江泽民一般只对一国访问一次,对于法国,他已于1994年访问过,“这也涉及一个平衡问题”。

但是吴建民还是决定一试。他找机会向唐家璇外长陈述江主席再度访问法国的必要性:法国总统任期7年,即便是一届,1995年当选的希拉克执政也要到2002年。同时希拉克是当今西欧政治舞台上资格最老的政治家,在欧盟内部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因此,发展中法关系不仅对促进双边关系有益,而且对于促进中欧关系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唐家璇认真听取了吴建民的意见,但也表示目前邀请江主席访问的国家很多,国内对此需作通盘斟酌。

1999年,江主席有一次亚欧非的出访。“当时在国内做策划时,并没有法国这一站。但是考虑到法国是很重要的国家,所以使馆还是建议江主席再次访问。”

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刘海星,那时的身份是吴建民的外事秘书。他告诉吴建民一件事:1997年5月,希拉克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一下飞机就向担任翻译的刘海星问起了扬州。希拉克询问扬州的情况,显然不是漫不经意的,说明他在关注江泽民的故乡。“江主席很注意对等交流,希拉克那么关心扬州,我想我作为大使,不了解希拉克故乡,江主席问起来我不知道怎么办。”

吴建民自述是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赴任的。在使馆的就职演说上,吴建民说:“蔡大使在法国待了23年,而我本人去法国出差加起来不到23天。我不懂法国,希望大家帮助我。”除了向使馆内部的人学习之外,吴建民还拜访了很多外国使节,从他们那里获取建议。好几位大使都说,法国和中国都是文化大国,希拉克总统也非常重视文化。如何从文化上做文章,加强中法交流,也吴建民想得最多的事情。

吴建民决定先到希拉克的故乡看一看。巧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刘海星曾在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学习。实习期间,他被分配到位于法国中部的科雷兹省政府任省长助理。刘海星介绍说,科雷兹省位于法国中部的丘陵地带,畜牧业很发达。虽然并不富裕,但是孕育出两位法国政界名人——希拉克和奥朗德。科雷兹省有一座400多年历史的碧蒂城堡,1969年被希拉克买下作为私人宅邸。

“我当年在科雷兹实习的时候,并没去过希拉克的家乡。但是省里的人告诉我希拉克家自己买的房子就在省会不远的一个山坳里面。我跟吴建民大使提出,如果你愿意到这个省去看一看,我可以负责联系。现在的省长是我在的时候一个副省长。”刘海星说。

当使馆在酝酿说服江泽民主席访法时,刘海星一直向吴建民提议“这次访问要有特色”。“我注意到在此之前一个月,电视上播放了江主席到俄罗斯访问期间,与叶利钦总统在叶利钦的郊外别墅会面的画面,两人都不打领带、神情很轻松。我想这种形式很不错,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这种风格的外交,到希拉克的家乡看一看?”

“我后来时常想,如果吴建民大使不是一个很开明的、而是循规蹈矩的大使,他肯定一下子就把我的方案给否定了。”现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的刘海星,提及此段往事,由衷地感慨,“吴大使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开明。”在后来的使馆年终总结大会上,刘海星因此“创意”得到吴建民隆重表扬。

在吴建民的首肯下,刘海星开始了联络工作。不久,他陪同吴建民夫妇来到了科雷兹省。省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这几位中国客人。“当时省长把我带到客房去,告诉我,这是戴高乐总统、希拉克总统夫妇曾经住过的地方,你们夫妇今天也在这儿下榻。”吴建民回忆。席间,吴建民向省长问及希拉克家的情况。可是科雷兹省的官员回答他们说:城堡是总统的私宅,不对外开放,出于安全考虑,外人是不允许靠近城堡的,甚至连城堡所在的萨兰镇都不能去。

可是第二天,省长破例决定,允许吴建民一行“从远处眺望”。为此,科雷兹省政府还向总统府专门做了报告。于是一辆警车带路,把中方人员带到了离碧蒂城堡两公里的一个山坡上,警车停下来,警方对吴建民说:“大使先生,您只能在此眺望,我们不能再靠近了。”吴建民与刘海星等人只能站在山上远远眺望了希拉克的家。“幸亏我们俩眼神都不错。”刘海星笑着回忆,“这一片没别的房子,就他那一个城堡,还比较明显,有三层楼,灰石结构。”虽然由于天气不好雨雾朦胧,但毕竟他们对山坳里的城堡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

回到巴黎后,吴建民见到了希拉克总统的身边顾问。吴建民注意到他们看自己的表情都怪怪的,似乎很兴奋,“眼睛里有神秘的眼光”。他后来才知道,法国方面以为吴建民是为江泽民出访打前站。不久,吴建民又特地约见了希拉克总统的外事顾问、后来也担任萨科齐外事顾问的雷维特,询问除了在巴黎正式的欢迎仪式以外,能否在总统家乡举办一个炉边会晤。“雷维特反应非常快,他马上回答说:‘大使先生的主意很好。据我所知,在此之前,只有希拉里应希拉克总统夫人的邀请到那个宅子里去过,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去过。如果江主席能去,对于总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荣耀,也是开创中法关系的交往史。’”刘海星回忆。不久法国方面明确向吴建民表示,如果江泽民访问到科雷兹省的话,希拉克总统访问中国时将前往扬州。

二次访法

1999年3月20日,江泽民主席开始了他的意大利、瑞士和奥地利三国访问。按照预先的日程,26日下午,江泽民冒雨前往位于瑞法边境的欧洲核子物理研究中心,参观了由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领导的该中心最大项目L3实验室。作为驻法大使,吴建民当天也特地赶到瑞法边境那里迎接江泽民。吴建民曾在1991到1994年任外交部发言人,与最高领导人的接触相对较多。“我和江主席接触很多,有时候他还专门找我去他家里谈话,但是江主席在法国没有时间和我谈。所以我就抓住他的秘书,跟他提及法国方面有这方面考虑,希望江主席访问法国的时候,能去希拉克总统的故乡,等2000年希拉克回访的时候,再去扬州。江主席的大秘书说:‘这个点子好啊!’”吴建民大使回忆。

信息是传过去了,但是吴建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确认。不久,吴建民回国述职,没想到,峰回路转。4月8日,主管外交的钱其琛副总理召见吴建民,吴建民在借此机会又全面地介绍了使馆的意见、法方的意图和1999年江主席访法的必要性。“没想到我刚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显然江主席和他打过招呼,他说:‘好吧,你们写报告吧!’这个事情就这样落实了。”

一个月后,吴建民再次回国述职。5月22日,江泽民召见吴建民。吴建民借此机会,当面将访问希拉克总统故乡的建议作了详细解说,江泽民主席很痛快地同意了。几个月的努力推动,终于有了一个最期待的结果。

这其实也宣告一系列繁杂甚至琐碎的准备工作的开始。第一个问题就迎面而来:江主席的专机要降在哪儿?刘海星介绍说,希拉克故乡所在的科雷兹省并没有大机场,而邻近的大区省会的机场虽然大一点,但也降不了中方的747专机。一番权衡之后,决定让江泽民坐希拉克的专机去,“它是一个不大的飞机,可以飞到大区的省会”。

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又接踵而至。“大区的省会都是省级公路,还不是高速公路,其中还有一段是乡间小道。另外,希拉克的古宅有三层,住不了几个人,总统夫妇和主席夫妇可以住在里面。底层是一个会客厅和大厨房,院子比较大,还有配房,可以住几个警卫人员。其他主要领导都要住在离他的宅子大概有20公里外的当地最好的一个二星级的旅馆。这是第二个困难。第三个困难,大批的人去,互相之间怎么协调安排。”刘海星回忆,当时使馆的“二把手”、公使衔参赞是后来出任大使的孔泉。当时就由孔泉来牵头,负责协调工作,大家“跑了无数趟”。

9月中旬,具体落实江泽民访问的先遣组也从国内到达巴黎,同法国就具体细节进行商洽。9月17日下午,吴建民和先遣组的人员一同前往科雷兹省萨朗镇。希拉克夫人也带着总统府的有关人员赶到了萨朗镇。

当吴建民等下车徒步走进院子时,希拉克夫人已经站在了门口。“她不出场的话,我们都进不去,但是我们必须要看里面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所以她亲自出面接待,手里拿了一大串的法国古老的大门钥匙在门口,光大门钥匙就找了半天我们才进去,然后二门钥匙再找半天……最后终于进了里面。房子有三层,没电梯,得爬上去,里面台阶很高,而且又窄又直。到时候,总统夫妇住在最高的三层,主席夫妇住二层,底层就是吃饭、会客的地方。我们一一查看,按现在标准,条件很一般,浴缸很高,得爬进去,很费劲,也没浴帘。他们夫妇只是周末有时去。我们也不能给人家提很多要求,但是江主席夫妇那时候年龄也不轻了,我们考虑到一些安全问题,有一些小要求。”刘海星回忆。

希拉克总统对江泽民主席的访问也相当重视。吴建民还记得,希拉克总统有一天请他们夫妇到总统府吃饭,这还是法国领导人第一次邀请大使到总统府赴宴。“他一见面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请你来,因为我要准备江主席的访问。’”吴建民对希拉克的重视态度印象深刻。希拉克告诉吴建民,自己从孩提时代就对亚洲文化很感兴趣,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后来又多次打过交道,以至于希拉克后来在再到吴建民就亲热地称他“我亲爱的朋友”。

1999年10月21日,江泽民主席访法。23日晚,江主席一行人从里昂搭上希拉克总统的专机,如期降到了大区省会。希拉克和夫人贝尔纳黛特特意赶到里昂,专程迎接江主席夫妇。仪式完毕之后,希拉克总统对大家说:“我是主人,我得先回家,做迎接客人的准备。”于是希拉克的车队先离开。5分钟后,中方人员的车队出发。到了希拉克家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而希拉克已端端正正地站在门口,以主人身份来迎接中方贵宾。

“他们真的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刘海星记得,江泽民住的套间里开了暖气,洗澡间铺上了防滑垫,擦洗得非常干净。虽然没有宾馆里总统套间的气派,但却有总统套间所没有的温馨气氛。

由于饭厅不大,参加宴会的人很有限。中方除江泽民夫妇外,还有钱其琛副总理夫妇、唐家璇外长和吴建民。法方则有总统外事顾问、法国驻华大使、亚澳司长、总统府发言人等。入座时,按照西方的礼节,男士要为邻座的女士拉开椅子,等女士坐好后,自己才能入座。希拉克彬彬有礼地为王冶坪拉开椅子,请她入座。众人刚就座,突然发现男主人大步流星地走出了饭厅。就在大家都在纳闷他为何匆匆离去时,只见他拿着一个靠垫回来,亲手把靠垫垫在王冶坪的背后。在座者无不由衷地佩服这位1.9米多高大汉的细心周到。

当天晚上,江泽民主席与希拉克总统在厨房进行了特殊的晚宴。“从晚上8点多开始,吃饭、聊天,一直聊到晚上12点半,真是彻夜长谈,他们谈得很深入,气氛非常好。之后,他们回到房间各自休息。其他陪同人员驱车去20里地以外的宾馆住。我有幸住在希拉克家的院子里,住在边上的配房,不过那一夜几乎没怎么睡,一早上还得把厨师接进来……”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刘海星想起来还是很兴奋。吴建民回自己下榻的旅馆休息,他事后听说江主席那晚又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书写了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准备第二天早上送给希拉克。

24日上午,江泽民一行到古堡所在的萨朗镇参观。当地镇政府把他们的特产——手风琴送给江泽民主席,并奏起了舞曲。江泽民兴致很高,马上邀请希拉克夫人跳了一曲。这一幕让大家意外之余都很兴奋。一家法国媒体记述道:“在雅克·希拉克吃惊与艳羡的目光下,这对舞伴旋转啊、旋转。当地民意代表鼓掌赞美。江泽民微笑了。他很自豪。”而《法兰西晚报》的大标题是《跳华尔兹的江泽民在科雷兹,中国主席从严肃到松弛,精彩扮演了热情开放的国家领导人的角色》,称这一幕“比任何法中友好的演讲更富象征性”。

扬州回访

江泽民的此次访问在法国外交界引起震动,但是在吴建民头脑中,构思了很久的两国元首访问对方故乡的设想,才刚刚实现了一半。虽然他已知江泽民亲口对希拉克说了:你明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我请你去扬州。但不到最后关头,还不能完全确认此事。

2000年9月的一天,江泽民召见了回国的吴建民。交谈的话题之一,即有关希拉克访华的事宜。江泽民主席非常重视此事,他还就希拉克访问扬州作了具体而周密的部署,包括希拉克去了以后看什么、晚宴后要安排个小型的晚会及演什么节目等细节。

为了迎接希拉克总统,吴建民和夫人施燕华在希拉克正式到达的两天前就搭乘江泽民的专机到达扬州。2000年10月21日,希拉克的专机降落在南京碌口机场,然后赶往扬州。当天晚上,江泽民设非正式宴会款待希拉克。晚宴规格并不大,“就是朋友之间家人请客的那种感觉”。吴建民大使回忆。席间,江泽民亲自向希拉克介绍扬州的历史,希拉克听得非常认真。他在扬州只能停留不到24小时,但想看的东西却挺多,除了已安排的游瘦西湖、参观扬州博物馆和汉墓等以外,他还提出想看一下大运河。“这个要求一提出来,就知道他是懂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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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让大家惊讶的还在后面。吴建民大使回忆,当时大家讨论起隋朝兴衰的话题,当时中方有人随口问了句:隋朝有几个皇帝?另一个人回答:隋文帝、隋炀帝。希拉克听到立即纠正说:“不,是三个。”那位同志不服气,坚持说是两个。希拉克也较起真儿来,重复道:“不,是三个。最后一个是恭帝,在位时间是607到608年,李渊是摄政王。”他拿出了默写中国历朝纪年表的功夫。“当时中方的人员还跟希拉克辩论,还不大相信的样子。江主席出来了,他说:你们别争了。这个饭桌上面,中国历史知识肯定没有人超过希拉克。”

“去扬州,住在扬州迎宾馆,希拉克很高兴。江主席接待了希拉克,两个人在里面品茶,看江南小调,吃饭聊天,还看了扬州的水坝……都是文化,所以扬州给希拉克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很长时间言必谈扬州。这就是家乡互访的作用。”

江泽民那一晚很高兴,乘兴唱了一曲《我的太阳》。希拉克真诚地对江泽民说:“这是我当选总统之后度过的最愉快的晚上。”

“江主席做事很认真的,晚上回来就打电话问北京,查隋朝几个皇帝。第二天早上,江主席与希拉克在国宾馆的茶室共进早餐。江主席见到希拉克的第一句话说:昨天晚上我查了,你是对的,隋朝有三个皇帝。希拉克很有意思,他回答说:‘当然是我对了。’——这就是文化的差别,我们中国人即便是对的,也要表示谦虚一点。可是在法国人那里,对的就是对的,一点也不含糊。”吴建民大使笑着回忆。

“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关系很好,双方互访了各自的故乡,这个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前驻法大使吴建民说。希拉克总统这次访华从2000年10月21日至23日,一共停留了57个小时,其中与江泽民在一起的时间就近三分之一。这是正式会谈达不到的效果。从当时留下的影像资料看,两位最高领导人脸上的笑容都异常轻松、自然。那是正式的外交场合难以见到的表情。也是通过会谈,中法两国同意为促进相互了解和在文化、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两国将在对方国家举办文化年。这一提议是希拉克首先提出的,江泽民立即表示同意。

回忆往事,刘海星司长也感慨连连。因为当时的宣传报道规模和手段远不及今天,气氛也不如今天开放,国内对两国元首互访的细节和效果了解得不够深入,但它确实是中法交流史的一段佳话。

曾在中法关系几个关键时期出访中国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法国政坛有“中国先生”的雅号(于楚众 摄)

“战略伙伴”

在江泽民主席与希拉克总统实现历史性的两国元首互访之后,中法关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2年,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在此期间,中法关系最被称道的,是2003年4月SARS期间法国总理拉法兰的坚持访华。

1948年出生的拉法兰,毕业于巴黎大学和巴黎高等商学院。早年当过大学讲师、通信公司总经理。1977年从政,先后当选市议员、大区议员和议会主席。2002年出任法国总理。

2003春天,北京爆发了严重的SARS疫情。当时担任法国总理的拉法兰依然按原定计划,访问了北京,成为SARS爆发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领导人。

“当年布莱尔、施罗德等西方政治领导人,都取消了访华行程。而我当时想证明法国对于中国控制‘非典’疫情的能力充满信心,以这种方式来体现中法友谊。”深秋的一天,刚从北京参加会议返回巴黎的拉法兰在参议院办公室内接受了本刊采访。巴黎左岸卢森堡公园的身后卢森堡宫便是法国参议院所在地,卢森堡宫于1615至1620年由玛丽·德·美第奇建立,先后被路易十八、拿破仑等人使用,后被用作参议院。当天下着濛濛细雨,穿过卢森堡宫的中庭,登上古老的石制楼梯,进入拉法兰的办公室。办公室保持着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内部装饰风格,拉法兰在他办公室的圆桌旁接受了采访。

1971年,还是学生的拉法兰第一次来到中国香港。他站在港口,看到成千上万条船载着人群驶向中国内地。“那时的中国内地,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因为我无法进入中国内地,所以我对它充满了好奇。”1976年拉法兰作为德斯坦所属政党的青年代表团第一次访华,悼念了去世的毛泽东,后来他在中国做了一次16天的长途访问,哈尔滨、沈阳、北京、上海,他坐火车沿途一路直接南下到无锡。“那时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就是街上的孩子们。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艰难的一年,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周恩来去世……所有中国人的穿着都近乎一样,成年人的眼神里透露出来的是悲伤。可是满街跑来跑去的小孩们看上去轻松很多,我感觉年轻人很喜欢外国人,对外国人很热情,并不拘谨。中国到处都有乒乓球台子,我们来自法国的一行人永远带着乒乓球拍子,随时准备和这些中国孩子们打上几盘,那次旅行,法国人只赢过一回……”拉法兰笑着陷入了回忆之中。

2003年4月25日,拉法兰飞抵北京,此时也正是SARS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当时在中国的法国人情绪很低落,那时学校已经放假,但是他们在法国的父母或祖父母因为怕传染SARS,都不想让在中国读书的法国留学生回法国看望家人。由于恐慌,亲人都不愿相见,这种情况让我很悲痛。正是因此,我才想去中国,向所有人证明SARS疫情已经在中国得到了控制。”

时任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当时也专程从法国回来陪同拉法兰。“我们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也非常需要一个外国领导人来。法国是大国,他的领导人来当然很重要。”吴大使回忆,中方对拉法兰的到来也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吴仪副总理召开预备会议,亲自检查当时下榻的宾馆。据说有一个大厨发烧了,马上采取行动隔离起来,以防万一。”吴大使回到北京后,也不允许回家,而是直接住进钓鱼台。

“我来到中国后,便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交流合作。对我来说那次访问非常个人化,我认为一个大国应该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即使有困难,人们也肯定可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这也是我想传递给中国人民的信息。”为了表明自己对中国政府的信心,拉法兰在北京全程没有戴口罩。“不光中国政府领导人对我们访华大加赞赏,中国人民也特别开心,我记得街上的百姓向我们喊:‘相信我们,我们能够胜利!’”想起那次特殊的经历,拉法兰依然心绪难平。

吴建民回忆,拉法兰的到访也让中国领导人非常感动。某天下午原计划是由吴建民陪同参观国家大剧院的工地,而在中午温家宝总理宴请午餐的时候,温总理提出由他来亲自陪同参观。“规格一下升高到由总理陪同去参观去了。”而晚餐由胡锦涛主席在钓鱼台请。“一见面,胡锦涛主席就说患难见真交。尽管拉法兰的访问时间只有两天,但在当时起到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在法国人眼中,尽管大家认为拉法兰当总理时政绩平平,但却公认他是一个“无论右翼选民还是左翼支持者都挑不出太多毛病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而2003年的中国之旅让他与温家宝总理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担任总理期间,拉法兰和中国政府领导人首创了具有世界典范意义的“中法文化年”活动。卸任总理后,拉法兰依然活跃在中法交流的第一线,成为继希拉克后,法国政界与中国交往最深的“中国通”。

2003年对法国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法国的埃维昂举行。“以往的G8峰会,中国通常是不参加的。因为八国集团是‘富人俱乐部’,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虽然他们曾经邀请过中国,但我们不参加。”吴建民大使介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令“富人俱乐部”不得不重新审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期望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

此次八国峰会的东道主国是法国。作为主席,希拉克总统第一个向中国表达了希望中国能参加的愿望。“每年在法国新年之际,总统有一个与各国驻法外交团的团拜。希拉克总统找我说:这次法国作为八国集团的主席,想搞一次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代表的对话,希望中国能参加。”

吴建民马上把这个信息报告给国内。但此时正逢中国新老领导核心交替之际,对此提议,一直到时3月份也暂时没有回应,法国方面很是着急,又来向吴建民询问对策。“我向他们建议,3月18日胡锦涛主席当选为国家主席,希拉克总统可以借此之机给胡锦涛主席打电话表示祝贺,然后借此之机提出来邀请他出席会议。法国人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希拉克总统也如期给胡锦涛主席打了电话。”

国内接到邀请之后,马上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当时,因为伊拉克战争问题,法国公然表示反对美国,当时法国外长德维尔潘在安理会也慷慨激昂地发言,与美国闹得很僵,美国也出现了很强烈的反法情绪。因此是否参加法国的G8峰会,显得非常微妙。

后来国内有关方面又来征求使馆意见,吴建民根据当时形势,力陈自己的理由。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在‘非典’最困难的时候,邀请法国总理访华,人家来了;现在需要我们支持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也说不过去”。他又说,胡锦涛主席对世界来说是一个新面孔,让世界早一点认识会更好。而在八国集团峰会上,占了世界GDP80%的各国领导人跟胡锦涛主席认识并交流,这是对中国有好处的事情。

经过一番权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终决定接受希拉克邀请,出席八国集团在峰会前与11个发展中国家举行的南北领导人对话。2003年6月1日,胡主席在埃维昂与希拉克会面,指出“现在是中法建交以来最好的时期”。吴建民回忆说,他回国去见李肇星部长,他说“你这个建议很好”。

2004年1月26日,在中法建交40周年之即,胡锦涛主席对法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国国家元首在中法建交纪念日时亲赴巴黎参加有关纪念活动,表明了中国对法国的高度重视,这本身就非常有意义。同时也开创了双边纪念活动的一项先例,而迄今仍是唯一。”接替吴建民出任大使的赵进军评价说。在建交纪念日当天,胡主席前往法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讲。“法方朋友告诉我,胡主席是享有此项殊荣的亚洲首位国家元首。胡主席富有情感与说理性很强的演讲实况,在其后半年内在议会电视频道上反复播出,这对法国人民了解中国起到了很好作用。”另外,胡主席还亲临戴高乐基金会总部,向为中法建交做出重大贡献的戴高乐将军铜像献花致敬,体现出中国人“饮水不忘掘井人”的传统理念。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这一政治姿态受到法国政界和媒体的高度评价。

“这是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后,对西欧大国进行的首次访问,也正好结合1月27日中法建交40周年。在政治上,双方决定把‘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次,双方决定互办文化年,这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首例。”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刘海星总结。

赵进军大使上任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办好中法文化年活动。提起来,他仍然津津乐道。“在文化年中著名的巴黎埃菲尔铁塔百年来第一次被染成红色,这是法兰西主动向中国致敬的特殊方式,也是表达庆贺中法建交40周年的祝福。希拉克总统夫妇还特意邀请胡锦涛主席夫妇在变红的铁塔上共进私人晚宴。法国最大的《费加罗报》次日在头版刊登了两国元首夫妇在红色铁塔前笑容满面的合影。无疑,这是当时中法亲密友好关系的真实写照与历史见证。”赵进军大使说。

中法文化年期间,中国一共组织和安排了300多项赴法交流的文化项目,其中60多项是大型的。这种对法文化交流的规模之大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最令赵大使印象深刻的活动之一是在香街举行的彩装游行表演。2004年1月24日,中国文化年中的最大活动——由6000多名旅法华人华侨,近千名北京市民文艺团体,以及数百名法国太极拳爱好者组成的7000余人的表演队伍,在世界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上举行欢庆中国猴年春节的彩妆游行表演。这次活动规模大、地点好,总体演出非常精彩和成功。事后,希拉克总统援引法警方的统计说,约70万巴黎市民及各国游客观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展示,受到法国民众和欧洲媒体的热情欢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方批准在香街举办这种大规模外事文化活动是极不寻常的。因为按照法国的规定,在香街只能举办有关法国自身的节庆活动,如国庆阅兵等。

次年法国在中国举办的法国文化年也高潮迭起。2004年希拉克总统访华时,北京正阳门在法国的国旗颜色——蓝白红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美丽,中法两国元首夫妇亲切地在楼前合影留念。随后,当希拉克总统看到天安门前的喷水柱也放射出蓝白红三色水柱时笑得非常开心;2005年,法国总理拉法兰访问上海,东方明珠因披上了蓝白红法国三色而大放异彩。

除了人文交流精彩纷呈外,中法经贸合作也开始进入快车道。两国2002年的贸易额仅为83亿美元,2007年猛增至330多亿美元,5年内增长了3倍。同时,双方还达成了许多重大经贸科技合同。比如,法国成为中国对外签署高铁合作合同的第一家,中方批量订购空客飞机(包括巨型双层的A380)、空客320组装厂首次在欧洲以外的天津落户,中法签订三代核电(EPR)合作协议等。

“国与国之间政治上的亲疏,会直接影响双边关系的好坏。若政治上谈不拢,其他方面很难有像样的合作。当时中法关系好,主要是因为双边关系的基础好,两国的共同点多,如都是文化大国,都主张世界多极化,都反对霸权主义等等。特别是建交已经40年,其间有多少人——从上到下、一拨又一拨——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全力以赴地做工作。加之,当时还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外部激发因素,那就是2003年4月美国发动了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法都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做法,并在联合国等外交场合对美展开批评。希拉克总统还公开表示将在安理会投否决票。美国对此十分恼火,采取了对中国和法国打压的举措。这无疑也促使中法关系走得更近。当时大家都说,中法间的亲密关系超出了以往。”赵进军大使感慨地说。

作为这种亲密关系的直接体现,希拉克总统曾经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严厉斥责陈水扁搞“台独”活动,是“麻烦制造者”,并表态坚定地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陈水扁对此恼羞成怒,“下令”暂停与法交往。此外,法方还限制达赖赴法活动,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法方对中国主权与统一最明确支持的表态。

风云突变

2007年,希拉克宣布退出政坛。“希拉克当政这12年,我们始终把希拉克摆在中法关系十分重要的位置,就是因为在他执政这12年当中,中法关系大踏步向前发展。中法关系的所有重大决定、战略举措都是他来决定的。”刘海星司长总结说。

“他的世界观、中国观和别的总统不一样。纵向来看,他是戴高乐传人;从国际局势横向来看,他也有独到之处。他很早就说:我认为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在他的意识里,中国非常重要,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第一。而且他由衷地欣赏中国文化,并且研究中国文化。众所周知,他是研究青铜器的专家。他自己说,最遗憾的是不懂中文,看中国古籍需要找翻译。另外,他珍视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感情,他不会因时因事而摇摆,他执政当中,对华这方面,他从来没有犹豫过。所以我们很感谢他对中法关系做出的贡献,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个人物的,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对于希拉克总统在中法关系上的贡献,刘海星司长不吝赞美之辞。

2007年5月7日,萨科齐战胜左派候选人罗雅尔,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六位总统。因为工作需要,孔泉与萨科齐的接触非常多。萨科齐来自移民家庭,曾担任过内政部长和预算部长,是个强势的部长。“无论国内和国际的大问题,他经常处于第一线,显示一切尽在掌握。他的总体执政风格是不过分依赖团队。”孔泉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有几次陪同中国领导人进入总统府,都看到萨科齐“在院子里弄了一张桌子,穿着衬衫在那办公,挽着袖子,也不忌讳”。

上任伊始,萨科齐便公开表示,中国是他非常重视的国家。所以在当选半年之后,萨科齐即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且,在台湾、西藏以及北京奥运等“几个重要问题上”都对中方做了庄严的承诺。“他当时表态说,2008年我不仅是法国总统,还是欧盟轮值主席,因此我不但自己来,我还要带欧盟两位主席一起来出席开幕式。当时给人感觉中法关系的延续性得以维持,而且还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刘海星回忆。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萨科齐访问北京时,是带着母亲一起来的。中方对萨科齐的母亲也予以高规格接待。“国宴都坐在首桌上,还给她赠送适合老年人的礼品,她很感动。”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在转过年的2008年,中法关系陡然生变,遭遇到了新的困难。2008年西藏“3·14”事件发生后,西方一片对中国指责。“萨科齐作为一个政治家,此时应该站在中法关系的大局上来看待这个关系,可是他有点受到本国舆论、党派和部分民众的影响。”刘海星司长不无遗憾地总结。当时萨科齐针对北京奥运会发表的一些讲话,被英美媒体渲染为“萨科齐抵制北京奥运会”,也由此引起中国民众情绪极为强烈的反弹,甚至有了抵制家乐福的举动。“萨科齐自己都没想到,此言一出会激起这么大愤慨。”随之而来的是2008年3月,奥运会火炬传递在巴黎受阻,金晶事件更加重了中国民众对法国的反感。

2008年3月到任的孔泉,虽然之前已在中国驻法使馆工作多年,但是当时遭遇到的诸多困难还是让他感受到空前的压力。对于火炬传递前后遇到的诸多困难以及应对,孔泉并不愿意详细提及。他只是回忆了让他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巴黎市长是一位左派人士,在奥运火炬传递前,他在市政厅挂了横幅,表示要求中国尊重人权。为此孔泉专门去了巴黎市政府,找到巴黎市长的第一副手,希望对方能撤掉横幅。但是另外一方面,市长本人又对火炬传递表示了极大的热忱,他要亲自接出来然后传给下一棒。

在火炬传递的当天早上,使馆一位同事告诉孔泉,巴黎市政府的窗户和阳台上出现了五环手铐和雪山狮子旗。孔泉派人前往交涉,无果。“我说这个不行,有这两面旗帜,我不会允许火炬出现在市政厅的门口,我不能够允许在递交火炬的时候,上面是挂着这样一种破坏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纵容分裂势力和玷污奥林匹克运动、侮辱中国人民的旗帜。”当时,火炬队伍一直在行进,这时候已经离巴黎市政厅大约只有500米左右。

火炬传递时,法方派出的安保力量总指挥,是巴黎警察总局的办公厅主任,是级别很高的一个职位。最初孔泉是通过对讲机与他联系。“我问他那两个旗帜还在不在。他说:‘大使先生,还在。我们实在取不下来,但是市长已经在门口等待了。’我说:‘请你最后一次告诉市长,这两个旗帜不取下来,我不会允许火炬在市政府门口停留。过了两分钟后他说:报告大使阁下,实在是拿不下来。”孔泉得知情况后,立即命令对方改变路线,按照第二方案,绕过市政厅。此时巴黎市政厅已人山人海,广场上有支持的、有反对的。这位警察总督在对讲机里对孔泉说:“大使先生,我要当面听你给我下命令。因为我是总指挥,我不能听步话机这么讲。”由于他从最前面的先导车队跑到孔泉所在的车前,让孔泉下命令。孔泉果断下令改变路线。“他后来非常坚定地执行我的命令,我也特别感激他。当时有很多人觉得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的确如此,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中法双边关系在2008年3月突如其来的一种严重局面。这种僵持局面实际上一直从3月份,持续到当年的12月份萨科齐在波兰见达赖。这是一种在僵持中的恶化,我这里压力的确很大。但在此过程中,无论在北京还是巴黎,我们始终表明了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形式分裂活动的坚定决心。这对他们的震撼比较大。”孔泉回忆说。

当中法关系陷入困境之际,已经卸任的赵进军在2008年又以胡锦涛主席特别代表身份访法。“这是我第一次担负这一特殊使命。”出发前,赵进军向法方提出了一个按职务、从低到高的会见要求。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法方反馈的信息竟然是从高到低的会见安排,即我抵法后将首先见总统,之后见二号人物参议长并有宴请,然后再见国民议会议长、外长及总统外事顾问。此外,还安排我会见前总统希拉克、前总理拉法兰和德维尔潘。”赵进军从法国方面的安排也感觉得到,“法方非常重视并急于改善对华关系”。

在会见萨科齐总统时,赵进军除了阐明中方对圣火受冲击的立场外,还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比如希望萨科齐总统委派即将访华的参院议长蓬斯莱作为他的特别代表赴上海慰问金晶,向其表达敬意并致歉,以此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令赵进军大使没有想到的是,“萨科齐不但完全接受了我的建议,还专门写了一封信邀请金晶作为总统客人访法”。

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弹也许远远出乎萨科齐预料,令他不得不重新来评估中法关系。当年7月9日的八国集团会议上,萨科齐主动寻求和胡锦涛主席见面。“会面时,萨科齐明确向胡主席表示:要一如既往地来参加北京奥运会。”8月8日,北京奥运开幕式那天,萨科齐如约而至,早上来、半夜离开。萨科齐的出席标志着西方大国的悉数到场,代表了他们对北京奥运会的支持,“而且他代表欧盟,所以他的分量更重”。10月,萨科齐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又来到北京与温家宝总理共同主持亚欧首脑会议。

就在大家以为这一轮风波终于要结束的时候,2008年底,中法关系因萨科齐在波兰接见达赖而再一次陷入低谷。当时中方也采取了强大的反制措施,包括取消原定在法国召开的中欧领导人会晤。“这还是唯一一次在一个国家担任主席国的时候,没有如期举行中欧领导人会晤。”中方的态度让法国“终于认识到它在中法关系史上犯了另一个严重的错误”,因而表示出修复的意图。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经过双方商定,2009年4月1日中午,中法两国外交部同时发布一份《中法新闻公报》。在简短的公报中有个突出的内容,那就是法国承诺并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公报原文说:法国充分认识到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由戴高乐将军做出的决定没有也不会改变。本着这一精神,并根据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法国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当晚22点45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伦敦下榻的酒店与萨科齐进行了恢复关系的首次会见。这标志着中法关系实现重大转圜,重新走上正常轨道。

重入正轨

“正因为有2008、2009年的波折和困难,才使双方特别是法方更加认识到,两国关系中的发展,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而是双方的共同需要。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合作。合作基础就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孔泉大使说。

“《新闻公报》以及两国首脑会晤之后,从2009到2013年这4年间,中法关系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能够比较稳定的、健康的、持续的发展。随后有5位中国国家领导人——基本上政治局常委这个层面,先后8次访问法国,这个密度是很大的;而法国的总统、总理、两院议长,11次访问中国,而萨科齐有一年就来了3次中国。”刘海星司长说。

“萨科齐一直向往中国,在他还是党主席、党首的时候,在巴黎市区当一个市镇长的时候,他应外交协会、全国友协的邀请到中国来访问多次。在他最不被看好的时候,在政治生涯进入低谷的时候,能被中方邀请访问中国,他觉得在中国找到了安慰,找到了信心,找到了重新出山的信心。”刘海星说。

孔泉曾几次陪同萨科齐访问中国,其中有一次还陪同他及其夫人布吕尼一起去西安。2010年4月28日至30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此次为萨科齐第三次访华,除了延长访问时间外,对西安、长城、北京故宫及上海世博园等地的访问,刻意突出法国总统对中国文化的好感和兴趣。孔泉回忆,萨科齐夫妇对西安兵马俑印象深刻,连声赞叹,甚至当时还下到兵马俑的坑道里,仔细观摩。“我们在国宴上演奏了布吕尼唱的曲子,他非常的激动。”在旁边观察到这一切的孔泉深深记住了这位总统内心情感流露的那一面。

萨科齐在任时,一共访问了6次中国,其中几次都是“旋风式访问”,来去匆匆。2011年,萨科齐来中国参加由法国主办的“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专门从法国赶到南京,参加开幕式会,随后在北京凌晨1点钟倒飞机。“我当时也去接他一下。他基本上就从一个小飞机上下来,披着个毛衣,立刻换了一个大飞机,回巴黎。我说:‘总统先生,欢迎你再次到中国。’他说:‘是,我只在中国土地上待了两分钟。’因为他走了不到100米。”这一幕也给孔泉留下很深的印象。孔泉离任前,专门去拜访了萨科齐,萨科齐还由衷感慨地说,他深深感到治理中国13亿人的不易。“其实这也说明他在同中国的接触中,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对中国的认识也不断加深。”

2010年11月,胡锦涛主席应萨科齐邀请,访问了法国。以此为标志,两国的政治关系得到全面恢复。“那次访问也很成功,特别是为2011年举行的G20会议做了很好的铺垫。第二年,胡主席去戛纳参加G20会议,萨科齐发挥了很好的东道主作用,给予中方很好的接待和安排,中法共同努力、行动使得G20会议取得比较好的结果,因为当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闹得最凶的时候,欧洲非常需要中国,法国更需要中国的支持理解和帮助。”

“我们要看到,萨科齐是西方大国中唯一既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又出席上海世博开幕式的国家元首,也是任内访华次数最多的法国总统。”赵进军大使客观而冷静地评价,“例如,他把应在法国召开的G20部长级筹备会破例改在中国南京举行,并亲自来华主持。他还利用出差之机有意经停北京,以增加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显然,这都是对华友好之举。”

“最好的时期”

孔泉2008年3月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时,社会党刚刚在总统选举中失败,这已经是社会党连续第三次在总统选举中失败。不少人将社会党难以东山再起归咎于第一书记奥朗德,奥朗德黯然下台。“我认识他很多周围的朋友,所以我上一任,我通过中间的朋友说:我还没有见过奥朗德先生。现在他时间比较宽裕了,我能否见他一下。结果他立刻就答复,非常愿意。”孔泉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回忆。奥朗德来到孔泉的官邸,两人畅聊了很多事。

奥朗德本人应该对他人生低潮期这为时三个小时的会面印象深刻。2012年5月,他成功当选总统后,孔泉在第一时间向他表示了祝贺之后,询问是否再次会面。还没有正式走马上任的奥朗德立刻传来积极的反馈。孔泉与奥朗德的这次会面还是在他的竞选总部,“可能再过一两天就就任总统、要搬到爱丽舍宫了。所以实际上,我是他当选之后就任之前这段时间内,见到的唯一的一个外国使节”。孔泉还记得,会面结束之后,他的照片被法国媒体广泛报道。有的报道还一本正经地分析说,因为奥朗德已经接见了美国大使,所以这次接见中国大使是出于外交平衡的考虑。“实际上美国大使是奥朗德的二把手见的。”奥朗德在见孔泉时还提到,仍然记得上次两人的会晤。“我转达了我们国家主席对他的祝贺,对两国关系的期待,他的回应非常积极。总体上来看,我觉得他和萨科齐一样,对中国的看法在不断深化,也会更加完整、客观。”孔泉评价。

刘海星司长说,奥朗德在2012年当选总统后,就表达了希望尽早访华的愿望。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之后,奥朗德发了贺电,再次表示访华,“从此我们就开始准备”。

2013年4月,奥朗德总统对中国举行访问,这既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也是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待的第一个西方大国领导人”。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刘海星评价说:奥朗德这次访问非常成功,特别是和新一届领导集体进行了接触,双方表明了要发展关系的意愿。

提及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刘海星司长则不吝赞美之辞:“这次访问的的确确应该堪称中法交往史上的一个丰碑和典范。”“法国对这次访问非常重视,奥朗德总统和习主席一共相处了近10个小时,他们也举办了很多破格的活动,这是之前法国从来没有给过外国元首的:礼宾接待,最高规格;安全保卫,只要主席车队一出动,街道戒严,确保安全。奥朗德在凡尔赛宫打开了1993年之后就关闭的房间——这个房间以往的君王用过、戴高乐用过,后来就作为文物给封起来了。这次奥朗德专门打开它,在那里宴请习主席夫妇,而且为习主席夫妇准备了道数繁多的法国经典佳肴,极尽地主之谊,给中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刘海星司长说,这些做法表面上是“礼宾”,但实际上表明对一个国家的尊重。“在经贸领域,更加取得了很大成果。中法签订了500亿美元的合同协议。习主席访欧四站(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一共签了700亿美元的合同,法国独占500亿。到现在,中法两国各界还在津津乐道此次访法。”在其后发表的公报中,“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开创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

在刘海星司长看来,现在“中法关系进入最好的时期”。这不仅是从中法建交50年的历程上来判断的结果,“从横向来看也是如此”。刘司长说,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执政的两年内,7次到访中国、12次与中国的外长见面,“这么高的频率完全是打破纪录的”。整个法国政府对华奉行友好政策,在经贸、人文交流、政治上稳定,在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上,法国政府立场很明确。法比尤斯最近最为引人注目的举措是宣布对中国公民实行48小时内发放签证,刘海星说,很多国家听了以后都不以为然,觉得浪漫的法国人肯定很难兑现,可是“恰恰相反,他说到做到”。而2014年去法国的中国游客同期增长60%。

“独立心灵的交流”

从1964年中法建交引起的“外交核爆”,到2014年两国元首共创“最好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已携手走过半个世纪。从戴高乐到奥朗德,法国经历了7任总统,其中5位属右翼,2位属左翼。虽然他们治国理政的观念不尽相同,但在构建稳定友好的中法关系上却基本一致,这不是偶然的。

为了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的特别报道,本刊采访了中、法双方多位重要政治人士,他们都是这半个世纪以来中法关系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回顾这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他们几乎不约而同提到:除了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以及经济推动等诸多现实利益考量之外,对彼此历史与文化的认同与尊重,是凝结两国关系更深刻也更久远的因素。所以在中法纪念建交50周年之时,有媒体称,这是“两颗独立的心灵的彼此交流”,这或许是中法关系之意义与内涵的最好诠释。

“中法交往首先是文化上的彼此欣赏。”前大使吴建民一言以蔽之。他说,在法国,“稍有点身份的人家里都有几件中国文物,屏风、国画或者中国瓷器,都放在很显眼的地方,表明自己的文化品位。反之,中国人对法国文化也有好感,巴黎仍是中国旅游者的首选目标。法国的生活质量、名牌及法国的饮食等等,中国人也非常推崇”。

“法国一直有欣赏中国文明的传统,大概在17、18世纪启蒙运动中就对中国文化非常重视。”曾经出任过多位部长职务的舍维内芒说,在法国的教育体系里面,有高等教育进考体系,是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度。而几任法国领导人对中国文化的欣赏,则成了中法50年交流史的佳话。希拉克的中国情结自不必多提。德斯坦也是一位资深“中国迷”。1990年,德斯坦又一次访问中国时,提出要去承德看一看。当时在外交部欧洲司工作的孔泉陪同德斯坦去了承德。原来德斯坦此行的目的,是想了解当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到中国来叩拜皇上的曲折和中国第一次洋务运动的起始影响和当时清政府内部的争论。“他研究问题研究得很深。”孔泉说。后来孔泉每次与德斯坦见面,德斯坦都要用中文跟他说一两句话。在中法文化语言年开幕式上,孔泉邀请德斯坦致词。“他说我要念一篇稿子,当然他是按照拼音标的,但是这种学习精神,的确令人钦佩。”德斯坦至今还在坚持学中文。如果不是骨子里的热爱,很难想象他会坚持到今天。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中法两国,各自对自身民族和文化历史的高度认同,是两国人民之间最好的交流平台。”这是孔泉大使的感悟。孔泉说,中法双方都以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为自豪,其次,两国的文化历史,“都有兼容并蓄的特点”。法国现在6500万人口,有1/4是外来移民,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特点,“同时两国文化也有一种谦逊的精神”。“无论从文化、艺术、还是语言,中法双方是彼此相互吸引的关系。这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交往并不多见。可以预期未来的合作必然有一种很坚实的基础和一种不竭的动力。”他充满信心地说。

当年在法中关系陷入低谷时,在法国政坛上有“中国先生”之誉的拉法兰,在关键时刻又挺身而出:2009年2月,拉法兰率代表团对北京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成为当时首位访华的法国高层官员。对于那次访华,拉法兰回忆说:“可以说2008年的那次中法关系降温中,不理解导致了很多问题的产生。中国的思想,既开放又要求相互尊重。当相互尊重无法保持,相互信任则不复存在。因此两国的相互尊重来之不易,而一旦出现矛盾就有可能是深层次的矛盾,我的中国朋友就曾和我说过破镜难圆。”拉法兰也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法国做很多工作。“我对我的法国朋友们说,他们可以和中国人探讨任何问题,但前提是尊重中国人。我也曾对法国知识分子们说过,他们通过法国媒体上,用法语写作,面向法国读者来谈论中国,这样并不是尊重中国人的最好方式。相互尊重就是那次访华的主要议题,也是我们之后共同努力的发展方向。”

2010年2月,法国前驻华大使苏和卸任时,萨科齐一度要提名拉法兰担任驻华大使。拉法兰经过慎重考虑,婉拒了总统的美意,他认为自己目前从事的民间外交,更适合发挥作用。拉法兰说,身边的很多法国老板向他咨询如何与中国做生意,他的回答是:“只有一个要点,那便是首先要喜爱中国人,如果你们不喜欢中国,那就别与中国做生意。”作为中法关系的见证者,拉法兰印象最深的中国领导人就是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套用维克多·雨果的一句话,习近平就是一个‘知道自己在向前走,也清楚自己在向哪里走’的力量。”

“外界通常都喜欢形容法国人‘浪漫’,其实戴高乐将军和很多法国人一样,不是浪漫主义者,而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在他看来,永远不要忽略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戴高乐基金会主任弗朗索瓦·凯斯莱尔将军说。“1964年建交的时候,戴高乐将军看重的不是一个政体——一个国家政体可能有变化,但人民永远是人民,人民永远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永远会留下来。”“戴高乐将军曾说过:中国是一个比历史更悠久的国家。即使戴高乐将军没有去过中国,但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已完全描述了他眼中的中国。”

1964年1月31日在戴高乐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主题。而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所作的这篇开场白,是他书面著作和口头叙述中的经典作品之一,至今回味无穷,回荡在半个世纪中法友谊的历史长廊中:

“中国是伟大的人民,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人民;中国是这样一个民族,数千年来,个人所有的、潜在的、勤劳的和灵巧的能力早已艰难地补偿了集体所有的、在方法和团结方面存在的缺点,并且建立了一种非常特殊和非常深刻的文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尽管没有实现统一,但他地大物博,从小亚细亚和欧洲的边界一直延伸到广袤的太平洋彼岸,从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一直延伸到印度的热带地区;中国是一个比人类历史更加古老的国家,它总是决心要民族独立,毫不松懈地致力于中央集权,本能地闭关自守和对洋人不屑一顾,它意识到一种万古不变的永恒性并对此感到骄傲,这就是永远的中国。”

96 岁的董宁川出生于云南大理,少年时期曾就读于昆明一法文中学,抗战胜利后留学于法国政治学院,其间加入地下党。1954 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成为周恩来总理的主要法语翻译,并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出席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打破常规举行了三次会晤,为中法关系发展开辟了道路,作为翻译的董宁川,成为不多的见证者之一;1963 年,富尔来中国主要是同周总理进行谈判,董宁川有幸参加了全部会谈。(蔡小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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