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1日星期五

笔阵:摆脱受害者身分的阅兵

【明报专讯】上周四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的历史意义显而易见:中国史上第一次在抗战纪念日举行阅兵;第一次有外国军队参与;习近平第一次以国家主席身分检阅解放军部队及登上天安门城楼发表谈话。除了历史的重量,整件事还有深刻的文化含意。简言之,今次阅兵是中国罕有地以胜利者的高姿态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习近平在讲话结束时喊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固然是胜利者发出的呼声;在讲话中强调中国"永不称霸"更等于默认中国有称霸的条件,这本身就流露出霸气。

"永不称霸"即有称霸条件

这样的举止不但与世人心目中的中国人性格截然不符,也彻底颠覆了中国人是弱者和受害者的文化身分和自我形象。历史学有所谓"历史循环"(historic recurrence)的概念,指某些主题、事件和大叙述,周而复始地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出现,例如教会与政府的斗争、宗教与科学的冲突、权力的更迭与盛衰等等。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在它的历史中一个反覆出现的主题是祖国永远是受害者。

的确,在近代史上,中国人最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一刻,并非国家站在道德高地上做对了什么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事情,而是国家遭侮辱、受压迫和被侵略的时候(not when the country is right, but when the country is wronged)。

久而久之,在中国人的国家想像中,祖国变成了永远的受害者(the eternal victim)——她的尊严、领土完整,甚至安危,时刻需要人民的捍卫甚至牺牲。美国的开国元勋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说,要活得自由,就要随时随地、没完没了地提高警觉(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对于中国人,随时随地、没完没了地提高警觉却是爱国的代价(the price of patriotism is eternal vigilance)。

没有作恶行凶者,就没有受害人。在中国,对加害者的仇恨是一种国家批准甚至鼓励的仇恨(state-sanctioned hatred),也是一股能够释放社会凝聚力的强大政治动员力量。

中美国歌大异其趣

这解释了为何在太平盛世的今日,我们每天听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仍然是完成于1935年抗日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作品号召人民"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万众一心"地做"血肉长城"。可堪玩味的是,进行曲的第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第三句才提到"中华民族",可见敌人、外来的威胁乃建构中国人身分的关键。

这与美国国歌《星条旗之歌》(The Star Spangled Banner)可说是大异其趣。同样写于国家的危急存亡之秋(1812年美国正为她的独立而战),《星条旗之歌》歌颂的是一种无悔牺牲的民族自豪感(national pride)。美国让美国人"引以为荣",因为她是"自由之邦"(land of the free)和"勇者之家"(home of the brave)。在这首令中国人听得百感交集的美国国歌中,敌人只在暗示、隐喻中出现("激战"、"烈火熊熊,炮声隆隆"),它的中心意象是一面"在黑夜过后耸立"的美国国旗。

中国是一个有13.6亿人口的多元民族,再加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国家想像已经缺乏说服力和感召力,政府要培养人民的民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实在殊不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下,抗战的回忆和反日自有其不言而喻的功能性;更何况在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下,爱国从来都是最具合法性的价值。问题是倘若我们只能在一个充满仇恨的语境里,才愿意由衷地对国家说一句"我爱你",这不是一种难堪和悲哀吗?

这次阅兵为中国人摆脱受害者的身分走出重要一步。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向全世界宣布自己不再是受害者的同时,也表明绝不会做加害者,将自己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加诸别人。这不是外交或者公关辞令,而是从痛苦的经验中得到的教训(bitter 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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