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俄罗斯:20年民主历程

苏联、俄罗斯、普京的俄罗斯,在这段历史里,政治改革与民主化进程最后导出的结果是:俄罗斯优先以及俄罗斯国家利益优先。

叶利钦政府军

1993年10月6日,驻守在俄罗斯“白宫”外的叶利钦政府军

“执行命令吧”

早晨7时许,俄罗斯坎捷米罗夫师的10辆坦克开进莫斯科;与此同时,摩步师,到位;空降师,到位;特战旅,到位……接管了先前在此处围防的俄罗斯警察,对“白宫”(苏维埃宫,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立体攻击链由此真正形成。

这场战斗的基本策略是这样的:坦克射击控制盘踞在“白宫”里的人,使其不能活动;然后上空降兵,为特战分队构建掩体;之后,特战队“阿尔法”和“文佩尔”实施最后打击。

1993年10月4日,持续两周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之间的冲突,到达最关键时刻,战争以及死亡,似乎不可避免。这天清晨5时,叶利钦颁布“关于保障莫斯科市紧急状态制度的紧急措施”,国防部队由此进入市区。

事实上,按照叶利钦的口头命令,国防部队应该更早一些进入攻击点。可是,过了10月4日凌晨,部队仍无移动迹象,小睡了一会的叶利钦,急了。在回忆录里,叶利钦记录这一时刻:“时间不久,但我足以明白,格拉乔夫(国防部长)那儿出了什么事。为什么部队,用他的话说,解奥斯坦基诺的围,包围白宫和准备攻击在两个小时之前就该开始了,而实际上连莫斯科还未进呢。大家,包括总统我和他,国防部长,也包括政府和我们的社会。我们大家给人质一个美好的公式:军队不干预政治……”

军队不干预政治。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站起来,面对叶利钦,缓慢说道:“尼古拉耶维奇·鲍里斯(叶利钦),我同意参加攻占白宫的作战,但有一个条件,我手里得有您的手令。”军队向自己的人民代表开火,这不是军人可以担当的责任。由两位深入访问各个当事人的俄国作家完成的《叶利钦传》记录:“事态如此变化,谁也没料到。将军们都盯着总统。叶利钦眼里掠过一丝不怀好意的神色,他似乎在感召格拉乔夫。格拉乔夫同样也在凝视着他,但后者忍不住,将视线移开了。”随后,叶利钦签署了总统令。

签署完总统令,被赋予最后攻击任务的特种部队“阿尔法”与“文佩尔”军官要求叶利钦接见。叶利钦在回忆录里同样也记录了这一会见:

“很快就有人向我禀报,一些分队指挥员,总计约30人,聚集在三楼候见。我向他们走去,思绪中有着担忧、不安和无望的烦恼。我看了他们一眼,几乎全都眼睛瞅着地板。我不想扯皮,马上问道:‘你们准备好执行总统的命令了吗?’回答的是沉默,总统精干的部队说不清道不明地沉默着,令人感到可怕。过了一分钟,谁也不言语。我大声说道:‘那么,我请你们按另一种方式回答,你们拒绝执行总统的命令吗?’还是冷场。我环视大家一眼,有高大的,力气大的,也有长得精神的。没打招呼,我说了句:‘执行命令吧!’便向门口走去。”

总统令以军队的方式传递至每个士兵,在后来的调查里,众多当事人回忆:“可以认定,不留活口这个命令确实存在。至少这个命令是针对动乱领导人的。”

接近这天中午,坦克部队向“白宫”开炮了……战争与死亡,由此将不可逆?

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当戈尔巴乔夫晋升为苏共总书记之时,一般传记将其由边疆区往中央的仕途起点,论为1975年的一次偶遇。这年9月,当时的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由莫斯科去巴库,火车途经戈尔巴乔夫任第一书记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在火车停靠点与当地领导人小小会晤一下,这是苏共中央的一贯传统。戈尔巴乔夫在火车站候着呢,已经清场的站台,最后只剩下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与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记录了这次会见。这四个人的见面,谈话的主角当然是勃列日涅夫,“长时间的冷场,更长时间的冷场”。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只问了两个问题。“我觉得总书记有些超然物外,对旁边这几个人不大理睬。这个场面让人感到难堪……”停留时间结束了,勃列日涅夫站在车门口,抓住扶手,忽然问安德罗波夫:“讲话如何?”“很好,很好!”安德罗波夫答道。这下倒真轮到戈尔巴乔夫惊讶了,安德罗波夫解释说:勃列日涅夫越来越感到言语困难,所以他关心自己“讲话如何”。“病夫治国”以及勃列日涅夫之病,如何是当时一个边疆区的书记如戈尔巴乔夫可以知晓的呢?后来安德罗波夫告诉戈氏,说这次见面令人满意。

苏共政治,尤其是组织与人事运作,宛如黑箱,非身居权力核心层者,无可得窥。即使如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位“封疆大吏”,也如雾里看花。更多的“政治分析家”以及传记作者看到的是:在这次车站见面的四位苏共领导人,先后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那么,推测这次晤面系勃列日涅夫的一次考查,而且“满意”,便顺理成章。虽然,戈尔巴乔夫未必这么认为。他实际的接触,跟想象里的干部考查,实在相距太远。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戈尔巴乔夫将自己通往莫斯科苏共中央之途,论为与安德罗波夫的相识与相知。在这次“车站会见”的稍早一些时间,他们两人有过一次见面。“你考虑不考虑国家的事情?”戈尔巴乔夫问得很直接,安德罗波夫很意外这个问题。“再有个三五年,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可都得走了。也就是陆续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已经时日不多。”当时年仅44岁的戈尔巴乔夫,向61岁的安德罗波夫——“年轻”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这样的问题,未必唐突。苏共领导人的现实是,戈氏用当年苏联流传极广的笑话描述:党的“二十七大”怎么个开幕法?请代表全部起立,政治局委员都是抬着进去的。似乎,安德罗波夫开始并没有被戈尔巴乔夫说服,但戈氏仍不退缩,他说:“您记得吗,民间有个说法,叫做:哪个林子下面不带小灌木丛?”“小灌木丛”打动了安德罗波夫。那么,是否安德罗波夫直接促成了稍后的“车站会见”?安德罗波夫逝世过快,未留下任何答案。

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摄于2009年)

“小灌木丛”,很精彩。问题是,做哪个林子、谁的“小灌木丛”呢?后来,戈尔巴乔夫的结论是:“我想安德罗波夫在我的提拔上是‘插手’了,不过他并未对我做任何暗示。”

“车站会见”后三年,大学毕业即回到家乡斯塔夫罗波夫、并且在这里干了25年的戈尔巴乔夫,终于由边疆进入莫斯科,他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当选会议的休息期间,安德罗波夫迎上来,对戈尔巴乔夫说:“祝贺您,‘小灌木丛’。”稍令戈氏意外的是,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走过来说:“祝贺您当选,很高兴您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

苏共中央的权力游戏,戈尔巴乔夫当然敏感。在其自传里,他描述随后与安德罗波夫见面——在戈氏表达自己将不会为取悦谁而改变自己之后,安德罗波夫很高兴:“那太好了。因为我看到柯西金已经开始竭力讨好你了。要顶住。”戈尔巴乔夫问道:“请您原谅……至今我认为我们俩是朋友。现在有什么变化吗?”安德罗波夫回答:“没有。没有!此话不假,我们俩是朋友。”这当然是一个盟约。

在回忆录里,除去为自己辩护的部分,戈尔巴乔夫足够坦率。当选中央书记的会议结束后,回到饭店,“有人在等着我:您可以使用吉尔轿车,房间里高频电话已经安好。您将有一名值班军官,所有的差事都交给他办……亲眼所见使我信服了克格勃机关和中央办公厅办事之干净利落。”另一位后来从边疆区来到莫斯科中央的叶利钦,在身份转换之际,对待遇的敏感一如戈尔巴乔夫,他注意到:“特供商品中最好的东西是药物。这是在专门的车间制作的,并经过特殊的医学检验,有好几层包装,上面还有好几个医生的签名。”

叶利钦在1989年竞选苏联人大代表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自传,在这本自传里,他用相当大的篇幅描述了“克里姆林宫贡品”制度:“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专机,伊尔-62或图-134。在乘机时,一个人身边有好几个保镖和服务员。有趣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有最好的东西——别墅、特供物品,与外界隔绝的特供场所——全部属于这一制度。这个制度可以将这些享受赐予你,也能从你手中再夺回来。”

虽然后来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彼此都指责对方如何享受这种特供制度,并且贪得无厌,但回到他们晋升之初,他们的震惊,以及力图改变这种制度的真诚,还是不可否认。

晋升中央书记之际,戈尔巴乔夫所关注的制度,更是属于政治尤其是党务部分:“苏维埃日益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委员部则成为部门立场的体现者。党开始充当捍卫‘全国利益’的整合力量。中央和地方的党委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它已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管理机构,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承重结构。”

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各自的晋升中央之初,“小灌木丛”渴望改革国家之梦想,十分醒目,而且真诚。只是,他们选择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辞世;安德罗波夫出任苏共总书记,15个月后,辞世。即使戈尔巴乔夫也不讳言,无论安德罗波夫的愿望,还是实力,此际应由他出任总书记。但是,总书记之位,由年老病重的契尔年科接任。幸好时间也仅一年,契尔年科辞世。

1985年3月,54岁的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反对者叶利钦

虽然跟戈尔巴乔夫一样的年龄,但叶利钦的仕途远没有戈氏顺利。在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差不多一个月后,叶利钦才接到了从莫斯科打来的长途,苏共中央书记建议他到莫斯科工作,出任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

作为同样边疆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第一书记,叶利钦描述边疆苏联人与莫斯科苏联人的关系:当时全国盛行一种莫斯科综合征,这种综合征表现独特。其一,人们对莫斯科人一方面感到反感,另一方面又非常渴望迁到莫斯科,并且希望自己也成为莫斯科人,这其中的原因和根源十分明确。不是因为莫斯科人好,而是因为在当时那种紧张的社会经济形势下首都还算不错,也有当时总想搞一些波将金(摆样子的假东西)那种装样子的村庄的原因。

但是,叶利钦拒绝出任建设部部长。

直率大体是叶利钦天生的性格。叶利钦解释自己的拒绝:我这个中央委员在州委干了9年半的第一书记,一下子把我抽调到莫斯科去做中央建设部的部长,这似乎不符常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生产在全国排第三位,先前州党委第一书记都是去做中央书记,这是传统,而凭什么却让我去做一个部长?

从建筑工地起步的叶利钦,性格火暴,而且他以此为傲。在自传里,他记录他当总工程师时与局长的关系:有时他(局长)来工地嚷嚷一番,但我如果认为自己的做法正确,就不听他的,我行我素。这使他气得发狂。有时,我同他坐在同一辆车里,如果同他顶上几句,他就将车在半路一停,说:“给我滚下去!”我说:“我就不下去,哪怕将我送到哪个汽车站也行。”我们就这样在车中面面相觑,甚至要僵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他不止一次地向市委提出将我撤职。

虽则如此性格,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任用命令,还是无法真正拒绝的。叶利钦之所以能够成为莫斯科人,实则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和作用甚大。只是,后来两人成为政治上的对手,这一节被轻轻放过。

当时有人指责叶利钦在莫斯科第一书记位置上,对下面区委书记撤换太多,叶利钦对此颇为不服:在我任职期间,有60%的区党委第一书记被撤换。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有66%的州党委第一书记被撤换。所以,从这方面讲我和戈尔巴乔夫可以展开一场争论,是谁在干部问题上做得过了头。——换上自己认可的干部,这是苏共体制核心法宝之一。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不是没有挑战者。当时的莫斯科第一书记格里申被授权起草政治局成员名单,这份名单里竟然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名字。格里申想当党的首脑,这是苏共中央众多委员共同的推测。但显然,这个时候,谁也比不过戈尔巴乔夫有声望,他顺利当选。在戈尔巴乔夫计划换掉的66%的州委、市委第一书记名单里,格里申自然排名靠前。谁来接任呢?

答案很快揭晓。上任仅两个月,叶利钦被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同年底,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莫斯科市委书记、《真理报》第一副主编回忆他跟戈尔巴乔夫的一次休息室见面,话题谈到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戈尔巴乔夫禁不住脱口说道:“唉,要是再有那么几个叶利钦,我们就会更快地推进改革喽!”

很遗憾,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蜜月期”仅两年时间。

看起来莫斯科的工作并不那么容易,在任市委第一书记接近两年后,1987年9月总结莫斯科的工作,没有完成计划的企业达到39个。而且33个区中也仅有5个区完成了任务。后来,在苏共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理解的叶利钦所说的原因是:他表示关于必须在最近两三年内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怀疑。——站在历史的后点来看,这种判断,可称为洞见。

只是,当时叶利钦自己也未必意识到莫斯科工作不见起色的因素何在。在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他将莫斯科工作不力的原因指向了更高级的领导:我开始在一些高级领导人的行动和语言中发现一些从前尚未发现的东西。从前,他们关心和支持我们莫斯科的事情以及我的工作,可现在这已被一种冷漠所取代,特别是个别政治局成员更是如此。……我请求解除我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接到这封信后,戈尔巴乔夫及时安慰了叶利钦。但随后事件再起波澜。在讨论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利钦毫不留情地向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提出了20多条意见。“戈尔巴乔夫坐不住了,打断了会议,气冲冲地疾步走出了会场。这时,政治局全体成员和中央的书记们一个个都呆坐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就这样,大家僵持了大约30分钟。后来,戈尔巴乔夫又回到会场,开始发表看法,不过,不是针对我提的建议的实质,而是针对我本人,并且采取的方式全然是批判的,近乎歇斯底里。”

苏联解体后,这一历史事件的各个当事人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曾经讳莫如深的苏共政治局会议,特别是其冲突,终有接近事实的披露。

稍后苏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叶利钦再次要求发言,这次发言,公正地说,叶利钦意识到了已经开始改革的苏联的症结,“以传统方式改造传统苏联难以成功”。他说:“代表大会谈到了2~3年内完成改革,两年已经过去了,或者正在过去,现在又重新说,还需要2~3年,这使人民不知所措,使党不知所措。我们曾不断提出少发文件,可下发的文件一直很多。这些文件在地方引起人们应付的态度,或者说不信任的态度。然而决议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被制订出来了……”

叶利钦所述种种,确实是当年苏联变革艰难的原因之一。只是,很遗憾,叶利钦的表达方式,不是那种容易被接受,尤其是苏联最高领导层所能接受的方式。而且,在发言的最后,叶利钦公开、近乎挑战式地提出:解除他莫斯科第一书记与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这次会议上,26位苏共中央委员上台批判叶利钦,叶利钦出局,不可逆转。

更令人遗憾的是,政见上的冲突,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又演化为情感上的对抗关系。两次会议后,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里记录:“(1987年)11月9日,我得到报告,说莫斯科市委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在休息室里发现叶利钦满身是血。此刻正在抢救。很快事情明朗了。叶利钦用办公室的剪刀假装自杀,他的这种做法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而在叶利钦的自传里,他强调两天后,戈尔巴乔夫即命令仍在住院的他去参加莫斯科市委全会。“对这个做法,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一定要把一个病人从医院里揪出来,以便解除他的职务。即使戈尔巴乔夫对我态度不好,但他那样做——那样不人道,不讲道德……也确实让我没料到。”

两个注定要改变历史的政治家,在情感上不再可能融洽。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两年后,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出现,虽然当时看上去微不足道。因为这对政治对手的极端冲突,苏联的制度变迁,若以民主制度建立为观察轴,有了罕见的戏剧性的传奇。只是,惯常,我们过于注意的是人事冲突,而忽略他们对制度变迁,特别是新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强大推动力。

叶利钦被解除了莫斯科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对待政治对手——“斯大林是杀害,赫鲁晓夫是让他们退休,勃列日涅夫则将他们派往遥远的国家当大使。”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正部级待遇)。但戈尔巴乔夫在通告这一任命后,告诉叶利钦:“我不会再让你搞政治。”果真?

苏联改革,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

戈尔巴乔夫为何要选择改革?苏联又如何解体?——戈氏政治生命的起点与终点,相信将是一直讨论的议题。这两个疑问,曾经流行的解释是美国总统里根“挤压战略”的结果,尤其是“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里根之后的继任总统布什即如此宣称。但是,这个答案让人着迷,却不真实。

里根确实采取了“挤压战略”,其一对苏联进行制裁,禁止西方向苏联出口技术;其二以“星球大战”计划为主,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美国研究者对此战略基本的共识是:美国在对苏联进行经济“挤压”时,日本和西欧一些国家仍然向苏联提供技术,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加拿大向苏联提供粮食,“美国战略没有直接导致苏联的改革”。同时,美国在武装“星球大战”之际,苏联的选项却是主动削减武器,完全不对称,何言“竞赛”。真正的“国际因素”,研究者考古斯认为:“1980年后损害苏联的不是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而实际上是油价的下跌、货币贬值以及西方国家的银行家做出不再贷款给莫斯科的欠有债务的东欧盟友的这一决定。”苏联解体20年后,更从容地观察曾经的苏联,这几种因素,作用更彰,值得细说。

苏联内部的自身的因素,才是戈尔巴乔夫选择改革的关键所在。

按苏联方面统计,1985年,苏联人均GDP为3396美元,不仅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还落后于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而其人均收入,则为西方国家的1/3左右。一般而言,像苏联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家,其民众在当时并不可能有国际比较的概念,所以单由统计数据而论苏联人之变革动力,未必有据。只是,苏联经济的短项,农业生产,长期落后却在此际引发连锁性反应。苏联把国家投资的27%(美国为5%)、劳动力的20%(美国为3%)用于农业,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只有美国的1/7,因此每年要用宝贵的70多亿美元外汇进口粮食。而上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猛降50%,已经低于苏联石油开采的成本,这不仅使苏联为石油输出而投资的大量输油管线成为无效益的投入,也使依靠石油出口维持经济的计划成为泡影。其经济增长率在1981年甚至低至1.5%,危机出现。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面临的形势。

就任总书记的当年,戈尔巴乔夫针对苏联经济发展出现的“停滞”趋势,提出了“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第二年,戈尔巴乔夫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强调“加速国家社会性经济发展是战略方针”,同时指出,必须对苏联经济机制进行根本改革。但是,如此经济“加速”发展两年,其数据显示,苏联经济反而停滞更趋严重。政治强人叶利钦在莫斯科完成不了计划,而导致他与苏共中央冲突,即在这一背景下。

如何理解苏联经济这种越加速越后退?这得重新认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简单讲,苏联的现代化之道是选择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它在苏联早期的电气化,新的煤矿开采,大坝、铁路、钢铁厂、重工业中心等建设上,是极其匹配的一种经济模式,但早期的重化工业,以追求经济数量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在过渡到经济内涵集约性增长方式上,却再也力不从心。所以,越是“加速”,受体制约束,越可能经济增幅减缓。当石油价格下降,出口难以获益之时,这种经济结构性弱点便暴露无遗。

有意思的是,初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会相对疑惑,戈氏对政治变革的热情,远远大于经济改革。与提出经济“加速”同时,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他记录说,第一次提出“公开性”时,“我的讲话既无任何底稿,又未事前与同事们磋商,这给政治局出了个很大的难题”。戈尔巴乔夫的“首席思想家”与“左膀右臂”都支持他把这次提出公开性的讲话予以“公开”,苏联电视转播了他这次讲话的录像。即使后来在回忆录里,戈尔巴乔夫仍不免得意:“当时关心时事的人都应当还记得,这次转播在全国引起了何等热烈的反响。”

与这种得意相比,在回忆录里,关于经济部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或者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位党务出身的官僚,只知政治,不懂经济?这令人疑惑。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在苏联,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得多。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们,在上世纪60年代就尝试着改革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重建经济,英国研究者卡瑟琳·丹克斯分析:“改革中央计划经济的逻辑必然要求有某种形式的决策非集中化,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莫斯科的中央部委下放决策权力。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的教训是:将中央决策权力下放,却迅速扩展为普遍的对更多政治自由的要求。1968年8月,‘布拉格之春’被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碾得粉碎。对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领导层而言,这一教训明显:对经济失去控制,会使共产党的统治甚至使苏联社会主义处于危险境地,从而使得改革也陷于危险之中。”

在这一逻辑里,真实的境况是:在苏联,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

那么,反过来,解决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亦将由此解套。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思路。如此路径,非居苏共总书记之高位,难有此思考,更不可能有此决心。

1987年,戈尔巴乔夫全面阐述了他的经济改革战略:“三自一全”——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劳动集体自治、完全经济核算。1988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将改革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苏联变革,政治改革主导模式,由此确立。

作为非苏联的研究者,而且是在历史发生之后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基本判断是:要同时进行民主化和市场化,这完全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甚至是只要实现前面两个要素的平衡(不带有其他附加条件),这在历史上都将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回到戈尔巴乔夫的历史现场,在苏联独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关系传统里,尤其苏联要维系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集团这一现实,他有更多的选择吗?至少当时,在政治改革主导模式下,对应于苏联的国际关系调整,看上去收益匪浅。传统由苏联领导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华约组织缔结紧密关系,经济关系由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统一。其运行方式:苏联以远远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向这一组织的成员提供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的资助。作为回报,这些国家把它们质量最好的商品出口到西方以获取外汇,而把质量低劣的产品提供给苏联。这当然对苏联经济是巨大的消耗,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这一格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摆脱苏联控制而获独立,苏联也因此摆脱政治与经济的两重约束,可以专心进行自己国家的经济建设。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解套之策。

这当然让戈尔巴乔夫对未来充满信心。只是,戈尔巴乔夫此举解开的只是第一个“俄罗斯套娃”,苏联之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关系,亦如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之于苏联的关系;社会主义集团既然可以解体,循此逻辑,苏联为什么不可以解体呢?这就是潜在的危险。

任何制度变迁都有成本,只是苏联变革的成本之昂出乎设计者预料。

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

1991年7月10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右)祝贺叶利钦当选俄罗斯第一任总统

政治变革与叶利钦的机会

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这是戈尔巴乔夫苏联改革的核心原则。可是,党语言的正确性,传播的结果却是模糊性,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理解这三项原则,皆非易事。或许我们需要回归历史进程思考,苏联政治改革由何处破题?

细看戈尔巴乔夫逻辑,他从边疆区来到莫斯科最初对苏联共产党控制模式的理解:“中央和地方的党委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这是他选择破题的关键点。戈尔巴乔夫论述他的政治改革:“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思,它是怎样构思,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这种国家控制权力的转移,戈氏当然明白,“改革的成败,尤其在初始阶段,完全取决于苏共对待改革的态度,因为实际上苏共本应自动舍弃原来的独裁专制”。

简单讲,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路径,是将国家控制权力由苏联共产党,转移到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最高苏维埃——对应西方概念,则为“议会”。所谓制度变迁,实则是权力来源以及发生方式的改变,最终它将再造权力中心,戈尔巴乔夫启动了这个目标为“民主化”的制度变革。戈尔巴乔夫后来颇为诗意地描述这一过程:“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国家这艘大船多年来一直系在同一个码头,如今已经起航,要去做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

从理念到具体的操作,按照戈氏逻辑,政治变革微观层面的变革,宪法规定的苏联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里的“人民代表”,则将需要“民主”选出。

政治永远不是静态的逻辑论述与结构安排,它是制度之下,各个强悍的个体,以自己的智慧与力量竞争而出的一个结果。“人民代表”的民主选举,给虽则是正部级,也是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实则为冷板凳的叶利钦带来了“政治机会”。他渴望在戈尔巴乔夫新设计的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里重新获得权力。即使简单梳理苏联历史,这也是巨大变化。被苏共总书记罢黜的政治废人,此际有了另外一条获权路径——由选民以及选票授权。

研读苏联制度变迁,偶尔不免感叹,叶利钦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制度变革,而有政治生命的新机会;从结果上看,戈尔巴乔夫的制度变革,却造就了最终打败他的政治对手叶利钦。单以冷酷的政治逻辑论,这甚至值得赞美;但回到当事人的情感状态呢?确实命运弄人。

叶利钦会毫无犹豫投身“人民代表”选举?叶利钦在自传里坦陈了他的迟疑。首先他已销声匿迹近一年,还会被认可吗?其次,如果他果真当选人民代表,按照规定,他将不能再担任部长职务。“情况再好,我也只能做一名无业的人民代表。据我所知,没有哪个部长愿意放弃自己的交椅。人民代表很多,而其中的部长却寥寥无几。”——政治当然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不过,叶利钦选择了参选。

对于像叶利钦这样由建筑工地出身的政治强人而言,政治的战术选择才是他的强项。他决定选择莫斯科作为他的征场,虽则他曾任莫斯科第一书记,但这并不能担保选民将会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他。他回到了家乡,曾在这里当过9年半第一书记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我告诉老乡们,不管怎样我也应当在莫斯科开展我的竞选斗争。我觉得他们最后还是理解了我。当然他们也说,如果万一(1989年)3月26日莫斯科的竞选遭到失败,先不要着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们都将会设法在这个选举日使所有的竞选人都落选,好让我有机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取胜,参加第二轮选举。”——叶利钦安排好了自己获胜的另外途径。

就叶利钦的政治命运看,参加“人民代表”竞选是一个决定性转折,在他第一本自传里,将参加竞选的三个月作为叙述结构,极其充分地描述了他的政见和竞选行动。

作为苏联政府的一位部长,在人民代表竞选期间,叶利钦选择去区门诊部看病。“自脱离克格勃第4局关照后,我就自己照料自己了。我还记得办理挂号的那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她记下我的住址、年龄、工作单位什么的。当问到我的职务时,我回答说是部长。她听后,手中的笔差点没掉下来,然后嘟囔着:‘这辈子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一个活着的部长到我们这个区门诊部来挂号。’”叶利钦走出门诊部,电视记者已经候在门外了。而且记者还要求叶利钦再重走一遍从外面进入门诊部的过程,好让他们可以补拍到这个镜头。

媒体是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最直接的受益人,人民代表选举之际,塑造政治英雄尤其是政治反对者,是大众传播的本能需求。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变化,叶利钦迅速找到了在大众传播通道里成为政治明星的道路。

大众传播比单向度宣传式的组织传播逻辑复杂。部长候选人叶利钦“亲自”去区门诊看病,这是结构松动时苏联传播极广的新闻,它也成为竞选人电视辩论里的论题来源。主持人拿出一个群众的提问纸条:为什么您总是在群众中做工作?即便您只是去一下门诊部看病,后面为什么也跟着一帮记者和拍录像的……

即使是事后的回忆,叶利钦仍然对这位主持人的提问愤怒不已,他坚决拒绝承认自己在作秀,而将此事认定为“组织的人”对他的打压。所幸,这个故事有一个极有趣的结果。那个拍摄他去门诊部看病的摄制组,后来又去专门找到这个问题的提问人,叶利钦记录:“他们找到了这个人,但这个人没有给任何人打过电话,没有提过任何问题,而且,对什么门诊部的事也一无所知。总之,这个人仅仅请求转告:让叶利钦放心,我会投他一票的。伙伴们将这一切都摄进了录像带,并赠送给我。”

如此结果,似乎证明了叶利钦被“组织的人”迫害的“事实”,但同样,这一事实也强化了叶利钦作为政治反对者的角色身份。结果没有意外,叶利钦以89.6%的高票当选人民代表。

稍后,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有了最后一次可能合作的机会。戈尔巴乔夫找到叶利钦,会谈近一个小时,叶利钦记录:“我们交谈愈多,我们之间互不理解的壁垒就变得愈厚。戈尔巴乔夫降低调子,减小了压力问我今后的计划,问我准备干什么,打算投身到未来的哪类工作中去。我马上回答:大会将决定一切。戈尔巴乔夫很不喜欢这个回答,他仍然想从我这里得到某些保证……”很显然,一如曾经戈尔巴乔夫与安德罗波夫那样的政治结盟,在他与叶利钦之间,机会不复存在。

当选了人民代表,叶利钦辞去了部长之职。“大会将决定一切”,决定什么呢?简单看,人民代表大会只是每年一度的集会而已,而由它选举出来的最高苏维埃,才是权力中心。没有部长职位的叶利钦,当选人民代表是第一步,如果不能进入最高苏维埃,他仍将一事无成,没有任何政治空间。在最高苏维埃选举前,戈尔巴乔夫伸出了橄榄枝,而叶利钦拒绝了。

命运再次跌宕,叶利钦落选最高苏维埃。还是一个政治废人。

权力中心:再造或真空

叶利钦

1989年3月18日,俄罗斯议会选举期间,叶利钦出席由他的支持者举行的一场大型竞选集会

叶利钦的政治命运,综合来看,宛如过山车,从莫斯科第一书记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仕途顶点,迅速滑向苏联建委第一副主席的低点;而未能进入最高苏维埃,又失去部长职位,仅仅只是一个“人民代表”,到达政治轨道的最低点。果真,“不会再让你搞政治”……两次深度探底,一般研究者描述:叶利钦的心脏病由此而来。

只是,意外才是政治活动的常态。

已经当选最高苏维埃成员的阿列克谢·卡赞尼克,向大会表示,他将放弃这一资格;而且,他要将这一资格转让给叶利钦。绝路逢生,莫过于此。已经探底的“叶利钦列车”,迅速反弹。稍后,他不仅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建筑委员会主席,还进入了苏维埃主席团。

此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叶利钦,获得挑战戈尔巴乔夫的资格与资源了吗?

叶利钦 政府大楼

叶利钦曾工作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政府大楼

戈尔巴乔夫将国家权力中心由苏共转移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可以与西方的“议会”同义,按戈氏的解释是一条民主化的进程。在制度变迁里,作为一种目标的民主制度当然是一个闪亮的字眼,但是,制度变迁却远比想象复杂。苏共失权,结果是迅速完成权力中心再造,还是形成权力真空,未必可以轻易结论。这才是观察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演变的关键所在。

看起来,这种权力转移,戈尔巴乔夫胸有成竹,行动起来有条不紊。

戈尔巴乔夫一再将苏联最高苏维埃称为“议会”,这当然不只是为了向西方解释的方便,而是他民主化的制度选择。那么,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与新的权力中心关系何在?在这次最高苏维埃主席选举中,戈尔巴乔夫以95.6%当选。苏共权力让渡给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两种职位的和平转移,似乎象征着权力再造的顺利。

但是,按民主制度的一般分权设置,作为“议会”的最高苏维埃,究竟是行政中心还是立法中心?或者仍如苏共中央政治局,各项权力合并全给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解决这一问题是设立苏联总统,行使行政权力,与立法、司法分权。1990年,戈尔巴乔夫当选第一任苏联总统。国家权力,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到最高苏维埃,再到分权的总统,戈尔巴乔夫凭借自己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权力与资源,顺利地完成了这一系列的过渡。

这个时候,仅仅只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之一的叶利钦,当然不可能是集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以及总统于一身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对手”,彼此级差太大。但是,制度变迁,绝非设立种种职位那么简单,也断非拥有了这种种职位就意味着权力在握。

权力,有其自身逻辑。

列宁曾说: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在相当程度上,这是戈尔巴乔夫将苏共权力转移给最高苏维埃传统“合法性”的来源。所以,最初的权力转移,似乎波澜不惊。但是设立总统制呢?任何一项制度,它都需要“合法性”,亦即需要授权。戈尔巴乔夫需要求助最高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的授权,这其间涉及的利益平衡是中央与地方。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15个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组成。那么,当中央新生出“总统”的行政权力中心之时,15个加盟共和国,是否也应当设置同样的机构?

从戈尔巴乔夫的角度看,他很坦率:“我原来并不打算在各加盟共和国设总统职位。这样做会使我们为提高中央政权的威望已经赢得的成果失去一半的意义。”但是,如此一来,失去地方——加盟共和国的支持,宪法修正案可能得到足够通过的多数吗?总统制能够获得授权吗?戈氏感叹:“政治是把握可能性的一门艺术。各加盟共和国在同意给莫斯科更多的特权时,随即要求得到‘他们各自的那一份’。这有什么办法呢?”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权力再造,其实质是此际需要在总统、人民代表大会与最高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三者之间获得一个恰当的权力平衡。如果我们更深远一些来看待权力“合法性”问题,其间关键是,在什么样的“共识”之下,苏联总统向各加盟共和国总统行使权力,并使各加盟共和国在新的权力制度框架内,建立国家认同?

简单地看,苏联的建立,以两种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其一,苏维埃认同,亦即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认同;其二,民族认同,15个加盟共和国,都由各自占支配地位的民族名字命名,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构成上是单一的。苏联人的身份证,记录着每个人的两种身份,首先是他的苏联公民身份(即他们的国家认同),其次是他们民族身份。苏联何以解体?细研各种分析框架,唯有卡瑟琳·丹克斯的国家认同瓦解最具解释效力。以身份认同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苏共中央的国家权力转移,其隐含的代价则是,它让苏联人民对苏联社会主义忠诚和苏联的国家认同迅速削弱,结果,第二种认同——民族认同迅速上升,而这一认同则在挑战苏维埃中央政府合法性上,提供了一个动员因素和组织性基础。

苏共作为权力中心被瓦解后,实际上,苏联进入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最高苏维埃以及总统制,尤其总统,在加盟共和国权力上升之际,甚至仅仅只是名目上的权力中心而已。

苏共中央的权力让渡,以致权力瓦解,直接带来的是在当时未必为人所察觉国家的认同的削弱;在这个时候,各加盟共和国也获得选举各自地方(加盟共和国)总统的资格,那么,这些地方“总统”将会以什么样的名目,来诉求各自的“国家(实为地方)认同”呢?第二个俄罗斯套娃被打开了。

回顾一下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摆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集团的道义责任与经济负担——被打开的第一个俄罗斯套娃,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诸国的关系,如果对应于俄罗斯与苏联其他14个加盟共和国,结构完全一样。俄罗斯每年向苏联其他共和国提供6700万卢布的纯补贴,还有其他三个共和国也跟俄罗斯一样提供纯补贴,但数目分别只有50万~200万卢布。深入的研究者描述说:俄罗斯人的真实感受是,在苏联内部,俄罗斯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都遭到了损害,在它与其他共和国的不利交易中,它把能源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其他共和国,而其他共和国却以很高的价格向俄罗斯提供消费品。但是,对于其他加盟共和国而言,他们的感受又完全相反,苏联的文化、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其实就是俄罗斯的文化、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俄罗斯人迅速回到了其专制民族的本来地位,在苏联全国上下控制着关键位置。”俄罗斯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在苏联框架下,彼此并不满意各自所处地位。

1989年3月1日,在举行选举活动的卢日尼基体育场外,叶利钦的支持者集会呼吁改革和创新
1989年3月1日,在举行选举活动的卢日尼基体育场外,叶利钦的支持者集会呼吁改革和创新

苏联既然可以摆脱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循此逻辑,俄罗斯为什么不可以摆脱苏联?“俄罗斯套娃”的结构并无不同,逻辑一致。早在1989年的“议会”——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之时,28位俄罗斯民族代表就已经提出了一个极为鲜明的口号:消除“反向歧视”(即苏联其他民族反对俄罗斯)。

1990年,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后又当选俄罗斯第一任总统,他的竞选口号很明确:“俄罗斯优先”——号召俄罗斯人从苏联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是,如果只看他们的回忆录,不深入苏联与俄罗斯的深度关系结构,我们未必明白“俄罗斯优先”意味着什么。

权力争夺

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1990年都是关键的一年。这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总统,5月,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看上去,这似乎并不是一种对等的权力关系,一方是国家总统,另一方面只是地方(加盟共和国)主席。但是,如果苏联瓦解,摆脱了苏联控制之后,谁将会是莫斯科新的、真正的控制者?

作为一个国家,苏联的各个权力机构已经就绪,首脑是戈尔巴乔夫。可是,如果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本身不复存在了呢?结构未定的这个时期,才是真正的权力真空期。

研究苏联以及后来俄罗斯的制度变迁,以民主制度建立的目标观察,它的特殊性在于,突出而关键人物的权力争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较量,构成了制度生成的基础性动力。新制度的形成,以苏联解体为代价,代价是大是小?可能将一直争议。

叶利钦的攻击性直接而粗暴。在为谋求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竞选里,他的政纲明确针对戈尔巴乔夫:要求俄罗斯主权。在叶利钦阐述的独立原则里,包括:公民只能拥有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国籍(意味着只能民族身份认同);建立土地、矿产、领空、森林、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共和国所有制;俄罗斯应独立制订对外贸易和货币金融政策;俄罗斯应拥有自己的国家银行……叶利钦告诉他的选民:“最近几个月,我事先与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几位日本政治活动家交换意见的情况表明,西方对直接与俄罗斯接触的可能性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我想,俄联邦外交部不做苏联外交部的预备演员,可以扩大自己的权力。但这取决于俄罗斯宪法不做苏联宪法的预备演员。”

相比于“根正苗红”出身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像叶利钦这样性格粗暴而直率的领导人,实在也并不多见,更为有趣的是,他经历的戏剧性。

在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前一个月,叶利钦出访英国与西班牙。他从英国飞往西班牙的六座飞机,升空后即发现故障——供电系统的故障,与地面失去联系,舱内没有降落伞,周围又全是悬崖,飞行员不知往哪里滑翔。最后关头,飞行员找到了一块平地,“飞机没有速度,轰隆一声摔在了水泥地面上。叶利钦坐在机尾,而机尾恰巧是主要撞击点”。西班牙总统卡洛宁知道发生了事故,派自己的飞机和警卫人员去接回叶利钦,虽然叶利钦身体状况极糟,但他拒绝救护,自己走下飞机……第二天一大早,叶利钦前往电台接受采访,失去知觉。医生诊断为脊柱损伤,建议他住院治疗,但叶利钦坚决拒绝,要求把他送回莫斯科;正在争吵之际,叶利钦再次恶化,不得不被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是:剧烈的碰撞击碎了一个椎间盘,脊柱骨组织碎片一有轻微的运动就会损伤和压迫神经。醒过来的叶利钦仍然两次要求把他送回莫斯科,但医生拒绝了他的要求,在巴塞罗那完成了这场手术。手术很成功。

叶利钦的支持者马上宣布这是一起有预谋的飞机事故,指责特工机关要把他杀害在西班牙。这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但看这一事故的详细报道,叶利钦再三要求回莫斯科手术,或许从另外的方面证明他内心的恐惧,他是真的相信这起事故并非意外。

要求主权的俄罗斯果真独立,这将无可阻挡地瓦解苏联,并会给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予致命打击——国将不存,何来权力?戈尔巴乔夫自然会插手这次选举,只是他未必会采取叶利钦所恐惧的谋杀手段。戈尔巴乔夫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竞选发表自己的评论,他说叶利钦的主权讲话,“其实质就是瓦解苏联”——这是准确的评论。但当时的媒体分析:以戈尔巴乔夫的位置而言,他的这番“正确”的评论,对应着的是一种强弱关系,“证明”了叶利钦指责的苏联总统对他的打压,反而激发了叶利钦的支持率。更失误之处则是,戈尔巴乔夫召集俄联邦共产党员代表,指示他们投票反对叶利钦。

人算终不如天算。戈尔巴乔夫属意的候选人,在第三轮选举中,以3票之差败给叶利钦。

叶利钦获胜之日,出访在加拿大的戈尔巴乔夫获悉这一消息。媒体注意到,这位苏联总统没有按常规对获胜者表示正式祝贺。《泰晤士报》报道:“戈尔巴乔夫面前突然出现了对手。这位苏联总统在政治舞台上演出了5年。大家都说他没有对手。现在对手出现了,这就是59岁的叶利钦。”《叶利钦传》的作者还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叶利钦当选的第二天,莫斯科真的发生了地震,尽管没有损失,但人们都有震感。

竞争性的政治舞台,当然引人注意,但真实的生活,却离不开经济改革。1987年,戈尔巴乔夫提出的经济改革战略“三自一全”,三年实践,结果如何?这个时期苏联经济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一如同一时期中国面临的挑战:价格是否“闯关”。如果企业不能制定反映产品真实生产成本的价格,那“三自”(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劳动集体自治)就都不可能实施;而如果放开价格,则将无可避免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削弱改革,并使社会不满。是否以及如何放开价格,是真正的挑战。1990年,苏联方面必须面对这一挑战了。

俄罗斯方面提出的破解之道被称为“500天计划”,即以激进的方式,迅速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苏联部长会议提供的则为渐进的、建立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的可调节市场经济。戈尔巴乔夫表示他“更欣赏”500天计划,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改革激进派已经抛弃了他,彼此在经济改革领域的合作,也将艰难。戈尔巴乔夫由此转向了渐进的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方案,以此取悦被他称为苏共“保守派”的力量。

公正而言,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方案,需要强有力的控制者存在,才可能真正实施。而这个时候,正是苏联的权力真空期,这个渐进的美好的计划,并不可能适应苏联国情。

戈尔巴乔夫应对的失误,带来一连串反应。1990年西方七国集团为鼓励苏联向民主和市场经济转变,曾达成一个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庄严协定”——西方国家答应在3年内提供450亿~600亿美元的援助,以巩固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并推动苏联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是,这一协定是与“500天计划”捆绑的,在戈尔巴乔夫为着政治上的平衡而选择渐进的可调节市场经济模式之后,“庄严协定”的基础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明显动摇起来。

强悍的对手已经出现,而戈尔巴乔夫手里的底牌却越来越少。

俄罗斯学者解释普京的执政方式,定义为:可控民主。意即:被管理的民主。稍后,普京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主权民主。无论可控民主,还是主权民主,都不是西方国家定义的“民主”标准。但是,民主的标准以及解释,是否可以被垄断呢?

叶利钦

1991年8月22日,群众在白宫外集会,叶利钦向集会者表示决不接受某些领导者发动的政变

“8·19”事件

至少在早期,戈尔巴乔夫对民族问题认识不足,尤其对苏共权力转移在事实上带来的国家认同减弱与民族主义上升没有给予充分重视。

1986年底,因为用一位俄罗斯族领导人出任哈萨克斯坦市委第一书记,取代原哈萨克族第一书记,引发群众骚乱,民众说:“我们哈萨克人为什么要俄罗斯人来领导?”紧接着,克里米亚鞑靼人围攻莫斯科,要求让他们返回祖居的家园克里米亚……曾经被强力控制的苏联境内的民族问题,此际纷纷出现。1988年,波罗的海三国“人民阵线”组织先后成立,要求废除1939年的苏德条约,提出“国家主权宣言”,意外的是,戈尔巴乔夫对这一全球瞩目的事件,没有在意。1990年,立陶宛宣布独立,此时戈尔巴乔夫动用了军队,但他失败了,结果是:原则上不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先例。

在这一系列背景之下,再来观察叶利钦的“保卫俄罗斯不受中央支配”的宣言,以及“俄罗斯优先”之下的主权伸张与独立要求,基本上可以认定,无论你多么不喜欢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但它的瓦解,必然的代价之一,就是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独立运动。

制度变迁,远非设立一个总统的新职位那么简单。

戈尔巴乔夫总结他的六年执政生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1988年,包括1988年,是探索、试验和犯错误的时期;第二阶段,1988~1990年初,民主化时期;第三阶段,1990~1991年,社会力量、民族力量和政治力量放手进行斗争的时期。加盟共和国独立浪潮之下,苏联人数最多、面积最大的俄罗斯提出的主权主张,戈尔巴乔夫将如何应对?

显然,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需要应付的还不仅是激进的要求独立的加盟共和国,与这种激进力量对应,他还需要面对另外一种势力。戈氏描述这两种极端力量:“一是要搞垮苏联;二是要恢复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国家体制。”苏联要不要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戈尔巴乔夫的解决之策是:交给全体苏联人民决定,全民公决!

1991年3月17日,“你认为有必要保留一个由具有平等主权和共和国组成、任何民族的人权和自由都将得到充分保障的联盟式的新苏联吗?”——全苏联就此全民公决。有8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结果有76.4%的公民投了赞成票。这是一个保留苏联联盟的全民选择。

苏联需要存在,那么,未来的苏联联盟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苏联中央政府与各加盟共和国经过反复讨论,当年8月确定了新的联盟草案。最简单地概括这一联盟草案:联盟的成员身份是自愿性的,共和国的法律优于联盟的法律,而且征税权力也将移交到各共和国。苏联最高苏维埃将被解散,而中央部委要么被解散,要么仅仅变成一个各共和国之间的协调机构。——如果从苏共的角度看,这一草案与苏联解体无异。

这一草案最后的争议是:联盟税。戈尔巴乔夫回忆说:“俄罗斯领导人一直不同意建立联盟税,而没有联盟税,联盟国家便无法存在,联盟机构被置于向各共和国乞讨的地位,难以发挥它们所肩负的职责。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妥协办法,叶利钦才撤销了最后一条反对意见。——通过固定的税率制定了统一的联盟税和征收法,该税率是在联盟支出条款的基础上和各共和国协商规定的。”这一草案将于当年8月20日签署。叶利钦仍然犹豫,戈尔巴乔夫搞定了最后一个细节:“起初他(叶利钦)对我建议将各共和国代表团就座的位置按字母顺序排列很不理解。经过解释,这样安排俄罗斯正好居于中心位置,他的顾虑打消了。”一切准备就绪,从草案到签字细节,苏联的新联盟呼之待出。

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评论一直不太正面,其中最著名的判断是,“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在戈氏改革的路径里,过去的庞大的利益集团苏联共产党,是被削弱的利益集团,他们成为“后卫队”也是正常。但是,政治活动是无可抱怨的,政治家必须面对并且恰当地处理这一利益集团。朝着自己目标前进的戈尔巴乔夫,似乎没有足够理解并解决好这一利益集团的“利益善后”事宜。这一潜在危机源,随着苏联新的联盟草案签署,即将引爆。

圣彼得堡伊萨克广场

1991年8月20日,人们在圣彼得堡伊萨克广场集会,表达对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以及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反对

1991年8月15日,在苏联的新联盟草案签署的前5天,《莫斯科新闻》周报公布了联盟条约草案,这一草案令人震惊,而先前是准备签署完毕再公之于众。这是引爆后来“8·19”事件的关键因素。而戈尔巴乔夫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后来的“政变”:“溢出忍耐杯子里‘最后一滴水’,就是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

在完成联盟条约草案最后的讨论里,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讨论了干部问题:“谈到必须大力更新权力机构的上层领导班子——几位副总理,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亚佐夫(苏联国防部长)和克留奇科夫(克格勃主席)的具体问题——他们退休的问题。当时叶利钦很不自在,他好像觉得有什么人在一旁偷听。他甚至几次起身走到凉台去查看一下,这说明他确实感到有些不安。”叶利钦的直觉是正确的,“我们的谈话被录了音”。

结果,包括亚佐夫与克留奇科夫在内的苏联副总统、总理、内部部长等苏联高官决定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以挽救并且捍卫苏联的统一。一直隐而未彰的苏共“保守派”开始发力,力求绝地反击。

1991年8月18日傍晚,国家紧急委员会成员去到戈尔巴乔夫休假的别墅,他们建议戈尔巴乔夫亲自签署紧急状态命令,被拒绝。戈尔巴乔夫记录下了这一过程:

“那您就授权给亚纳耶夫(副总统),‘脏活儿’我们来做,然后您再回来。”再拒绝。

“那么,您辞职也行。”

“别指望我辞职。你们是在犯罪,你们对自己的冒险行为是一定要负责任的!”戈尔巴乔夫非常愤怒他的苏共同僚们的作为。但他也由此失去自由,所有电话以及其他通讯方式被切断,被拘禁在福罗斯别墅。

第二天,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苏联进入“紧急状态”,史称“8·19”事件。

在宣布苏联进入紧急状态之时,叶利钦还在睡觉。前一天他在哈萨克喝了一顿大酒,后半夜才飞回莫斯科。他的小女儿叫醒了他:“快起来!莫斯科发生政变了!”“你们怎么,跟我开什么玩笑?”……叶利钦醒了。随后迅速起草了一份《告俄罗斯公民书》:我们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这种武力手段是不可取的。它在破坏苏联在世界面前的名誉,损坏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威信,把我们拉回到“冷战”时代,在国际社会中把苏联孤立起来。所有这一切迫使我们宣布,取得政权的所谓委员会是非法的。与此相适应,我们宣布,该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和命令都是非法的……

叶利钦迅速去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这天中午,叶利钦离开办公室,走向人群。这时,白宫周围已经聚集了将近1000人。叶利钦爬上塔曼坦克师110号坦克,对着苏联记者,更多的是西方记者的电视摄像机宣读了他的《告俄罗斯公民书》,号召俄罗斯人民抵抗紧急状态委员会。莫斯科“政变”新闻,马上成为全球性突发事件,“站在坦克上的叶利钦”——叶利钦用这种抵抗者的形象,在第一时间里定义了这一事件。

叶利钦的卫队长很担心场面失控,美国人建议在突击发生时给叶利钦提供政治避难——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就在白宫附近。紧急状态第二天夜里,叶利钦正在医生房里打个小盹,枪响了!叶利钦的卫队人员叫醒叶利钦,下楼直奔车库,坐进车里,准备出发。叶利钦彻底清醒过来:“你们是要去哪儿?”“美国大使馆,200米就到!”叶利钦断然喝止住了他们:“返回去!”叶利钦上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卫队人员实在无法,最后只能说服他去了地下室。

紧急状态第三天17时45分,戈尔巴乔夫别野里被切断的电话接通了,他重新恢复了自由。戈尔巴乔夫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叶利钦……这天深夜,在叶利钦的人马陪同下,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参与“政变”的苏联高官迅速被捕。

1991年8月22日,恢复自由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让各个党组织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以后活动的问题。在解释自己“解散”苏共这一决定时,戈尔巴乔夫说:“如果说谁出卖了谁的话,那不是我出卖了党,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

苏联与俄罗斯

回到莫斯科重新去克里姆林宫上班的戈尔巴乔夫,在去办公室的路上,跟一位西方记者发出自己的感叹:“我从福罗斯(被拘禁之地)来到另一个国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而是另一个人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两个强人的对抗,结果出现:他输了。更令人感叹的是,是戈尔巴乔夫的同僚们,政治上的“保守派”,帮助激进派叶利钦完成了权力逆转。

在与叶利钦见面时,叶利钦的“命令”很直接:“我们有着痛苦的经验,8月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因此,我请求您,从现在起,任何人事变动必须经过我的同意。”在自己第二本自传《总统笔记》里,记录这段命令之前,叶利钦还写道:“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明白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已发生很大变化。”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明白了这种变化。

回到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签署叛乱后的第一批任命,重新任命国防部长与克格勃主席。这天深夜,叶利钦通过电视报道知道了这一任命,时间虽然非常晚了,但他仍然给戈尔巴乔夫打来电话,指责这一任命;戈尔巴乔夫申辩说:文件已经签署。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叶利钦。“第二天一大早,我便驱车赶到戈尔巴乔夫的住处,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立即让新任命的国防部长辞职。戈尔巴乔夫尽管反对这样做,但最后却不得不承认犯了一个错误,他说:‘让我考虑考虑,看看怎么纠正过来。’‘不行,’我说,‘您不当着我的面处理完这个问题,我就不走,请您把国防部长直接叫到这儿来,让他辞职。’”

任命还不到一天的国防部长被叫来了,戈尔巴乔夫当着叶利钦的面,通知他:辞职,退休。新任克格勃主席,也是同样的命运。想想这一场景,情何以堪。

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还有自己最重要的使命,即被“政变”打断了的新联盟条约需要寻找重新签署。尽管戈尔巴乔夫虽然仍然是名义上的苏联总统,但总统这一职位所需要的权力资源,他已经丧失,对未来苏联走向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也已消失。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总统在明斯克的别洛韦日密林秘密签署了协议,宣布由三国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三国发表的协议声称:“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谈判陷入死胡同,共和国脱离苏联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进程已成为现实。”“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一个主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虽然这年3月有过一次全苏全民公决,赞成保留苏联,但这一全民公决没有阻止苏联的解体。

在先通知了美国总统布什之后,他们将这一决定告诉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记录签署这一协议的时刻:“我们真的要永远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放走’,用这份协议书给他们以牢固的、与俄罗斯同等的地位了。苏联帝国的丧钟敲响了。我知道有人会指责我,说我是报复戈尔巴乔夫,说单方面拟定的协议只不过是剥夺其权力的一种手段。我知道,现在这些指责将伴随我的一生。因此,这个决定尤为沉重。除了政治责任外,还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我清楚地记得:在那里,在别洛韦日密林,某种自由、轻松的心情会油然而生。签署了这份协议,俄罗斯就选择了另一条发展道路。问题不在于使100年前征服和兼并的部分脱离原来的帝国。文化、生活、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或早或晚一定会实现,因为这些部分反正要留在共同协作地区。俄罗斯走上了和平、民主、非帝国的发展道路……”

一个庞大国家的解体,2亿多人民的分裂,除了沉思,任何感叹,都显菲薄。

带领苏联这艘大船,“去做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将国家带向他希望的彼岸,这艘船沉没了。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话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位。戈尔巴乔夫当然有些伤感,在辞去苏共总书记时,他没有获得任何问候;在辞去苏联总统之后,“任何欢送会也没有。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多时间里,从来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

在辞去苏联总统的当晚,戈尔巴乔夫需要将最高统帅权力,特别是核按钮的“小提箱”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这一切约定在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办公室里完成。移交时间过去了,叶利钦没来……稍后,叶利钦让人报告,他建议在“中立地点”——“叶卡捷琳娜大厅”完成仪式,这是一个通常和外国领导人进行会晤的地方。

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的生活还得继续。

独立后的俄罗斯,叶利钦实施的第一项政策,是拯救经济的“休克疗法”。戈尔巴乔夫用6年时间,以政治改革促进经济改革,并没有结出成功之果,叶利钦必须破解经济难题,以证明他更具领导力。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奇斯在为波兰经济转型提供的方案里,提出“休克疗法”,对同样由中央计划经济转型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俄罗斯而言,这个已经在波兰被证明有效的经济策略,既现成,也似乎经过了检验。简单而言,所谓休克疗法,首先建立在对渐进的方法批判基础之上,渐进方法被认为只可能建立一个不协调的混合经济,而在这个不协调的混合经济中,中央计划经济的残余将削弱和损害市场改革,并让传统共产主义精英保留太多的权力。萨奇斯建议:休克疗法应该从物价和贸易自由化开始,并确保控制货币供给为目标的宏观经济稳定。这一方案,当然跟“500天计划”同一思路。

休克疗法很轻易地破解了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时的“价格”难题,它的选择简单:放开物价!结果,逻辑论证里无比美好的休克疗法,当价格一经放开,第一个月,通胀即达到460%,而实施休克疗法的第一年,通胀竟达到了惊人的2600%。

休克疗法将导致物价上涨,这当然在设计者的预料之中,只是没有料到会通胀到如此程度。当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救市的办法。萨奇斯的休克疗法必备的外部条件是:西方的经济援助、外债减免和新的贷款。波兰采取休克疗法时,它的所欠外债即被勾销。可是,当叶利钦1992年1月开始推行休克疗法时,俄罗斯继承下来的外债并没有得到减免。西方七国集团派出“讨债人”,结果俄罗斯同意承担苏联61%的外债,而这一债务,仅1992年一年要偿还的债务本金利息和利息的利息,就达123亿美元。即使美国人萨奇斯也指责这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背叛”。后来,萨克斯统计:1990~1991年,俄罗斯得到了156亿美元的西方援助,但这笔贷款中的131亿美元被用来支付债务利息。其结果是:到达俄罗斯的西方援助中的大部分被用来偿还西方的债务,因而不能投资到俄罗斯的经济中去。

西方政治家的许诺与实际的行动,并不吻合。叶利钦领导的新俄罗斯,没有在苏联解体的结果里获得想象中的西方的援助。1992年底,高达2600%的通胀实在不是任何国家可以承担的,叶利钦决定放弃这一经济政策。

超级总统制

以政治改革促经济改革之道,行不通;用休克疗法拯救经济,仍然不通。其间实质,实则证明了亨廷顿的理论:转型国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控制,转型不会成功,而是带来混乱。那么,赶走了戈尔巴乔夫,并赢得了俄罗斯独立的叶利钦果真就获得了绝对的权力,并走出了苏共瓦解后的权力真空期吗?没那么简单。

观察苏联以及俄罗斯,政治演变才是关键。同样,如果以民主制度建立为思考与分析路径,去除各种复杂因素之后的俄罗斯,更是好样本。

一般政治分析家研究“8·19”事件——使叶利钦获得空前声誉的事件,都很疑惑他为什么不趁此人气高涨之际,解决俄罗斯自身的权力结构与制度安排。当时,他离开莫斯科去休假了,回来后,就宣布采取休克疗法。他很轻易地跳过了不完善的俄罗斯制度陷阱。但是,陷阱终究是跳不过去的。

简单地讲,戈尔巴乔夫瓦解了苏共中央的权力,将苏共中央的权力转移至苏联最高苏维埃,并设计出总统职位为行政首脑。俄罗斯也套用这一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的权力关系并未厘清。先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然后又有“总统制”——问题就是:这种民主制度结构,究竟是“总统制”民主制度,还是“议会制”共和制度?苏联由于迅速解体,没有机会去解决这一问题,而俄罗斯必须解决“立法权”与“行政权”,谁才是最高国家权力。

显然,叶利钦会毫不迟疑地选择“总统制”,但他所选定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也会这样认同吗?当然不会。1992年底,休克疗法失败,成功的挑战者叶利钦,遇到了自己的挑战者哈斯布拉托夫。俄罗斯仍然处于最高国家权力未定的真空期。俄罗斯人,叶利钦与哈斯布拉托夫有能力与智慧用民主的办法解决这一冲突吗?

最初是不协调,总统叶利钦要求的副手人选,在哈斯布拉托夫领导的“议会”竟然三次未能通过;然后是冲突,叶利钦提交的新宪法草案被拒绝,而且人民代表还要求:一切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均要置于大会监督之下。事实上,这意味着叶利钦已失去权力。“那个晚上,我猛地冲进浴室,关上门,闭上双眼,仰面躺着。坦率地说,真可谓思绪万千,心情烦躁……甚至糟糕透顶。”这一结果让叶利钦极端愤怒,他被卫队长从浴室里“拯救”出来之后,想清楚了问题的症结:“人们今后是想同总统一起生活还是与代表一起生活?上帝在那天晚上给我的至亲们指点了迷津。”

叶利钦于是开始反击。他决定仿效戈尔巴乔夫,举行全民公决:决定是否采取总统制。很遗憾,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会议,拒绝批准举行全民公决。冲突开始。

叶利钦宣布特别行政法,决定举行全民公决和实行总统制。如此一来,意味着人民代表与最高苏维埃彻底失权。随后,俄罗斯宪法法院裁定:总统违宪。于是,人民代表启动弹劾总统程序——在法律的程序里,叶利钦面临危机,他的权力第一次需要面对重大的挑战。这是叶利钦可能失权的机会,也是俄罗斯民主制度可能会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叶利钦的卫队长后来回忆总统方面的准备:“一旦出现不利情况,断水、断电、停暖气,一切能停的都停……参与行动的军官事先知道,从什么地方把哪名代表制服,并带出大厅。街上有豪华大客车。”总统要制止可能的不利。叶利钦比所有人都先知道了结果:那颗子弹没有打中他,贴着太阳穴呼啸着飞过去了。第二天,哈斯布拉托夫宣布:“大多数代表……差点儿将总统弹劾掉。”

由此,叶利钦获得了全民公决的机会,他获得了票数上的信任。更严谨的分析是:“这次全民公决的结果并没有给叶利钦带来一个决定性的授权协议,而且也并没有解决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僵局。”叶利钦开始迅速制定以总统制为基本结构的新宪法,但他仍然绕不开的问题是:这个宪法注定不可能被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及其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如何破局?

1993年9月21日,叶利钦发布第1400号总统令:解散议会。双方摊牌了。宪法法院召开紧急会议,以9票对4票裁定叶利钦的命令违宪。由此,最高苏维埃也据宪法法院的裁定做出自己的结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职务自动撤销,权力自动移交副总统。然后,最高苏维埃的人民代表坚守他们的办公地点——白宫,曾经叶利钦在此向戈尔巴乔夫发动攻击之处。

1993年10月4日清晨,俄罗斯坎捷米罗夫师的10辆坦克开进莫斯科,最后的、武力的解决行动即将开始。叶利钦与哈斯布拉托夫谁也没有找到和平的、民主的解决冲突之道。

在最后攻击之前,叶利钦的人马已经从国家货币发行局支取了10亿卢布;之后,又支取了110亿卢布。这些钱有着奇怪的收款人,全部是参战的士兵。后来俄罗斯记者调查的结果颇匪夷所思:给予参加10月3~4日事件的俄联邦部队所有军人,其中包括包围和攻打俄罗斯苏维埃宫者支出经费:列兵一次性支10万卢布;军官,一次性支出20万~50万卢布。给予12名攻打苏维埃宫的坦克乘员——军官自愿者每人发500万卢布……这是一个漫长的名单。

用自己的军队攻打自己的人民代表,不可能有正义。当然,有金钱。

接近中午,坎捷米罗夫师的坦克开火了,战争与死亡似乎将不可逆。任何国家的历史,血腥冲突时刻,历史的旁观者总是渴望奇迹出现,但它总是不来。很意外,叶利钦的这次震惊世界的炮击白宫事件,结局却是一个逆转。俄联邦人民代表安德罗诺夫记录了这个过程:

下面,在二楼的缓步台上,再次出现了两名军官。其中一人手拿一块绑着白抹布的铁丝,另一个着绿色防弹衣有护肩的黑头发军官清晰地说道:我是“阿尔法”反恐特战组组长。我们奉命攻打白宫。命令我们以炮火消灭你们。也就是说,你们几乎全部都将被打死。因此,你们最好还是投降……离“阿尔法”开始攻击只剩20分钟了。

军官说:我们应当执行攻击你们的命令。我们“阿尔法”特战组在喀布尔攻打过阿明的总统府,几乎全部牺牲在那里。可是我们不想打死自己的同胞……可不管怎么说,就要对你们发起进攻了。将要用坦克开炮,用战斗直升机发射导弹。因此,我请求你们快点屈服。

白宫里的人民代表接受了“阿尔法”军官的建议,放弃抵抗。在白宫外的“阿尔法”军人通知所有军队:不许开火!否则将对所有火力点予以压制!

俄罗斯总检察院在其刑事案卷里确认:10月3~4日事件期间,直接伤亡情况,亡者不少于123人,伤者不少于348人。由于俄罗斯最精锐的特种部队“阿尔法”军官的个人努力,更多的死亡得以避免。这是历史肮脏处最为闪光的一瞬。它是真正传奇。

俄罗斯联邦新的议会,由450名代表构成国家杜马(下院),178名代表组成联邦委员会(上院),“总统制”宪法通过。即使最克制的政治分析家,也将如此表述这一俄罗斯新宪法:1993年宪法确立了一个严重失衡的权力分立体制。它建立了一个权力极为强大的总统职位,这不仅意味着俄罗斯是一个总统制的而非议会制的国家,还意味着它是一个超级总统制国家。

民主的进程不仅有争吵,还可能有死亡;其成本之昂,或许超过想象。

俄罗斯困局与普京上位

以武力确立了“超级总统制”,制度赋予俄罗斯总统这个职位强大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叶利钦本人的强大。

简单地看,俄罗斯联邦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如已经解体的苏联。虽然这里的俄罗斯族人占全部人口的83%,但仍然有其他125个民族。那么,既然苏联可以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集团,俄罗斯可以脱离苏联——如同“俄罗斯套娃”,那么俄罗斯联邦是否也可能再被打开第三个套娃呢?车臣似乎正是这即将被打开的第三个俄罗斯套娃。

俄罗斯至关重要的铁路和输油管道纵贯车臣,不仅如此,车臣对于俄罗斯极具地缘政治意义,如果车臣退出俄联邦,就意味着在充满爆炸性的高加索地区开了一个先例,这个地区其他共和国将无可避免效仿车臣。不幸的是,车臣要求独立,而且1991年宣布独立。要求从苏联独立的叶利钦,现在又受困于俄罗斯联邦内要求独立的车臣。1994年底,俄罗斯军队进入车臣,打了一场难言胜利的战争。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回避了车臣主权问题,叶利钦说:“双方同意将车臣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推迟到2001年解决。”但车臣方面理解的则是与莫斯科签订的这一协议,给予他们独立国家的权利。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困局。

无论苏联政府,还是俄联邦政府,都没有真正复苏经济,但是,在这种无秩序的社会经济结构里,俄罗斯却迅速成长出控制经济的“新莫斯科人”——寡头。他们控制着俄罗斯经济中5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更为特殊的是,他们与叶利钦领导的领导层有着共生性关系。在1996年俄联邦总统选举中,由于担心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获胜,并使他们失去财富,寡头们为叶利钦提供了经济支持。寡头们更认可这样的描述:他们是国王的缔造者。这是俄罗斯的另一个困局。

叶利钦在制度上建立了超级权力的总统制之后,实际权力却受制于各种利益集团,未见大,反而缩小。这真是悖论。

1996年,叶利钦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战胜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后,再次就任总统。但就在这个时候,被他解职的卫队长告诉媒体:俄罗斯必须学会和一个有病的老人相处。叶利钦访问美国后的回国途中,计划在香农机场短暂停留并会见爱尔兰总统和总理,飞机降落了,红地毯铺好了,舱门也打开了,最终却是由第一副总理走出来解释说叶利钦身体不适。这是一个颇失国体的行为。后来被解职的卫队长透露:当时叶利钦喝醉了,无法走出飞机。1999年,叶利钦总统任职的最后岁月,他再次面临国家杜马的弹劾。这是他自己的困局。所列五项罪名分别是:毁灭苏联,1993年非法破坏议会,派遣军队到车臣,暗中削弱武装力量,对俄罗斯人民的种族灭绝罪行。这基本上算是对他政治生涯的一次清算。结果,支持各项弹劾的票数全部超过一半,只是未达到通过要求的2/3,幸运逃脱。强人叶利钦,这时真成了病人。

叶利钦虽然宣称还要参加总统竞选,但选择自己接班人的工作已进入工作日程。从1998年3月开始,叶利钦先后极短暂地选择了三位总理:基里延科(1998.3~1998.8),普里马科夫(1998.9~1999.5),斯捷帕申(1999.5~1999.8)。最后终于选定普京出任总理。

克格勃出身的普京,1990年在圣彼得堡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为当时的民主派市长索布恰克做助手;1996年进入叶利钦的总统机构,出任俄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一个并不起眼的位置。叶利钦在其回忆录里描述他曾建议普京重新回到军人编制,取得将军军衔。但普京的回答出人意料:“现在我是一介平民,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强力机关应当由文人来领导。如果您允许,我还是保留预备役上校的军衔为好。”

开启普京政治生涯的索布恰克后来的命运不顺,他被发现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媒体却指责他有腐败行为,必须接受调查,不能出国治疗。这时已经在莫斯科工作的普京,帮助索布恰克离开俄国。叶利钦甚至非常详细地知道这一过程,在他的回忆录里记录:“普京比任何人都了解索布恰克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他是普京的前上司和政治导师。普京很快去了圣彼得堡,会见了医生小组成员,包括现任的卫生部长,他说想让生病的索布恰克去国外治疗。由于恰逢十月革命节,圣彼得堡的形势比较平静。普京动用了自己的关系网,联络了一家私人飞机公司,将索布恰克送到了芬兰。从那里,索布恰克转机到了巴黎。而当时一些调查人员警告索布恰克说,他应当留在圣彼得堡,哪儿也不能去。调查人员警惕性不高,他们认为没有人能在5分钟的时间内帮助被捕者。但是,这个人出现了。”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辞去总统之位,并任命普京为代总统。俄罗斯联邦由此进入普京时代。

在回忆录里,叶利钦解释他的选择:“普京不急于觊觎权力顶峰,但他比其他人更能感觉到处在顶峰位置上的危险,他总是这样提醒我。当我知道他把索布恰克‘偷运’出境后,我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反应。普京不止是自己在冒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这种行为让我感到了深深的敬意……我明白让普里马科夫下台的必要性后,便经常痛苦地反问自己:谁会支持我呢?谁真正能站在我的身后呢?突然,我茅塞顿开——普京。”

超级总统与可控民主

叶利钦辞职几天后,普京颁发了一道总统令,特准叶利钦及其家人免于刑事或行政起诉,免于逮捕、搜查、审问或是对他进行的人身搜查。同时,他解除了叶利钦女儿的政府职务。

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理之际,车臣分裂主义分子宣称成立车臣—达吉斯坦共和国,要从俄罗斯联邦独立出去。对这正在打开的“俄罗斯套娃”,普京没有叶利钦的历史包袱,却有着比他更强悍的决心。在这次车臣战争里,普京领导15万人的军队,其战略:不采取简单的驱逐战术,而是要将他们全部歼灭。作为俄罗斯总理以及代总统的普京,直到2000年3月,即将开始俄罗斯总统选举之前,才以军队统帅的身份正式亮相媒体。他说的是战争而非竞争总统:我们要彻底消灭恐怖分子。即使他们藏在马桶里,我们也要将他们冲掉。

没有意外,在总统选举第一轮里,普京即以得票52.77%胜出。

“国王的缔造者”——那些控制金融、工业与传媒集团的寡头们,在这次总统选举里,唯有寡头古辛斯基的“桥媒介”对两次车臣战争都持反对态度,他旗下的独立电视台,将普京描绘成“穿着苏联时期青年组织先锋队制服的人”。普京当选总统仅两个月,40名配备机枪、穿着马拉克拉瓦大衣和迷彩服的税警突然查抄了“桥媒介”,古辛斯基被捕。在大选期间动员自己控制的媒体支持普京的是寡头别列佐夫斯基。但在选举结果即将公布前夕,别列佐夫斯基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兴动,他举行了一个记者早餐会,他告诉记者,他与普京有着良好的关系,每天进行一次电话交谈,但他又警告说,没有寡头们的支持,普京将不复存在。“就我个人而言,将不会有什么改变。寡头的作用将会上升。寡头一词仅仅是指俄罗斯的大资本家。而且大公司将在俄罗斯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威胁之后,别列佐夫斯基对未来很乐观。大选结束后的当年8月,税警又突然搜查了别列佐夫斯基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稍后,因怀疑参与从国家民用航空总局诈骗10亿美元活动,俄罗斯向别列佐夫斯基发出通缉令。

普京开始实施大选前自己的许诺:寡头将不会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

车臣战争以及打击寡头,开始往超级总统制里的总统普京注入“超级权力”。有意思的是,尤其令西方人士感觉意外之处在于——大选前反对普京的“桥媒介”与古辛斯基,大选后即遭遇清算,这非常容易让人想象到普京对言论自由的控制。这是恶劣的破坏民主的行为。但全俄民意调查中心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33%的调查对象对古辛斯基的被捕没有任何反应,25%的人说他们对此感到高兴,不到10%的人说这次被捕令人担忧,而仅有4%的人认为他的被捕是无端的、没有根据的。调查中心的社会学家解释这一令人意外的数据结果:普通的俄罗斯人相信,古辛斯基毕竟是一个寡头,因而可能是他犯了点什么罪。

言论自由与寡头之害,俄罗斯人感觉到的权重,与西方国家差别很大。

叶利钦提出的“俄罗斯优先”,到普京这里发展出“俄罗斯国家利益优先”。第二次车臣战争时,普京明确表示:他不会容忍来自车臣、曾经困扰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批评性报道。在国营电视频道播出的有关车臣战争的报道,都要服从政府的战役方针,把它说成是一场勇敢地打击危险的伊斯兰叛乱分子的战争。当然,也有对抗者,独立电视台曾经采取了一种反战姿态,并试图继续它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开创的客观报道。但税务官很快就出其不意地对独立电视台进行了一次税务检查,不久又发现它的银行贷款问题。

普京越来越强悍,也越来越强大。不过,他表示:他并不打算在不远的将来去改变私有化的结果,也不想把上世纪90年代在一种可疑情况下实行了私有化的一些最有价值的国家资产重新收回到政府手中。

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迅速启用1917年被推翻的俄罗斯的三色国旗,表示自己领导的俄罗斯将接续那段历史。普京当选后宣布,俄罗斯将采用亚历山德罗夫的乐曲,并采用苏联国歌的修订本作为俄罗斯的国歌。他说:“俄罗斯的奥运选手和体育明星再也不会为有一首无人知道的国歌而感到难堪了。”普京要接续的历史当然非常明确。新的俄罗斯的国家认同,在承认历史的连续性过程中重新被塑造。

在普京的政治主张里,极其明确的是“俄罗斯国家利益优先”:“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什么异已的怪物,不是要与之做斗争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当然,普京也明确表示:这种国家观念与极权主义的国家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在这种政治原则之下,再来观察民主比如言论自由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当它们可能冲突时,孰重孰轻,便见分明。

俄罗斯学者解释普京的执政方式,定义为:可控民主。意即:被管理的民主。稍后,普京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主权民主。

无论可控民主,还是主权民主,都不是西方国家定义的“民主”标准。但是,民主的标准以及解释,是否可以被垄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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