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苏联解体20年——俄罗斯:民主与代价

所谓改革成本,实则是由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来承担的,谁也无可逃遁。那么,由此而观,任何改革,如何发现社会共识,明晰改革成本,选择适当道路,并且形成社会共识,才是根本所在。

1988 莫斯科
1988 莫斯科
1991年9月,俄罗斯民众集合于莫斯科红场

1988年,戈尔巴乔夫完成了他的名为“新思维”的国家改革战略,对于苏联的未来,他信心满怀:“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国家这艘大船多年来一直系在同一码头,如今已经起航,要去做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

由戈尔巴乔夫掌舵的这艘“苏联号”大船,航行的目标是什么?民主化。

民主,是一种价值目标。而价值目标,是无法讨论“价值”本身的高低与优劣的。但它对应于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则实为一种制度变迁的过程。所以,观察苏联以及后来俄罗斯的改革,我们需要回到历史本身。这样,才是公允的。

戈尔巴乔夫确立的改革战略,当然是基于苏联国情的选择,只是我们回到历史现场,最初时候,戈尔巴乔夫1985年就任苏共总书记之时,破解苏联困境的选择并非政治改革而是经济改革。但经济改革接近3年时间,高度发育并充分成熟的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可供改革,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才转变方式,由经济而政治,更准确的说法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以政治改革为主导,由此确立。经常,我们会失去对这一转折的注意。在确定政治改革来促进经济改革之际,事实上,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极具挑战的“市场化”与“民主化”双重改革。

民主是政治改革的一种方向,而对应具体的政治改革,它当然是一种利益关系调整,尤其是权力关系的再造。戈尔巴乔夫选择的措施是:将原由苏共中央控制的国家权力,转移至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最高苏维埃。“民主”,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萌发。

这当然是一种极为精妙的制度变迁路径设计。只是,任何制度更张皆有成本。苏联的国家认同,由两部分构成,其一为国家意识形态认同,亦即社会主义认同;其二为民族认同。苏共权力的瓦解,出乎设计者意料的是国家认同的倾斜,即意识形态认同迅速下降,民族认同迅速上升。传统由国家机关强力控制的民族问题,在苏联改革之际,成为更困扰这个国家的问题来源,而它又快速导向了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方向。

至此,我们回望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改革,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异常复杂。在经济、政治双重改革压力下,更为急迫的民族问题上升为决定性因素。

国家的制度变迁,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制度变迁,当然需要付出代价,代价的大小,总是可以讨论的。1999年,叶利钦任俄罗斯总统的最后一年,他面临第二次弹劾,在国家杜马所列5项罪名里,排第一位的就是:毁灭苏联。

当然,乐观来看,苏联的解体,15个加盟共和国获得了独立,这在一般意义上也是这些国家新的开始。比如俄罗斯,在它力促苏联解体完成自身的独立之后,同样将面临原苏联的政治、经济与民族问题的挑战。并非一经独立,所有问题就烟消云散。只不过,1993年,在确定俄罗斯究竟是“总统制”民主国家,还是“议会制”共和国家之争时,军队最终又成为解决争端的唯一利器。最终达成民主制度,也不是以民主的方式,而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

关注苏联以及俄罗斯改革,对于中国媒体,实则有着这样的意味。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差不多同时进行了各自国家的改革,只是彼此的路径选择迥异,中国以经济改革为导向,而苏联以政治改革为主体。双方研究对方,互为借鉴,自是正道。那么,在这种对比里,我们该持什么态度?任何改革皆有成本,无论中国与苏联,没有例外。只是成本大小,以及由谁来支付,才是我们需要重视之处。

回到苏联以及俄罗斯民主化改革的历史过程之中,所谓改革成本,实则是由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来承担的,谁也无可逃遁。那么,由此而观,任何改革,如何发现社会共识,明晰改革成本,选择适当道路,并且形成社会共识,才是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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