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1日星期五

本是同根生――“8.31”一周年的反思

【明报专讯】去年8月31日,人大常委会对香港2017年普选作出决定,揭开了建制与泛民阵营两方的"占领中环"、"反占中"、"袋住先"等一系列大型政治动员的序幕。一时间,香港街头、办公室、学校及家庭里泾渭分明、同室操戈。那些试图促成中港沟通的中间方案,均视为"投共"的表现,而对占领区内的学生抱同情态度、希望中央政府予以包容的人,也无异于捣动乱局的反对派。左右之间的内部斗争,为香港社会蒙上政治阴霾。

风雨过后,我们应该深入思考香港将何去何从。政改表决前的最后阶段,多项民意调查均显示,"8.31决定"框架下通过政改的支持和反对声音各占三至四成。显然,两大阵营并没有如期获得多数市民支持,前期的政治动员充其量只是巩固已有的支持者而已。激进的政治运动过后,香港社会变得高度政治化。市民政治意识觉醒,催生了两股将可能左右香港政治生态的力量。

两股兴起中的政治力量

第一股兴起的政治力量,是对现有政治体制抱有怀疑态度的犬儒主义者。犬儒派不乏商界和专业人士,他们对政治抱有观望态度,不希望中央或泛民主派任何一方获压倒性优势。去年政改争议中,左右两股力量之间相互抹黑,加深了这批市民对政治的厌恶和不齿,令他们对现有的中港政府、一国两制、政治体制、政党政治的信心有所保留。犬儒派钟好于意见温和的中间政党,但近年来,由于各大政党纲领走两极化,中间政党在议会中一度衰落,致使犬儒派投票无门。如早期走中间路线的公民党便因其定位不清而导致议席萎缩,最后只能以走得比民主党更激进得以自保。基于中间派萎缩的政治现实,犬儒主义者只好以选票来平衡左右势力。

犬儒派的涌现是激烈政治运动后必然的钟摆效应,也是两大阵营无力解决香港政经结构性问题的后果。笔者预期,对政治抱有怀疑态度的犬儒主义市民将占四成左右,成为建制、泛民以外第三种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犬儒主义者支持维持现有《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下中港"各自为政"的政治主张,不希望中央过度自上而下插手香港政治,也不同意以香港为中心推动内地民主化的民主回归论,而激烈的港独立场更是他们有所避讳的。

对于有别于传统建制、泛民二分法的新政治主张和政圈新面貌,更容易获得犬儒主义者的青睐。如此一来,中央对港部门筑建多年的本地政治渠道,由于这些犬儒主义者支持的新政治力量诞生而将失去原有作用。而传统建制、泛民势力对新势力的打击,也只会突显既有政党的保守、落后一面。至于新政治势力的冲击将对现有政治秩序产生哪些正面及负面影响,则有待区议会及立法会选举后揭晓。

第二股兴起力量是本土主义者,与推崇民主回归论的上代民主派不同,本土派崇尚以香港为中心重构政治未来想像。本土立场支持者虽然现时占不多于两成市民,但其支持者年龄层集中为90后的新生代。虽然本土派至今都无法指出如何通过"本土"来打破新自由主义下香港政经窘局,不过并不可因此忽视其潜在的影响力。因为,当内地经济大势转淡连带本港经济下滑,利益分配结构被财阀操控的根本矛盾再成为争议中心,或是中央政府采取一改前辙的方针,意图将国家权威凌驾于本地民意时,本土派恐怕会迎来春天。

回眸那段非政治化的香江史

当下是香港历史上最为政治化的时代。自开埠以来,香港一直就以经济城市著称。纵使内地几经政治风潮,但殖民地时代的香港却鲜有经历政治风潮洗礼。基于英国统治需要,香港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更是从来就不以培育政治家和管治人才为目标的。上一代的香港精英人才,基本是活在太平盛世下的商人或专业人士,对所谓权术、政治伦理只闻其言而不懂其义。香港回归前长期政治社会稳定并非靠高明权术,而是依赖当权者与财阀之间合流共治,利益均�。

为了能顺利过渡,维护香港的稳定繁荣,原有的利益结构最大限度维持下来,成为市民诟病的贫富悬殊的深层次原因。虽然香港政经结构错位问题一时未能调整,但是回归以来中央一直以积极行动试图止痛。先是在特区政府民望低谷时接受特首辞职,其后又推出CEPA和自由行政策振兴香港经济,甚至于2007年承诺可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并没有因亚洲金融风暴、非典危机而下跌,相反,市民对中央信任度以及对中国人的身分认同比例也逐年增加。这些都有赖于中央在香港陷入管治危机时果断作出适切决策,让香港市民感受到中央与普罗大众乃是同心同德的。

然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中央与泛民力量趋于失衡,中央对港部门也不如昔日般韬光养晦。为了提高政治博弈中讨价还价的能力,泛民只好选择触碰雷区,提出以政制改革抵抗中共等说法,政治改革因而被视为泛民意图夺权的幌子。这种敌对状态非一日之寒,只是双方早年自觉将明争暗斗约束在议会、选举、传媒、公民社会组织之内而已。

摒弃敌我思维 重建中央地方新关系

近20年来香港政治的豆萁相煎,俨然已蹉跎一整代人的岁月。中港关系无疑已陷入低潮,如今中央与泛民主派双方都应该抛开以往政治斗争的思维,亮出政治家的气魄和宽容,重新筑构中港良性互动关系。

对于市民和学生因对未来不确定性感到忧虑而自发地参与政治运动,在全球皆有先例可循,中央政府应予以理解和包容。政府的角色是坚守社会公义,并带领群众走向安居乐业的未来。如果不分皂白,贸然将任何社会运动参与者都简化为政敌,甚至夸大外国势力从中作梗的效应,恐怕会引起本无此意的市民误会,认为中央政府无法体恤民情。

中央政府如何处理好与另一种社会制度中地方政治力量的关系,本来就是一国两制独有的课题。香港市民高度认同祖国尚需时日,但一国两制终究还是要朝着良好方向发展。如果说,近日港澳办冯副主任与民主党的会面是重大决定前的投石问路,那么中央政府应藉此一改前辙、放下成见,无论市民属哪个阵营的支持者,终归还是中国公民,其意见理应同样获得尊重、理解和接纳,不应受到排挤。

政改争议一役过后,泛民政党和其支持者亦应澄思寂虑,寻求对香港未来具有建设性的出路。泛民政党应谴责那些不断以煽动恐共情绪来获取市民选票的政党。作为年轻一代,笔者体会到,新生代与民主派的前辈截然不同。很多青年一代对内地感到陌生,不关心中国的体制、民情及人文关怀,对中国崛起也感到恐惧。本土派的年轻支持者拒绝参与六四集会,不少学生组织的参选政纲中与中国政情相关部分愈来愈少。在某些年轻人眼中,只要稍与国内有联系,甚至会被指摘为投共分子。年轻人的这种停留在1980年代的冷战式思维,恐怕对于民主派的前辈来说,相信并非是喜闻乐见之事。

作者林朝晖是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研究员、学联前副秘书长,

吴舒景是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研究员、企业谘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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