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1日星期五

康定级巡防舰

康定级巡防舰

康定级的四号舰昆明号(FF-1205)。康定级刚服役时,舰体载台的技术水准在亚洲各国海军中名列前茅,

可惜背负着弊案原罪使其恶名大噪,而且 由于弊案阴影使后续装备升级计划完全停滞至今。

──by captain Picard

舰名/使用国康定级飞弹巡防舰/中华民国
承造国/承造厂法国/Lorient shipyard, DCN
排水量(ton)标准3100

满载3680

尺寸(m)长125,宽15.4,吃水4
动力系统/轴马力CODAD

SEMT-Pielstick 12 PA6 280 STC柴油机*4/20800 

双轴 双舵

航速(节)25
续航力(海里)7000(15节)
侦测/电子战系统DRBV-26D Jupiter-II 2D长程对空搜索雷达*1

Triton-G G频中程对空/平面搜索雷达*1

Racal 20V90航雷达*2

Matra Dagaie MK-2干扰弹发射器*2

声纳Alose整体声纳系统,包括:

Thomson Marconi TSM-2633 Spherion-10B主/被动舰首声纳*1

Thomson Marconi  ATAS(V)3 主/被动拖曳镇列声纳组(包含VDS主动可变深度声纳与Lamproie被动拖曳阵列声纳 )

射控/作战系统Thales Tacticos战斗资料系统

Thales Castor-2C I/J频射控雷达*2

Najir MK-2光电侦测仪*1

乘员176
舰载武装OTO 76mm 62倍径快炮*1

四联装海丛树防空飞弹发射器*1

四联装雄风二型反舰飞弹发射器*2

Bofos 350PX 40mm 70倍径快炮*2

MK-15方阵近迫武器系统(CIWS)*1

三联装324mm MK-32鱼雷发射器*2(使用MK-46鱼雷)

舰载机S-70(CM)-1/2反潜直升机*1
姊妹舰共六艘
舰名安放龙骨下水时间服役时间
FF-1202 康定1993/8/261994/3/121996/5/24
FF-1023 西宁1994/3/141994/11/51996/10/12
FF-1205 昆明1994/11/61995/5/131997/2/26
FF-1206 迪化1995/7/11995/11/271997/8/14
FF-1207 武昌1995/7/11995/11/271997/12/16
FF-1208 承德1995/12/271996/8/21998/316

 


 

前言

无论是清末李鸿章建立的近代海军,或者民国初年的海军,许多舰艇都购自欧洲。自从二次大战之后,海军全盘"美化",而这六艘衍生自拉法叶级(La Fayette class)的法制康定级舰,则是台湾海军主战水面舰艇阔别欧系数十年后首度续前缘。可惜这桩美事在 佣金回扣、尹清枫命案的阴影下,已经成为海军史上最大的阴影;至今,六艘康定级巡防舰已经是家喻户晓,可惜一提到她们,第一个让人想到的都是弊案。

前身:PCEG

康定级源于中华民国海军的"光华二号"计划,目标是获得一种1500ton级飞弹护航巡逻舰(PCEG)。而PCEG的起源又可追溯到1970年代下半,即将与美国断交的中华民国试图构建第二代水面舰队的计划。,在1976年8月,正在规划新一代水面舰艇的中华民国海军总部提出近岸巡逻艇(PB)计划,打算用来替代山字号与太字号等二线巡逻舰艇,然而PB的舰体规模只与江字号(300吨级)同级, 而且没有空间安装反潜武器,评估后认为作战能力与耐航性能都不足以满足要求。因此,海军总部修改提案,在1978年1月提出PCEG"近海巡逻舰"的构想(这是PCEG首度出现),排水量 比PB放大一倍以上(600至800吨级),兼具水面巡逻与一定程度反潜能力,航速25到30节 ,必须在六级海像以内航行,武装包括一门76mm快炮、一座双联装40mm快炮、四枚反舰飞弹、两座MK-32 324mm鱼雷发射器、一座反潜刺猬炮等武器 。当时海总正规划筹建第二代的海军作战舰艇,包括担任主力的一级舰PFG(巡逻巡防舰)以及PCEG;由于估计每艘PFG一级舰要花费6000万美元,无法建造足够数量一比一汰换阳字号,海军总部在1978年3月 曾评估将PFG与PCEG合并为单一舰种 ,排水量限制在1000吨级以内,但由于两者任务需求与装备都有颇大的差异,硬要合并显得不切实际,所以最后仍分别处理。

在1978年7月下旬,国防部指示海总优先进行成本较低的PCEG,之后才视情况处理PFG,因此海总重新审视规划此案。在1978年7月24日,国防部针对PFG与PCEG发文给海总时曾提到,是否继续进行先锋案(即美国Tacoma厂研制的龙江级飞弹快艇),或者改为以色列SAAR型;此时以色列正在建造本国的SAAR 4.5大型飞弹快艇(450吨级),而当时国防部提到的SAAR极可能是SAAR 4.5的放大衍生型。在1979年,PCEG构想继续演进,排水量放大到800至1000吨,原本打算配备一座双联装40mm快炮改为二座(40mm或35mm),反舰飞弹也从四枚增至六枚 ,战斗系统则在美国汉纬(Haneywell)的H-930 Mod2(用于先锋计划龙江级飞弹快艇)以及以色列航太(IAI)的RESHET(用于阳字号的武进二号升级计划)之中择一,都是当时海总手中现成的系统。同时,海总也将PCEG的中文名称从原本的"近海巡逻舰"改为"飞弹护航巡逻舰"。在1979年9月,海总提交"研建飞弹护航巡逻舰(PCEG)作业需求意见书"给国防部,并获得参谋总长宋长志批准,将PCEG的筹建纳入1980至1984年度的施政计划。 在这份报告中,海总估计首批PCEG以建造两艘来计算,每艘含装备、料件、后勤补保的成本约4100万美元(约14.76亿新台币),首舰研制阶段的设计顾问费约600万美元(由于国内中船等机构缺乏设计经验与所需资料库,因此基本设计与合约设计工作需交给国外设计顾问公司协助,再由中船聘雇1至2名顾问在国内进行细部设计),整体设计费用800万美元。

此时PCEG打算用以色列造船公司(ISI)提案的Q9035型(可能是SAAR 4.5的放大衍生型)作为发展目标,并且打算比照先前先锋计划(龙江级飞弹快艇)的模式,首艘在以色列建造,后续舰转移至台湾建造。依照Q9035方案的PCEG舰体长77m,宽8.4m,吃水4.2m,满载排水量粗估863吨(如实际完工应会超过1000吨),采用复合燃气涡轮与柴油机(CODAG)推进系统,主机包含一座GE LM-2500燃气涡轮(出力18220马力)以及两具西德MTU柴油机(单机功率5700马力),燃气涡轮与柴油机并联输出的总功率约30000马力,最大航速可望高达40节,续航力4480海里(以18到20节速率航行),编制55到60名人员。舰上的电子装备包括IAI的EL/M 2208对空/平面搜索雷达(有效距离65km)、ORIN-10A火炮射控雷达(此为较老式的圆锥扫瞄雷达,易受到电子干扰,当时以色列正在研究单脉冲版本,并口头承诺可用于PCEG上)以及该公司整合的电子战系统(阳字号武进二型就使用RESHET以及EL/M 2208雷达),战斗系统为IAI的RESHET(台湾另外考虑H-930 Mod1系统),声纳系统此时尚未决定(可能考虑以色列EDO-7860或美制AN/SQS-56)。RESHET以一部FCDC电脑为核心,具有一座TDA目标显控台(PPI)来追踪水面或空中目标,同时间能对一个水面目标实施追踪(Track While Scan,TWS);RESHET结合EL/M 2208搜索雷达、ORIN-10A追踪/射控雷达与一座OG-90D光学瞄准仪,从EL/M 2208发现目标、指派ORIN-10A追踪/射控雷达对目标实施追踪与锁定、射控解算至武器备便发射,约需8至10秒反应时间,系统对空精确度约3米位。舰上武装包括一座OTO 76mm 62倍径快炮、两座40mm快炮、六枚天使二/三型反舰飞弹、两座MK-32三联装324mm鱼雷发射器(使用MK-44/46鱼雷)、一座375mm双联装反潜臼炮等。

此外,在1978年下旬,美国Sperry(后来成为Unisys)等厂商也透过前美军在台协防司令部司令贝善谊中将(Beshany  Philip)等人脉,向台湾提出Sperry的MK-92射控系统,以及当时美国正为沙乌地阿拉伯设计的1000吨级Badr级飞弹巡逻舰 (当时正准备展开建造,另有专文介绍),希望获得海总的青睐。 在1978年11月,贝善谊中将主动接洽台湾驻美采购服务团军资组组长温哈熊少将,推销MK-92射控系统,并提到能设法取得当时正在Tacoma厂建造的Brda级巡逻舰的蓝图,价值50000美元。因此在同年12月,台湾海总也要求驻美海军武官室搜集Brda级巡逻舰的性能参数,以评估是否采购Brda巡逻舰的蓝图。不过,由于美国与中华民国刚刚在1978年断交,而台湾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技术交流(包括天使二型反舰飞弹与配套的射控系统等)正在升温,因此台湾国防部在1979年上半仍然批核用以色列的Q9035型作为发展目标;尔后在1979年9月26日,贝善谊等人在国防部向参谋总长宋长志简报Badr级巡逻舰,海军总司令邹坚也率领海军相关军官参与。此次简报后,宋长志裁示海总,对采用以色列设计的PCEG与Brda级飞弹巡逻舰(当时海总称之为PCG)进行分析比较,针对舰体设计、系统装备、性能与获得可行性方面进行比较,报告评比认为PCEG满载排水量比PCG略大,其速率、续航力与耐波力应优于PCG,筹载余裕(约75公吨以上)也高于PCG;不过PCG是业已完成的设计,风险低于还是以色列厂商纸面方案的PCEG,而且报价也比PCEG便宜(这是因为以色列主要以德国马克计价,而当时德国马克比美元强势;此外PCEG需要从头设计 ,研发成本与风险较高,而且由于航速高于只有30节左右的PCG,舰体结构势必较为昂贵);以研制首舰的价格,PCG当时估计为5000多万美元,而PCEG就达到7000万美元以上。可获得性方面,无论PCG与PCEG都有不同的困难与隐忧:PCG由美国设计建造,考虑到美方与中华民国即将断交,后续系统和装备的取得变数很大,舰上的美制MK-92射控系统也很难依照台湾方面的需求进行变更与扩充 ;例如PCG配备鱼叉反舰飞弹,当时美国拒绝出售台湾,台湾势必得自行设法在舰上加装国产的雄蜂反舰飞弹系统,但很难与MK-92整合。而以色列设计的PCEG则卡在敏感的以阿关系,当时中华民国与沙乌地阿拉伯尚有邦交且关系良好,而沙乌地阿拉伯方面对于台湾与以色列的军事技术合作(当时被台湾列为机密)十分关切。

在1979年7月,蒋经国总统正式批准海军总部发展一级舰PFG,称为忠义计划,这等于是推翻了一年前国防部指示优先进行PCEG的裁示。由于海总已经集中人力与经费进行忠义计划,加上无论是以色列或美国方面都有不少政治顾虑,PCEG的进度自然随之放缓。在1983年6月,参谋总长郝柏村以"资大、风险大、效益未定"为由,终止了忠义计划,并将海军总部筹建二代舰兵力的方向从在国外厂商协助下自行主导开发,改成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现成设计。因此,海总在忠义计划结束后立即成立光华计划小组,在国际间寻求适合的设计;其中,"光华一号"是原先PFG一级舰,排水量设定增加到3000吨,而"光华二号"则为原本的PCEG二级舰,此时将排水量放大到1500吨。

虽然PCEG不断有放大的趋势,然而当时参谋总长郝柏村一开始似乎仍青睐较为小型的舰种,也印证了早期郝柏村"反对大海军主义"的信念。 依照郝柏村(时为参谋总长)的"八年参谋总长日记",在1983年5月26日刘和谦上任海军总司令后第二天,郝柏村就曾对刘和谦提及"二代舰需审慎决定,应参考南非案及以色列案",显示早期PCEG参考以色列SAAR-4/4.5的可能性极高 ;南非海军装备购自以色列的总理级(Minister class) 450吨级飞弹快艇,是以色列SAAR-4型飞弹快艇的衍生型 。

 

峰回路转的选择过程

根据当时台湾海军总部承办军官的"光华二号计划大事日志",光华二号的投资计划系从1983年6月27日开始执行。与较高档的"光华一号"计划中的三、四千吨级主力巡防舰(即成功级飞弹巡防舰)相较,"光华二号"的吨位、等级与成本较低,以多于前者的数量来弥补前者的不足 ;而PCEG设定的1500ton排水量则是能在台湾海峡恶劣海象下全年有效运作的底线吨位。光华一/二号将以高/低搭配的方式,构成海军新一代的骨干兵力。在最初的计划中,"光华二号"预定筹获16艘 飞弹巡逻舰,加上"光华一号"的8至12艘三千吨级巡防舰,构成新一代海军的主战兵力。

光华二号 评估的设计包括韩国(HDF-1150与HDF-2000)、美国、阿根廷、比利时、西德(MEKO 140)、新加坡(Vosper的Type 75)、乌拉圭等 。 此外 ,据闻当时以色列还希望台湾能加入该国正进行的SAAR-5型巡逻舰计划来分摊研发成本,此种新一代小型巡逻舰当时还在美国设计中;虽然SAAR-5技术先进新颖,不过美国基于事出敏感 (为以色列研发舰艇),并不同意台湾介入,加上考虑到可能得罪当时与台湾尚有邦交的沙乌地阿拉伯, 因此始终当作备而不用的选项,甚至不列入海军在民国七十七年向立法院提出的光华二号报告中,以免泄漏台湾与以色列的关系(当时这是高度机密);而SAAR-5高昂的造价也令人却步,当时首舰不含测试经费的报价已经高达3.6亿美元,比后来法国的拉法叶还贵。在1984年10月29日,刘和谦将第一份关于光华计划的高低搭配方案提交参谋本部, 其中光华一号选择德国MEKO 360(排水量3600吨),光华二号则选择同系列的MEKO 140巡逻舰 (1500吨级)。然而,当年西德政府始终严拒台湾任何军购要求,如透过阿根廷(曾获得西德政府授权生产MEKO 360、MEKO 140与TR-1700潜舰)等中间国代造,也无法取得西德原厂的最终使用国证明(End User Certification),后勤补保根本无从维持。在MEKO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光华二号的目光转向了韩国的蔚山级。

由韩国制造的蔚山级不仅机动性佳、反水面火力强大,而且当年台湾与韩国尚有邦交,较无输出许可的问题。在当时韩国海军派遣访问台湾港口的舰队中,就包括一艘蔚山级 ;而海总也在1986年先后派人访问韩国并实地考察蔚山舰,第一次由副司令李用彪带队,第二次由刘和谦本人亲自出马 。蔚山舰由于机动性极佳、水面战力强大、后勤供应较无疑虑等优势,随后获得了刘和谦所领导的海总的大力支持;在刘和谦卸任的1987年6月之前,"台湾版"蔚山级的设计已经大致定案,采用衍生自武进三型的H-930 MCS-1/2模组化战斗系统,并且变更了许多武器配置,包括纳入国产雄风二型反舰飞弹等,详见"台湾采购蔚山级事略一文"。未料1988年6月底联合报首度披露海军准备采购蔚山舰,稍后10月海军向立法院提报此一决定后,国内舆论对此决定产生强大的反弹声浪 (立法院甚至有立委扬言倒阁),海军内部也是激烈辩论 (例如接替刘和谦的叶昌桐司令曾批评蔚山是"二、三流的船");一方面,差不多与韩国在同一时间开始培植造舰计划的台湾,却得跑去向韩国购买,台湾人民普遍对韩国没有好感,这样的决议当然引发了强烈的民族情绪 。就 技术面而言,韩国造船工业才刚起步,蔚山级是韩国自力设计造舰的早期作品,由于缺乏经验,基本舰体结构、航行特性与机电系统整合是否可靠无虞,难免让人缺乏信心;当时韩国只有六艘蔚山级成军,台湾却一口气要下16艘的 订单,以致于舆论还出现"是否要以台湾的操作经验,作为韩国后续改进依据?"的疑虑 。此外,蔚山级着重于高速机动与水面作战,其防空与反潜能力则相当贫乏。台湾海军方面甚至有人认为以蔚山级的设计,除非此案明显有助于维系台韩邦交,或者藉此取得若干先前美国不肯放行的武器系统的输出许可,否则根本没有太多意义,"中船自己多花两年, 也可以做出跟韩国一样的东西"。接着,海军在立院强大的压力下修改采购规格, 于1988年11月将韩方的承制量由六艘减为二艘(也就是十四艘由中船建造),韩方因而拖延报价。

就在1988年12月,法国前参谋总长拉卡斯将军前来访问,主动向台湾推销2160ton的F-2000型巡防舰 ,并邀请参谋总长郝柏村等人访问法国,这是法国与光华二号产生关连的开始。先前沙乌地阿拉伯向法采购了F-2000型舰,名为麦地纳级(Madina calss) 。依照郝柏村"八年参谋总长日记"记载,在1989年3月8日,时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直接告知某为蔚山舰游说的立委,不向韩国购买PCEG的理由与考量,显示法方前来推销的短短三、四个月内,郝柏村似乎已有定见,将转向法国购舰,而不向 韩国购买蔚山级。 然而随后在同年5月17日郝柏村于第165次军事会谈向李登辉总统报告时,却仍提及"...另约一千余吨级之PCEG舰,系经多次审慎评估而委请韩方建造...."并获得李登辉核可,似乎显示此时郝柏村心中的"定见"还没有正式成为台面上的决策。

在1989年3月13日,台湾退役海军中将卓祖馨带着法国造舰局(DCN)总工程师普卓(Pujol)少将等法方代表至海军总部向台湾简报法国军舰。在1989年5月5日,郝柏村应德国厂商的邀请赴欧洲访问,首站抵达法国时,普卓少将立刻将法制巡防舰的资料交给郝柏村。在5月8日,也就是立法院决议韩方承造蔚山级的量不得超过二艘(其余全部由中船组装)的同一天,在法国的郝柏村 亲自拍发电报,指示向韩采购蔚山舰"稍事拖延,勿有所定论",而叶昌桐总司令便令舰管室签文"遵照办理"。由于台湾方面着重反潜性能,法国便建议台湾采购其最新设计的三千吨级FLEX-3000巡防舰,也就是法国海军本身采用的拉法叶级(该级舰的第一艘拉法叶号(La Fayette F-710)当时正在建造)。拉法叶级是世界上第一种全面采用匿踪设计的军舰,设计理念、技术层次远较蔚山级 或光华一号的派里级先进,着实让当时参观的台湾人员大开眼界,见识到什么是当代最尖端科技。在1989年6月25日至29日,法方普卓少将率领Thomson-CSF与DCN的人员在法国驻台代表的陪同下,向海总与中科院进行简报,内容包括FLEX-2000与FLEX-3000,这是双方执行阶层的首次正式接触;此后台法双方正式建立军舰购案的专案,称为喝采(Bravo) ;而为了保密,台湾海军在此案先期执行阶段的文件中,都以"B国"作为法国的代号。在此次会报中,法国方面首先提出FLEX-2000的报价 (监院将之视为法方的第一次参考报价),每艘为12亿2500万法郎,而法方表示"FLEX-3000比FLEX-2000贵一些"──根据2001年台湾监察院报告,雷学明在同年9月25日表示FLEX-3000只比FLEX-2000贵0.69亿新台币。然而 在帐面上,当时海总仍做出"先韩后法"的决定,正选目标仍是蔚山,利用法国FLEX-2000当备案,提高姿态,迫使韩方接受台湾的条件;如果双方仍无交集,就正式转向法国货。因此,舰管室在七月初还是照样请韩方提出蔚山舰的报价。

在1989年9月2日,海总派出以雷学明为首的六人小组(包括雷学明、沈方枰、张瑞帆、康世淳、郭力恒、程志波) 赴法国与沙乌地阿拉伯考察,其原始目的仍是考察F-2000,包括在沙国参访已经完工的F-2000实舰。在法国强力推荐FLEX-3000之下,六人小组在9月9日决定听取档次与光华二号计划不太相符的FLEX-3000的技术简报(这个"姑妄听之"的举动也成为日后监察院报告开刀的部分) 。与FLEX-3000相较,FLEX-2000并未着重反潜性能,舰尾直升机起降设施只能容纳7ton级直升机,无法配合台湾当时新购的10ton级S-70C-(M)1反潜直升机,也没有刻意强调主机的减噪措施;此外,虽然FLEX-3000报价高于FLEX-2000,但FLEX-2000当时已经停产,如果要重开生产线,再配合 台湾反潜需求来改善静音能力以及修改直升机起降设施,总成本就不见得比较便宜。六人小组在9月18日返国,当天下午就向叶昌桐提报;当时六人小组认为法国舰艇无论是技术水准、装备性能、技术转移条件等都优于韩国蔚山舰,因此对于采用韩舰抑或法舰就不需再考虑;唯一的悬念就是到底要选择最初属意的F-2000,抑或法国稍后大力推销的FLEX-3000,而六人小组建议同时将F-2000与FLEX-3000列入规格与价格概估,此时拉法叶才首度成为光华二号的正式选项。六人小组随即在19日向海总一级主管进行会报,会议中几乎全部的海总都决定就拉法叶而舍F-2000,并于9月22日向郝柏村提报,随即获得批准。 此外,法国政府亦在9月1日发下第一张对台军火输出许可,内容包括FLEX-3000。

在叶昌桐上任海军总司令、拉法叶级又获得郝柏村(1989年12月转任国防部长)青睐等情况下,蔚山舰几乎到手的订单就此不翼而飞。

造舰案的执行

即便是对象已定,此一采购案的执行方式也是经过多次改变。在海总决定由韩转法之后,法方也改由隶属法国政府的法国武器材料公司(Societe Francaise De Materiels O'Armement,SOFMA)作为对台湾报价、协商的对口单位,SOFMA统筹管理法国对外军售的报价、谘询、行政事物、供货、报关、金融周转与后续事项等工作,堪称法国军火工业对外出口的"介面"。

在2000年代陈水扁上台、宣布审理拉法叶弊案时,期间每次修订与变更,都被拿来以放大镜检视;以下便列出Bravo案的历次主要变更以及遭到监院特调小组质疑的理由:

第一次报价(A案)

在1989年10月6日,法方首度针对FLEX-3000对台湾提出参考报价(监院称之为法方第二次参考报价),每艘FLEX-3000舰体载台10.22亿法郎(由法方建造),加上侦搜系统为3.26亿法郎,故合计13.48亿法郎,计入包括零附件、试航等所有附带费用后,每艘为14.56法郎;如果由中船建造,则包含由法国提供物料以及相关权利金、技术协助费用,每艘约10.91亿法郎(不含中船方面的组装成本)。2001年监察院报告中认定,第二次参考报价文件附录三中,详列的侦搜仪器项目与1991年8月31日中法双方合约之侦搜仪器细"几乎一致",此外在同年11月23日Thomson、DCN及SOFMA公司联名向法国军品出口委员会(CIEEMG)申请出售FLEX-3000无武装侦搜型舰给台湾,六艘总价为114.54亿法郎;CIEEMG以法国国防部军务副部长担任主席,并由外交部、经济财政部、国防部、厂商代表等组成委员,足见此一报价的"权威性",加上当时台湾尚未正式决定以法舰取代韩舰,仍须进行价格竞争,故监察院认为此一数字"价目详细、极具参考价值"。 法方报价之后,台湾海总在1989年11月9日提出第一次修正的光华二号投资纲要计划,以六艘法造、十艘在台组装(即先前蔚山舰的采购数量),每艘拉法叶舰预计花费83.91亿新台币。

法国在1989年12月23日正式提出第一次报价,售予台湾六艘配备法制装备的完整FLEX-3000,全部在法国建造 ,总值约109亿800万法郎,其中含权利金、技术费,舰存零附件、管理等约78亿法郎,岸基中心、训练、管理、岸存零附件等合计约20亿法郎,平均每艘由法方建造的整舰成本约18.18亿法郎,无论是舰体价格、侦搜系统、测试调机、零附件项目等比两个月前的第二次 参考报价有所增加,并纳入由中船装配船段方案的成本计算,整体而言较两个月前的第二次参考报价增加约50%,这就是所谓的"A案" 。

在1990年1月4日,台湾海总提出第二次修正的光华二号投资纲要计划,仍为六艘法造、十艘在台组装,每艘编列84.5亿新台币。事后监察院的报告认为法方第一次正式报价比第二次参考报价涨价甚多,每艘船舰本身成本增加约2亿法郎,其他零附件、岸基中心、训练等项目,平均每艘涨价3亿法郎,然而第二次修正投资纲要却暂时不列中船组装的成本,以致于平均每艘只比第一次投资纲要增加0.94亿新台币,认为"既然仍包含中船组装,岂可删除中船费用",故海总有"隐瞒法方涨价之嫌"。 此外,监院在2001年6月11日约谈前国防部计次室次长刘赤忠,关于光华二号第二次修正投资纲要签呈中所提,雷学明等于1989年12月28日向刘赤忠报告赴法成果时,刘赤忠指示:"…预算编列应以韩案(蔚山舰)1152.16亿元新台币十六艘(每艘72.1亿)为参考底线",而刘赤忠表示雷学明未将法方1989年12月23日第一次正式报价详情告之,并表示"本人退役前(1990年12月)始终未见该案有关价格,或系分纲要计划等送本人转核…"。 实际上,由于拉法叶与蔚山舰根本不是一个档次,雷学明不可能采用蔚山舰的报价数字用于拉法叶上。

输出许可的取消与恢复

 稍后法国密特朗政府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 于1990年1月取消拉法叶舰的输出许可。之后,陆续有七、八个欧美船厂有意取代拉法叶的地位,包括光华二号的"旧情人"──韩国蔚山、义大利狼级或德国厂商。而当时造舰管制室自己也有规划备案,这些包括:造更多成功级(由于美国只售予 台湾八套成功级所需的战斗系统与装备,因此额外的成功级势必得另觅武进三等新战斗系统)、向以色列购买SAAR-5(首舰不含测试费用的报价就已经超过拉法叶,且舰体过小装备过多,恐难适应台湾周边海域之恶劣海象)、重开忠义计划,甚至有人提出取得二次大战的佛莱契级蓝图装备武进三系统等(与其如此倒不如回去买蔚山)。然而大部分的计划不是局限于输出国许可无法取得,就是还得另起炉灶。至于 卷土重来的蔚山舰,海军反应十分冷淡,一向对蔚山舰无甚好感的叶昌桐,甚至在1990年4月明确批示:"应正告(为韩国现代厂关说的立委)韩案之技术水准比之其他新设计略逊"。然而,海总极力设法克服对法购舰障碍,而 却没有立刻转向其他方案,日后也被监察院指为"自限商源、作风可议"。

在法国中止输出许可之后,台湾海总仍在1990年8月27日提出第三次修正版光华二号投资纲要,每艘编列101.46亿新台币,同年10月8日再提出第四次修正版投资纲要,每艘102.93亿新台币,两者都是以六艘法造、十艘在台组装为基准。这两次投资纲要计划预算增加,主要理由是反应当时汇率变化(法郎对新台币由1:3.62成为1:4.5);监察院则认为,该年(1990年)1月与9月间之汇率变化,法郎对新台币系由1:4.53改为1:5.17,若以真实汇率计算,以法方在1989年12月23日的第一次正式报价,每艘付给法方的建造费用,即超过此投资纲(第三、四次)要成军价格甚多,而且前次修纲暂不列中船劳务费用,此次为何指称"中船要求增加工资","修纲过程之紊乱不实,历历在 目"。

拉法叶方面,台法双方都不愿意轻易放弃好不容易谈成的生意 ;山不转路转,台法双方化整为零,首先努力降低此案官方色彩。最初接洽时,法国军方人员穿着军服,大摇大摆地在海总附近出没;但从全案取消后的1990年六月起,台湾海军的对口联络单位就由法国DCN造舰局改为国营的Thomson公司,DCN另外成立分公司DCNI(I为International),台湾方面则由开始参与本案的中国造船厂充当海军的白手套,全案遂由"政府单位对政府单位"变成"政府单位对法国厂商"。此外,原先六艘拉法叶由法国完全承造,改为船段由法国建造、运至台湾的船厂组装,降低"法国军售台湾"的敏感 性。除了降低官方色彩,海军也开始透过经济部向法国联系,将拉法叶案与其他经贸关系连结在一起,试图透过拉法叶案全面提升台法关系。而法国也绞尽脑汁打通中国这个最大的关节;当时法国对 中国还有一种"晓以大义"的说词:当年冷战刚刚结束,法国国防工业陷入空前的萧条,如果没有台湾的订单,DCN恐怕就得关门大吉;而法国是当时除美国以外,西方世界里国防工业最完整的国家,如果法国国防工业垮了,西方只剩美国独大,这当然不是 中国乐见的状况。当时法国洛里昂市(DCN洛里昂厂所在地)曾经访问台湾,一在向台湾强调拉法叶舰的交易没有问题,只是需要时间解决中国的抗议。果然,法国做到了; 在1991年6月5日,法国内阁总理克瑞松夫人(Cresson)召开跨部会会议,讨论售台"监控性舰艇"的相关事宜,会议纪录显示法国政府议定六艘拉法叶舰约100亿法郎,与1989年12月23日法方的第一次正式报价(109亿800万法郎)相去不远。 在1991年6月12日,法方恢复对台湾输出FLEX-3000的许可。在6月25日,北京与巴黎当局为拉法叶购舰案发表一份公报,法国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并同意拉法叶案"不意味与台湾官方发生关系";换而言之,此案已经得到 中国默许。

日后Thomson公司雇用的军火掮客Alfred Sirven因"喝采专案"的佣金纠纷、在瑞士仲裁法庭与Thomson集团对簿公堂时, 首度透露了法国打通中国关节的内幕。在1990年1月密特朗取消拉法叶输出许可之后,Thomson集团透过美籍华人掮客爱德蒙.关(Edmont Kwan) 与台籍女子刘莉莉,重金贿赂中国党、政、军高层相关人士以求放行 。而这些用来向中国高层"打通关节"的成本,很可能都在随后台、法签署建造合约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台湾身上。 此外,Thomson集团还提供拉法叶型相关技术资料给中国,作为中国放行的交换条件之一;在1990年,Thomson集团曾派遣三名工程师,带着80公斤关于拉法叶舰的技术资料(含雷达、战斗系统等),向 中国60名技术专家做简报。 尔后又有民进党籍人士披露,Thomson集团在1990年与中国签订密约,除了向中国进行拉法叶舰的技术简报外,还包括出售雷达、飞弹以及建立军事合作转移协定等等;甚至有种说法表示, 法国在交舰前夕,还安排本身海军的拉法叶舰前往香港访问,让中国的南海舰队有机会仔细研究该舰的雷达、红外线匿踪特征。

有了先前一度触礁的经验,为了降低敏感度,避免过度刺激中国,台法双方此番改以 "多用途侦搜舰"名义来进行拉法叶舰案; 法方先出售拉法叶的舰体与侦搜、电子装备给台湾,而不包括武器系统;原本台法双方打算军舰交易成行之后,再视情况另以名义出售舰上武器系统给 台湾,然而在1993年底尹清枫命案爆发后,台法双方管道中断,购入法制原装武器立刻化为泡影,于是日后台湾海军只能以手头上现有的武器装备拉法叶舰。

第二次报价(B案)

在早先的1990年7月1日,法方曾针对六艘舰艇全部由法方制造船段、交由中船进行组装的方案提出粗估价格,当时估算为111.48亿法郎,平均每艘18.58亿法郎, 此一方案并不包括将船段运至台湾的运费、法方技术转移给中船与协助建立产能、中船组装费用以及过程中法方进行的技术协助等部分;不过在日后监察院报告中, 以"若真有此次报价,为何在1990年年8月27日与同年10月8日的第三、四次修纲时均未引用?"为由,不予采信。 根据"光华二号计划大事日志",在1991年6月6日,也就是法方即将恢复对台出售拉法叶舰之际,台湾海总集合对法议约小组,由雷学明担任小组长,开始 准备进行相关签约事宜;议约小组总共分成合约、载台、战系、整体后勤支援、行政等分组,由议约小组长雷学明作任务提示, 各分组展开合约、规范研审作业。

在1991年6月15日,法方造舰局副局长卡特南中将在雷学明的陪同下会见海军总司令叶昌桐 ,报告法国同意恢复签发拉法叶舰的出口许可及未来议约事宜;而在同日,雷学明也向参与小组宣示,奉叶昌桐司令指示, 首批六艘的采购合约预定在6月30日磋商完毕,且未来将另外增建10艘同型舰。同样在6月15日下午,理律律师事务所律师陈长文及助理李永芬随即协助海总议约小组,准备相关磋商事宜。 在6月18日,海军相关单位呈送第五次修正的"光华二号计划投资纲要计划",根据前述这份监院所谓"来路不明的报价"为基础, 包括法方制造船段、中船组装,并增加技术转移、技术谘询、船段海运费用(含包装、船运、保险等)、中船组装等成本, 暂时将每艘舰艇成本定为新台币109.28亿元,以当时国防部令颁的新台币对法郎汇率(1:5.3),约合20.66亿法郎,故前六艘总价在124亿法郎左右 ,平均每艘20.67亿法郎。在6月19日,海总议约小组继续在中科院大福营区进行讨论,当天下午雷学明首先晋见叶昌桐,随后又奉叶昌桐指示,赴国防部向副参谋总长夏甸报告议约状况。

 在1991年6月25日,也就是北京与巴黎发表公报默许售台拉法叶舰的同一天,台湾方面海军购舰小组与法国DCN副局长卡特南(Casellan)、普卓等人在理律律师事务所,正式对报价展开磋商;在此次协商之中, 双方达成共识,六艘舰的船段由DCN建造,前两艘在DCN技术协助、监督下于中船组装,并由DCN保障前两舰的品质,而后续四艘的组装工作则完全由中船负责 。经过三天协商后,法方在6月28日针对"法造船段、中船组合"的军售方案提出参考报价; 相较于1990年7月的参考报价(就是不被监察院采信那次),此次报价增加技术转移与技术协助相关的权利金、代为中船采购原物料的费用,以及法方保障前二艘品质为前提的相关船段运输费用、保固款等 ,总值155亿7400万法郎,比起1989年12月23日的第一次正式报价多出高达50亿法郎,而这50亿法郎也被监院认定是法方刻意浮报的部分。

参照6月28日的法方参考报价,叶昌桐率雷学明、康世淳等海总军官在7月4日向参谋总长陈燊龄进行简报,内容包括"参照法方于八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提供之预算概估需求, 办理修订本案投资纲要计划十六艘计新台币2303亿6800万元,平均每艘暂列143.68亿元",并于简报结束后由程志波连夜签,于7月5日提出 第六次修订版光华二号投资纲要,依照国防部颁订的法郎对台币1:5.3的汇率,每艘拉法叶舰向法方采购价为137.57亿台币,总价(成军价)为143.98亿新台币, 这是呈报海军总司令叶昌桐的数字,比两个星期前的第五次修订投资纲要大涨;然而雷学明在前日对参谋总长陈燊龄的简报中, 却参照当时新台币对法郎实际汇率,以1法郎兑换4.2新台币来计算(而非国防部颁订汇率),成为每艘109.2亿新台币。 根据日后监察院的约谈报告,陈燊龄在7月4日的简报中,觉得六艘拉法叶舰报价太贵;然而根据"光华二号计划大事日志", 陈燊龄总长仍当场裁示:"本案机会难得,不可错失,须全力推展;有关合约及纲要计划之核定由联五负责,不要公文旅行, 不可耽误时间,请联五协调各联参,尽速核定本案"。

在7月5日,海军总司令叶昌桐向行政院长郝柏村报告拉法叶案进展状况 其中,提到"按近期法郎对新台币汇率,FLEX-3000型造价(含整体后勤支援)约为每艘123亿新台币",当日叶昌桐签核了第六次修订的投资纲要。 针对7月4日与5日不同版本的报价,监察院指控雷学明利用汇差来"欺瞒长官、隐瞒法方涨价事实";而海总同一天总共使用三种不同汇率、提出三个不同的价格数字, 也成为监院指责之处。参谋总长陈燊龄在7月4日的简报后,认为拉法叶舰价格太过昂贵,在随后的批示中下达十点指令,包括"查明法国造舰局为法国海军制造的同型军舰价 格为何?请查明后作为决定价格之参考"。7月8日,海总叶昌桐等军官赴国防部向国防部长陈履安报告拉法叶购舰现况。 在7月10日,舰管室主任雷学明率程志波中校赴外交部,向外交部长钱复拉法叶购舰案进展状况。在7月12日,海总核定以舰管室名义, 由雷学明具名,邀请法国国防部军备总局局长希亚、造舰局局长卡萨本中将及汤姆笙集团总裁葛梅兹来台参加签约仪式。在7月26日,海军正式确定了议价编组,以雷学明、姚能君等人为首,开始密集开会。在7月27日,法方代表提出正式报价 (此为法方第二次正式报价),六艘总额为155.97亿法郎,平均每艘25.995亿法郎;扣除训练、岸基设施、整体后勤支援、权利金、技术资料、技术协助等附属项目,造 舰本身的费用约115.97亿法郎,平均每艘为19.33亿法郎,这个数字还包含海运相关成本,包括船段包装、运输、航运保险等。 日后监院也指责海总的第六次修正投资纲要计划,为何不等到法方在7月27日正式报价后再行提出? 根据日后叶昌桐的说法,由于6月是政府机关预算年度的最后一个月,法方又在6月底报价,如果没有赶在6月底至7月初送出投资纲要,势必得 等到下一个预算年度;先前法方已经反悔过一次,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因此海总自然会在7月4日向陈燊龄总长简报后,由参谋程志波连夜赶工完成投资纲要文件; 此外,由于当天雷学到南部洽公,所以这份投资纲要在7月5日送呈叶昌桐时,上面没有雷学明的章,日后却也成为监察院"纠正"的缺失之一。 叶昌桐表示投资纲要"不过是一份关于报价的书面资料罢了",之后双方还是要照程序议价、议约,赶工送件也基于当时客观的背景因素; 然而监察院却将这类毛病大做文章,指责"违反程序"、"粗暴草率",并当作"灌水浮报"的"重要迹象",十足的官僚作风令人叹为观止。

在7月30日,台法双方的议价人员开始开会,法方逐条说明报价结构及内容; 在同一天,舰管室载台组组长康世淳也率业务参谋赴国防部,就参谋总长陈燊龄总长核阅光华二号投资纲要计划时所提疑点,向国防部联参说明。 在8月1日,海军议约小组与法方代表在海总舰管室二楼举行光华二号计划法方报价研讨会,由雷学明主持,康世淳、郭立恒等人均与会,会中 法方提报此次报价与1989年第一次正式报价(六舰完全在法国制造)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在同一天稍后, 陈燊龄总长核示国防部计划室签呈"海军光华二号计划投资纲要计划及合约草案有关事宜"时,批注:"单价似太高应压低"。 在8月2日,海军相关人员对法方报价提出签呈; 根据法方最新报价,海总在8月5日提出光华二号第七次修正投资纲要,也是最后一次修正;相较于前六次修正投资纲要纲要"前六艘法造、后十艘中船组装", 第七次投资纲要改为"向法国采购六艘,其中包含中船组装", 每艘成军价涨为151.48亿新台币,六艘成军价高达908.87亿新台币。 在8月5日,陈燊龄批示海总时提示:"议约确实维护我方权益,尽可能压低价款"。 应参谋总长陈燊龄先前"查明DCN为法国建造拉法叶舰造价"的要求,DCN副局长卡特南在8月1日也将一份DCN为法国海军建造拉法叶 级的造价资料交给海总,每艘约16.25亿法郎,这个数字系引用自1988、1989年的詹氏年鉴,系以法方拉法叶舰在1987年的报价推算。 前述法方对台湾每艘19.33亿法郎的报价,即便扣除相关海运费用,还是比卡特南的数据高出1.75亿法郎左右──詹氏年鉴的数据应该是包含完整系统的"整舰价格",而售台的拉法叶舰却没有武装。不过 ,詹是年鉴提供的数据毕竟是粗略的参考性质,细部的整体价格因每个合约个案而经常有极大差异,例如台湾购买的拉法叶舰艇设计有相当修改,并增添声纳系统,都需要相当的额外费用 ,而这些修改细节都是在台湾确定购买拉法叶舰之后才逐步敲定的,自然不可能反应在原始报价之内;此外,DCN为本国海军造舰的成本并不计入利润 ,任何国家对外销售武器系统的价格本来就高于同款的本国自用货。 根据监察院在报告中的指控,该签呈(引自詹氏年舰的法方拉法叶舰造价)逐级呈由康世淳、王琴生、姚能君核章后, 雷学明考量如此计算所得,两者造价差距过大,若据以陈报国防部,势将遭核复修订"投资纲要计划", 因此雷学明"无视长官(陈燊龄)应压低法方价格之指示,与姚能君、王琴生、康世淳、程志波共同研议,闭门造车灌入法国洛里昂船厂利润预估一亿法郎,以及船段包装、 运输、航运保险费用预估约1.32亿法郎,如此两者之差价即缩减为0.75亿法郎"。 总之拉法叶报价节节上扬,虽然有各种名目理由,然而无可避免地成为争议焦点;由于台法双方在合约中明订"排佣条款" ,不允许任何型式的佣金存在,然而不少军火商 与政客已经在居中牵线的工作中出钱出力,因此法国方面显然应该是利用各种"正当名目"为由,在报价里变相灌入大量佣金; 然而在缺乏具体事证前,纯粹根据帐面数字,就 指控特定相关承办经手人员事先知情、蓄意渎职乃至参与其中,完全有失公正。

在8月4日星期天,台湾海军议价人员加班召开"价款分析研讨会暨议价筹备会议",提出台湾方面的最后的参考价格(底标)──147亿4338万3459法郎, 并由海军总司令签呈核示;当然,监察院也认为此一底标过高,与法方最后报价相差有限 (仅降低5%),有违陈燊龄总长"压低法方报价"的指示。 在8月6日中午,台法双方正式展开议价,历经17小时的冗长讨价还价,法方在7日凌晨四点五十分的第七次报价终于落入台湾方面底价以内,由 雷学明宣布保留决标,这就是所谓的"B案",总值146亿9700万法郎。当日法郎对美元汇率为5.819:1,因此"B案"合约总值 约25.2569亿美元,平均每艘4.2亿美元。当日台币对法郎汇率约4.64:1,因此决标价约682.67亿新台币,与第七次修订的投资纲要计划实际 编列的825.42亿台币汇之间,存 在142.75亿新台币之巨大差距,被监院认定为"浮报",之后海总却未再次修正投资纲要;而此一汇差造成的钜款在日后也消耗殆尽,亦成为监察院追究的要点。

B案的签约与后续修订的C案

在1991年8月29日,国防部核定光华二号合约草案与议价结果,并准许以中船名义与法国汤姆笙公司签约。 在8月30日,法国派造舰局长卡萨本中将、副局长卡特南中将、汤姆笙集团总裁葛梅兹等人抵台会见参谋总长陈燊龄与经济部长萧万长。 在8月31日,台法双方在台北海军总部正式签约,采购六艘F-3000船身并保留十艘后续选择权;如同前述,为了降低敏感度,六艘拉法叶舰上配备法国原装的侦搜与电子系统,但不包含武装 。每艘拉法叶分为13个船段在法国建造,运至台湾后由中船组装完成,以规避中国的政治压力。 在9月4日,海总光华二号议约小组完成光华二号计划推展现况资料并呈报叶昌桐总司令,以备向李登辉总统提报。 基于时间紧迫,此案中6艘F-3000将分别由法国造舰局(DCN)土伦厂以及洛里昂(Lorient)厂建造以缩短时程,但交由不同承包商制造船段,也导致造价水涨船高;此外,当时中船正在执行"光华一号"成功级飞弹巡防舰的建造,对于组装这批法制巡防舰可说十分吃力 。台湾海军与中船对于组装拉法叶船段的成本也缺乏共识,中船开出150万个工作小时、总价新台币93亿元的条件;而依照海总人员在接受监院约谈时的说法,如果是法国原厂组装, 法方当时回报只需70万个工作小时,成本12亿法郎,约合60多亿新台币。 此外,如果整船在法国建造,不仅可以在法国进行比较完整的性能测试(例如雷达截面积大小、噪音强度、舰体磁场强度等),接舰人员也可以获得较完整的训练。当然,依照某些说法, 改为在法国建造不仅是让法国造舰业更进一步受惠,更是为了让整个案子的执行工作都掌控在法国军工产业手中,避免台湾方面调查起疑的可能。

在1993年1月19日,武获室通知中船组装的部分喊停,台法双方 于1993年4月12日更改合约,舰体还是在法国完成(全部由DCN洛里昂厂承造),航行至台湾后再由台湾海军自行安装武器并完成系统整合;这次合约修改名为"C案",加入了法国船厂建造的12.69亿法郎费用,总值为164亿7839万7900法郎 ,平均每艘27.4639亿法郎 ,这个合约于7月3日正式签字。在修改合约之前,中船以经展开相关作业,并派遣人员至法国DCN受训。然而,日后监院调查报告指出,实际上六艘舰艇在法国组装费用达33.37亿法郎,合计新台币147亿左右,修约中仅增加约60亿新台币,是因为改由法国组装后,取消了原合约中技术资料转移、技术协助中船等价值18.55亿法郎的项目,才得到12.69亿法郎的组装款;因此纯就组装工作而言,台湾方面实质支付29.7亿法郎,约合新台币130亿左右,比中船报价还高,因此监院认为交给法国组装不仅"并未比中船建造节省",更"牺牲此关系未来 我国可自行造舰的珍贵条件"。 平心而论,除了让中船丧失累积经验的机会属实之外,监院对于是否能节约经费的评量有失公道,毕竟谁能保证中船在技术转移、产能建立到实际施工阶段,不会有任何经费超支?

在1993年,法国曾通知台湾,愿意出售原版拉法叶的完整的武器系统,但由于报价高昂,加上同年年底爆发尹清枫命案,导致 海总与武获室蒙受重创,自此没有人再敢和法国再谈进一步军购 。根据法国司法机关事后的调查,在售台六艘拉法叶舰之后,Thomson与DCN曾列出一张希望继续对台推销武器系统的清单,包括拉法叶级舰使用的F-17鱼雷、100mm快炮、电子战系统、飞鱼反舰飞弹、海响尾蛇防空飞弹、反潜直升机(包括羚羊、海豚、松鼠、超级美洲山狮等法国海军现役机种)等,以及四套Hydra2扫雷系统;此外,DCN还有意继续向台湾推销10艘缩小版拉法叶型舰,应该是法国稍后在国际市场上推出的主权级(Souverainete class),不过这一切在弊案爆发之后都化为泡影。

未成的"光华五号"二代二级舰

最初光华二号是打算建造1500吨级的"二级舰"来接替山字号,由于选择三千吨级的拉法叶而成为"一级舰",导致原本1500吨级的舰艇出现空缺。因此,日后台湾海军内部就又有重提1500吨级舰艇的计划,称为"二代二级舰",代号为"光华五号";依照若干消息,当时有意参与竞争的,包括前述法国由拉法叶级缩小衍生而来的主权级之外,还有美国新港纽斯(Newportnews)厂的FF-21巡防舰设计。 当然,坊间也有报导指称"二代二级舰"是意图再次贪污的海军集团再次出手捞大笔油水而筹画的案子。

由于台湾海军直行光华一、二号计划已经所费不赀,很难立刻再进行新型1500吨级巡防舰的计划 。以作战能力观之,1500吨级的舰艇最多只能具有较完备的反水面作战能力以及近海等级的反潜能力(很难搭载大型低频声纳与拖曳阵列声纳,只能配备较小的中/高频声纳、鱼雷以及一架反潜直升机),防空方面只够装载点防御自卫系统;通盘考量其整体效益,如果扣除例行水面巡逻任务不计,纯就正规作战考量,其反潜能力只适合在近海作业,效益有限,而且必须待在本岛战机/防空飞弹有效范围内才能存活。如果要延伸本岛防空侦测与防御范围,或者具备完整的远海反潜能力,就只能集中资源建造三千吨级以上的更大舰艇来容纳足够的区域防空或反潜装备。在近海范围内,作为反舰飞弹发射平台,便宜得多且能部署更多的飞弹快艇明显比1500吨级舰体吸引人(尤其是在预算有限、优先投资大型主战水面舰艇之后)。另外,以台湾海峡的恶劣海象,1500吨级舰艇还是很难兼顾足够的适航性与作战能力 。以上都是光华二号以来,1500吨级舰艇被认为"高不成、低不就",在海军内部始终未获得普遍支持的原因。而尹清风命案与拉法叶弊案爆发后,海军 在数年一段时间再也不敢提新的造舰计划 。在1998年,依照台湾若干新闻媒体报导,由于台湾海军向美国争取购买配备神盾系统的柏克级飞弹驱逐舰,并加入海基的TMD战区弹道飞弹防御体系,在预算排挤之下,只能搁置"二代二级舰"。

康定级首舰康定号。台湾海军以S-70C(M)1/2反潜直升机来搭配康定级。

一架S-70C(M)1反潜直升机正降落在康定级的西宁号(FF1203)上。


 

舰体设计

康定级舰以中国各地的省会命名(以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期为准),命名舰(第一艘)为康定舰,于1996至1998年陆续完工服役,分别编入海军124舰队的242战队与264战队。康定级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先进的舰体匿踪设计,舰身造型非常洗练简洁,并且带有倾斜角,避免复杂的造型或菱角。其金属结构的塔式桅杆也采用匿踪造型,并涂有反雷达波涂料,雷达截面积(RCS)比传统的格子桅大幅降低。此外,本级舰尽量将天线、装备与武器隐藏入舰身中,例如反舰飞弹发射器便采用半埋式安装,就连小艇也隐藏在舰侧舱门内。以上简洁化、倾斜化的外型设计是匿踪舰艇的必备条件,可以分散雷达波的反射,使敌方雷达接收的讯号强度降低。除了雷达匿踪之外,康定级在降低红外线与噪音等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 。与原装拉法叶相同,康定级的机库同样由轻质高强度的玻璃纤维强化塑胶材料(FRP)制造。康定级还具有核生化防护能力、完善的损管防火能力以及模组化设计等,由于已在拉法叶级一文中介绍,在此便不予赘述。康定级的前段船身与原版拉法叶级大致相同,后段机库结构则由于在两侧各装一门波佛斯40mm快炮而有所不同。此外,康定级的对空搜索空雷达桅杆在前,主桅杆在后,与法国拉法叶级相反,两者造型也不尽相同。由于康定级 的整体武装配置比法国原装拉法叶更为繁复,使得雷达匿踪能力无法达到后者的水准 。相较于源于美国海军低档二线船的成功级,康定级在设计理念上则是不折不扣的"一线舰",举凡舰体施工质量、防护设计与系统冗余度都非成功级可比;在与法国洽商购舰事宜期间,法国藉机观摩当时中船进行中的成功级建造案,便对成功级的结构建造采用"点焊"颇不以为然(拉法叶的施工为连焊),认为是粗制滥造;成功级的舰体钢板在近距离能以12.7mm机枪击穿,而拉法叶级的舰壳则需要 以20mm机炮才能穿透;拉法叶级各系统配置皆以多重为原则,而成功级则有不少 重要系统根本没有备援(例如饱受诟病的单轴推进系统)。然而,拉法叶级也因而付出比成功级大得多的单位排水量与成本。 康定级的舰体结构比成功级耐用得多,然而勤务较为吃重的却是航速快、加速敏捷且性能战力均衡的成功级,反过来说意味着成功级的结构损耗较重,这是台湾海军必须考量的议题。

康定级的动力系统与拉法叶级相同,皆为四具SEMT-Pielstick 12 PA6 280 STC 12汽缸柴油机,带动双轴螺旋桨,最大航速25节。当时法国曾提出两种出力更大的动力系统,第一是复合柴油机或燃气涡轮(CODOG),另一种则是SEMT-Pielstick的18汽缸柴油机,两种都能提供更大的出力;然而, 台湾海军认为康定级定位为反潜舰艇,不需要太高的航速,因此没有多花这笔钱 。此外,拉法叶级以三具750kw柴油发电机(设置于同一个辅机舱中)提供电力,台湾海军则要求另外增加一套功率300kw的紧急用柴油发电机,并设置在独立的紧急发电机舱中,以确保在主发电机舱受损而失去功能时,舰上的战斗系统与武器仍能由紧急发电机获得电力。由于舰上作战装备比原版拉法叶更多,康定级的人员编制便扩大为176名,其中军官为20名。据说在康定号完工返国时, 台湾海军出海迎接的警戒舰只(包括成功级巡防舰)均无法以雷达发现康定号的位置,最后是由康定号主动回报船位;不过此时康定号是空船航行,后来安装各种武器装备后,势必无法达成此一性能。不过 ,法国拉法叶级外观如此简洁的原因之一就是武装数量不多,而台湾海军面临较高的威胁强度,所以 "加料"是必然的;如果要增加武装而兼顾匿踪性,就必须把武器装备本身的造型也纳入整体匿踪考量,但这些都是需要一开始就仔细规划的事。总之,康定级舰在船体设计与装备配置上拥有90年代水准,较成功级的70年代水准更为犀利。

武器装备

如同前文所述,台湾采购的康定级并不包括武装,在无法继续获得法国原装武器系统的情况下,只好使用海军现有装备,与舰上法制战系的整合度不高。 康定级武装最令人非议之处,就是继续沿用武进一型阳字号驱逐舰的RIM-72C海欉树(Chaparral )四联装短程防空飞弹发射器;海丛树飞弹基本上是将陆军的丛树飞弹发射器搬到船舰上, 最初是越战时期美国为二线非作战勤务船舰的应急装备,最后未获采用(当时美国使用的是以麻雀飞弹衍生的BPDMS),全世界只有中华民国海军使用这种装备。海丛树与船舰系统 没有整合,作战时舰上战情室以语音无线电方式将雷达侦测的目标方位口头传给海丛树飞弹发射塔内的射手,随后的计算、瞄准与发射完全由发射塔内的射手负责,只能算是一种最简单的防空武器;此外,海丛树飞弹 衍生自AIM-9D响尾蛇空对空飞弹,寻标器灵敏度与运动性也不足以应付现代化反舰飞弹的威胁。其实,海欉树防空飞弹装在B炮位一个临时性的平台上,基座并未植入舰体内,显然只是打算作为暂时充数的装备。 扣除聊胜于无的海丛树飞弹后,康定级面临空中威胁时只能靠机库顶的美制Mk-15方阵近迫武器系独撑大局。

其他武器方面,康定级采用台湾海军常见的OTO 76mm快炮,安装在舰首A炮位的模组化树脂平台上;直升机库两侧各有一门波佛斯(Bofors)350PX 40mm 70倍径快炮,上层结构中段设有两组半埋式安装的四联装国造雄风二式反舰飞弹发射器,直升机甲板两侧则各有一组MK-32鱼雷发射器。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法方要求台湾用于康定级的所有武器都必须是 新品,否则不保证最后的射击测试能成功,为此海军将原先预计用于后几艘成功级的新购40mm快炮让给康定级,自己改用拆自阳字号(当时已陆续降编缩装)的40mm快炮。

一架S-70C(M)1系留在康定级的甲板上。康定级仍使用法制SAMAHE鱼叉式辅助着舰系统,

滑车构型配合S-70C(M)1的后三点起落架。不过S-70C(M)1的机腹挂勾是配合美制RAST辅助降落

系统,而没有配备相容于鱼叉系统的捕捉杆,因此康定级不具备在甲板自动固定S-70C(M)1的能力。

康定级的SAMAHE辅助降落系统的直升机牵引滑车。

康定级的舰尾设有一座直升机库,起降甲板法国的SAMAHE鱼叉式辅助着舰系统,起降区设有一个圆形钢制捕捉栅格,此外直升机甲板设有滑轨连接机库,以牵引滑车将直升机从起降区拖回机库或从机库将直升机拉至起降区。 鱼叉辅降系统的牵引滑车原本是配合海豚式、超级美洲山狮等采用前三点起落架的法制直升机,而配合康定级的SAMAHE系统则使用修改过的牵引滑车,以配合台湾海军 后三点起落架的S-70C(M)1直升机; 然而,鱼叉式辅降系统设在甲板上的圆形捕捉网孔需要直升机腹的捕捉杆来配合,而美制的S-70C(M)1则无此种设备(S-70C(M)1的 着舰捕捉设计是配合美制RAST辅助降落系统) ,因此康定级的鱼叉式辅助降落系统只能将S-70C(M)1直升机固定并拖回机库,而无法在S-70C(M)1着舰时将之固定于甲板上。

侦测与射控

侦测雷达/射控 方面,康定级的电子系统虽为法制,但与法国拉法叶级不尽相同;以对空搜索雷达为例,法国本身的拉法叶级配备DRBV 15C海虎二式(Sea Tiger Mk.2)中程对空搜索雷达,但顾虑到台湾海军舰艇面临较高的空中威胁,遂改采与法国戴高乐级(Charles De Gaulle class)航空母舰类似的DRBV-26D木星二型(Jupiter-II)2D长程对空搜索雷达 。木星二型雷达采用与LW-08雷达相同的天线(附有一具敌我识别询答天线),能选择7.5转/分与15转/分等两种不同转速,最大侦测距离360km,可同时追踪64个目标,能在275km外侦测到雷达截面积(RCS)10平方公尺的目标,在215km外侦测到RCS为2平方公尺的目标,即便是RCS仅0.1平方公尺的目标,也能在60km外侦测到。此外,康定级 的后桅杆上设有一具海神G(Triton G) G频中程对空/平面搜索雷达(法军编号RS3050),转速高达40转/分,目标更新速率优于木星二型,能有效侦测低空快速目标,最大搜索距离60km,可同时追踪32个目标,能在35km外侦测到雷达截面积10平方公尺的目标,在19km外侦测到雷达截面积2平方公尺的目标 ,在12km外侦测到雷达截面积0.1平方公尺的小型目标,此外还拥有自动追踪、重新标定、过滤杂波与跳频等能力,电子反反制性能颇佳。

舰上两具Racal Decca 20V90导航雷达应为同一家公司1229 DRBN 34A的姊妹品,分别位于舰桥顶端以及直升机甲板末端,任务为导航与直升机管制,有效使用距离32km。首舰康定号完工后从法国开往台湾途中遇上大台风,位于直升机甲板后方的20V90航管雷达竟然被大浪打坏了,可以想见当时海况之恶劣 。由于20V90导航雷达可直接遂行直升机进场管制,所以康定级无须再安装台湾海军惯用的"太康"导航仪;然而,海军在规划时仍不明就里地将太康仪纳入舰上装备,结果在原始设计上造成一些冲突:太康系统由装载于航空器上的"问讯机"及地面或舰上的"答讯机"组成,透过此二装置,可解算出双方的方位及距离等资料,进而达成导航之目的;因此,问讯机与答讯机天线之间不能有障碍物,否则会降低效能,所军舰上的太康天线规定必须设置于全舰制高点,也就是桅杆顶点。然而,海军却要求在不需太康仪的康定级上装置此一设备,回国才发现法国人把太康天线的平台设在主桅杆后方低于海神G雷达处,为此国防部与中科院双双遭到监察院纠正;然而后来经过法方的教学之后,台湾海军已经学会透过舰上20V90导航雷达进行进场导航,而形同多余的太康天线随后也从主桅上拆除。射控方面,康定级并非配备拉法叶级的CTM整合光电/雷达射控系统(整合Castor 2J射控雷达以及光电侦测系统),而是两具单独的Thales Castor 2C I/J频照明雷达(其雷达天线旁仍整合有辅助用的光学追踪仪),分别位于一号桅杆前方以及二号桅杆后部,现阶段主要用于导控OTO 76mm快炮与40mm快炮,而舰桥顶上还有一具Najir MK-2光电侦测仪。此外,康定级上还另外装设台湾自行开发的"大成"战术资料链系统,相当于美国Link-11的台湾版。电战装备/作战系统电子战方面,康定级服役初期仅配备消耗性反制诱饵,也就是两具与拉法叶级相同的Matra制Dagaie MK-2干扰弹发射器;至于主动电子反制与电子支援部分,最初由中科院负责研发,但这项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为此中科院还曾在2000年3月遭到监察院警告 。目前康定级的主桅杆两侧各有一座中科院研发的电子截收装置天线,此外台湾海军据说还曾购入一套法国原装的电战系统,安装在本级舰的迪化号(FF-1206)上进行测试。由于 康定级采购弊案的缘故,台湾继续向法国采购原装电子战系统的可能性不高。

Dagaie干扰弹的储放效期只有五年,而台湾海军依照战备存量规定而保存相当数量的诱饵;至2006年6月底总,台湾海军总共有五百多枚Dagian干扰弹过期。随后在经济部工业合作推动小组的协调下,联勤203厂与Dagaie的法国原厂Lacroix达成"干扰弹旧品整修与组装合作协议",由Lacroix厂转移技术并协助联勤203厂培训人员、建立生产设施和取得认证,全案于2009年3月完成。此后,联勤203厂得以直接翻修检整过期的Dagian干扰弹,使用寿限与品质都回复到新品标准,而翻修一枚干扰弹的成本比采购一枚新品节省70万台币,以台湾海军的Dagian库存量而言,总计节省3亿新台币。此外,由于联勤203厂取得Dagaie新品与整修品的供应伤认证合组装许可,将能争取亚太地区各国Dagaie干扰弹新品与整修品的委托制造合约。

康定级的作战中枢是Thales生产的Tacticos战斗资料系统 ,是法国原装拉法叶级的Tavitac 2000作战系统(详见拉法叶级巡防舰一文)的衍生型。Tavitac 2000采用半分散架构,具有极高的整合程度与自动化程度,各显控台都能存取操作战斗系统之下每一个子系统的机能,万一有部分显控台失效,其功能也能切换由他显控台接手 ;此外,Tacticos战斗系统同时能接战20个不同的空中、水面与水下目标。 由于中国旅沪级驱逐舰亦采用较早期型的Tavitac,便有不少人担心中国将掌握关于康定级的 作战性能;不过其实这是杞人忧天,一来Tavitac 2000比起早期型Tavitac有极大的差异与改进,早期型Tavitac只能算是一种包含有限度作战指挥功能的武器射控系统,而Tavitac-2000则是意义上真正整合舰上所有感测、武器系统并支援战术分析决策的整体式战斗系统,包办一切空中/水面与水下作战 ,两者的系统架构、软体与特性都有许多不同。此外 ,战斗系统底层的系统架构和软体运行也与外部电磁波参数没有直接关系(反而与舰上采用的雷达、通信、资料传输等次系统关系较大),而 不同客户使用的版本自然也有许多软体差异,性能与特性自然不会完全相同(中国随后也完全吸收Tavitac的技术实现国产化,并以之为基础发展成本身的舰载战斗系统系列,软硬体不会再与法国原产品相同),再者连法国海军自 家都在用Tavitac系列的产品 。由于台湾康定级新增了法国原装拉法叶不具备的反潜功能,因此康定级的Tacticos战斗资料系统新整合了 一个专用的反潜作战显控台,负责所有水下侦测与接战功能,并能接收来自于S-70C(M)1反潜直升机资料链的侦测档。

声纳

法国拉法叶级并未被赋予反潜任务,因此未装备舰体声纳与鱼雷管;但其基本设计拥有极佳的静音设计,包含轮机安装、气泡屏蔽等,具备良好的反潜潜力,因此拉法叶系列中便包含加装舰艏声纳、拖曳阵列声纳与鱼雷管的反潜型,而康定级便是拉法叶的反潜型 。这些先进完整的反潜侦测装备,堪称当时海军会更改决定的一个重大诱因;当时海军阳字号驱逐舰仅拥有相当老旧的舰首中频声纳系统,而具备低频/大范围侦测能力的拖曳阵列声纳,则是连边都沾不到,即便是光华一号向美国订购的派里级飞弹巡防舰时, 美国也拒绝提供AN/SQR-19拖曳阵列声纳。康定级 配备Thomson Marconi Sonar提供的Alose声纳系统,整套系统包括舰首下方的TSM-2633 Spherion-10B中频主/被动声纳以及位于舰尾舱门内的ATAS(V)3主/被动拖曳镇列声纳组。ATAS(V)3是DSBV-62的外销型号,这是一种先进而精密的声纳系统,由 一个主动可变深度声纳(VDS)与Lamproie低频被动拖曳阵列声纳组成,搭配Spherion-10B舰首声纳,形成一个完整的水下侦测体系;日后Thales也以ATAS为基础,进一步开发操作频率更低、侦测距离更长的CAPTAS低频主/被动拖曳阵列声纳。

TSM-2633 Spherion-10B舰首声纳使用涵盖面广的球型阵列音鼓,具有极佳的电子化三度空间稳定功能,主动声纳部分拥有全向、特定方向扇面等波束拍发模式,操作频率5KHz,最大侦测距离32km,具有48个声道,能 自动处理/分析声纳回波,并同时追踪5个水下目标;Sperion-10B的声纳波束非常稳定,即便在干扰严重的浅水域以及恶劣海象下仍能有效运作,相当适合用于台湾海峡。 至于ATAS(V)3的VDS音响阵列位于一个强化玻璃纤维(GRP)制造的浮体内,并由钢缆施放并拖曳,最大侦测距离约64km,最大施放深度为235m,操作频率为3.5Hz,能同时自动追踪10个目标;搭配的Lamproie被动阵列声纳则具备 宽频与窄频两种监听模式,拥有监听、侦测、识别与定位的功能,最大侦测距离约100km,能将接收到的讯号与声纹资料库比对,以辨识目标种类 ,此外也负责接收VDS的低频主动声纳波。Lamproie另一大特点就是具备分辨回音方向性的能力,这是传统拖曳阵列声纳办不到的,这要归功于其三角形排列的听音器配置 ,利用分辨相同声波到达同组三个听音器的时间差来分辨目标距离与方位 ;不过,这种直接分辨左右的功能只能在较高的操作频率(鉴别度较高)使用,主要用来配合主动操作模式,或者快速侦测来袭鱼雷的方向(鱼雷信号的频率较高)。总之,康定级拥有全台湾海军最先进的舰载反潜侦测设备。

台湾海军在实际操作中发现康定级施放拖曳阵列声纳施放时会影响舰体航行的稳定性,或许是因为Lamproie听音阵列较长,加上配套的VDS音鼓,对战术机动影响较大;反观诺克斯级的SQR-18属于轻型托曳阵列声纳,阵列长度较短,对航行的影响相对较小。

 

服役评价

在台湾三种二代舰(成功级、康定级、济阳级)之中,康定级的作战系统最为先进,而且是唯一完全整合的作战系统,每一个显控台都能自由存取显示各种不同机能并相互备援。而成功级 与济阳级的作战系统中,每一个次系统都需要一个专属的显控台,不能交替存取,部分显控台之间完全没有任何资料传输方式,只能靠人工输入来交换资讯。康定级的作战系统完全使用视窗化操作介面,十分容易上手,而成功级、济阳级上的电脑介面多为老旧的指令式,其中大量操作还要靠机械、机电式开关。此外,设计于1990年代的康定级,起居空间自然远优于1970年代设计的成功级和1960年代的济阳级。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康定级在中华民国海军不如成功级与济阳级活跃。首先,康定级的最大航速是三种二代舰之中最低者,只有25节(甚至不如老阳字号驱逐舰) ,从港区与作业海域的往返时间就会加长,在紧急反应任务中较慢抵达现场,而且经验显示通常难以即时追上越界的渔船(以往台湾海巡署兵力不足,追击越界渔船的工作主要都由台湾海军负责)。因此, 康定级主要都执行航线与班次固定的海上任务,而不会被赋予如立即待机等临时性、紧急性的拦截任务;当然,由于康定级以反潜为主要任务,以作战的观点,航速较低其实问题不大。另外,虽然康定级拥有先进的电脑化稳定鳍,能有效降低横摇,但由于舰体长 度较低且长宽比例较低,纵摇情况比较明显。当然,康定级防空武力贫弱(在济阳级也移植了武进三号的标准一型防空飞弹等装备后,康定级成为台湾海军防空能力最弱的主战舰艇),也是被台湾海军诟病的主要原因。

 康定级的可靠度在刚进入海军服役时遭到官兵抱怨,大轴经常漏油,先进的气泡反鱼雷掩护系统常常被海中异物堵塞,这些都得进干坞才能解决,导致康定级的出勤率不如成功级,有时甚至发生六艘康定级全部全部停留港中的事 。康定级服役后也发现静音能力不如预期,据说是由于舰体设计变更以及台湾坚持变更机电架构(如发电机),产生了较大的低频共振;此外,也可能是舰上若干震动点的防震措施并未妥当,或者是大轴品质有瑕疵。

由于军购弊案导致台湾军方与法方关系大坏,双方管道受阻,连康定级的维修也往往产生困扰;例如,舰上厕所的法式真空吸取式马桶与台湾惯用的美系舰艇冲水式截然不同,台湾海军与厂商无法应付,光是这种小东西就不得不与 向法国原厂求助,自然难以即时修护,造成了舰上人员日常生活的严重不便。 而康定级的舰体建造技术与设计蓝图等也都没有转移给台湾,加上台湾无法存取舰上法制作战系统的原始码,使得台湾很难靠自身力量为康定级进行改装工程。 而台湾海军也没有使用法国原厂具有匿踪功能的涂料来维护康定级,使得康定级在服役期间逐渐丧失了涂料带来的匿踪效益。

 

服役经历

在2010年11月于1日上午,康定级的昆明号(F-1205)从左营军港出发航向台湾西南海域,在上午11时20分左侧柴油主机发生漏油,因为温度过高而产生火灾,温度达摄氏500度。舰上损管人员花了20分钟左右扑灭火势,无人伤亡。这场火灾 是康定级服役后第一次失火,导致昆明号左主机控制管线与设备损毁,损失超过100万新台币。随后昆明舰以未受波及的右主机返航,事后初步调查显示左侧主机润滑油管线夹因为老旧而松脱。此一意外发生后,台湾海军随即检查所有康定级舰上的相关组件。

后续改良

依照媒体报导,海军曾在2000年代初期打算升级成功级与康定级的方阵近迫武器系到Block 1A的水准,换装新型射控软体以及能大幅增加命中率的炮管支架,不过实际上似乎并未执行。在2000年代初期台湾开始进行"博胜计划",建置完善的数位化资料链,向美国采购首批50套三军通用的Link-16联合战术情报分配系统(JTIDS),其中海军两艘成功级、三艘康定级以及四艘从2005年起陆续移交台湾的美国纪德级飞弹驱逐舰都分配到了Link-16终端机,成功级与康定级在2004年初安装完毕,其余各舰在未来也会陆续跟进 ;配合相关的后端基础建设, 台湾海军便可获得与三军共通的资讯传输能力。

在2014年起,康定级开始陆续为76mm快炮加装中科院自行开发的匿踪炮塔壳。

2014年下旬出现的武昌号(FF-1207)换装匿踪76mm炮塔壳的照片。

防空升级计划

防空是所有人公认康定级最需要强化的项目。事实上,当年法国并非拒绝出售拉法叶级所需的海响尾蛇等防空飞弹系统,但由于报价太高,加上弊案爆发后海军饱受打击,因此根本没有探讨的可能。海响尾蛇跟海丛树一样均采用八联装旋转发射器,同属短程防空飞弹,但海响尾蛇与舰上战斗系统整合,操作完全自动化,而且性能不断在精进改良,整体 作战能力远在全人工操作的海丛树之上。消息指出 台湾海军在每年台法双方举行的"华璧会议"(应该是法制武器的售后服务项目)中,不断要求法国协助提升康定级的防空性能。

由于拉法叶弊案导致台湾对法军购管道全面中断,加上康定级的法式系统与美式系统不相容,导致康定级的防空升级计划屡屡受挫,原本只用来"垫档"的海丛树飞弹在服役十年后始终无法代替。以下便分别简介康定级历年的防空升级方案。

1.不可能获得的法国Aster-15短程防空飞弹

纯就技术而言,康定级最合理的升级方案,自然是采用法国的防空作战与武器系统。 拉法叶的原始设计中,本来就预留了换装法国新一代SAAM短程防空飞弹系统的空间,这个组合包括一套DRBJ-11B ARABEL X波段被动相位阵列雷达与垂直发射的Aster-15主动雷达导引短程防空飞弹;而这套系统也与拉法叶的作战系统相容。由于Aster-15采用终端主动雷达导引,因此经过如此升级的拉法叶级,可同时以Aster-15飞弹对付十几个空中目标。康定级的 B炮位本来便预留安装两组八联装Sylver A-43垂直发射器的空间(只需将此处的隔舱板即可装设),故可容纳16枚Aster-15防空飞弹。法国原本希望在该国最后两艘拉法叶级上配备ARABEL相位阵列雷达与16枚垂直发射Aster-15飞弹的组合,但由于经费不足而继续沿用先前的海响尾蛇防空飞弹。

从1990年代,台湾海军一直有希望为康定级换装ARABEL/Aster-15防空系统的呼声,如此不仅性能良好,而且完全不会有系统整合的问题;然而碍于军购弊案的阴影以及国际政治因素,使这个方案几乎不可能进行。当年 台湾海军还曾商请法国研究MICA空对空飞弹的舰载垂直发射版,这是鉴于全套Aster-15/Sylver系统太昂贵,加上康定级购舰案本身已经笼罩在弊案阴影下,所以台湾海军想到利用空军既有MICA飞弹来搞个案子掩人耳目;当时法国方面也愿意配合发展,可惜 台湾终究因为政治因素而打消念头,不过法国MDBA仍旧完成了MICA舰射垂直发射版的研发 (称为VL MICA,搭配Sylver A-35垂直发射器),并在2000年代多次国际知名海事国防展览中展出 ,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海军则成为此型飞弹的第一个客户 ,安曼也在2007年年底签约采购。由于Aster-15飞弹与Sylver垂直发射器所费不赀(以沙乌地阿拉伯购买防空放大版拉法叶的经验,两组八联装A-43发射器含里面的16枚Aster-15飞弹,便要价超过一亿美元),加上近年法国与 中国在政治上越靠越近, 将来台湾购得的希望仍然渺茫。

由于康定级的防空升级悬而未决,过去一直不断有台湾与法方进行相关接触的消息,在2005年甚至有传闻指出即将成事,六艘康定级将陆续回法国洛里昂厂完成换装。不过当时法国开出90亿法郎的天价(当时1法郎兑换5.5新台币,合计约500亿新台币),令台湾方面难以消受。而在2006年12月法国政府官员与台湾军方的秘密会议中, 台湾方面继续提出采购Aster-15的意愿,但法方却开出1000亿新台币的天价(当时1法郎已经升值到兑换7元新台币) ,这个新台币帐面数字已经超过原本台湾购买六艘康定级的总额。法方可能因为不愿意出售Aster飞弹,因而开出天价吓退台湾;此外, 由于当时法国一直设法就拉法叶案与台湾达成庭外和解,甚至曾传出"用判赔佣金折抵新军购案"的传闻 (这与2008年初曝光的"链震"案相关),因此法方也可能有意在相关军购洽谈中增加价格,将 台湾求偿的金额再洗回去。由于报价太过离谱,加上链震公司曝光后立刻成为众矢之的,被迫解散,而拉法叶佣金仲裁案最后也以台湾获胜、法国赔偿落幕,未来台湾不必再奢望能买到这种精良但昂贵的法制防空飞弹系统。

 

2.一波三折的海剑二型舰载防空飞弹

在向法国寻求防空升级的努力屡屡受挫后,从2000年代以来,康定级防空升级的焦点,便集中在中科院研发的舰射版"天剑二型"飞弹。 天剑二型本来是中科院为IDF战机研发的主动雷达导引中程空对空飞弹,最大速度4马赫,最大射程80~90km。

早在1998年,便有消息指出中科院进行垂直发射版陆/海基剑二的研发工作。根据1999年3月出版的中科院"新新双月"的报导,当时中科院在剑二垂直发射型的两项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分别是飞弹升空转向的向量推力控制系统与"冷发射"垂直发射技术。

垂直发射版海剑二部署于康定级的最大立即问题是弹体尺寸;康定级的B炮位虽有预留安装垂直发射器的空间,但是其高度是配合长度较短的法国Sylver A-43垂直发射器(深5.4m)。法国Aster-15防空飞弹弹体长仅2.6m(加上助推器为4.2m),但是空射版天剑二型的长度就已经高达3.6m,舰射版还要 另加上一截故太火箭;如此,垂直发射版海剑二所需的发射器深度势必超过A-43或美国MK-41最短的自卫型版本(5.3m),如安装于康定级的B炮位,势必突出甲板甚多。

在过去,不断传出海军内部争论康定级应该以倾斜发射器(只需安装的甲板强度够,不需穿透舰体结构)或垂直发射器来部署海剑二的争论。首先,台湾并未获得康定级的相关设计资料(如蓝图 等),也不曾参与建造工程,对法军购关系也已经被弊案搞坏,无法获得法方原厂技术支援;在此情况下,台湾自然很难贸然对舰体结构进行大幅施工(以往台湾海军改良阳字号的武进计划,都是在既有炮位上更换新武器,或者安装仅需强化甲板、不需穿透甲板的新系统),如果施工过程中发生差错或估算错误,就可能造成永久性的 破坏。 相形之下,固定的倾斜发射箱明显简单便宜,不需要冒险穿透甲板 破坏原有结构,拥有广泛的适装性(例如部署在原始设计难以改装垂直发射器的船舰,如济阳级巡防舰);但倾斜发射器的射界限制很大,并增加上层结构的雷达截面积。

台湾军方首度编列预算发展舰射版剑二,是2005年编列预算执行的"迅隼案",然而此阶段海军实际上并不太情愿,加上军备局之间对计规模时程的严重歧见,因此并无下文。随后直到民国104年度(2015年)国防预算中,才正式编列发展海剑二的预算,随后在2014年下半于济阳级 巡防舰的淮阳号(FFG-937)进行实弹试射。依照海军编列预算的进度,首先换装舰二的应为济阳级,称为"定海专案",排订在2016年编列预算开始执行;而康定级的换装工作牵涉到与原有战系整合,应该比济阳级晚一些展开。 此外在2015年初,也有消息传出海军排入在新服役的陀江号(PG-618)双体高速飞弹快艇上测试海剑二防空飞弹。

由于另有专文介绍海剑二防空飞弹,在此不予赘述。

 

3."定海专案"

在2009年中旬,有消息指出海军似乎打算放弃在康定级上装置舰射版剑二飞弹 。此时,一个研拟中的替代方案,是寻觅美制防空作战装备来提升康定级的战力,这个计划称为"定海专案",打算以美国的海公羊(Sea RAM)短程防空飞弹系统来取代康定级现有的海丛树,并以两门洛马集团的GDM-008千禧年(Millennium,详见英国海军区海精灵级巡防舰一文)35mm自动化防空/反水面快炮取代康定级现有的40mm快炮。无论是RAM防空飞弹发射器或是GDM-008火炮系统,安装时都不需要穿透甲板,可大幅简化施工。 不过实际上,"定海案"只是某厂商向海军提报的建议案,内容除了海公羊防空飞弹、GDM-008千禧年35mm机炮等,甚至还有ESSM短程防空飞弹,此时这些武器装备的对台输出许可根本都不存在,台湾军方也没有向美方争取 ;到目前为止,并不清楚海军是否曾经认真考虑过此案。

依照2014年7月的消息,"定海专案"这个名称被用于济阳级巡防舰进行防空升级、换装剑二防空飞弹系统的案子。

 

康定级四号舰迪化号(FF-1206)

 


 

拉法叶弊案风暴经纬

1.尹清枫命案

1993年12月10日,一艘在宜兰外海作业的渔船发现了一具尸体,事后证实此人为海军武获室上校执行长尹清枫 ;可疑的是,尹清枫的尸体很显然被修饰成自杀身亡的模样,然而验尸过程显示他身上有遭受重击的痕迹,并证明尹清枫在落海前就已死亡,明显是他杀。几经追查,一般咸信1993年才上任武获室执行主任的尹清枫 ,在已经定案的拉法叶采购案是个"局外人";中正理工学院出身的尹清枫,与海军官校出身的正统海军军官格格不入。

尹清枫上任后,很快便感觉光华二号计划有许多不寻常之处,尤其是合约价格偏高 。在1993年,尹清枫曾随行访欧考察团,在建造拉法叶舰的法国洛里昂厂挑出30项缺失 。尹清枫随即成为购舰相关集团视为"绊脚石",不仅遭人跟踪,后还遭到 黑函指控,最后终于被设计谋杀。尹清枫丧命后,在12月8日早上将尹清枫约至来来豆浆店的海总武获室上校组长郭力恒(尹清枫在之后即告失踪)随即遭到收押,他随后 在2006年9月以收取军火商汪传浦钜额佣金的罪名而遭求处重刑(见下文)。

 尹清枫命案爆发后,让构筑二代海军的大推手武获室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重创了海军的形象。 虽然台湾方面在尹清枫遭杀害后立刻启动"一二零九"专案小组进行调查,但在军方刻意隐瞒阻挠、多数证物证据遭销毁藏匿的情况下,很快便无疾而终。 许多关键证据莫名其妙地遗失或遭到销毁──例如尹清枫生前最后的几通电话录音在交付专案小组之前,都遭到消磁破坏,而尹清枫本人遭黑函攻击后录制的 "反搜证"录音带同样被消磁,Thomson集团支付佣金给汪传浦的29张汇款单在专案小组借阅后也不翼而飞,此外许多拉法叶案的会计凭证档案也被到销毁。

在1994年12月18日,台湾军事法庭以贪污罪名,判决郭力恒上校无期徒刑,至今仍收押于台北土城看守所。

2.佣金曝光,弊案风暴席卷两国

在1992年底,一位受顾于Frontier公司的 军火掮客阿法德.席文(Alfred Sirven),由于在完成拉法叶案中的任务后,Thomson公司却未依约支付赎金,于是双方闹上瑞士日内瓦国际仲裁法庭。在1996年8月,仲裁法庭判决Thomson公司应支付1亿6000万法郎的佣金;然而,原本环环相扣的拉法叶案背后庞大运作机制就此被公诸于世,引来法国方面调查,进而酿成前所未有的军售舞弊风暴。

在1991年密特朗政府取消拉法叶军售之后,受命于Thomson的阿法德.席文,透过美籍华人掮客爱德蒙.关(Edmont Kwan) 与中国政治当局接触(包括上海市长等),同时透过钟古夫人(Christine Deviers Joncour)来打通法国政府的关节──即是钟古夫人的情人、法国内部主要反对售台拉法叶舰的外交部长杜马(Roland Dumas)。除此之外,Thomson也雇用了台籍女子刘莉莉(Lily Liu)来摆平中国方面的关节,重金贿赂中国党、政、军高层相关人士以求放行。根据外界说法,Thomson透过爱德蒙.关、刘莉莉等人向 中国当局行贿的总金额,有一亿七千万或三亿美元等说法, 被点名收贿的中国要员包括前中国总书记江泽民、前中国国主席兼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前总理李鹏、前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前副总理王岐山、前中国外长钱其琛、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等等。

台湾方面,与Thomson集团关系密切的军火商汪传浦,以及若干与汪传浦密切合作的海总、武获室军官(如郭力恒、雷学明等人)等等,被指控透过各种管道影响台湾海军总部 、军方高层以及国民党政府高层相关决策;这些决策包括早先购舰决策"由韩转法",以及法国密特朗总统首度取消出售拉法叶后、阻止海总选择其他替代方案、修改需求文件等等的集团 。此外,汪传浦也被怀疑涉嫌谋杀尹清枫。 如同前述,监察院认定法方在拉法叶案浮报金额高达50亿法郎之谱,也就是法方佣金的规模基数,此外海总第七次投资纲要也有藉由汇差浮报142.75亿新台币的嫌疑;如果此一推估属实,则 佣金规模之大令人倒抽一口气,远超过一般军火交易酬庸的行规,而且是法国十余年来最严重的弊案,牵涉此案的法国政要高达四十多人,堪称第五共和的最大政治丑闻 。

拉法叶弊案爆发以后,台法双方相关集团为了保守秘密,除了隐匿、销毁相关事证之外,十多年内台、法双方有多位重要关系人因不明原因离奇死亡。 在台湾方面,除了掀起政治风暴外,一连串的弊案将海军打得一蹶不振,之后的十年之间几乎不敢提出任何重大建军规划,也让拉法叶成为"贪污舞弊"的代名词。

3.陈水扁上台,重新追查拉法叶命案/弊案

在2000年5月20日,由陈水扁总统领军的民进党政府开始执政;上任不到三个月,陈水扁总统便在8月1日指示由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卢仁发成立专案特别调查小组;法务部、监察院重启拉法叶案的调查,分为弊案小组与命案小组。 在2000年8月,在台湾法务部长卢仁发要求之后的一个星期,台湾政府正式解除相关国防档案的机密,来给专案小组进行调查 。在8月14日,陈水扁总统出访多明尼加期间,在多国首都与侨民、台商餐叙时发言表示,侦办尹清枫命案"纵使会动摇国本,也要办到底,以展现我们的意志与 决心"。

在2000年底,监察院特调小组将拉法叶弊案的起诉书类提交给台北地检署。当时台北地检署检察长黄世铭认为起诉书的具体事证不足,拒绝起诉。在2001年7月,黄世铭就被调离台北地检署,由施茂林接任检察长,承办检察官也遭到撤换,至此台北地检署在此案上面已经与监察院特调小组完成口径统一 。

由于北检和特调小组持不同意见,卢仁发召见黄世铭从下午六点半长谈到深夜三点半,黄世铭仍未松口接受。2001年4月27日,黄世铭就被调离北检,施茂林接任检察长,承办检察官也换人,至此监察院与台北地检署完成了口径统一。在2001年7月5日,高检察署特调小组针对拉法叶案展开第一波起诉,总共起诉六人,包括海总前舰管主任雷学明中将、执行长姚能君中将、副执行长王琴生少将、组长康世淳 上校、参谋程志波中校等五名前舰管室/武获室军官,以及国防部前计划次长室第三处前上校副处长宣蓬莱;其中雷学明遭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4 年,姚能君12年,王琴生10年,康世淳12年,程志波10年。 此外在同一天,特调小组也针对猎雷舰弊案部分,起诉另外两名海总舰管室军官,以及"包庇属下"的前海军总司令叶昌桐 。

另外,在2000年9月14日,最高检察署特别调查小组正式以杀人罪嫌通缉汪传浦。 从2001年6月28日开始,瑞士方面以可疑的洗钱动作为由,冻结汪传浦家族在瑞士所有的银行帐户,经多年清查后总计查出45个帐户、总存款5.4亿美元;除了拉法叶佣金之外,可能还包括台湾在1990年代向法国采购幻象-2000以及配套MICA、魔术II空对空飞弹的相关佣金。此外, 在侦办郭力恒的过程中,得知早先海总向德国购买猎雷舰的"靖海案"亦存在弊端,因此特调小组一并侦办猎雷舰案。

在2002年3月21日,监察院"尹清枫命案与拉法叶舰购舰弊案专案调查小组"(召集人为康宁祥,组员包括马以工、古登美、林秋山、赵荣耀)正式公布对拉法叶弊案与尹清枫命案的调查报告。在2005年8月, 瑞士将汪传浦所有帐户与资金周转资料交给台湾调查单位。

 在2006年9月28日,最高检察署特别调查小组正式提出第二波起诉,将汪传浦以违法收取Thomson钜额佣金(含利息共6亿3000万美元)为由,求处无期徒刑, 总计汪传浦与其妻子和四名子女共六人,都因涉嫌而遭到起诉;此外,检方也以前海军上校郭力恒涉嫌收取汪传浦贿款( 金额1758万8141美元,在1991至1993年分四笔汇入郭力恒在瑞士CBS银行的帐户,此时累积利息为含利息约3400万美元),以及侦办期间 配合意愿低为由,求处20年有期徒刑。郭力恒之兄郭问天亦因协助洗钱遭到起诉,而郭问天本人也由于协助洗钱而获得汪传浦汇入711万4997.8美元的酬庸;由于郭问天坦承犯罪、 主动签立切结书愿缴还他与郭力恒所有的贿款以及累积的利息(合计约3400万美元),仅求刑三年6个月。

 由于案情复杂横跨国际,导致拉法叶弊案的审案过程十分漫长。在2010年3月下旬,监察院终于针对拉法叶案的第一波起诉(2001年7月5日)辩结, 台北地方法院在同年6月25日做出一审宣判,第一波起诉的五人中,除姚能君已于2004年过世而不审理之外,其余四人均获判无罪(判决理由请见下文)。 在2010年8月27日,台北地方法院宣判郭力恒因涉嫌收取汪传浦佣金判决十五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十年;由于郭力恒早在1994年底遭军事法庭宣判无期徒刑,因此仍执行无期徒刑;郭力恒之兄郭问天则因坦承犯行与主动缴纳贿款,因而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依照洗钱罪名),而两人从汪传浦获得的不法贿款与利息(此时已经从瑞士返还特调小组的帐号)也全数没收。在2010年11月7日,台北地方法院正式宣布,由于现有证据完全不足以支持将拉法叶案第一波起诉将校定罪,为了避免再消耗宝贵的司法资源,遂决定全案无罪定谳(特侦组强调,相关被告行政上有无违失,属于行政责任问题,与刑事犯罪区隔),不再上诉;唯郭力恒的部分仍保留上诉权,避免瑞士方面将汪传浦的冻结帐户解冻。

4.法国方面侦办受阻

在法国方面,在2001年6月22日,巴黎地检署针对Thomson集团涉及对台军售的佣金疑云展开预审调查程序,由检察官范伦贝克主导预审。然而,法国政府高层以涉及"国家利益"为由, 从2001年年底以来,多次拒绝解除相关国防档案的机密, 严重阻挠了台法双方的调查工作,法方还在2002年1月15日以与台湾无邦交为由,拒绝受理关于本案的国际司法互助。由于无法取得被列为机密的相关关键证物,负责调查的法方检察官范伦贝克不得不在2006年10月结束调查工作。 在2008年10月初,法方司法单位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撤销对拉法叶弊案的起诉。

 

向瑞士索回贿款

如同前述,瑞士在2001年4月以后陆续冻结汪传浦家族在瑞士境内的所有帐户;汪传浦存于瑞士境内的5.4亿美元总金额,远高于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可仕(Ferdinand Marcos)存放的1,8亿美元以及奈及利亚前总统阿巴查(Sani Abacha)的2亿美元。在2002年10月间,台湾方面特调小组立刻与瑞士密集接洽,希望针对查扣的相关帐册进行司法互助;原本瑞士当局打算同意,但汪传浦从瑞士冻结其钜额资产后,便委由律师积极展开各项法律行动,阻挠瑞士方面公开相关帐册资料以及调查行动,并试图解冻帐户并取回这些资产,加上台湾与瑞士并无邦交,使得瑞士方面的侦办困难重重。在2003年1月28日,承办此案的瑞士联邦检察官贝侯丹(Paul Perraudin)终于裁订,将所有在瑞士司法调查程序中得到的档案,交给台湾、法国及列支敦士登三国调查;然而,由于汪传浦与法国方面从中阻挠,又经过一番波折之后,台湾方面直到2005年11月才终于取得瑞士方面提供的汪传浦帐户相关资料(共六箱)。

在2006年11月,台湾正式向瑞士当局提出请求,返还汪传浦与郭力恒兄弟冻结在瑞士帐户里的贿款,含利息共5亿2000万美元。由于此时郭力恒兄弟已经签署反还切结书,因此郭力恒兄弟部分的佣金并无问题(包含郭力恒的1758万8141美元与郭问天的711万4997.8美元,含利息约3400万美元)。在2007年6月,瑞士方面将郭力恒兄弟在瑞士银行的3400万美元贿款(以五种外币形式存放),分成12笔汇回台湾特调小组设立的特别帐号。

然而在汪传浦的部分,由于瑞士方面要求台湾方面证实汪传浦冻结在瑞士的存款是利用犯罪的非法所得,并完成一个"最终且可执行"(final and executable)的判决(三审定谳判决)始能还款;而汪传浦一家至今仍潜逃在外,无法到案受审,因此台北地方法院根本无从进行判决。因此,要取回汪传浦贿款的部分,至今仍困难重重 。

 

拉法叶商业仲裁案

佣金追讨方面,台湾海军根据光华二号合约第18条排佣条款以及第29条仲裁条款,在2000年10月25日首度向巴黎法院提出民事当事人申请,向法国方面展开民事求偿;然而,法方在2001年1月30日以"台湾和法国没有正式邦交"为由, 驳回台湾海军的民事求偿,并在2001年11月4日驳回海总所提之成立民事当事人申请。

在2001年8月22日,台湾海军委由法国律师向国际商会(TheInternational Chamberof Commerce,ICC)位在巴黎的仲裁法庭正式提出商业仲裁,向法方求偿5.91亿美元, 其中5.2亿美元是海军方面认定的佣金金额(其中4.95亿给汪传浦,2500万给阿法德.席文),其余则是名誉赔偿;原本台湾海军可以双倍求偿,但基于增加胜诉机会起见,海军决定只追讨汪传浦与 阿法德.席文的佣金额度。 法方曾多次希望佣金案能和解,以免影响法国商誉,然而台湾仍屡屡提起诉讼,因此法国Thales集团(前身就是Thomson)在2006年 以台湾缺乏证据、使法方商业信誉受损为由控诉台湾,求偿2亿美元。在前述2006年9月28日特调小组的第二波起诉中, 台湾方面以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吴英昭具名的诉状,要求瑞士返还冻结在汪传浦帐户内的5亿2000万美元非法佣金以及附带利息, 总额约达6亿3326万美元。在2007年2月,瑞士司法部判决,将汪传浦在瑞士银行帐户中存款中的3400万美元(汪传浦分给郭力恒的部分,并包含利息) 归还台湾,其余则继续冻结。

在2006年下旬,法国政府曾秘密与台湾政府高层商谈和解事宜,包括商业与军购换取仲裁和解、佣金额度底扣军购款项 等交换条件。在2007年中旬,法国甫上任的萨科奇总统(Nicolas Sarkozy)的政府希望拓展法国军火外销市场,并打算以军售案及相关的工业互惠额度来抵销部分台湾求偿的拉法叶佣金额度;同时期,行政院与国防部 也秘密筹画名为"链震"(Taiwan Goal)的公司(见下文),统筹台湾军火进出口事宜,作为对外军购的管道, 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行对法军购。当时政府与国安高层跳过军种(海军与空军)层级,直接与法方接触, 双方洽商的军购项目包括幻象-2000升级案、拉法叶舰防空升级案(即Aster-15防空飞弹系统)与新型猎雷舰等,甚至提及采购飙风(Rafael)战机的可能性,法方也曾对台湾报价。 然而在2008年2月台湾总统大选前夕,链震案遭到曝光,并引发政治风波,民进党政府不得不踩煞车,解散链震公司,而台法双方意图建立的军购管道也 完全中断,也阻断了法国企图和解的如意算盘。

在2008年12月下旬,法国政府官员曾秘密来台造访新上任未久的马英九政府,探询缠讼多年的拉法叶佣金仲裁案的和解可能,法方以 批准军购案的方式换取台湾方面的和解,并以佣金金额扣抵。此回法方不但主动向台湾军方简报,更直接进台湾总统府拜会国安高层,提及军售项目包括凯萨自走炮与雷克勒战车 (在2008年内,法国方面曾多次向台湾陆军对雷克勒战车与凯萨自走炮进行简报)。 由于拉法叶弊案敏感度极高且牵涉多起命案,如果同意和解,势将在台湾内部引发政治风暴以及舆论强大反弹;加上马英九政府致力于改善两岸关系,也不愿意 在上任初期就对美国以外的国家商谈敏感的军购案;更重要的是,由于拉法叶案仲裁已接近尾声,各种迹象显示台湾胜算颇高,而法方抛出军购 议题显然只是做困兽之斗,因此马政府对法国重新提出的军购议题便冷淡以对。 眼看台湾政府不埋单,法国政府在2009年初立刻下令各军火厂商暂停对台所有行动,包括康定级与幻象2000战机的零组件都暂时停止供应; 原本一批应该在2009年2月左右交付台湾的幻象2000战机组件,就被扣留在法国海关。法方的举动显然是对台湾方面施压,意图迫使台湾方面同意和解。 虽然这项"准禁运措施"只维持一个多月便告解除,然而法方警告意味浓厚。

根据2009年5月7日法国"巴黎人日报"(Le Parisien)的报导,台湾拉法叶舰的国际商业仲裁已经结束,虽然结果尚未出炉, 但咸信将对法方十分不利。在2009年3月份,台法双方最后一次出庭,三位仲裁法官在之后3到4个月交出结案报告和仲裁结果。如果仲裁法官依照拉法叶案原始合约内容来裁定赔偿责任,法国政府与Thales(即先前的Thomson-CSF)将分别负担赔偿总额的72.5%和27.5%; 一旦最后判决 确立,赔偿金额将创下国际仲裁的历史纪录。 根据法方这篇报导,本案进入仲裁后,法国总理府每两个月就召开一次针对仲裁案的跨部会秘密会议,与会者包括财政、司法与国防部。 一位曾参与会议的法国阁员指出,从他加入这个团队开始,便很快理解情势不利(因为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佣金确实存在), 法国终将输掉这场仲裁官司。一位法国前总理府官员表示"我们已经尽力延迟整个仲裁过程";法方曾以各种方式, 试图拖延各种资料移送仲裁法庭的时间,另外也要求由Thales负担全部的赔偿。法国政府一边希望仲裁法官网开一面, 然而也等待着可能对法国政府最不利的判决。

由于意识到难以在仲裁案获胜,法国方面也极力尝试说服台湾接受谈判协商, 达成和解;在2006年,法国政府曾派遣官员私下与台湾政府会面协商,希望找到商业上的替代方案 ,以减少法国政府要支付的赔偿,但是没有成功。引述法方报导,台湾方面视这个仲裁案为荣誉问题(显然也是政治与司法问题),因此拒绝接受法方的和解提议; 而报导中也引述法国官员的谈话,"他们(台湾)要的是面子,即使这不仅仅是面子问题。他们要获得最有利的裁决, 之后再进行协商,而当时法国并没有很多的筹码可以协商。"因此,当时法国政府像很多他国政府一样,对仲裁案采取拖延战术。 这份报导没有提到后来法方提议的军售方案,后者显然也是法方尝试和解的努力之一。这份报导 最后表示,法国政府和Thales只希望如仲裁案由台湾获胜,法官判决的法方赔偿的金额能够低于 台湾要求赔偿的总额。依照惯例,巴黎国际商业仲裁法庭并未公开拉法叶仲裁案的答辩过程,三位仲裁法官是瑞士籍的李威(Laurent Levy)、义大利籍的贾丁纳(Andrea Giardina) 和荷兰籍的范德堡(Albert JanVan de Berg);而代表台湾的律师则是德夏特(Dechert)律师事务所的倪山(Xavier Nyssen)和邓汉(Philippe Dunham)。

在2009年7月初,台湾国防部方面首度公开证实法国曾对台湾表达和解意愿,并曾企图以军购案作为交换;不过,台湾政府方面坚持完成整个仲裁程序。在2010年5月3日, 台湾国防部收到巴黎国际商业仲裁法庭的仲裁结果,判定Thales由于违反采购合约中的排佣条款,透过中间商进行交易并给予佣金,故应赔偿台湾要求的5亿9100万美元,同时加上累积17年的利息2.6亿美元,以及2000万美元律师诉讼费、仲裁规费及台湾 在仲裁程序中支出的相关费用,总值高达8亿7500万美元(约6.3亿欧元) ,刷新国际仲裁的赔偿金额纪录。Thales不满判决,随即再提上诉;在2011年6月9日,巴黎法院驳回Thales的上诉 ,表示法国政府与Thales必须依照仲裁结果支付6.3亿欧元给台湾;随后法国政府与Thales随即表示将放弃上诉,并尽速依照比例支付赔偿金额,其中Thales支付27.5%(约1.7亿欧元),其余72.5%(约4.6亿欧元)则由法国政府支付。 在2011年7月12日,在Thales集团代表与台湾军方委托律师的见证下,Thales集团正式将8亿7500万美元的赔偿金额从法国中央银行汇入台湾国防部委托的兆丰银行外币帐户,兑换成新台币253亿之转汇入台湾国防部主计局的台北财务处,然后再转入海军主计处帐户,最后由海军司令部负责办理国库报缴,而缠讼10年的拉法叶佣金案也正式划下句点。

相当讽刺的是,在台湾海军开始向法国提起商业仲裁之后,先前遭到监察院特调小组起诉的雷学明、程志波等昔日光华二号承办军官,从2004年起开始协助台湾海军打这场官司,包括向法国律师解说台湾海军与国防部的种种核准程序,证明汪传浦不具台湾官方代表身分,并让台方的"法方在未事前知会我方,便支付汪传浦巨额款项,明确违反排佣条款"的论述在法庭上成立,最终才能打赢官司,取回佣金。 在商业仲裁案之前,这批遭受起诉的海军承办军官要求海军提供相关档案资料作为法庭辩护时,还遭到海军拒绝。

拉法叶佣金仲裁后续

虽然2011年7月拉法叶佣金案告一段落,但当法方佣金汇回台湾帐户时又节外生枝。新加坡战略科技在1996年5月1日获得台湾联勤205厂的"地下靶场量测系统案"合约,然而该公司到1998年4月2日都未履行合约,台湾遂在同年4月30日与该公司解约,并没收履约保证金;新加坡战略科技公司对此判决不服,向新加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台湾赔偿,并对履约保证金行使禁止支付命令,而台湾则曾派员至新加坡出庭,要求解除该项禁令。在1998年10月27日,新加坡法院正式宣判此案有争议,需在新加坡提付仲裁或诉讼,随后新加坡战略科技公司就在新加坡提出国际仲裁。而台湾军备局对此则指责新加坡法院罔顾原合约中对于"仲裁地"与"准据法"的规定,根据台湾民事诉讼法402条而不承认新加坡方面的判决,而台湾方面的委任律师认为台湾在此案还没有支付任何款项(在新加坡争讼只为了保证金),加上认为新加坡当地法庭的立场肯定对台湾不利,因此决定不派员出席;此一仲裁庭在1998年11月20日出庭,台湾由于未派员而败诉。此后,新加坡战略科技公司曾试图在英国声请假扣押台湾在当地的财产,不过遭到败诉;然而在2010年新加坡战略科技公司得知台湾在拉法叶仲裁案胜诉后,随即向法国法院声请原本与台湾假扣押仲裁案中求偿的部分债权,并获得法国法院批准。因此,Thales在支付台湾赔偿时,从中扣留219万5500欧元(将近1亿台币);等司法程序结束时,Thales需在15天内将这笔款项支付给新加坡战略科技公司。这笔款项遭到扣押后,台湾也派遣委任律师到法国进行进一步的诉讼程序。 随后,法国法院于2011年11月2日驳回新加坡方面假扣押的请求,遭冻结的219万5500欧元于2012年1月12日汇回台湾兆丰银行的国库指定专户。

另外,受到台湾海军在拉法叶案佣金获胜的激励,台湾空军也打算仿效,对法国追讨1990年代幻象2000战机与配套飞弹的佣金。早在拉法叶佣金案全面爆发时,若干迹象也显示台湾采购幻象-2000案也夹藏佣金;在2002年10月21日台湾对幻象-2000采购案声请仲裁的最后期限前夕,台湾空军在监察院敦促下提出仲裁申请。然而,由于当时台湾方面并无明确证据,耗费钜资的仲裁没有获得任何进展,加上之后双方协调时法方展现诚意,愿意依照旧合约内容重新签约,甚至加上"永久有效"条款,台湾空军便遂撤销仲裁。然而,随着拉法叶佣金案的调查,幻象-2000案相关的佣金证据逐渐浮上台面;据说台湾随后通报法方,根据前述瑞士法官贝侯丹与法国法官范伦贝克的相关调查,显示与幻象-2000案有关的三家法国厂商(分别是主承包商Dassault、生产发动机的Snecma以及负责电子装备的Thomson-CSF),动用至少一位与采购合约有关的中间商,违反合约中的"酬金与佣金"条款。据说在2011年6月,台湾空军司令部发函给法国Dassault、Snecma与Thales等合约厂商,以佣金证据业已浮现为由,希望三厂商在九月来台协商佣金争议的处理方式。台湾方面强调,当双方对合约规范有争议时,希望能先直接沟通,若无法形成共识才进行仲裁程序;不过据说9月结束时,法方并未派遣任何人员来台对此案进行沟通(台湾军方对此不予置评)。

在2011年10月12日,台湾国防部长在接受立法院质询时,透露拉法叶后勤采购也有回扣;台湾海军在1996年与DCNI签署后勤采购协议(Basic Ordering Agreement,BOA),而瑞士检方查出拉法叶后勤采购也存在佣金,违反了BOA。因此,台湾在拉法叶案主合约仲裁胜诉后就接续提出违反BOA协议的 国际商业仲裁案,向法国DCNS求取约30亿新台币(9840万美元)的赔偿,于2011年4月在法国第一次开庭。为此,台湾在2012年度国防预算中编列7500万 新台币的国际仲裁费用。不过,经过仔细计算、扣除无关项目后,台湾将BOA仲裁的求偿金额降为12亿台币 ;加上利息之后,台湾方面求偿的金额为4550万欧元,相当于1996年签署BOA的价值(1.5亿欧元)的15%。 在2012年11月13日,承办此案的法庭以台湾方面证据不足为由,判决将法方只需赔偿300万欧元。

在拉法叶佣金案获胜后, 台湾继续对拉法叶舰后勤合约案再提仲裁,此时连幻象-2000案都可能提出仲裁,据信法国政府已经相当不满,可能会有后续的报复动作。

 

从拉法叶弊案看海军的建军

由于国人最为关注的是拉法叶命案与弊案,最初建军造舰的相关议题早已被模糊;然而如果不审视当年整个造舰决策过程与背后理念,就无法公平公正地评价整个拉法叶事件。

首先,光华二号的原始目标是1500ton级的中型巡防舰,作为光华一号的低档搭配,最后却买到了档次完全不一样、排水量达3600ton的拉法叶。由于当时军方 重要建军决策并非依循一个完整的常规体制或者一个稳定的理论,经常是少数军方高官进行重大决策(而且经常是换一次主子就转向一次),所以这些脉络不明的重大转折,自然而然成为瓜田李下的争议所在 。然而,从一开始光华一/二号计划的"高/低配",变成成功级与拉法叶的"高高配",的确能反映当时军方高层对于国军建军备战的资源分配有着不同的观点。

1.反对"大海军"的郝柏村

 早在1980年代海军积极规划二代舰之初,面对的上司是1981年12月上任、陆军出身的参谋总长郝柏村;众所周知地,郝柏村对海军的战略规划是以飞弹、潜舰、快艇为主的近海防御型态,故对海军方面始终维持24艘三千吨级主战舰艇的结构并不认同,认为大型舰艇在 中国空中威胁日益强化的时代只会成为活靶 ,同时却消耗太多国防资源。当忠义计划于1983年6月25日被国防部取消之后,海总随即在6月27日成立光华计划室,遂新的二代海军方案。新二代舰计划的获得方式从忠义案的自力设计建造改成 引进国外现成设计,以降低成本和风险;此外,郝柏村也打算将舰型分为两种,高档的为3000ton级,低档的为1500ton级,两者日后分别成为光华一号飞弹巡防舰(PFG)与光华二号飞弹巡逻舰(PCEG)。

2.光华计划"高/低搭配"

在1984年10月4日郝柏村"八年参谋总长日记"的记载中,首度提起二代舰以"高/低搭配"的构想。在1985年1月26日的日记中,郝柏村记载他的二代海军蓝图,认为至少必须获得六至十艘潜舰,水面舰队则以三千吨级巡防舰搭配两千吨级以下巡防舰构成。在郝柏村日记中1985年4月11日的记载,提到他认为海军原本提出的十年兵力计划"大而无当",而郝本人的构想是先建造六艘PFG、12艘1500吨级巡逻飞弹舰与潜舰三至四艘,并将现有的12艘阳字号驱逐舰汰除至少12艘,山字号全部淘汰;此阶段六艘PFG与12艘巡逻飞弹舰完成后,再视状况进一步建造新舰汰换旧舰。在1987年7月国防部向总统提报的"海军十年主战兵力整建目标及汰除纲要"中,主战兵力的规划包括飞弹巡防舰( 光华一号,PFG)以及飞弹巡逻舰(光华二号PCEG),其中PFG占8至12艘,PCEG则为12至16艘,依照二代舰完成的进度,一对一汰换旧有的阳字号驱逐舰。而根据刘和谦的回忆,早在1983年6月忠义计划取消之际,郝柏村便交代刘和谦在国际市场上选择现成设计,购买或引进技术在台建造,三千吨级大舰建造8艘,一至二千吨小舰建造16艘。然而,海军原本忠义计划打算建造24艘三千吨级飞弹巡防舰,以1:1的比例替换 吨位相当的阳字号;而海军被郝柏村批评为"大而无当"的规划里,将以24艘三千吨级大型舰与12艘一千多吨的中小型舰艇,一对一汰换阳字号与山字号,总数36艘;而在当时郝柏村领导的参谋本部明显地打算裁减海军规模,无论是常见的"八大十六小"说法或者1987年7月国防部提报的海军十年整建计划,水面舰队的规模都不如海军的规划,尤其是对等于阳字号的一级舰数量裁减最多,这难免令海军内部无所适从。

3."24艘驱逐舰"的由来

先前台湾海军规模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系我来自于1967年美军驻台顾问团一位包第斯 上校所做的研究分析报告,前提是在中国海军以潜舰为主力对台湾实施封锁的情况下,台湾海军支撑战局达三至六个月(前三个月以不动、不接战、不突围的原则保留实力,后三个月才正式展开反封锁行动)所需的兵力,得出的结论为24至40艘驱逐舰与30架以上的反潜机;因此,"24艘驱逐舰"就成为决定台湾海军规模的重要理论依据,海军24艘阳字号的主战兵力就是这么来的。至于光华一/二号的" 高低配"的舰队阵容,与其说有任何研究结果作为理论依据,更 合理的原因是军方最高当局对于整个国防资源进行分配的妥协。由于武器系统只会越来越贵,海军欲维持24艘新一代主战舰艇,花费的成本只会高于既有的阳字号,然而国防资源却是有限的,空军的重要性更是在海军之上;加上郝柏村的建军理念本来就不赞成"大海军主义",所以在二代海军规划时的"缩水"自然不难理解。

当然,海军内部对于参谋本部与国防部的规划不一定会忍气吞声。三千吨级大舰一口气减少1/2至2/3,不仅冲击海军原有的作战能量与任务架构,也意味一下子少掉12至16个上校缺 ,对人事升迁造成严重冲击。

4.从蔚山到拉法叶──"高低配"成了"高高配"

在刘和谦司令的任内,光华 一/二号完全依照国防部的建军规划来建案,光华一号挑中三千吨级以上的美制派里级飞弹巡防舰,打算建造八艘;光华二号则选中了标准排水量1500吨级的 韩国蔚山级巡防舰 ,打算建造16艘,两者最初都打算装备 先前为武进三号开发的H-930 MCS模组化战斗系统(在随后海军总司令叶昌桐任内,光华一号改成沿用派里级的JTIDS战斗系统与MK-92 Mod6射控系统),整个蔚山级采购案案子在1988年6月刘和谦将海军总司令职务交棒给叶昌桐时几乎已经成形,只待签约与执行 。然而,叶昌桐领导的新海总却没有立刻作决定 ;以叶昌桐个人对蔚山舰的反感,他没有立刻完成这种他口中的"二、三流货色"的签约,似乎也不让人太感意外。在同年6月底,向韩购舰案经由联合报首度披露之后,引发国会、学术界与民间舆论的强烈反弹,将之视为"国舰国造"政策的耻辱。而在此同时在若干法国高层人士与军火商的穿针引线下,性质与档次与蔚山级截然不同的拉法叶开始登堂入室,最后终于抢走了 韩国厂商差点到口的肥肉。此外,叶昌桐在海军总司令任内又争取到租借美国诺克斯级反潜巡防舰,而7艘成功级(日后又追加第八艘)、6艘拉法叶与8艘诺克斯,就构成了海军二代兵力的骨干;这样的兵力大致继承了原本24艘阳字号驱逐舰的规模,显然与光华 一/二号计划的"八大十六小"大不相同。

然而,在几乎快把蔚山舰搞定的刘和谦去职(任命叶昌桐取代刘和谦的确出于郝柏村的主意)之后,法国势力却不偏不倚地在这个节骨眼介入,而蔚山案立刻陷入空前的阻力之中,这种巧合也难免让人怀疑。

5.从小舰到大舰──郝柏村的转折

十分吊诡的是,原本反对"大海军主义"的郝柏村竟然也是光华二号舍蔚山、改拉法叶的拍板者,而在郝柏村日后出版的"八年参谋总长日记"中,对最初PECG案向 韩国采购蔚山舰的决议以及日后否决蔚山舰的理由只字未提,对于向法国军购的来龙去脉倒是较有着墨。

根据八年参谋总长日记,1982年3月3日,郝柏村会见台湾驻法代表龚政定时,首度就当时与法国购买核能电厂相关设施的交易,提到如能藉此进一步向法国购得高性能战机与引擎,不失为另一寻求先进武器的可能。同年4月9日,龚政定回电表示与驻法单位有所接触,并提到以沙乌地阿拉伯当作对法军购的中间国。在5月14日,郝柏村接见了法国对华事务联络代表,谈及了双方未来合作的可能,首先从情报与科技着手,随后是法国武器技术的引进,希望能分散武器获得来源。在1983年11月2日,法国空军退役少将Glavany发表对台合作事宜的谈话,包括双方国防科技管道的建立、技术转移与零组件销售等。

在1988年5月17日郝柏村于第165次军事会谈向李登辉总统报告时,提及的内容仍是"...另约一千余吨级之PCEG舰,系经多次审慎评估而委请韩方建造...."并获得李登辉核可;然而,接下来与法方的接触就让郝柏村改变了心意。依照郝柏村的日记,在1988年12月1日,郝柏村与法国前参谋总长拉、时任法国国防部长顾问拉卡斯上将会面,而拉卡斯有意加强台法双方的军事关系 ;根据另一位记者的引述,当时郝柏村首度曾构想以12艘PFG(光华一号)与12艘拉法叶作为二代海军主战兵力。1989年1月6日,某立委向郝柏村关切二代舰案与蔚山舰;在1989年3月8日,郝柏村告知某立委不向韩采购PCEG,并详述其理由,原书中并未交代予以交代 ,但显然郝柏村在此时已经下定决心推翻蔚山案,转为向法国购舰。

1989年5月6日,郝柏村抵达法国并接受法国前参谋总长拉卡斯的设宴款待,宴会中拉卡斯表达法国政府已经同意出售武器给台湾,而郝柏村在日记中更明言记载,打算以PCEG案作为向法军购与技术转移的起点。当1989年5月8日郝柏村从法国拍电报给海总 命其对韩方稍事拖延之后,光华二号由韩转法几乎已经成了定局。至于这段从韩转法的动机,郝柏村并未明确交代。 郝柏村等高层在光华二号转向拉法叶的决策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至今仍然是个谜题。 在日后拉法叶案受到陈水扁政府以及民间舆论重新审视时,前总统李登辉表示整个购舰转折过程都由郝柏村主导,做出决策后才向被告知,郝柏村也受到诸如"隐瞒上级"以及"干犯总统统帅权"等批评。不过平心而论,在当时台湾尚处于解严转型的阶段,军方仍以旧有方式行事,高阶将领握有很大的主导权 ,整个建军方向往往是由极少数高官"拍板"定夺,而不是基于一个系统性的长远规划并依循一定的制度(当时中华民国尚未有这样的制度,对于规划造舰也是个"生手");而上任未久的李登辉总统显然也不是军事专家,因此相关主要决策仍由位高权重的郝柏村主导,似乎并不意外。

反观叶昌桐对蔚山舰的恶感就非常明确,多次表示"蔚山级是二、三流的货色",因此拉法叶在叶昌桐心中显然比蔚山 舰 ;而当时以叶昌桐为首的海总高阶主管对于拉法叶的良好观感也是有迹可寻的──虽然整个决策过程明显过于仓促粗糙,最后阶段才列入考量的拉法叶竟然很快就打败了蔚山舰,而且与光华二号原始需求差异不小 ;虽然拉法叶先进技术的魅力颇吸引人,但这个结果也留下了日后让检查监察机关大做文章的空间。

6.任务导向

海军二代兵力面貌的转变引发了不同的评价:在监察院在2002年公布的拉法叶案调查报告中,对于当时海军武获室未依照程序,任意窜改原本兵力规划与厂商选择,可说是一路地穷追猛打,其中许多内容更成为打击郝柏村的重要着力点(例如所谓"侵犯统帅权"之争) 。

然而对于民间熟悉军事事务者而言,却多半对这样的结果予以肯定,因为随着中国海军的大舰化以及潜舰、海航兵力的日渐强大,两岸最有可能的海战面貌再也不是如过去国共海战般的水面舰艇厮杀,两岸可能交战的海域也从以往局限于台湾海峡,扩大到向北延伸的东海以及向南的南海。在这种环境变迁之下, 体型较小、偏重水面作战的蔚山舰,显然比不上较大型、自持力与续航力更好、在反潜任务上特别优化 (因为吨位足够,所以可以拥有完整的舰首/拖曳阵列声纳系统与反潜直升机,载台静音设计也较佳)的康定级;而最后海军实际获得的22艘三、四千吨级巡防舰的兵力(八艘成功级、六艘康定级、八艘诺克斯),也比最初光华计划"八大十六小"更为靠近"蓝水",比较符合 中国海空武力的演变。

就实务上,由于台湾周边海域长年海象恶劣、风急浪高,老一代中华民国海军操作两百吨级江字号、一千吨上下的关字号与太字号乃至1300吨上下的山字号,都有不少 痛苦的经验。如果海军舰队小型化,则几乎无法在冬季的台湾海域有效执行任务,小型舰艇也没有足够的自持力持续数天在海上作业;此外,更不用提舰上官兵值勤时 的苦不堪言,以及势必增加的人员伤亡率与装备损耗。如果要一年四季长年在台湾海面上正常作业,又能保有像样的武装与自持力,就连光华二号定义的1500吨巡逻舰 都力有未逮(实际上,这是个妥协之后的吨位),起码必需将吨位放大至三千吨以上,这就是台湾海军二代舰"全面大型化"的一个重要背景。 事后叶昌桐受访时指出,当时海军依照实际任务的需求,改变原先购舰选项,是新的"任务导向"(mission orientation)观念的具体实践,不应拘泥于兵力结构数字的迷思。

许多意见也认为,拉法叶舰不仅顶着当时许多尖端技术的光环──不仅台湾从未接触,也很难透过美国来接触──此外还附带许多与法国交流的效益,都相当吸引当时军方的主事者 。韩国蔚山舰与法国拉法叶,直觉上就是"国产车"和"BMW"的对比,不光是叶昌桐,大部分的人光凭常识与观感就会得出这个"想当然尔"的结论。某位海军军官曾言,法国主动向台湾推销最新型的FLEX-3000是意想不到的机会,"船再贵我们也会认,就算里面或多或少有钱被贪污了,但绝对不是只因为贪污那些钱而买这条船"。对于FLEX-3000"无既成舰"、不合计划原则所引发的争议 ,当时法国方面动用一切人脉说服台湾海军,除了DCN局长亲自写信给台湾当局之外,曾在1980年代受聘为中华民国行政院科技顾问、大力协助行政院政务委员李国鼎建立台湾半导体产业、之后又担任法国研究与工业部长与Thomson总裁科学顾问的一位Pierre Aigrain博士,也写了一封信给李国鼎,再三保证拉法叶在法国累积三个世纪造舰经验之下设计施工,并通过最先进的电脑模拟,完全符合法国海军标准,绝对没有风险;与台湾造船业颇有渊源的李国鼎(曾任美国Ingalls船厂台湾分公司总经理,即中船基隆厂的前身),随即将信函转给海总。在李国鼎出面"背书"的情况下,自然进一步加强了海总的信心 ──拥有三百年经验的欧洲主要造舰强权之一,与初出茅庐新手上路的韩国造舰,双方背景给客户的"信心差异",显然只是个"常识问题"。

最后,海军创造一套"自圆其说"的论调来自圆其说:FLEX-3000的主要装备如推进系统、作战系统、电子装备与武装都是现成产品, 而且已经获得法国海军本身的采用,法方的首艘拉法叶舰也正在建造,因此"主要装备"已经获得验证,未来后勤料件来源显然也不成问题,当年这个说法也获得国防部的接受。台湾军方一向坚持购买的武器系统"需有既成现货",虽然可以保证取得成熟、经过验证的装备 (事实上,韩国新手上路的蔚山舰,是否比拉法叶这个新舰更加"成熟",恐怕大有疑问),后勤维持也比较有保障,但也会让台湾永远落后别人十年甚至更多。

7.小结

从迁台早年的"反攻大陆"到近年的"防卫固守、有效吓阻",台湾军方始终没有办法拟定一个眼光长远、在执行面上明确的大战略,并真正有效落实在建军战备里;撇开精实精进案这类不当裁减或者役期缩短等为了省钱或讨好民意导致的怪象,台湾或许建立了一支堪称强大的空军与海军(以台湾的国土面积、人口比例计算),然而整个军队结构却看不出明显的"特色",各军种的"本位主义"在建军的过程中往往主导一切执行,而不是某种高于军种的战略规划。美国的海军与空军当然也会争夺资源,但美国有的是能力来维持全世界最强大的海空兵力,但台湾却没有办法。

以海军而言,"大海军"与"近海海军"无论是装备硬体、任务型态与精神理念都是差异极大的,然而光华二号从小舰转大舰的决策脉络却不着痕迹 ,徒留把柄给后人大做文章。光华二号由韩转法,究竟是纯粹基于海军某一派的建军思想(或说本位主义)见到更先进的拉法叶设计而索性直接剔除蔚山舰(也顺便平息了当时民间对蔚山舰的反感),抑或 当时上级着眼于国家层次的战略格局而想藉机深化与法国的交流,再者如许多外人所想, 是当时军政高层人士为了贪图收贿的庞大利益,至今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题。

透视国军建军规划的结构性问题

从各个角度而言,光华二号等同时期的海军建军计划,反映出不少台湾长期建军规划、重大军备筹获制度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其中许多至今依旧无解。

1.中美断交后:学习自行规划建军

在1979年中美断交、中美共同协防条约失效以前,台湾大部分的三军武器系统都可从美国军援管道取得,所以长期以来就是美国人给什么武器就怎么建军打仗。等到中美断交之后,台湾只能透过"军售"管道从美国获取武器与技术,因此除了重大国防军备案 开始必须由台湾自行着手规划(美国至多提供技术与次系统)之外,由于军备牵涉到战略理念的实践,台湾才真正开始思考国防战略与武器系统研发筹获的关系。然而拟定一个大的制度框架永远是困难的,虽然当时美国雷根政府准许以技术转移的方式协助台湾生产防卫性武器,然而当时台湾军方在国防战略与国防研发之间所需的互动机制,仅停留在幕僚作业与程序审查的层级,缺乏专业研究与整合的能量。

2.各军种武获室的建立

在1980年代,海军与空军都有规模可观的二代机/舰研究计划,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由空军航空发展中心(AIDC) 领衔的安翔专案,研发高性能战机,堪称当时最大规模的国家级国防武器发展专案;而海军则有稍早为阳字号驱逐舰重建性能的"武进案"以及自力造舰的"忠义案",加上后来的光华计划,并在1988年 成立造舰管理室。这些武器专案促使各军种建立了若干本身的专案管理、技术整合能量,奠定台湾军方本身拟定作战需求以及建军案的能量基础。在1992年,空军以安翔专案管理室为基础扩编成武获室,正式成为统筹空军一切建军规划、军备获得的常设性机构,而海军也既起效尤,在1993年4月以舰管室为基础扩编 成为海军的武获室,而陆军也成立了自己的武获室。至此,台湾军方建立了以军种为基础的作战需求/国防科研互动机制。

3."由下而上"的建军

由以上建军脉络不难发现,台湾军方从最初接受美军直接"喂养",到后来慢慢培养自行思考建军规划、武器筹获的能力,走的是一条"由下而上"且充满人治色彩的道路,亦即透过几个特定时空背景的专案单位,转型成为军队里的常设组织。由此不难发现这种体制的问题与局限,因为建军备战是一件国家级的大事,各军种长什么样子、主要功能使命为何、打什么样的仗、国家整体资源 如何分配等,必须基于一个整体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层级来考量,并且与国家其他政策机能如外交、产业基础结合,这些最高指导原则就连国防部的层级都无法独自负担,遑论各军种本身的立场与高度。

而台湾这种"由下而上"的体制就会流于多头马车,助长军种本位主义与资源争夺的老戏码,各军种只顾自己的发展而没有整体观,最后反而无法兼顾整个军队乃至于国家的最佳利益与效率 ;而最后的胜败,往往取决于军方体系最高层级究竟由哪一个军种、哪一派人马所把持。 而各军种的武器筹获眼光也往往局限在"装备"的层次,一开始就以特定的系统为目标,之后才依此撰写原本应该是事前研究的各种需求文件,变成先射箭后画靶。 长年以来,国防部主要武器系统的筹获,基本上都仰赖各军种所提之作战需求文件及上级联合参谋幕僚体系的审查意见,最多再加上军方投资建案程序所需的系统分析、科技顾问提供的专业谘询审查而已, 整个过程明显缺乏从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层级来的考量,以及从整体国防与军事战略格局着手的的专业研究分析。这种情况就演变成哪个军种的将领轮到了军令体系高层乃至于国防部长的大位子,就推动以该军种为优先的军备乃至于组织人事计划,沦为军种本位体系角力的场所,并形成官大学问大、换一个长官就推倒先前路线而另起炉灶等现象。

从光华二号的决策过程就可以清楚暴露出前述国军建军流程的问题,因为蔚山舰与拉法叶背后的建军思维有很大的不同,姑且不论这种决策的背后动机以及后续影响究竟是好是坏,国军本身的体制就拟定不出一个整体而长远的大战略方向,自然也无法防止这类 重大决策转向却完全不着痕迹的情况,而欠缺一套完整决策机制也使得企图获得不法利益的黑势力有更多着墨的空间。光华二号由韩转法是谁的意志或决定、是海总抑或更高层级主导、背后动机目的,至今仍然不明。几个当时的主事者如郝柏村、叶昌桐在日后几个公开消息来源中,多少透露阐述了由韩转法的 部分考量(但仍看不出系统性脉络),也显示出郝柏村"朝令不妥、夕改可矣"的特性;而背后真正的来龙去脉,至今依旧是"不能说的秘密"。

4.军备局成立:基层实务能量的流失!?

在2003年初,依据新通过的国防部组织法军备局组织条例,国防部设立军备局来统筹三军所有的军备整备事项,取代各军种武获室的机能。表面上,此举能让战略规划与武器系统研发回到军方最高层级手里,解决以往三军各搞各的、本位主义的弊病,然而更深层的战略战术规划与相对应的军备发展研究却还不成气候。而贸然撤除各军种的武获室也带来不良的影响,因为以军备局的能耐要深入各军种直接参与建军案的执行,无异于隔靴搔痒而负担过度,这原本应该是由各军种的专职单位来负责;此外,一些规模较小的采购建置案,本来就应该视为军种内部的事务。 海军方面的因应措施则是扩编原有海发中心的组织职权,以作为衔接军备局的军种执行单位,然而这套体制的运作以及中央和军种的沟通协调机制仍有待验证。

5.海军造舰管理能量兴衰

海军造舰专案管理能量的兴衰,可由舰管室与武获室的历史脉络一探究竟:先前为了因应当时台湾海军如火如荼的二代海军建构,在1988年7月,甫上任一个月的海军司令叶昌桐就在海军总部里成立"造舰管理计划室",简称"舰管室",这是一个负责管理造舰与军舰采购的专职单位,其地位高于海军一般的署、处,成员来自于海军内各单位的优秀军官。舰管室底下分为载台、武器与战斗系统、后勤支援、综合计划四个组,其中载台组原本是海军后勤署舰艇建造组,武器及战斗系统组吸收了一部份海军兵器处的人员,后勤支援组的成员来自于后勤署美援组等单位,而综合计划组主要由原海军计划署的人马构成;稍后,又将向美国采购S-70(CM)1反潜直升机的"神鹰组"纳入舰管室。当光华一号计划开工后,舰管室派出一个"光华监造处"至中船高雄厂,并派遣一个"驻美联络组"负责联系美方的厂商代表;而在光华二号的拉法叶舰案开工后,舰管室又派出"驻法监造组",至法国洛里昂造船厂负责监督造舰作业。舰管室经手过1980年代末期以来台湾整个二代海军的筹建作业,包括先前业已定案的S-70C(M)1反潜直升机以及光华一号最后由舰管室负责执行落实,而光华二号转向法国拉法叶、对德购买猎雷舰的"靖海案"以及向义大利购买海洋测量舰等案则由舰管室一手打理。在1993年4月,如同前文所述,海军仿效空军武获室的作法,将舰管室升格为武获室,统筹整个海军的武器系统规划,而不只是造舰 。

然而就在同年12月9日,武获室执行长尹清枫遭人谋杀,之后猎雷舰、海洋测量舰与拉法叶舰相继爆发军火商从中获取佣金的弊端,这导致武获室成为一个无案不弊、人人喊打的黑单位,许多军官不是被调查就是被收押。一连串的弊案打击下,受到重创的武获室再也没有什么 发挥的机会,功能逐渐淡化 ,而台湾海军从忠义计划以来培养的一批宝贵专案规划与技术人才更是大幅流失。

6.小结

1998年国军开始执行的"精实案",大量裁撤各军种高层的幕僚单位,而各军种的武获室也随后走入历史 ,被2003年成立的军备局所取代。对于各军种自身的建军而言,这些专业单位一个接一个被砍掉,各军种再也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去承担建军案的规划与执行,导致漏洞与乱象日益增加 。除了1995年取消的ACS先进战系案之外,海军在1990年代的锦江级与光华六号飞弹快艇等造舰计划,宣布得标厂商后都引来失利厂商的控告,导致计划平白延宕多年(最后也未查出明显的非法事实),这些都是海军决心与执行能力江河日下的最佳注解 ;而同一时期陆军方面的情况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由于自身对专案掌控力不敌军火商和背后的势力集团,干脆因噎废食,许多装备建置案迟迟不敢推动,可见类似问题已经变成各军种的通病。

"防弊重于兴利"的僵化官僚制度

任何决策的最终目的,都是 为了获得一个理想的结果。换言之,如果没有好的成果,中间程序再怎么看似圆满,也是枉然。 在瞬息万变的民间业界,以灵活的手段来因应诡谲多变的市场,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国家政府的机关不会因为亏损而倒店,官僚制度追求的是"厘清责任"以及" 不犯错" ,万一出事能迅速厘清责任归属。在这种体制下,未尽职责或逾越职责都是大忌,求好心切而未遵照游戏规则的,无论结果,还是等于自找麻烦。官僚组织僵化到一定程度,为了防止自家人造次舞弊,因而设立了重重限制,如此组织本身就会被自己给绑死 。

1.政坛生态下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台湾解严后,在蓝绿长年的意识型态政治斗争之下,外加拉法叶弊案的重大冲击,相关政府、军队运作规章已经朝前述这种枪口全力对内的"僵化"趋势发展 ,专业与实务需求往往因为"斗争至上"而遭到牺牲;任何行事计划的不如预期,往往不会考虑客观现实因素的困难,最终非要有特定人士承担责任不可。更要命的是,台湾的相关监察与司法机构不仅人力不足,人员也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基础, 往往难以对这类需对军事技术背景才能真正瞭解的案子做出公正合宜的裁决,监院在拉法叶案中于字里行间寻找语病漏洞大兴文字狱的作法就是一例 (当然,近年许多军购案接受立院审查质询时,连军方本身都没有用心备齐资料并展现应有的专业,参谋作业也极端草率,这样而被立法院修理实在是咎由自取) 。而外在的政治背景环境逐渐流于政党恶斗之际,亦助长了政府机构内部"防弊"的实质作为,使得相关承办人员的处境日益艰困棘手。在制度窒碍难行、对失败几无容忍、监察机制往往失焦的情况下,承办人员举手投足皆动辄犯规触法,到最后不出事 、不触法、不出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就是"不做不错";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的典型官僚,虽然干不出什么名堂,但却可以不必冒险,在体制下求得温饱。

于是,官僚体制经常发生"人人皆无过 ,事情办不好"的现象,或者是高层的"特殊顾虑"为下层的实务运作构成重大困扰;以国军的重大装备采购招标为例,根据客观实际需求而加入的特别技 术限制,很容易落得"技术绑标"的罪名,非要弄个雨露均霑、任何三教九流的厂商都可以进场参与,才叫做"公平正义"。这样的官僚组织,如此无论主 事者是否清廉守正都无关紧要, 因为光是窒碍难行的繁文缛节以及找碴无所不用其极的监察体制,就会让整个组织连一件事情都办不好;反之,主事者只要"守法"就能平安在位长长久久 ,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自找麻烦。以此等官僚监察体制的作风,1990年代以来国军之所以怕出事、不愿承担风险,根本是天经地义、可想而知的必然结果。在法治国家做事,理当遵循程序,然而许多状况却 是"循规蹈矩"就无法成事,背后的吊诡值得人们深思。 对于当时纯粹因为认定拉法叶比蔚山舰"好得多"、立刻决定"迎娶入门"、最后却因程序争议以及后续弊案而遭到调查清算的部分海军军官而言,算不算是"多做多错"的注解呢? 既然建军备战并非台湾掌权高层最关心的事务,军方少数有识之士何苦落得吃力不讨好?

2.国际军火销售的生态现实

对军火代理商与武器厂商之间必然的利益输送行为,甚至是台湾在特殊政治困境之中必需以"非常手段"打通关节的现实处境 ,台湾的相关法律机制从来都不予以正视,一律以"贪污舞弊"视之,这种思维充分展现在台湾海军与法国签署光华二号购舰合约时的"排佣条款"之中。

台湾政治地位艰难,本身没有足够的技术实力与财力研发许多关键性武器,又很难即时从欧美先进国家获得这类系统;因此,原本就属于"卖方市场"的军火交易,对台湾而言只会 成为"绝对卖方的市场"。台湾获得先进军火的管道极其有限,相对稳定的美国往往由于政治考量,对台湾设下重重限制;相形之下,虽然欧洲国家 的厂商比较愿意出售"只要客户买得起"的东西,或者利用各种花招克服政治障碍(如法国),但由于台湾经常无法另觅其他同 等商源来当谈判筹码,没有本钱压低报价,比其他国家更容易被欧美大厂哄抬价格。另外,欧美各大武器厂商都有专门授权的代理商,除非取得"军售管道"(例如美国FMS), 否则只能透过特定代理商与原厂接触;在市场封闭、缺乏公开竞争的情况下,代理商管道的报价往往数倍于美国官方的军购管道。偏偏台湾碍于政治因素,往往 无法取得军售管道,即便是向美国采购,过去为了回避政治争议而改走商售管道的案例也不少(例如海军S-70C(M)1反潜直升机), 故仍然只能跟特定代理商打交道。

在"来源选择"与"管道"都重重受限的情况下,相同的武器系统,台湾与其他国家相较, 不买贵才奇怪;越是关键敏感的武器系统,上述的现象就越显著,嫌贵就不买拉倒。因此,除了门路与政府许可相对宽松、但军售质量限制重重的美国之外 ,台湾若有机会向欧洲国家要求重大军购,根本没有太多公开招标选商与接触政府管道的可能,只能 抓紧特定的机缘、与特定对象接头,靠军火代理商居中牵线,透过关系人脉,与对方军工产业乃至于官方、军方人员接触,一一打通关节 ,才有可能谈成交易,而之间增加的酬庸成本自然不可避免。只要台湾一天没有脱离这种困境,或者没有完全自力生产的能力,就只能承认并接受 前述现实──然而,台湾的相关监察机制却对国际现实与军火市场的独特背景视若无睹,仍以一般公开公共工程采购建设事务的标准对待。 诚然,法方在拉法叶案中为了促成交易,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竟然贿赂 阻挠此案的中国,甚至将欲卖给客户(台湾)的武器系统的技术资料 泄漏给其假想敌(中国),增加的佣金最后还由客户埋单,而且过程中不惜杀人灭口;此种不择手段的行径绝非 任何一国可容忍,然而这就是台湾政治处境欲进行重大军火交易的残酷现实。 法方固然可恶至极,然而台湾体制对待这种现实环境的行事风格亦非可取, 后续相关军队事务、制度文化的发展更是往死胡同里钻。

与台湾相较,许多欧美先进国家对相关利益输送宽松得多,只要在合法范围内,许多必然的利益输送行为都"化暗为明",转为正式的管道之一,例如 相关利益团体(包含厂商)能透过游说、利益结合、献金等方式来获取国会议员的支持,兰德(Rand)等军事战略分析机构的研究,多少也有军工复合体势力的影子,政府或民间 甚至还有专门的公司处理佣金、利益分配等"肮脏"的问题,例如曾在拉法叶购案中担任法国对口单位的SOFMA,就有这方面的功能 。在现实中,许多重大建设或事务,本来就会牵扯到庞大的相关利益,拒绝正视并因应这种行为,只是在逃避现实。而然台湾在制度上不允许任何佣金存在,在购舰合约中明订了"排佣条款" ,但是人心并不比别的国家好,该出现的佣金还是少不了(否则就不需要这么多军火掮客居中牵线促成此案),于是自然出现"变通方式",利用各种名目将佣金灌入报价之中,成为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 。

更糟糕的是 近年台湾军火商、厂商以及背后的利益关说集团的"生态"十分糟糕,只要不是 自己得标,就宁可把整个事情搞烂让大家都赚不到钱,甚至让相关承办人员去坐牢。 反正中华民国制度规章不允许私下利益输送的存在,任何行为只要依据多如牛毛的繁琐法条对号入座,马上就可以充作监察机关的"廉政业绩",但久而久之谁还能做事? 依照台湾现今"贪污认定"过于浮滥的官僚体制作风,当年刘和谦不计荣辱代价从荷兰获得潜舰的过程,早就可以押上十大罪状,锒铛入狱(注1)。 加以近年来台湾政治意识型态斗争炽烈,任何事情都可以作为政治炒作打击敌对阵营的素材,自然使得军方及承办单位压力更大,稍有不慎便给了对手攻击炒作的口实 ,上司为了自保也只能弃车保帅牺牲下属。

在2009年初,因尹清风命案等遭到通缉的汪传浦在越洋传真给律师的答辩状中表示,当年他为了促成台法军购,花费很多时间和财力,说服法国批准出售武器能提供相关产业许多就业机会;法国为感谢他促成交易,才给他5亿2000万美元佣金。汪传浦并强调拉法叶舰并没有买贵,而且性能远胜过蔚山舰;如果台湾认定法国违反"排佣条款",大可向法国依契约求偿,与法国给他的 酬劳无关。汪传浦也曾抱怨,因为他的努力,台湾才能突破困境从法国买到先进战机与军舰,而台湾不但不感谢他,还要害他。虽然此为汪传浦一面之辞,但背后反应的若干现实 却值得玩味。
 

3.管理与监察方向失焦,专业退位

台湾自从政府采购法实施以来,严格规定试产前必须开标,使得产品评比流于价格挂帅、品质成效居次;同时,台湾相关监督验收与认证机制却 十分残缺,合约的监督履行与品质控管几乎完全仰赖承办人的专业与法律知识,没有足够专业且权威的认证机构可以倚靠(不过以台湾政治社会现象观之,即便出现类似专业认证机构, 终将敌不过台湾长年以来专业被践踏、政治正确至上的恶劣风气,而逐渐沦为某些主事者的附庸或酬庸工具,或者遭政敌以各种方式抹黑)。

在追求低价却缺乏品管监督专业的情况下,台湾官僚体制从军队到政府,已经演变成仅仅 对"钱"管制得最为敏感,而且这个"钱"只是开标的价格,不包括厂商为了得标而过度削减报价与品质、执行期间因种种问题而不得不追加的钱,更遑论便宜行事造就一个烂摊之后、在日后痛苦使用期间付出的高额成本。 无论长远的得失,只要办事过程中对"钱"的管理监控出了一丝的问题,日后都可以被掀出来大作文章;而这种制度自然是与"必要之恶"的军火 代理商行为有所抵触,为了降低报价,大家都只好将产品的品质与档次打折扣。近年从军购到许多国家重大建设,类似的思维屡见不鲜,至今台湾无论政府或军方,都只接受"最低 价格标"而非"最适标"。2003年台湾政府公家单位一度推行"最有利标",然而这些采用"最有有利"原则决标的案子,等到2005年度以后都沦为事后审核有无浪费时开刀的对象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光华六号飞弹快艇建造案,以"最有利标"选择了出价不是最低的中船,却成为对手中信船厂攻击的把柄,导致全案拖延二年以上。

讽刺的是,在以往国民党政府威权时代,某些大厂可以长年垄断政府与军方相关采购维护管道,反而双方沟通比较顺畅,品质的监督与维持也比较容易;等到台湾完成政治改革后,前述的"非法官商勾结"被打破,改走公开竞标,只是历年来的政府与军方采购 或维护案都显示,在台湾恶质而畸形的"最低价格标"游戏规则下, 政党政客的势力照样与厂商结合,而且只要后台够硬,"最低价格标"反而成为厂商的"护身符",即便厂商本质的品质能量不合格,只要报价够低,照样能登堂入室参与竞争,并以"最低价"获胜 ;偏偏台湾政府与军方对于专案执行的专业控管能力缺乏,制度残缺,益加无法保障最后的品质。在民进党执政时代,这类情况已经演变成行政院透过军品释商的名义,强迫国防部"为释出而释出",将利益输送给执政党所属的利益相关者,而军方实际上最需要的专业规划、品质与效益考量则被放在一边。因此,新作法最终只是将相关利益由原本长期垄断者或者昂贵但质量稳定的国外厂商,置换成当今执政者的人马, 因此除了帐面上多了"合法程序"的掩护,背后"徇私舞弊"的本质依旧;最重要的是,"专业"在这个过程中几乎完全被政治考量逼退,在承包厂商本身能力良莠不齐的情况下,军方最后获得的军品质量因而大打折扣,可谓两头落空。除非采用过去指定厂商或最适合标的方式,才能杜绝这种劣币驱逐良币、滥竽充数的现象,然而这必定又会被指控图利特定厂商。

说穿了,台湾在建立"公开透明"的政治与公共建设体系时,也一并根深蒂固地建立了"便宜行事"、"花五分钱买十分货"的观念,连带影响了舆论衡量的标准;因此,台湾军方或政府大小投资或维护案,经常发生低估计划规模、系统规格以及时程/成本的情况,或者贪求便宜选择不合格的厂商或产品,结果直到发生问题或造成严重后遗症后,被迫以更大的成本来弥补;而政客、媒体、舆论在大肆责难、口诛笔伐之际,却没有意识到一开始对整件事务(要求某种品质而必需付出的成本代价)的认知偏差。

反观欧美国家对利益的观点相对宽松,虽然造就出一个势力庞大、有时影响力连政府高层首长都感到恼火的军工复合体, 例如美国不时传出军工产业间接主导国防采购政策而无法遏止,而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军备输出国家历年行贿酬庸打通关节的情况,也早已恶名昭彰 ;但是 无论如何地"肮脏",这些军工体系也的确为欧美先进国家完成了先进精良的军事武器系统。虽然对 "钱"相对放手不代表完全不需监察把关,不过比照台湾近年国造军备几乎诸事不顺, 诸多军事建设案都因政商利益纠葛而以徇私舞弊、违反程序等理由拖延多年或一再重跑程序 ,承办单位一个不小心就会误触法网惹祸上身、宁可不做不错的情况下,显示台湾这等制度文化并不比别人高明;欧美体制虽然舞弊空间的确较大,然而也比较能成事,反观台湾就是注定 难以成事。偏偏台湾又面临险恶的国际关系处境,在中国的打压之下,不可能自由地向欧美国家输入先进精密军备,所谓的军备买方市场完全不存在,许多千载难逢的军购契机稍纵即逝,如果一切都必须死板地照规矩办事,下场就是一事无成。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台湾的制度看似"公正廉洁",制度底下的人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即便过了1980年代后期那个"无案不弊"的时代,2000年代以来,虽然换了一套帐面上"公 正透明"的游戏规则,台湾各项政府与军事采购事务照样黑影幢幢,屡屡发生高官立委"关切"与政商牵连挂勾,其他国家会有的现象,台湾一个也没少;唯一区别在于台湾的内斗 无限上纲,象征公义的法律制度,被敌对者浮滥地拿来当作武器,打着"正义公理"的光明口号为幌子,行整肃异己、争权夺利之实 。实际上,台湾的政界商界不见得比别人清廉正直到哪里,有利可图时人人毫不手软,而制度绑手绑脚窒碍难行的情况却堪称一绝。只要人心不正,无论什么立意良善的制度最后都会走样变调 。

5.小结

以当年海总许多真正认为拉法叶比较好的军官的角度视之,光华二号的"由韩转法"不过是"朝令不妥,夕改可矣",而把法国这条线牵起来,中间的代理商、掮客行为自然是必需品,佣金也无可避免。只是其中有人玩过火, 藉此图谋超乎行规且违反法律的钜额利益,台法双方都有身兼重要军/公职的在位者进来分一杯羹,最后东窗事发;而台湾当时的军备筹建采购制度又不够明确 ,加上岛内政治恶斗生态日益恶质,导致责任由海军全扛。拉法叶案或许间接促进了台湾政治改革与法治化,然而海军却蒙受惨重代价──无论是海军苦心累积培育的一批人才 、建设二代海军的壮志与眼光,或者是对外军购势必发生的代理商行为,全部跟着一起牺牲,许多无辜或求好的海军决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遭到污名化 ,导致海军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几乎无所作为,即便几个小规模造舰案(如锦江、光六快艇等)亦因制度过份追求"程序正义",反而导致厂商藉此当武器互告互斗,进而延宕多年 。

追根究底,"强军"已经不是台湾掌权者真正关心的重点;既然已经成为核心利益之争的附属品,自然不必指望能突破一切先天环境或人为制度的难关,这也是军事事务上,台湾对照 中国、韩国的最大差异。

拉法叶案的功过

1.对法军购的期望

综观整段拉法叶成案的历史背景,1980年代与美国断交未久、又被八一七公报狠打一巴掌的台湾,与美国购买武器系统注定受到严重的质量限制 ;因此当对法军购契机打开之后,国防单位与军方高层寄予厚望的,自然大有人在 。法方与美方的作法截然不同,只要买家指名且付得起, 法方厂商就愿意出售,外销产品的规格往往超过法国军方本身自用货色。当时又处美苏全面和解、军火市场不景气的年代,法国各军工厂商急需新订单来度过难关,自然有强大的 动机来设法克服相关政治障碍,出售武器给台湾;在政治方面,如果掌握了对法军购,就能拿来作为对美国的筹码,逼使美国出售更高档次的 武器系统。

当然,以后见之明,法国在几个对台军售案中不仅都出现大笔回扣,而且法制武器的后勤零附件报价普遍高昂(法国军火生产规模不如美国,单位成本较高),其他国家的若干个案也显示法国厂商对客户武器系统的升级速度相对缓慢(反观美国武器系统的软硬体升级就快速得多)。此外,台湾长期以来将 中国作为最大假想敌,因此最不希望本身使用的武器技术被中国获得;相较于美国由于国家政策关系而高度提防军事技术流入中国,法国则完全只顾本身的利益(虽然当时法国愿意出售美国不同意的系统给台湾,但从未承诺不把相同的技术输出给台湾的潜在敌人),即便西方国家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对 中国保持武器禁运,法国为了取得台湾的生意而不惜也对中国进行相关技术简报,乃至于台面下的技术合作。因此,最符合台湾整体战略利益的军购对象,仍然只有美国一个;况且,欧洲国家碍于 中国压力,向来不愿意对台湾军售(这在1990年代中国经济起飞、影响力日强之后更为明显),而台湾当年好不容易建立的对法军购管道也被弊案摧毁,所以未来台湾似乎也只能从美国获得关键性的重大武器系统。

2.蔚山与拉法叶的取舍

就船舰本身而言,蔚山舰帐面上虽为韩国货色,然而主机与许多主战装备来自于美国或义大利、荷兰、西德等欧洲国家,出口许可能潜在诸多隐忧; 此外,此一韩国造舰产业草创时期的处女作,给予海军的信心自然有所疑问。例如,蔚山舰的76mm快炮并未设置在舰首主甲板上,而安装于 船艛前方一个高出主甲板的平台上,不免让人怀疑当时韩国造舰技术无法处理大面积甲板结构承受主炮发射应力的问题,只好将76mm快炮设置在高起的位置, 如此势将增高舰体重心,在海象恶劣的台湾海峡便十分不利。反观法方主动向台湾推销其最新型设计,甫获得法国海军采用, 不仅在生存设计上吸取福岛战争经验,更是舰艇匿踪技术的先驱之一,加上许多作为反潜载台的良好特质,其"卖相"自然远远高于蔚山舰。更重要的是,,购买拉法叶舰更是中华民国海军第一次能获得先进拖曳阵列声纳的机会,这是当时海军梦寐以求的反潜装备(同时期向美国申购AN/SQR-18拖曳阵列声纳则遭到拒绝),如此才能拥有堪用的现代化反潜侦测能力。

 当年如果引进蔚山舰这种韩国造舰不成熟的早期作品,万一前几艘发现重大结构或系统缺陷 ,此案照样会沦为一个烫手山芋;甚至由于尔后韩国与中国建交,蔚山舰的后续执行或修改能否顺利执行,恐怕是个未知数 。更何况,只要由同一批意图贪污牟利的政客与军官主事,蔚山舰同样也难逃弊案的阴影;事实上,监院调查拉法叶弊案时, 曾发现当初现代船厂对蔚山舰净载台(不含何武装、感测系统与声纳)的报价是每艘78亿台币,然而这个数字实际上相当于当时蔚山级的完整价格 ;虽然台湾方面打算大幅变更蔚山级的设计 (详见台湾采购蔚山舰事略一文),可能是价格大幅攀高的原因,然而相关设计变更与价目在当时军方的提报文件中都语焉不详,和拉法叶的情况如出一辙,可供有心政客或军官牟利的涨价名目亦不在少数。 总之,调查方向若成为"由蔚山级转变为拉法叶是个错误",则完全是方向错误;即便仍维持原议购买蔚山舰,意图牟利者依旧能利用机会捞取大笔油水。 无论是当时身为法国最新型军舰的拉法叶舰本身,或者是打开对法军购管道的整体后续效益,对于当时军政高层,都具有极大的 诱因,这一切显然绝非十几年后一干监察院特调小组所能考量。

3.拉法叶带来的军购、对外经贸升温

然而对法军购的路子依旧艰难,日后为了突破一连串政治障碍(表面上主要来自于中国,实际上当时美国对台湾转向法国军购亦十分不满),台湾必需付出"额外" 的"必要花费",而增加这些打通关节的花费,海总相关承办参谋便需要做出监察院所指的"节节浮报、配合法方涨价"的事情; 至于海总内部修改光华二号相关规格文件、由韩转法,也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可以视为"权宜变通",当然亦可以当成"程序粗糙可议"; 就当时国家利益的标准,这些都是"必要措施",否则就拉倒不用买了。

台湾买到拉法叶,也建构了一个对法军的"通路",日后又买进60架当时法国 最新规格的幻象-2000-5战机以及法国首度外销的新型MICA空对空飞弹,此举终于促使美国出售台湾长年争取却始终无法如愿的F-16战机, 并在1990年代初期对台采取较宽松的军售政策,包括空军E-2T空中预警机、陆军AH-1W攻击直升机与OH-58D战搜直升机、海军鱼叉反舰飞弹与诺克斯级反潜巡防舰 等军售/租借案,都在此一时期完成,无论是层级或质量规模都超乎以往。

 除了军事部分之外,台湾从采购拉法叶舰而建立的对法关系网路,也使台法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包括台湾在法国的地位上升到与加拿大魁北克同级 、法国承诺支持台湾加入GATT、马特拉公司承包台北捷运木栅线、长荣航空获得直飞巴黎的航权。 叶昌桐上将回忆时不禁感叹"要不是后人关闭台法军售管道,说不定台湾早就从法国取得柴电潜舰了"。 日后遭起诉的雷学明,在拉法叶案背后显然存在"重大弊端"的情况下,在法庭上依旧坚持"选择拉法叶绝非弊案",背后的道理值得深思。 总而言之,当时台湾向法国购得拉法叶舰,有许多重要的意义与后续影响。

4.弊案的揭发、由威权过渡到开放

然而,包含拉法叶在内,一系列1980年代、90年代初期的军购案, 其决策流程或选择商源,都不符合现代法治观念下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背后也有军火厂商与军方内部势力结合、相互较劲的明显痕迹; 由于当时台湾尚未解严,整个国家政府与军队机器都还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相关决策都不是透过公开透明的机制,乃至于私相授受、公器私用, 许多时候以伦理、人情乃至私人利害挂帅,因此上述现象并不足为奇 ;而放眼全球,军品采购这行的生态皆如此,更不用提台湾特殊的国际外交环境,可行的选项与方式大为减少,以致于更没有与厂商、 代理商讨价还价的筹码。上述在当时大环境下必然产生的现象,从另一个角度观之,叫做徇私舞弊、利益输送、贪赃枉法,对于1990年代 逐渐从威权过渡为自由民主开放社会、逐步以法治取代威权的台湾而言,是绝不允许的。

拉法叶、幻象机、MICA飞弹等重大军购案背后的钜额佣金,无庸置疑地加遽了台湾的财政负担,使得1990年代国库与国防预算开始短缺,例如1990年代初期海军执行的先进战系案(ACS)夭折,经费不足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尹清枫的丧命以及军方明显的隐瞒动作,更让拉法叶背后的秘密, 成为不容搪塞的国家级公案。上述相关事实,也被昔日党外人士组成的民进党视为"国民党腐败威权体制"的具体现象。当2000年民进党 获得政权之后,拉法叶案就成为新政府向昔日政权"追讨公道"、"还真相"的主要标的之一。

5.特调小组侦办的盲点

经过数年轰轰烈烈的侦办,监察院起诉了雷学明等至今找不到确实参与行贿证据的前海总承办业务军官, 以及人在国外的汪传浦一家,再者就是尹案后迅速遭到收押、至今始终不肯吐露实情的郭力恒。显然地,至今遭监院起诉且人在台湾者,都不是筹画拉法叶弊案的核心人物 ,没有证据显示主要佣金会回流到这些人的口袋。就连2001年的监察院报告本身都有过度自由心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嫌疑 ,从违反程序正义、浮报预算到节节涨价等各项指控,都没有考量当时各项决策演进的背景环境与前因后果, 全部依照法条文字比对;即便是有条有目的价格,监院也是纯粹从法方历次报价项目与海军历次修订的投资纲要"对号入座",从中吹毛求疵找 漏洞,进而主观地推定相关涉案人员的"动机"、指控其"失职失当"之处,甚至引用法方追查的佣金规模,迳自比照海总编列预算中 被监院认定"浮报"的部分,而不待任何实际证据。

诚然,就个别疑点,监院的质疑与引证似乎言之有理,而监院也可以查明当时海军一切"未依程序办事"、"先射箭后画靶"、"没有对价格严格把关、浪费公帑" 的"表象";然而,监院却不会考量在这些"事实"的背后,是当时台湾面临艰困军购环境与外交处境(军购契机稍纵即逝,没有条件在程序上吹毛求疵) ,以及海军对拉法叶这样先进军舰的渴望(相较于蔚山舰);基于这些特殊的政治困境,当时军方将此案核定为"极机密",经批准免送投资审查会审议,以争取建案时效, 因此相关人员不可能照章行事 ,留下必要的文件记录。然而,日后监察院 却以"程序正义"的名义,无视于当时的背景环境,不将"排除万难、购舰成事"当作首要之务,并以一般"开放市场"的标准来衡量特殊而封闭的军火市场,对于相关承办人员的作为任意诠释定罪,将所有疑点都"想像"成相关承办经手人员意图牟利。

如要证明海军相关人员配合法方佣金需求而哄抬价格 ,甚至本身亦涉嫌贪污,就需要"具体事证",至今这方面仍是空白;如要证明相关人员"专业职能不足、被法国任意抬价而无力把关", 则相关认定标准仍大有争议 ,因为康定级相较于原装拉法叶级明显有许多规格变更,这些都需要相当的成本,在封闭的军火市场里也不见得有绝对客观公平的比价标准,不能单凭詹氏年鉴一个粗略空泛且计算条件不详的成本数字,与台湾购舰各项细目家总的实际支出比较;更遑论以当时台湾面临的政治情势,是否真有太多向法方"讨价还价"的空间。如此的监院调查报告,或许有很周详的例证与质疑,然而作为起诉定罪,则相关事证还差得远,许多推理过程根本大有问题。

依照2010年6月25日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对第一波起诉的海总四名军官做出无罪判决的理由,充分显示了先前监院特调小组侦办与起诉方向的盲点与失焦,以下便简单整理:

1.在当年光华二号经手建案经手期间, 被起诉的雷学明等海军武获室军官只负责采购的中间过程,根本不涉及购舰案各项决策本身;他们只遵照参谋本部等上级做成的既定决策(包括 购舰选择、购买方式与船段组合等),分别订定底价、执行议价、议约、洽谈等细项工作,在议约过程中具体声明不得有代理商介入与安排佣金,并在合约中明定排佣条款,并没有违反"兵力整建目标及采购五原则、国防部禁止代理商"规定的政策。随着整个购案逐渐具体,每个阶段的需求变更或项目增加,都会影响到最终输出的整体价格。因此,事前纸面的粗略估价与最后考虑所有项目环节的"最终价格",根本不能也不应该相提并论。

/2.由于当时国际环境的艰难,为了保持机密与争取时效,当时拉法叶案已被上级核定为"极机密",经批准免送投资审查会审议,因此多年后监院以此认定雷学明等五人蓄意规避投资审审会审议、违反程序行为,与事实完全不符。经调查后,这五人以舰管室名义制作分析报告,并将投资纲要计划送交会计划署在内的单位,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存在不法,或者故意登载不实的资料。况且,最后审核单位是国防部联参,如认定方法 方报价确有问题,也可由国防部承办联参提出审核意见,要求雷学明等人遵循办理;然而,当时国防部承办联参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故先前监院以一份非最终购买方式的报价资料 (1989年10月6日的法方报价)作为计算基准,主张方法报价不当,进而断定雷学明等人隐瞒、纵容法方涨价,完全没有道理。

3.关于特调小组指控雷学明等人以浮报价款、利用汇率变化来混淆数据等手法哄抬价格,主动为法方创造利益,台北地方法院最后认定其中仅涉及少部分数据计算以及登载疏失,不能据此认定被告回护法方。雷学明等人在 制作光华二号报价计划资料时,均已经载明所采的汇率基准,送交真正负责汇率换算与变化的国防部主计局时,该局亦未就汇率数据提出意见;综观五人记载法方历次报价的法郎金额 以及依特定汇率换算后的新台币价格,过程没有任何监院所谓"刻意混淆"、"隐瞒"、"浮编"的具体事证。

4.关于特调小组指控雷学明等人任凭法方涨价、向上级隐瞒涨价等指控,导致最后购舰价格增加新台币200多亿新台币,合议亭法官则认为,雷学明等人没有会计背景,也不负责最终会计审核;虽然他们必须评估价格是否合理,但最后负责审计的则是国防部承办联参单位。如果国防部联参在审核之后认定法国报价有问题,也能提出意见,不能据此认定雷学明等人袒护法方涨价。当时雷学明等人 曾数度要求法方提出报价分析资料,而法方在1990与1991年两度提出报价说明资料后,雷学明等人便将法方资料呈报国防部,并说明两次报价的差异,并没有任由法方报价 并配合的情形。因此,不能仅因光二计划中若干数据计算有错误,就认定雷学明等人故意隐瞒价格。

5.关于特调小组指控雷学明等舰管室人员在1990年1月法方取消输出许可之后,刻意忽略其他厂商提案以图利法方的指控,合议庭 也表示这与事实不符。当时法国取消输出许可之后,舰管室立刻与"K"方(代号)人员接洽,并向国防部报价。更何况如前文所述,当时其他备案同样有重要次系统输出许可的问题。

6.作为小结,台北地方法院在一审判决中指出,当年海军购买法国拉法叶舰,国际政治环境十分艰难,客观环境上就是台湾军购任由卖方主宰。雷学明等被告在购舰来源有限 、难以获得充分资料的情况下,遵照海总上级(因应国际情势或掌握难得契机)的指示速行办理建案,购舰预算调高,虽然难免疏误,但也没有刻意违法的具体事证。

显而易见的,监院特调小组将矛头指向第一波起诉中几位海军中阶军官,历经十年缠讼、耗费大量资源,换来的却只是侦办失焦,其侦办的逻辑与方法都十分可议 ,而为了贯彻陈水扁政府意志而成为政治斗争武器的痕迹,却至为明显;而台湾方面真正在拉法叶等军购弊案幕后运筹帷幄、享受丰厚利益并策划杀害尹清枫的灵魂人物──无论是当时的党、政、军高层──依旧逍遥法外,从未浮上台面。

6.政治炒作

在陈水扁政府时代,每逢重大选举,拉法叶案相关消息就会再度见报,例如用来攻击郝柏村,泛蓝因而质疑泛绿只想利用 拉法叶案作为选举文宣材料。实际上,即便监院尽一切努力,恐怕还是很难查出整个拉法叶案的幕后集团与 脉络,因为法方大量相关资料都被列为国防机密,这也导致法方的调查远比台湾更不顺利,最后不了了之。

在这段期间,虽然台湾社会政治背景的有形法律制度与无形的价值观都急遽转变,但法国对"国家利益" 的认定仍旧不动如山,台湾面临的外交、军购背景环境与军火市场生态更是一切照旧,以致于仅台湾空有口头上高喊 "办到动摇国本"的劲,却没有对应的能力。对台湾而言,追查拉法叶弊案与尹清枫命案,与过去国民党威权体制过渡到真正的民主法治, 有许多正面的意义,台湾的民主政体也"理当"朝此方向来发展。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一个根本因素在过去 被国民党政权垄断的核心价值与利益体系,如今成为蓝绿公平较劲争取的局面,而这种斗争也成为 近年来台湾社会、政治的核心议题;相形之下,军方在台湾长期外交困境中建军备战,便成为依附蓝绿 政治斗争的次要议题。于是乎民进党政府为了追求他们认定的正义,拉法叶案时空环境的背景因素便不再重要, 犯罪事实的"认定"与"定罪"才是要务。近年纵使台湾外在环境困难依旧,然而在面临外在挑战之前,国军各项建军事务就已经 被台湾内部的斗争给陷死,在在印证了今昔价值体系的根本不同;过去采购拉法叶时代想尽办法达成任务、 钱与手段不是问题的时代已经终结,如今相关承办单位首先必需力求程序的绝对正义及豪无瑕疵,以免触犯政坛的 利益,而在下一波政治斗争清算中遭殃──至于是否成事,品质的优劣,都不是首要之务。

2002年3月监院特调小组报告不仅针对拉法叶案涨价、海军隐瞒尹清枫案情事证等与弊案、命案相关的议题,连带也抨击了军方决策层面"由韩转法不符合当时海军作战需求"(对此,此报告大篇幅地归咎于郝柏村,有"欺瞒总统"、"侵犯统帅权"之实);然而极其讽刺的是,1988年11月14日立院预算委员会审查海军二代舰预算时,包含 日后成为监院特调小组召集人的康宁祥、张俊雄和许荣淑 在内的民进党立委,都极力反对当时海军推动的蔚山舰,理由包括舆情观感不佳以及日益疏远的台韩关系等;在1996年5月9日,康宁祥更曾向媒体澄清"外传我国向法国采购的拉法叶巡防舰是阳春舰,绝非事实"、"我国所采购的拉法叶舰装备,甚至较法国国防部新采购完成的同型舰还先进"。以上事实充分反应台湾 政坛"换了位置就换脑袋、政治正确优先"的常态,客观环境需求与专业只能让位。

由高检署第一波起诉矛头完全指向几位舰管室中间承办经手军官,为了求具体起诉而草率粗暴行事,起诉内容几乎全部根据片面事实"对号入座"而非"证据主义",足以印证陈水扁政府宣示不惜"办到动摇国本"的 "民进党版"拉法叶案弊案调查,虽然让这个案子重见天日的功绩不可抹煞,最后也促成佣金仲裁的胜利,但到头来无法掩饰此案最终被 陈水扁政府作为"业绩"的原始本质, 并且成为民进党遂行政治斗争与选举文宣的武器,而不是以还原真相、讨回公道作为出发点。

7.2008年链震案:今昔对照

在2008年2月,台湾媒体披露行政院与国防部正在筹组一个名为"链震"(Taiwan Goal)的公司(此公司的筹组早在2007年展开), 主旨是统合台湾内部所有对外军品采购、销售事宜,包括整合对外重大军品采购案的工业互惠合作事项,类似的组织机构在欧美国家已经屡见不鲜,例如前文提到的法国SOFMA。 然而,由于链震公司牵涉利益庞大,相关机能与军备局重叠(即有架空后者的嫌疑),且完全规避了国会的审查,加上主事的几位政务官员与国防部 将领都是所谓的扁系人马,时值台湾总统大选前夕,立刻在政坛引发一阵风暴;而眼见苗头不对的 国防部只好立刻踩煞车。

有趣的是,筹组"链震"公司的,就是八年前宣示"办拉法叶案不惜动摇国本" 的陈水扁政府,而链震公司的业务,正好就是拉法叶案中屡遭挞伐的军火进出口事宜;而链震使军火交易规避监督审查, 也是当年拉法叶等军购弊案履被批评之处。更有趣的是,当时随即传出链震公司的重要工作,除了几个稍早进行的对美航空机采购案 (UH-60、AH-64D直升机与P-3C反潜机)之外,就是要重新启动因为拉法叶案而被阻断的对法军购管道; 前文所述近年法国有意出售Aster-15防空飞弹给台湾来装备康定级,就与链震的传闻有关,其他对法军购项目还包括幻象-2000的升级案(亦是当年与汪传浦有关的军购项目,也曾爆发佣金丑闻) 以及新造猎雷舰等。陈水扁政府欲再度向法军购的理由之一,就是当时台美关系因两岸议题而日渐恶化,美国开始冷冻各项对台军售要求, 除了暂缓若干原本正在洽商的采购案(包括前述三个航空机案)之外,甚至连现役装备 零附件也包括在内;因此,台湾政府再度使出购买拉法叶与幻象2000时的手法,意图与法方接触来增加选项与筹码,迫使美国出售F-16C/D战机等武器,只是由于链震案曝光而无法继续进行。 极端讽刺的是,民进党长年来以拉法叶、幻象等军购弊案全力攻击"贪腐的国民党",本身主政之后,似乎也不得不与现实世界里军火买卖这行的生态妥协 ,做出许多与昔日国民党政权本质相似的事情。只不过, 对于向来主打追查拉法叶弊案的民进党,国民党岂能容许它自己也来设置一个架空现有体制且超乎监督机制之外的军购单位(主要差别在于将过去埋藏于幕后的种种事务公开合法化), 而且与当年国民党相似地在军购体系中大量安插自身亲信享受钜额利益?

撇开泛蓝政党指控链震公司是扁系人马意图垄断台湾军火进出口、牟取暴利的指控,单就军方建军备战、整合国内军工资源与产业而言,成立链震统筹军火交易管道 ,具有许多正面而良好的立意,甚至可以在国际外交战略与对美军购等议题上获得更多有利筹码。平心而论,以台湾先天不利的外交背景环境,民间性质的链震所能展现的效能与着力点,显然比官方的军备局更为实际 ;换种更露骨的说法,"链震"以民营背景来摆脱现今台湾窒碍难行、碍手碍脚的军购监察机制,许多事关敏感的重大军购恐怕才有搞头。 然而如同前述,军方建军备战的立场与利益,早已成为政党政治核心利益之中的附属品, 以及在政争中"弃车保帅"的牺牲品,而链震违反了最根本的"政治正确",自然是罪不容赦;至于以台湾的外交处境, 重大军购欲"开大门、走大路"是否容易成事,一点也不重要。

在政争挂帅的环境下,台湾三军在2000年代走得一路艰辛,多数建军案动辄因为各路人马较劲或政党相争而 受阻,影响建军备战。值得玩味的是,在2000年代屡屡以"程序正义"阻挠封杀军购案的,是昔日因拉法叶等军购弊案而被泛绿大 力挞伐的泛蓝国会党团;以往以"改革者"自居的民进党政府,此时主客易位,成为"军购程序蛮横粗暴、吃像难看"的箭靶 。陈水扁政府的许多主要人物,都是追查先前国民党时代军购弊案的主力,过程中虽然揭露了不少长年以来的黑幕,并让台湾政治法治体系步上"常轨", 然而也彻底摧毁了从蒋经国时代开始布建的对欧洲军购管道,随后两党的互动模式更开启了蓝绿无穷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往后向来主打追究弊案的 民进党政府,欲进行军购,或者透过"链震"等"有争议"的方式重新建立先前一手摧毁的对法军购管道时,反倒被昔日与"军购弊案"纠缠不清、民进党口中"贪赃枉法" 的国民党,打着"正义、法理"的大旗给屡屡阻挠破坏,几个民进党时代设局的军购建置案也被揪出大量"舞弊嫌疑"。 军方在政治斗争中动辄得咎,几位担任国防部长的军方将领在政争之下都成为牺牲品,轻则屡遭羞辱,重则去职。 以某方面的角度,这是国军与台湾的不幸──当然,这一切也可以视为大快人心的"报应"。

小结

在预审法官任内曾以调查包含拉法叶弊案在内的法国各国家级弊案闻名、在2005年7月26日因癌症过世的前 前法国参议员庄比圣(Thierry Jean-Pierre),在他的著作台湾-巴黎连线──拉法叶舰弊案始末 (Taiwan Connection—Scandales et meurtres au Coeur de la Republique)中,痛批法国这个老牌民主国家为了 当权集团利益(美其名是国家利益),不遗余力地动用公权力粉饰太平、掩盖诸多丑恶的行径,并赞扬台湾这个民主后进对于真相与 正义公理的坚持执着。只是经过许多年再回头来看,台湾也不过是演变成两大意识型态集团争权夺利的零和竞争, 包含拉法叶案在内的各项敏感事务只是双方用以斗争的利用议题, 其本质与法国并无二致,都以赤裸裸的利益为最高优先。

而台法双方最大的差别,仅在于不计代价捍卫的利益不同, 在法国,当局将拉法叶弊案相关机密视为"不可外扬的家丑",不顾一切遮掩的丑态显露无遗,显示法国对海外军售利益的重视;而台湾则将相关类似 议题当作可以重伤政敌的法宝,目的是作为捍卫"台湾式"政坛核心利益的工具,自然是藏不住太多秘密──显然地,突破外交困境购买武器建军备战本身, 在现今台湾的利益价值体系中,既不重要也不值钱;过去被诟病的"徇私舞弊",今日只不过是在罔顾专业的制度之下,披着"程序合法"的外皮继续大行其道。而在政坛如此地长年教育、灌输之下, 台湾普罗大众早已习惯使用岛内意识型态斗争的二分法简化逻辑与自我中心思维, 加上"视一切为理所当然"、"地摊货价格享受百货服务"的价值观念,来对待高度专业而封闭、带有浓厚国际外 交现实的专业军事事务,自然无从理性而严肃地看待台湾面对的国际现实环境与战略路线困境;许多不可抗的现实因素, 乃至于体制大环境的制约,在台湾人被政坛斗争灌输的"政治正确至上" 原则之下,"一定"、"必需"要有将责任推给特定个人或团体,才符合所谓的"社会公理";然而, 真正的真相与正义仍远在天边。

另一有趣的对比在于,法国当局粉饰太平的过丑陋程中,的确守住了国家的利益, 至今Thales集团(前Thomson集团)与DCNI在国际市场上的造舰业绩依旧亮眼,没有被台湾拉法叶案毁了招牌; 然而在台湾,"国家利益"倒是经常被放在其次 (就这点而言,庄比圣倒是所言不假),今日台湾政治当局者经常"必须"或"被迫",将党派立场放在第一,国防部与军方等执行单位 也不得不扛起其他行政单位的连带责任与压力,为了保护上级或自保而挣扎应对,再也不能忠于本身的专业功能,以国家战略的层次对待各项重要事务。 显然地,庄比圣太看得起台湾了。

结语:最大的受害者

总结以上,光华二号的贪污舞弊,问题只在于金额大小以及台法双方共犯结构,"贪污贿赂"的事实是肯定的;然而, 海军以把握对法军购的契机(在政治困境之下)、购入先进军舰为优先目标,而监察院却完全着眼于建案、预算是否合乎程序,以及对"钱"的管制是否完全符合规范; 这恐怕才是拉法叶"购舰案"本质上的最大的症结,更是近年台湾日形僵化的官僚监察体制的鲜明注解(对照于美国"化暗为明"的政治献金管道)。 问题的真正本质是:在台湾特殊政治环境下,为了向国外获得先进武器系统建军备战,究竟哪些"旁门左道"应该被接受为"必要的成本"? 相关监察体制与原则应该容忍到何种程度?至今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在一连串弊案(猎雷舰、海测舰到拉法叶舰)的戕害之下,对台湾海军构成了严重而影响深远的伤害。

在弊案的阴影之下,海军在1990年代几乎完全没有任何重大建军规划,并因为这些人祸而丧失许多宝贵的研发整合及专案管理能量。对于海军而言,最惨重的有形损失可说是从忠义计划开始培养的那批专业军官、人才的折损与流失,无形的损失则是弊案之后的蹈光养晦、疗伤止痛让海军1980年代打造二代海军时的气魄与 眼光被 摧折殆尽。在可预见的未来,台湾海军再也不会拥有如1980年代般大规模积极规划建军的能力与活力,从2000年代海军争取向美国购买潜舰时,不仅本身一直无法提出具体的技术架构与需求,政府与军方更指名采用美国军购管道(FMS),把全案执行的主导权交给美国国防部与海军,在在反应 台湾军方今日的专案规划 与执行能力已经远远不如当年那个"国舰国造"喊得震天价响的黄金时代。 光华二号的转折被批评为"没有一套正式的净评估机制"的后果,然而当时的海军至少拥有主导、执行每个建军专案的能力,而在弊案与精实案之后的海军就连这种能力都大不如前。 总之,台湾获得了拉法叶军舰,缠讼多年后也要回了当年的佣金,海军却丧失了继续迈步前进的气魄、能力与内外条件;在这过程中,台湾不只付出了昂贵的学费,更蒙受非常严重、且可能是永久性的深层损害。

 

注1:1980年代初期台湾与荷兰接触洽商购买潜舰,完全是因缘际会下荷兰方面主动推销所致,而非透过所谓"公开招标"的程序。当时身为海军副总司令的刘和谦在蒋经国总统面前力陈潜舰之必要性之后,便全权扛下整个案子。荷兰政府同意出售潜舰的交换条件包括更多的商业采购,当时中华民国政府也无条件配合;尔后负责承造潜舰的荷兰船厂濒临倒闭,要求台湾提前付款,刘和谦更几乎是以官阶和项上人头作为担保,冒着被倒帐的风险照办。以今日台湾僵化的官僚体制,这些作为早已构成"未依程序行事"、"图利特定厂商"与"非法挪用公款",当年刘和谦也被部分党外立委绘声绘影地指控收受佣金;然而若不是刘和谦等主事者一肩扛起、蒋经国总统的背书支持,抓紧良机,并冒险提前汇款,台湾根本不可能拥有这唯二的两艘现代化潜舰。如果今日业已"法治化"台湾,如果还有人胆敢仿效当年刘和谦等的作风,绝对是违规又违法,无异于自寻死路;这种不但不给予支持、还随时见缝插针背后捅刀的 环境,根本不值得纯粹因一腔热血理想而主动赔上个人毕生的前程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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